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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在促进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香港回归已经踏入第20个年头，“一国两制”从构想到实践，至今也历经30多年。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我这个相对年轻的70后而言。事实上，世界变化的速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快，而变化最瞩目的地方就在中国—我们的国家。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这个伟大构想的时候，他何曾想到现在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能成为全世界制造业、高科技、还有投资和消费的大国？当他提出多造几个香港的时候，也何曾想到他1979年在中国地图上画的一个圈—深圳，其GDP也快将超越香港？
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70后，在天主教的教会学校读小学和中学。记得当年的小孩子对内地的印象就是落后，无论是在罗湖过关的绵延不绝的长龙，晚上漆黑一片的街道，或者是内地同胞不一样的服饰、文化和习惯，“返内地”，对于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香港人来说都是比较负面的事情。
实事求是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多数的民意对于回归是有抗拒的，主要害怕两方面：第一是私有财产会不会被没收，第二是怕失去人身自由。当年国家刚走出十年文革的阴霾，摸索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内地人民的自由跟现在完全无法比拟：当年无论是择业、迁徙甚至生育都没有完全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基本法》在居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当中，有第31条保障迁徙的自由，有第33条保障选择职业的自由，有第37条保障婚姻与生育的自由。假如历史重写，假如《基本法》是在2010年颁布，这几条很可能就不会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普选的要求，当年在大部分香港人心目中并不重要。
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的反对派站在老立法会大楼的阳台上，高呼“我们会回来”。但历史事实证明，当年很多反对派人士提出的危言耸听的话并没有实现：李柱铭没有坐牢，反对派也继续参加立法会选举，香港人各方面的自由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人的财产不仅没有被充公，随着国家走上市场经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香港的股票交易所，内地的公司占香港总市值的六成，成交额更超过七成。由此可见，“一国两制”在促进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回归20年后的今天，是什么导致现在香港人心出现问题？为什么很多香港人对于中央政府甚至内地同胞有那么多的不满？我觉得主要是在“一国两制”实施的过程当中，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香港没有处理好融合与差异的辩证关系。
融合的动力来自“两制”的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融合可言。理想的融合应该是优势互补，互相学习，壮大而不是削弱自身的基础；如何在互相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香港和国家共同发展，是“一国两制”向前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具体而言，部分香港人希望在政治上维持与国家的差异，但在经济和社会范畴，两地的融合程度却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既归因于国家出台的优惠政策，也与两地同胞自发地利用“两制”的差异而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关。过去几年，正是这种政治一条腿慢，经济社会一条腿快的不平衡和不协调，导致香港的发展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失去了应有的方向、速度和自信。
过去20年，香港与内地的融合是全方位的。以下列举一些人生不同阶段的数据来描述香港与内地密不可分的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通婚可以说是两地居民之间最深度的融合。香港回归以后，两地通婚的个案稳步上升，每年大约20000对，占香港所有结婚个案大约30%-40%。估计回归20年来已新增接近40万个这样的家庭。这意味着香港和内地的文化和习惯互为影响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些家庭的孩子（香港俗称“单非”）也稳占每年香港出生婴儿的一成左右（约5000人）。此外，2001—2012年因为终审法院判决导致的所谓“双非”婴儿，大约有20万。
教育方面，内地生来港读高等教育的人数也节节上升。内地学生在本科生当中，大约占总收生的20%，加上其他自资课程、研究院的研究课程和进修课课程总数达2.6万人。这批学生毕业后可以留港一年寻找工作，自入学起住满7年可领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这些所谓“港漂”既整体提升了香港年轻人的素质，但也对本地年轻人构成激烈的竞争。
据统计，政府各种输入人才和来港定居的计划，加上内地毕业生留港就业安排，每年留港人数大约2万人，占整体劳动人口不足1%。相对而言，内地通过单程证来港定居的，每年达到4万人。
