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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的诗是在与诗圣杜甫隔空对话；也有人说，他的诗是在为杜甫立传画像；还有人说，他的诗构建了自己的诗歌地理学，他就是“诗歌的福尔摩斯”。从《金沙物语》到《草堂物语》，他把文物翻译成诗歌，又把诗歌撰写为传记，集灵动之形式与深厚之内涵于一诗，可谓出奇制胜，韵味隽永。这个人，就是居于四川成都的先锋诗人——彭志强。
自《草堂物语》出版以来，提彭志强者，莫不言杜甫。《草堂物语》的创作初衷实际上就是“用诗歌给杜甫画一幅肖像画，其实就是给诗圣立传。” 立传本应力求真实、客观，甚至绝对，然而，彭志强以抒情为主的诗歌体裁，已经注定了作者主观情感的强力渗透实为不可避免。静而思之，究竟是什么让这位现世诗人对千年以前的诗圣叩首膜拜？除却千古绵延下来的崇敬之意，难道再无其他？
“纸上神交”与“知音”，或许是最好的回答，却也可能是最偷懒的回答。
实际上，与杜甫的灵魂相交，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诗人与诗圣相似的文化身份与情感体验。与客居成都的杜甫一样，彭志强也是异乡人。出生于四川南充的他，即使在成都已生活近二十载，也依然在诗歌中真情流露着自己绵延不绝的乡愁与摇曳破碎的梦想。“异乡”、“异乡人”、“乡愁”、“故乡”及与之相关的“童年”、“往事”、“亲人”、“家书”等词汇在彭志强的诗歌中频频出现，或集中，或交替，皆以繁复的思绪展现出一位现代诗人在“草堂”这一文化故居所感悟到的蛛丝马迹：孤独、忧伤、哀愁、落寞、沉痛、悲愤、宁静以及昂首向前的倔强、勇敢等。他的诗歌，不仅对杜甫的情感波澜感同身受，更把自身的人生体悟娓娓道来，而后者，其实才是最具独特性与生命力的一点。从这个方面来讲，彭志强的传记诗歌实际上就是文化异乡人寻根之旅的精神刻录。
1.寻根之因：都市怀乡病的诗意栖居
自古以来，异乡写作难免陷入怀乡情结，尤其是在进入现代化都市社会以后，以沈从文的都市怀乡病为代表的异乡情结在无数文人那里实则具有一定的精神共通性，诸如邱华栋这样的小说家，不也在城市中发掘出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雷同化、异质化与步步逼近的精神危机吗？从这个角度而言，彭志强的异乡写作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沈从文都市怀乡病的精神窠臼。
“高跟鞋”、“雾霾”、“铜眼”、“高楼”、“高速公路”等代表着现代物质文明的意象的出现，实际上映射了时代焦虑下物欲追求与灵魂修行的剧烈冲突。千年以前，兼济天下而不得的杜甫化身为“在茅前屋后佝偻身躯种药的人”（《秋风破》）、“栽树的僧”（《桃花园》），以诗济世，指点江山，以诗慰己，踽踽修行。草堂茅屋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杜甫为大唐及后世开出的疗神处方。松树、楠树、榆树，树树有禅意；桃花、梨花、杏花，花花道人语，就连“在草堂寺闭关修行的茅草/默念千年/这个大悲咒/顶天立地”，也“成了佛。”“男女老少/所有的草从此学会了/用风的语言念经。”（《念经的草》）一粒棋子、一口瓷碗、一颗陶珠，不仅蕴含了一代诗圣的日常生活，更于细微处凝固了其怀才不遇、感时忧国的无奈与忧愁。作为一名现代诗人，彭志强的感触不可谓不敏锐，思绪不可谓不沉潜。他观物伤怀，睹物思人，一字一句，一诗一行，都在寻找杜甫留在草堂的身影。他的笔触在杜甫的诗句里辗转，把杜甫的文言绝句化入自己的白话新诗，从浣花溪畔的诗情画意，到窗前含着的西岭之雪，从花径上的落叶衰草，到天空中的大雁白鹭，他移步换景，轻笔勾勒，一不留神，就描绘出一幅今世的苍凉图景。
