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虫文化”找回“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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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很多“95后”“00后”来说,斗蛐蛐这种娱乐方式似乎只存在于父辈的言谈话语和记忆里。一只蛐蛐,贵不过一两百元,便宜的十块八块,勾勒出的是曾经的记忆。也给“50后”“60后”北京人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身长不满一寸的小虫子蕴含什么样的门道?翻开这篇老“黄历”,学问就大了去了。这不,刚刚过去的9月,55岁的北京“顽主”周燕京代表北方联队,赴杭州参加了首届“蟋奥会”。“蟋奥会”让斗蛐蛐焕发了青春,登上了热搜,也揭开了这种古老游戏的面纱。

南北斗虫“蟋奥会”


  “二哥,吃完饭别到处溜达去了,看看老周带队成绩如何。”
  2020年国庆节,北京西城区白塔寺街区的老街坊们多了一项餐后娱乐,就是搬着小马扎,在白塔寺会客厅看“蟋奥会”网络直播。这次蟋奥会,是二十多年来南北方斗虫高手的一次大聚会,更是“顽主”老周追忆青春、寻找自我的一场时光之旅。
  会客厅不大,不一会儿就聚拢了20多人,大家的目光齐刷刷盯着外设大屏幕。
  “拔牙踹、背口袋、咬!”观众们的呼喊声、叫好声交织成片。屏幕的另一端,连接的是蟋奥会角逐现场。只见一只青头蛐蛐和紫头蛐蛐正在激烈战斗。二蛐盆内相逢,先是遥望对手,可劲儿鸣叫先声夺人,近而似摔跤手圈内旋转,互相打量……突然青头蛐蛐发动进攻,紫头蛐蛐急挥前爪迎战。

  街区更新带来的场地让老伙伴们有了斗虫的地儿,自主学习和身体锻炼让老“顽主”们有了斗虫的劲儿。人们印象中本应该坐而论道、品茗读书的老年生活因一只蛐蛐而变得生动和多彩。

  二虫角力,身体拱起,獠牙互咬。良久,青头蛐蛐力气不支,危急中它用抱头摔拖翻对手,倒地后一个虎跳,逃到斗盆之侧喘气。没料到,紫头蛐蛐伺机一个虎跳,跨到青头蛐蛐背上死命咬住其脖项,猴子骑羊般牢牢锁定不放松。
  青头蛐蛐痛得在盆内横窜竖跳,但始终摆脱不了对手。
  “提!”(术语:通知双方已成定局,请马上把各自蛐蛐提出,结束战斗。)裁判员一声宣判,这场长达两分钟的殊死搏斗告一段落。屏幕中,周燕京从斗盆中引出紫头蛐蛐,任其高声鸣叫,尽显胜利者姿态。斗败的一方则黯然退场,北方联队的记分器上增加一个胜场积分。
  “在斗虫人眼中,蛐蛐之间的竞技就像是一种‘战争’。”周燕京说,比赛期间,他每天兜里都揣着速效救心丸。虽然一次都没吃过,可心总是提到了嗓子眼。

选虫、养虫、斗虫


  如今的周燕京是北京蛐蛐圈里响当当的人物。无论是年龄相仿的虫友还是三四十岁的“小年轻”,见了他都要叫一声“周哥”。聊起虫来,老周就算打开了话匣子。如何选虫、养虫、斗虫,讲起来滔滔不绝,令同侪折服。
  说起自己和蛐蛐的缘分,周燕京说一切都是从穷玩开始的。
  “‘80后’能拍洋画,‘90后’有游戏机,我们那会儿除了推铁环就是抽嘎嘎,时间长了没劲。”周燕京说,像他这样淘气、多动的“60”后男孩会钻农田、蹲河沟、甚至找废弃的坟圈子溜达溜达,目的就是能在荒草和碎砖缝间觅得一只蛐蛐。一番品头论足后,三五伙伴斗虫为乐。
  久而久之,彼时的小周练就了一身相虫、捕虫的好本事。因为蛐蛐是夜行昆虫,捕捉蛐蛐一般都在晚上进行。捕虫人带着手电筒、捕蛐网和小竹笼,到人迹稀少的荒草地去捕。为了防止毒蛇或其他蚊虫,一般都会穿外套和皮胶鞋。
  “那会儿不像现在,可以去产地买,那会儿都是自己逮,技巧需要一点点摸索,乐在其中。”周燕京说,选好地点之后,不会立刻就捕,而是先蹲下来听,听哪里的声音是蛐蛐发出来的,而且还要分辨,那只蛐蛐是不是战斗型的。“如果不加判断胡乱捕捉,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一般声音圆润、有力,就是比较适合战斗的蛐蛐。”
周燕京(右一)和虫友们在白塔寺会客厅斗蛐蛐。张骜 摄