此外，香港居民往内地养老的人越来越多，占同龄人口的8.6%，比例不低。这些老人当中，既有需要在老人院被照顾的，也有已置业选择回内地退休的。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虽然香港一些主张本土分离主义的年轻人，对于中央政府、内地人民、新移民甚至简体字抱着敌对的态度，但实际上，香港居民过去20年已经以自身的经历说明，从结婚、生育、读书、工作、移居到养老，两地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是前所未有的。那些主张香港要与内地区隔的人，既是无知与傲慢，也是违背了主流的民意。
在“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因为优势互补促进了融合，但过于频繁，或者过急的融合又会使少数人把各种差异放大和歪曲。我认为，内地和香港主要有三种差异，日后在应对各种两地矛盾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制度差异。香港和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是多年来融合的重要基础。这种差异使香港发挥国家与国际接合点的重要角色，也让香港作为国家深化改革的试验场。以证券市场为例，在1994年，首只H股在香港上市，揭开了内地企业来港上市融资的序幕。来港上市的股票由國企、红筹到内地民营企业，过去20年的发展进程一方面协助内地企业集资壮大，也让香港各行各业尤其专业服务业受惠。
制度差异的另一好处，是国家可以把部分改革项目在香港试行，累积经验后逐步推广。这种试点形式自30多年前邓小平倡议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直沿用。无论在股票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CEPA等等，过去10多年中央政府一直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可控的、与国家接轨的经济体，与国际市场进行互动。 香港完善的普通法法制也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国际金融中心大部分都实行普通法，香港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除了诉讼、仲裁和调解业在日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当中可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面對复杂的国际商贸规则及法律环境，香港的法律专业人士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而多元化的服务。
第二，规模差异。内地与香港的制度差异造就了大量融合和发展的机会，然而，两地规模的差异导致民众之间的交往容易产生矛盾。
“自由行”带来的内地游客和相关问题是最明显的例子。内地“自由行”政策虽然属于惠港措施，但它只是一个政策，多少人来香港购物、买什么完全是内地人民自主的经济行为。过去10多年内地游客的急升，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大幅升值，港货越来越便宜；而内地接二连三的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导致香港货品成为抢手货，甚至有转售价值，导致水货客的出现。
规模的差异在香港缺乏长远规划和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两地矛盾加剧，政府政策也被逼逆转。例如，“双非”婴儿问题和“限奶令”，后者引起很多内地人的不满，认为损害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
第三，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香港和内地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两地的文化和价值观有所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客观地说，随着过去30多年国家改革开放、各方面和世界接轨，中国人对国外尤其西方社会了解大增，这些差异正在缩小。然而，随着两地人民的接触越来越多，从大学的内地生、大量访港旅客，到各种工作领域的接触，一些负面的感受容易随着社交网络和媒体迅速放大，导致矛盾加深。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些差异和矛盾？我认为，“一国两制”是调和当今世上两大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创举。“一国两制”是前所未有的，本身就是一个协调和化解矛盾的产物。因此，“一国两制”近年在香港遇到的一些困难，包括本土分离主义的出现，我们一方面应该正视并遏止；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对话，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通过沟通去减少差异，收窄分歧。我发起的新智库“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刚刚成立，正是回应这个时代的呼唤。智库由内地年轻学者和香港年轻专家和跨党派人士组成，以“对话、桥梁、前瞻”为理念，就“一国两制”的实践和未来进行研究，让两地年轻人一同探索“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新一届特区政府官员已经就职。展望未来，我们要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宪法和基本法、进一步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并且与香港各界人士、不同政治光谱的人士展开对话，凝聚共识。新任特首林郑月娥女士提出了管治新风格、政府新角色和理财新哲学的施政理念，并强调公众参与，与民共议，政府部门要克服各自为政，拆墙松绑。只要香港人抛弃过去泛政治化的对立思维，寻回过去赖以成功的务实和奋斗精神，香港的政治与经济两条腿就能够协调发展，迈步向前。
何建宗 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召集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前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