而这幅图景究竟如何？现代人如“蚂蚁一样奔忙”（《窗生苔》）于图纸之上，究竟是忙得其所，还是碌碌无功？无数人“用虚伪抬高的房价/赌掉青春的数字”（《窗生苔》），物质生活的疯狂追求与精神修养的冷眼漠视形成鲜明的反差。“梦在水与水激烈碰撞之间/悄然破碎/想在指点江山的几行文字/早已慵懒”（《收割月光》），当梦想渐渐被现实中的功名诱惑磨平、碾碎，在新闻纸上讨生活的“我”，也如同一枚被遗弃的棋子，“来时春风浩荡，转身大雪纷飞。”（《围棋子》）在孤独、忧伤与倔强的深处，“记忆里的欢乐只是父亲倒掉的茶叶/我在时光隧道隐去的童年。”（《卷云纹流壶》）然而，童年已逝，如今的亲人们，“不是远离故土/就是屈身于尘土之下”（《石臼》）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溢满纸上。“如果河流和时间都可以回流/我愿意/天天都在田间里/看亲人们/抬起弯腰的稻谷/有说有笑/吃放心的饭/喝清香的水/睡安稳的觉。”（《石臼》）大都市的繁忙、喧嚣、纷争，使童年与故乡成为诗人在现代都市里最深远的精神寄托，可怀想却不可重返。相比之下，杜甫当年种树、种药、种花的草堂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淡泊之志的诗意栖居？一盏白瓷盂所引发的“父亲”的反复感叹（《白瓷盂》），实则象征着现代人与杜甫截然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以“父亲”为代表的现代人，已经愈发物质化、世俗化，人们习惯以实用原则衡量事物的所有价值，对于“人”的精神领地而言，“过去不荒凉，现在才荒凉。”（《白瓷盂》）人们被泥灰沾染的脸面，逐渐转入被香粉粉饰的人生（《粉盒》），是非黑白之间，真假亦难辨。说到底，“每个人都是囚徒/无论在哪里行走/都逃不过秋风/在这个国家下的通缉令”（《国画》）在彭志强的诗行里，精神的贫瘠与灵魂的干瘪，成了无数现代人的自画像。作为一名文化异乡人，他只能将自己的怀乡情节栖息于自己擅长的每一列诗行。
2.寻根之果：文化故乡与心之净土的隐秘追寻
由上可知，对于具有都市怀乡情结的彭志强来说，他与杜甫穿越时空的灵魂对白，与其说是为杜甫立传，不如说是为自己立言。换言之，诗人与诗圣的对话，不仅是走进草堂的心之体悟，亦是走出草堂的切身洞察。在这个意义上，仅将彭志强的诗歌视为是向杜甫致敬无疑是片面的。相似的文化身份与情感体验，使这场对话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共同展现出古今文化人神秘相通的异乡情怀与怀乡情结。这种异乡情结在都市怀乡病的基础上生根发芽，又在文化寻根之上成长开花。
与传统的都市怀乡病不同的是，彭志强已经跳出“乡村——城市”与“古——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是摆脱了“重乡村、怀古代”的情感倾向。他所怀之乡，不仅仅是形而下的现实中的故乡，更是形而上的精神故乡、文化故乡。彭志强曾在诗集《草堂物语》的自序中坦言，“草堂茅屋，是我永远的精神故乡。” 而事实上，如著名诗人凸凹所言，杜甫所居的草堂茅屋，实际上已成了“所有中国人的文化故乡” 。杜甫的诗作与人格，早已以一种决然的姿态屹立于中国文化的巅峰之上。在此，与其说彭志强是在与杜甫对话，不如说他是在与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知己纸上神交。草堂茅屋，不仅是文化故乡的实际载体，更是中国文化人关于精神故乡的寓言符号。在这个意义上，寻根，即是寻草堂。