  据称,一次捕捉通常数量在十几只到几十只不等,其中可称“将军”者寥寥。
  “挑选也得懂行,要选头和脖子肥大的,腿要长而且圆厚,色泽光润,腿上要是有各种色斑,战斗力就弱了。翅膀也很重要,如果它脱壳时翅膀露在外面,沾上了露水,形成细纹,也会降低战斗力。”周燕京说。
  斗蛐蛐是用牙咬对方,称为“咬斗”,如果牙口不健壮,就别指望赢了。所以看牙口尤為重要。周燕京介绍,要看光泽,以金红、黑色为佳,还必须是牙根宽、长、大,齿尖、利锐才好。
  识别雄蛐蛐可从尾部形状分辨。“雄性的尾部是两叉儿,如果在两叉间再长出一黑叉儿,就是雌性,我们管它叫三尾(yǐ)儿。”他说。
  除了分辨雌雄,逮蛐蛐的过程中还有不少不成文的规定。比如在同一地点,不能捕捉太多,蛐蛐的洞穴也不可以肆意破坏,即使有些石块搬起来了,临走前也要尽可能地恢复原状,不能破坏蛐蛐的栖息场所。不然,今年捕完了,明年可能就见不着了。
  周燕京介绍,蛐蛐逮回来得先喂养一阵子。
  首先是选择住处,讲究的是用陈年澄泥罐,用稀糯米汁拌蚯蚓粪铺平罐底夯实。喂养时要先喂用水焯过的青菜嫩叶、煮熟的绿豆去皮,再加米粥粒,每天喂二到三次;长大点儿要喂小米、白薯、玉米面、豆类为主食,再加上胡萝卜、苹果。
  等要开斗的前几天得增加营养,加虾肉、鸡蛋白、熟肉皮等,给它增强体力;还要给“选手”找个同品种的三尾儿(雌性)结成夫妻。如果与雌虫交尾后再参加“咬斗”,雄蛐蛐就特别勇猛,攻击性强。

“斗虫场”搬进白塔寺


  几十年来,周燕京和发小、伙伴们的蛐蛐梦慢慢孕育、成长,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年过半百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从小的爱好似乎要和时代“脱节”了。   时代的变迁,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让曾经最为大众的“斗蛐蛐”变得小众且冷门。街面上支起一张桌子便开盆(进行斗蛐蛐比赛)的局面不见了。周燕京和老伙伴们想找一处可供斗虫活动的场地,愣是两三年没有下文。
  “蛐蛐是百日虫,往年白露(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时间在每年9月7日至9日)一过,就会迎来斗蛐蛐的高潮,我们的活动也大多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周燕京说。
  “没有场地,没有气氛,这个问题曾困扰着我们。”周燕京想过,把大伙召集到家中“过瘾”,但考虑到周围住户只好作罢。更加令虫友们遗憾的是,本是市井文化的斗虫一旦束之高阁,总感觉不是曾经的味道。
  “老周,我们这边的白塔寺会客厅有地方,负责人说愿意给咱们提供活动场所。”2017年,随着西城区白塔寺街区更新,白塔寺会客厅正式亮相。与会客厅一墙之隔的队员齐连发敏锐地捕捉到契机,与负责人刘伟一拍即合,为老哥们们寻了一处“斗虫场”。
  “这是一种文化的活态传承,和老城复兴的基调非常契合。”刘伟介绍,从当年秋天起,“斗虫”团队每年都会如期而至,在会客厅和不远的会客厅分会场进行斗虫,同时给周边居民普及虫文化。
  所谓的“斗虫场”摆在街面上,一张长桌,几把大遮阳伞,再添上若干藤椅就齐了。每次活动前,都是由周燕京在团队群中联络,组织。除了雷打不动的核心成员外,还有从密云、昌平等地远道而来的队员,每次活动的两个多小时里,都会有十五六组蛐蛐捉对厮杀。
  “我们这些老伙伴,只有在这时候才能找回年轻时候的感觉,觉得整个儿的身体和精神都被一场蛐蛐的角逐调动起来了,有了魂了。”周燕京说。
蛐蛐玩家正在挑选蛐蛐