香港回归已经踏入第20个年头，“一国两制”从构想到实践，至今也历经30多年。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我这个相对年轻的70后而言。事实上，世界变化的速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快，而变化最瞩目的地方就在中国—我们的国家。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这个伟大构想的时候，他何曾想到现在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能成为全世界制造业、高科技、还有投资和消费的大国？当他提出多造几个香港的时候，也何曾想到他1979年在中国地图上画的一个圈—深圳，其GDP也快将超越香港？
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70后，在天主教的教会学校读小学和中学。记得当年的小孩子对内地的印象就是落后，无论是在罗湖过关的绵延不绝的长龙，晚上漆黑一片的街道，或者是内地同胞不一样的服饰、文化和习惯，“返内地”，对于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香港人来说都是比较负面的事情。
实事求是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多数的民意对于回归是有抗拒的，主要害怕两方面：第一是私有财产会不会被没收，第二是怕失去人身自由。当年国家刚走出十年文革的阴霾，摸索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内地人民的自由跟现在完全无法比拟：当年无论是择业、迁徙甚至生育都没有完全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基本法》在居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当中，有第31条保障迁徙的自由，有第33条保障选择职业的自由，有第37条保障婚姻与生育的自由。假如历史重写，假如《基本法》是在2010年颁布，这几条很可能就不会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普选的要求，当年在大部分香港人心目中并不重要。
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的反对派站在老立法会大楼的阳台上，高呼“我们会回来”。但历史事实证明，当年很多反对派人士提出的危言耸听的话并没有实现：李柱铭没有坐牢，反对派也继续参加立法会选举，香港人各方面的自由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人的财产不仅没有被充公，随着国家走上市场经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香港的股票交易所，内地的公司占香港总市值的六成，成交额更超过七成。由此可见，“一国两制”在促进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回归20年后的今天，是什么导致现在香港人心出现问题？为什么很多香港人对于中央政府甚至内地同胞有那么多的不满？我觉得主要是在“一国两制”实施的过程当中，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香港没有处理好融合与差异的辩证关系。
融合的动力来自“两制”的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融合可言。理想的融合应该是优势互补，互相学习，壮大而不是削弱自身的基础；如何在互相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香港和国家共同发展，是“一国两制”向前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具体而言，部分香港人希望在政治上维持与国家的差异，但在经济和社会范畴，两地的融合程度却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既归因于国家出台的优惠政策，也与两地同胞自发地利用“两制”的差异而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关。过去几年，正是这种政治一条腿慢，经济社会一条腿快的不平衡和不协调，导致香港的发展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失去了应有的方向、速度和自信。
过去20年，香港与内地的融合是全方位的。以下列举一些人生不同阶段的数据来描述香港与内地密不可分的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通婚可以说是两地居民之间最深度的融合。香港回归以后，两地通婚的个案稳步上升，每年大约20000对，占香港所有结婚个案大约30%-40%。估计回归20年来已新增接近40万个这样的家庭。这意味着香港和内地的文化和习惯互为影响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些家庭的孩子（香港俗称“单非”）也稳占每年香港出生婴儿的一成左右（约5000人）。此外，2001—2012年因为终审法院判决导致的所谓“双非”婴儿，大约有20万。
教育方面，内地生来港读高等教育的人数也节节上升。内地学生在本科生当中，大约占总收生的20%，加上其他自资课程、研究院的研究课程和进修课课程总数达2.6万人。这批学生毕业后可以留港一年寻找工作，自入学起住满7年可领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这些所谓“港漂”既整体提升了香港年轻人的素质，但也对本地年轻人构成激烈的竞争。
据统计，政府各种输入人才和来港定居的计划，加上内地毕业生留港就业安排，每年留港人数大约2万人，占整体劳动人口不足1%。相对而言，内地通过单程证来港定居的，每年达到4万人。