然而，彭志强的文化寻根又并非止于草堂。与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不同，彭志强作为一名文化异乡人，他的诗作是在现代文明都市中寻找人的精神之源、灵魂之根，而这一“根”不是落在丙崽所居的古老乡村（韩少功《爸爸爸》），也不是落在撈渣的小鲍庄里（王安忆《小鲍庄》），更不是落在王一生的棋盘上（阿城《棋王》），当然，也不是落在杜甫所生活的古代，厚古薄今，而是落在一块青春与精神的“自留地”（《卷云纹流壶》）上。在此，“泥土”作为一种诗歌意象，承载了诗人厚重的精神寄托。如同一朵花，“葬于泥土/不是最坏的归处/至少还有墓碑惦记/漂浮江河/才是另一种遥远的流亡”（《花的住址》）落叶归根，零落成泥，花的归宿又何尝不是人的归宿？地母的胸怀容纳了所有的悲欢离合。“开心失落/躁动/甚至癫狂/一地春泥默默承受/花的悲喜”（《花的悲喜》）即使是“栽树的僧/带着佛门还未彻底祛除的杂念/潜入尘土之下”，也还要“继续修行”（《桃花园》）。无论是生是死，“这个世界，我们和泥土互为亲人。”（《陶珠》）泥土之上，是生的落英缤纷；泥土之下，是死得其所的宁静安然。生死之间，自有一种灵魂的超脱。而这一超脱，其实取决于一扇心门。“在剑门关外/什么门都关不住/包括国门/家门/以及神门/鬼门/每个人那扇心门”（《国画》）家国之乱，神鬼之迷，都无法阻挡每个人最自由的内心。所谓的“自留地”或“泥土”，也许就是指这一片“心”的净土。换言之，彭志强所寻之物，实际上扎根于每个人的心底。因而，当“我并不想一辈子都在异乡/生产辽阔的落寞”时，便带上了“绣在袖口两边的春风，挥手吹掉忧伤。”（《春风挥手吹掉忧伤》）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文化异乡人，彭志强深感现代人的都市病，在普遍的精神贫瘠与灵魂空洞之中，他借助杜甫这一灵魂杠杆与文化载体，将自己的怀乡情结潜藏于诗歌语言之下，深入浅出。而作为一名文化寻根者，彭志强的精神之源、灵魂之根，不仅依附于茅屋草堂这一文化故乡，更深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心的净土，方是魂的来处。诗集《草堂物语》以草堂之物怀古刺今，既为杜甫立传，又为今人立言，韵味之深，难以穷也。
自《草堂物语》出版以来，提彭志强者，莫不言杜甫。《草堂物语》的创作初衷实际上就是“用诗歌给杜甫画一幅肖像画，其实就是给诗圣立传。” 立传本应力求真实、客观，甚至绝对，然而，彭志强以抒情为主的诗歌体裁，已经注定了作者主观情感的强力渗透实为不可避免。静而思之，究竟是什么让这位现世诗人对千年以前的诗圣叩首膜拜？除却千古绵延下来的崇敬之意，难道再无其他？
“纸上神交”与“知音”，或许是最好的回答，却也可能是最偷懒的回答。
实际上，与杜甫的灵魂相交，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诗人与诗圣相似的文化身份与情感体验。与客居成都的杜甫一样，彭志强也是异乡人。出生于四川南充的他，即使在成都已生活近二十载，也依然在诗歌中真情流露着自己绵延不绝的乡愁与摇曳破碎的梦想。“异乡”、“异乡人”、“乡愁”、“故乡”及与之相关的“童年”、“往事”、“亲人”、“家书”等词汇在彭志强的诗歌中频频出现，或集中，或交替，皆以繁复的思绪展现出一位现代诗人在“草堂”这一文化故居所感悟到的蛛丝马迹：孤独、忧伤、哀愁、落寞、沉痛、悲愤、宁静以及昂首向前的倔强、勇敢等。他的诗歌，不仅对杜甫的情感波澜感同身受，更把自身的人生体悟娓娓道来，而后者，其实才是最具独特性与生命力的一点。从这个方面来讲，彭志强的传记诗歌实际上就是文化异乡人寻根之旅的精神刻录。
1.寻根之因：都市怀乡病的诗意栖居