  刘伟心中亦萌生了一个新计划——那就是利用更大的街区整治空间举办成规模、固定档期的鸣虫活动,让“鸣虫大会”在老北京核心区“复活”,让“虫文化”重新找回“精气神”。

  一旦分出胜负,刚刚剑拔弩张的气氛随即缓和,胜者一边听着周围人群的赞扬,一边安慰着落败的对手。“您这也是好虫,只不过碰着我这只算是将军碰到元帅了,稍差点。”围观者立马附和:“要不是碰着您这虫,那只也能打好几路。”
  一场比赛下来,胜利者喜上眉梢,落败者也保住面子,接下来则是围绕取胜蛐蛐的讨论。“您这哪收的?怎么碰到的,给大伙讲讲。”
  周燕京说,几年的比赛促使他和队友们保持学习的心态,查阅了大量自唐宋以来有关蟋蟀和虫文化的书籍、文献。同时,为了收到好虫,每年阴历八月八号一过,队员们或独自出发,或三两结伴,前往京郊农田、山区和盛产蛐蛐的山东各地寻虫。
  “我们这个年龄,谁没有三高,平时都靠降压药,可一到玩虫的季节,自己就降下来了。”周燕京说,他曾经为了一只蛐蛐围着一块农田走了一万余步。为了能够在寻虫的过程中储备好体能,队员们基本从每年夏天开始进行跑步、健身训练,大大提升了身体机能。

把 “虫文化”传下去


  街区更新带来的场地让老伙伴们有了斗虫的地儿,自主学习和身体锻炼让老“顽主”们有了斗虫的劲儿。人们印象中本应该坐而论道、品茗读书的老年生活因一只蛐蛐而变得生动和多彩。
  随着年头的积累和钻研的深入,周燕京和老伙伴们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找刺激、图痛快,转而研究起了小小蛐蛐背后的文化内核。
  “光会玩不行,得想着怎么把‘虫文化’讲给年轻人,传给下一代,这就需要自己有理论积累。”周燕京说,斗蛐蛐活动始于唐代,盛于宋代,于明清两代达到顶峰。特别是在北京,自古就有斗蛐蛐的传统。
  唐玄宗《天宝遗事》中记载,“宫中以金笼养促织,置之枕函畔,以听其声。”南宋权相贾似道,“少时游博无行”,掌权后尤喜促织之戏,经常与妻妾在半闲堂斗蛐蛐取乐。他还写过一部专著:《促织经》。
  《聊斋志异·促织》中说,明朝宣德皇帝爱斗蛐蛐,致使一条蛐蛐价至数十金。鉴于宣德皇帝是位“太平天子”,在位时国家安定,有这种闲情逸致显得十分可能。上有所好,下必甚之。万历年间蒋一葵著的《长安客话·斗促织》中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
  到了清朝,北京玩蛐蛐的就更多了。官宦世家、八旗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多余的精力和钱财要有地方去消耗,玩蛐蛐成为流行。
  周燕京说,北京过去出产蛐蛐的地方很多。西山福寿岭、寿安山,黑龙潭南北二三十里以内,北山的绵山以东七十二个山头,苏家坨、南口关沟、昌平十三陵一带,都产好蛐蛐。
  北京卖蛐蛐的地方,除了白塔寺、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等几个庙会集市外,北新桥、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天桥、东华门、鼓楼湾、琉璃厂、果子市等地,都有常设的卖蛐蛐摊儿。次一等的玩家往往是到庙会上去“拿”蛐蛐——当然不是白拿,得给钱。后来没庙会了,也没人从事专门逮蛐蛐賣钱的营生了,玩家们也有自己到郊区去掏的。再到后来,北京附近没蛐蛐可拿了,就只好去外地了。
  “近几年的蛐蛐讲究是河北易县的,号称‘小易州’。山东乐陵的也不错,最好的则数兖州地区宁阳的蛐蛐。”周燕京说,如今,这些躺在书本和资料夹里的内容成了他和老伙伴们每次讲座和直播的内容,引得不少“90后”“95后”年轻人青睐、点赞。
  “自打斗虫团队‘落户’白塔寺会客厅后,我们已经面向周边居民和机关单位年轻人开展十几次虫文化讲座。与此同时,小团队每周不定期直播两到三次,主题就是聊虫,分享斗虫背后的老北京文化和掌故。”周燕京说,今年的“虫”季,已经有六七个“95后”通过直播与他们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当面交流,学习如何选虫、玩虫。
北京白塔寺

  据介绍,截至目前,该账号粉丝量已接近4万人,每次直播的在线人数均超3000人。
  “毕竟我们都这个岁数了,可是‘虫文化’应该继续焕发活力,而不是直接进入博物馆。”周燕京说。
  而刘伟心中亦萌生了一个新计划——那就是利用更大的街区整治空间举办成规模、固定档期的鸣虫活动,让“鸣虫大会”在老北京核心区“复活”,让“虫文化”重新找回“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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