此外，香港居民往内地养老的人越来越多，占同龄人口的8.6%，比例不低。这些老人当中，既有需要在老人院被照顾的，也有已置业选择回内地退休的。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虽然香港一些主张本土分离主义的年轻人，对于中央政府、内地人民、新移民甚至简体字抱着敌对的态度，但实际上，香港居民过去20年已经以自身的经历说明，从结婚、生育、读书、工作、移居到养老，两地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是前所未有的。那些主张香港要与内地区隔的人，既是无知与傲慢，也是违背了主流的民意。
在“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因为优势互补促进了融合，但过于频繁，或者过急的融合又会使少数人把各种差异放大和歪曲。我认为，内地和香港主要有三种差异，日后在应对各种两地矛盾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制度差异。香港和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是多年来融合的重要基础。这种差异使香港发挥国家与国际接合点的重要角色，也让香港作为国家深化改革的试验场。以证券市场为例，在1994年，首只H股在香港上市，揭开了内地企业来港上市融资的序幕。来港上市的股票由國企、红筹到内地民营企业，过去20年的发展进程一方面协助内地企业集资壮大，也让香港各行各业尤其专业服务业受惠。
制度差异的另一好处，是国家可以把部分改革项目在香港试行，累积经验后逐步推广。这种试点形式自30多年前邓小平倡议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直沿用。无论在股票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CEPA等等，过去10多年中央政府一直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可控的、与国家接轨的经济体，与国际市场进行互动。 香港完善的普通法法制也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国际金融中心大部分都实行普通法，香港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除了诉讼、仲裁和调解业在日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当中可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面對复杂的国际商贸规则及法律环境，香港的法律专业人士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而多元化的服务。
第二，规模差异。内地与香港的制度差异造就了大量融合和发展的机会，然而，两地规模的差异导致民众之间的交往容易产生矛盾。
“自由行”带来的内地游客和相关问题是最明显的例子。内地“自由行”政策虽然属于惠港措施，但它只是一个政策，多少人来香港购物、买什么完全是内地人民自主的经济行为。过去10多年内地游客的急升，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大幅升值，港货越来越便宜；而内地接二连三的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导致香港货品成为抢手货，甚至有转售价值，导致水货客的出现。
规模的差异在香港缺乏长远规划和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两地矛盾加剧，政府政策也被逼逆转。例如，“双非”婴儿问题和“限奶令”，后者引起很多内地人的不满，认为损害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
第三，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香港和内地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两地的文化和价值观有所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客观地说，随着过去30多年国家改革开放、各方面和世界接轨，中国人对国外尤其西方社会了解大增，这些差异正在缩小。然而，随着两地人民的接触越来越多，从大学的内地生、大量访港旅客，到各种工作领域的接触，一些负面的感受容易随着社交网络和媒体迅速放大，导致矛盾加深。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些差异和矛盾？我认为，“一国两制”是调和当今世上两大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创举。“一国两制”是前所未有的，本身就是一个协调和化解矛盾的产物。因此，“一国两制”近年在香港遇到的一些困难，包括本土分离主义的出现，我们一方面应该正视并遏止；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对话，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通过沟通去减少差异，收窄分歧。我发起的新智库“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刚刚成立，正是回应这个时代的呼唤。智库由内地年轻学者和香港年轻专家和跨党派人士组成，以“对话、桥梁、前瞻”为理念，就“一国两制”的实践和未来进行研究，让两地年轻人一同探索“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新一届特区政府官员已经就职。展望未来，我们要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宪法和基本法、进一步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并且与香港各界人士、不同政治光谱的人士展开对话，凝聚共识。新任特首林郑月娥女士提出了管治新风格、政府新角色和理财新哲学的施政理念，并强调公众参与，与民共议，政府部门要克服各自为政，拆墙松绑。只要香港人抛弃过去泛政治化的对立思维，寻回过去赖以成功的务实和奋斗精神，香港的政治与经济两条腿就能够协调发展，迈步向前。
何建宗 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召集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前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