自古以来，异乡写作难免陷入怀乡情结，尤其是在进入现代化都市社会以后，以沈从文的都市怀乡病为代表的异乡情结在无数文人那里实则具有一定的精神共通性，诸如邱华栋这样的小说家，不也在城市中发掘出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雷同化、异质化与步步逼近的精神危机吗？从这个角度而言，彭志强的异乡写作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沈从文都市怀乡病的精神窠臼。
“高跟鞋”、“雾霾”、“铜眼”、“高楼”、“高速公路”等代表着现代物质文明的意象的出现，实际上映射了时代焦虑下物欲追求与灵魂修行的剧烈冲突。千年以前，兼济天下而不得的杜甫化身为“在茅前屋后佝偻身躯种药的人”（《秋风破》）、“栽树的僧”（《桃花园》），以诗济世，指点江山，以诗慰己，踽踽修行。草堂茅屋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杜甫为大唐及后世开出的疗神处方。松树、楠树、榆树，树树有禅意；桃花、梨花、杏花，花花道人语，就连“在草堂寺闭关修行的茅草/默念千年/这个大悲咒/顶天立地”，也“成了佛。”“男女老少/所有的草从此学会了/用风的语言念经。”（《念经的草》）一粒棋子、一口瓷碗、一颗陶珠，不仅蕴含了一代诗圣的日常生活，更于细微处凝固了其怀才不遇、感时忧国的无奈与忧愁。作为一名现代诗人，彭志强的感触不可谓不敏锐，思绪不可谓不沉潜。他观物伤怀，睹物思人，一字一句，一诗一行，都在寻找杜甫留在草堂的身影。他的笔触在杜甫的诗句里辗转，把杜甫的文言绝句化入自己的白话新诗，从浣花溪畔的诗情画意，到窗前含着的西岭之雪，从花径上的落叶衰草，到天空中的大雁白鹭，他移步换景，轻笔勾勒，一不留神，就描绘出一幅今世的苍凉图景。
而这幅图景究竟如何？现代人如“蚂蚁一样奔忙”（《窗生苔》）于图纸之上，究竟是忙得其所，还是碌碌无功？无数人“用虚伪抬高的房价/赌掉青春的数字”（《窗生苔》），物质生活的疯狂追求与精神修养的冷眼漠视形成鲜明的反差。“梦在水与水激烈碰撞之间/悄然破碎/想在指点江山的几行文字/早已慵懒”（《收割月光》），当梦想渐渐被现实中的功名诱惑磨平、碾碎，在新闻纸上讨生活的“我”，也如同一枚被遗弃的棋子，“来时春风浩荡，转身大雪纷飞。”（《围棋子》）在孤独、忧伤与倔强的深处，“记忆里的欢乐只是父亲倒掉的茶叶/我在时光隧道隐去的童年。”（《卷云纹流壶》）然而，童年已逝，如今的亲人们，“不是远离故土/就是屈身于尘土之下”（《石臼》）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溢满纸上。“如果河流和时间都可以回流/我愿意/天天都在田间里/看亲人们/抬起弯腰的稻谷/有说有笑/吃放心的饭/喝清香的水/睡安稳的觉。”（《石臼》）大都市的繁忙、喧嚣、纷争，使童年与故乡成为诗人在现代都市里最深远的精神寄托，可怀想却不可重返。相比之下，杜甫当年种树、种药、种花的草堂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淡泊之志的诗意栖居？一盏白瓷盂所引发的“父亲”的反复感叹（《白瓷盂》），实则象征着现代人与杜甫截然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以“父亲”为代表的现代人，已经愈发物质化、世俗化，人们习惯以实用原则衡量事物的所有价值，对于“人”的精神领地而言，“过去不荒凉，现在才荒凉。”（《白瓷盂》）人们被泥灰沾染的脸面，逐渐转入被香粉粉饰的人生（《粉盒》），是非黑白之间，真假亦难辨。说到底，“每个人都是囚徒/无论在哪里行走/都逃不过秋风/在这个国家下的通缉令”（《国画》）在彭志强的诗行里，精神的贫瘠与灵魂的干瘪，成了无数现代人的自画像。作为一名文化异乡人，他只能将自己的怀乡情节栖息于自己擅长的每一列诗行。
2.寻根之果：文化故乡与心之净土的隐秘追寻
由上可知，对于具有都市怀乡情结的彭志强来说，他与杜甫穿越时空的灵魂对白，与其说是为杜甫立传，不如说是为自己立言。换言之，诗人与诗圣的对话，不仅是走进草堂的心之体悟，亦是走出草堂的切身洞察。在这个意义上，仅将彭志强的诗歌视为是向杜甫致敬无疑是片面的。相似的文化身份与情感体验，使这场对话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共同展现出古今文化人神秘相通的异乡情怀与怀乡情结。这种异乡情结在都市怀乡病的基础上生根发芽，又在文化寻根之上成长开花。
与传统的都市怀乡病不同的是，彭志强已经跳出“乡村——城市”与“古——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是摆脱了“重乡村、怀古代”的情感倾向。他所怀之乡，不仅仅是形而下的现实中的故乡，更是形而上的精神故乡、文化故乡。彭志强曾在诗集《草堂物语》的自序中坦言，“草堂茅屋，是我永远的精神故乡。” 而事实上，如著名诗人凸凹所言，杜甫所居的草堂茅屋，实际上已成了“所有中国人的文化故乡” 。杜甫的诗作与人格，早已以一种决然的姿态屹立于中国文化的巅峰之上。在此，与其说彭志强是在与杜甫对话，不如说他是在与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知己纸上神交。草堂茅屋，不仅是文化故乡的实际载体，更是中国文化人关于精神故乡的寓言符号。在这个意义上，寻根，即是寻草堂。
然而，彭志强的文化寻根又并非止于草堂。与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不同，彭志强作为一名文化异乡人，他的诗作是在现代文明都市中寻找人的精神之源、灵魂之根，而这一“根”不是落在丙崽所居的古老乡村（韩少功《爸爸爸》），也不是落在撈渣的小鲍庄里（王安忆《小鲍庄》），更不是落在王一生的棋盘上（阿城《棋王》），当然，也不是落在杜甫所生活的古代，厚古薄今，而是落在一块青春与精神的“自留地”（《卷云纹流壶》）上。在此，“泥土”作为一种诗歌意象，承载了诗人厚重的精神寄托。如同一朵花，“葬于泥土/不是最坏的归处/至少还有墓碑惦记/漂浮江河/才是另一种遥远的流亡”（《花的住址》）落叶归根，零落成泥，花的归宿又何尝不是人的归宿？地母的胸怀容纳了所有的悲欢离合。“开心失落/躁动/甚至癫狂/一地春泥默默承受/花的悲喜”（《花的悲喜》）即使是“栽树的僧/带着佛门还未彻底祛除的杂念/潜入尘土之下”，也还要“继续修行”（《桃花园》）。无论是生是死，“这个世界，我们和泥土互为亲人。”（《陶珠》）泥土之上，是生的落英缤纷；泥土之下，是死得其所的宁静安然。生死之间，自有一种灵魂的超脱。而这一超脱，其实取决于一扇心门。“在剑门关外/什么门都关不住/包括国门/家门/以及神门/鬼门/每个人那扇心门”（《国画》）家国之乱，神鬼之迷，都无法阻挡每个人最自由的内心。所谓的“自留地”或“泥土”，也许就是指这一片“心”的净土。换言之，彭志强所寻之物，实际上扎根于每个人的心底。因而，当“我并不想一辈子都在异乡/生产辽阔的落寞”时，便带上了“绣在袖口两边的春风，挥手吹掉忧伤。”（《春风挥手吹掉忧伤》）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文化异乡人，彭志强深感现代人的都市病，在普遍的精神贫瘠与灵魂空洞之中，他借助杜甫这一灵魂杠杆与文化载体，将自己的怀乡情结潜藏于诗歌语言之下，深入浅出。而作为一名文化寻根者，彭志强的精神之源、灵魂之根，不仅依附于茅屋草堂这一文化故乡，更深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心的净土，方是魂的来处。诗集《草堂物语》以草堂之物怀古刺今，既为杜甫立传，又为今人立言，韵味之深，难以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