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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最后一天的清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位维吾尔族朋友和一位汉族朋友送我到飞机场。我要返回北京了。
烏鲁木齐的早上7点，相当于我们这里清晨5点钟，酒店的早餐部还一片寂静。我的维族朋友拉我到外边吃早餐，说她家附近的牛肉面非常地道，开车到那里一看也是大门紧闭。我说，我们昨晚吃完晚饭已经快凌晨了，现在一点不饿，就不要吃了。他们却坚持一定要陪我在乌鲁木齐吃早餐。在通往机场的路上，他俩一直寻觅着看路边有没有已经开门营业的早点铺。终于在靠近机场的一条小路上，看到一排小吃店已弥漫着浓烈的热气、香气、人气了。
我们坐在一个卖牛肉面的小吃店设在店外的餐桌旁，一人先要了一碗牛肉面。我坐在那里，惊异地发现，这个由回族人开的牛肉面铺的右边是两个维吾尔族男人开的新疆馕铺，他们正烤制和销售新疆的馕，店铺外面摆放着肉馕、油馕、芝麻馕等不同品种不同样式，大小不一，颇具维族特色的馕。我看见一位汉族妇女走到跟前花2元钱就买了很大的一个馕，真便宜呀!牛肉面铺的左边，是一个汉族人开的包子铺，一笼笼的肉包儿、素包儿正冒着热气。再往左边，是一个维族青年和两位维族妇女经营的烤包子店。我的维族朋友向我推荐说：“我们这里的烤包子可好吃了!”说着跑到那里花3元钱买来3个刚烤好的包子。我一口咬出扑脸的香气，果然好吃得很。忽然，我看见那个维族青年举着6角钱过来给我的朋友，说：“8角钱一个，不是1元。”我的朋友说，别处的烤包子多是1元钱一个。看着这个维族青年匆匆离去的背影，我想，维族人其实多数都是很朴实、诚实、善良的。
我又看眼前那一排不同民族的店铺，出神地看。
我的维族朋友和汉族朋友都对我说：“我们新疆，维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其实早已有了很好的融合。维族和汉族多年来都是可以相互包容的。”他们和我说起，在新疆的汉族人结婚时也跳新疆舞：维族人结婚时，也融入了汉族人的一些习俗。
我想起，以前几次来新疆，在新疆的许多地方我也曾在这种美妙的情景中多次陶醉过。
这一时刻，我们都特别关注特别看重这种融合和包容，是因为我们都无法忘记7月5日那个不堪回首的傍晚和黑夜。
我的这两位朋友都是“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所在单位就在暴徒犯罪的重点地段，单位的大门当时也被暴徒砸坏了。
那时，那些早有预谋的暴徒在那条路上对途经的无辜汉族百姓进行了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杀戮。对那些没有穿裙子、没戴头巾的维族妇女和制止他们暴行的有正义感的维族人也进行了无端的谩骂和殴打。后来，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看了那条街上当时的监控录像。越看，我们的心越痛，针刺般的痛。越看我们越气愤，气得浑身发抖。什么叫惨不忍睹?我们有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真实体验。那天，我们谁都吃不下饭，一连几天都睡不好觉。我的维族朋友痛心地说：“那些毫无人性、禽兽不如的家伙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吃了邪药?”
他们的确是吃药了，唯恐天下不乱的热比娅之流给他们批发的邪药、毒药。那些毫无人性的暴徒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邪药、毒药使他们利令智昏。也会要他们命的。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夜晚，我们也有幸看到了我们的武警战士追捕这些暴徒、罪犯的情景。
我的那位汉族朋友“7·5”事件后曾参加了新疆民政厅组织的“无辜死难者善后问题处理小组”，在存放死难者遗体的殡仪馆，接待、安抚那些前来探视的家属。完成任务后。他回到单位，好几天都还沉浸在万分的悲痛之中，常常沉默无语，常常吃不下饭。我的那位维族朋友则率先在乌鲁木齐发动了旨在救助“7·5”事件中死难者、伤残者的慈善募捐。短短的十天时间，他们就收到了来自民间的慈善捐赠6000多万元。据我所知，新疆慈善总会成立13年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募集这么多的善款，还是第一次。
我看到许多怀着诚挚、急切心情捐款的百姓，向慈善组织捐款的百姓。他们中有汉族、回族，也有维族，很多很多的维吾尔族百姓、维族企业家。先后收养了10个汉族、回族、维族孤儿的70岁的维吾尔族阿尼帕·阿里玛洪老人也特意通过新疆慈善总会向“7·5”事件的受害者捐款。一个女孩和她的妈妈也来捐了200元钱，她们本身其实也是受害者，她的哥哥，家里惟一的男孩儿在暴乱中被无故残害致死了。她妈妈流着眼泪说：“我们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惨事。”从全国各地飞到乌鲁木齐维持稳定局面的武警战士，深受新疆人民的爱戴和欢迎。他们也纷纷向慈善组织捐款，一位受到表彰的平暴卫士还将乌鲁木齐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给他的1万元现金捐给新疆慈善总会。
在此期间，我多次参加了新疆自治区慈善总会和乌鲁木齐慈善总会组织的对罹难者家属和在医院抢救、治疗的伤残者的慰问。参加慰问的是乌鲁木齐市慈善总会的部分理事与一名兼职的副会长，他们中有汉族人，也有维族人。在一所医院，我看见一个在乌鲁木齐上大学的女孩儿，正照顾病床上的父亲。她的父亲给当地人家擦洗油烟机供她上大学。那个晚上，一直小心翼翼、勤勤恳恳的父亲莫名其妙地被一群暴徒打成重伤。20多天了，还在病床上不能动弹，也说不出话来。去慰问的慈善人请那个女孩儿放心，说党和政府一定会把她父亲的病治好，慈善组织也一定会资助她把大学读完。还有一个4岁的男孩儿。被暴徒的铅弹近距离击中脑袋。我离开乌鲁木齐的前一天，男孩儿还在昏迷中。孩子的家属说，比起那个被歹徒活活烧死的1岁男孩儿，他们的孩子或许还是幸运的。
牛肉面吃了，烤包子也吃了。我们在那路边的小吃店前又留恋地坐了片刻，又看了看那一排红火的小店，那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小店。
我要离开乌鲁木齐了，这次新疆之行给了我太深太强烈的感受。我庆幸，在这非常的时期，我终于又到了乌鲁木齐。
烏鲁木齐的早上7点，相当于我们这里清晨5点钟，酒店的早餐部还一片寂静。我的维族朋友拉我到外边吃早餐，说她家附近的牛肉面非常地道，开车到那里一看也是大门紧闭。我说，我们昨晚吃完晚饭已经快凌晨了，现在一点不饿，就不要吃了。他们却坚持一定要陪我在乌鲁木齐吃早餐。在通往机场的路上，他俩一直寻觅着看路边有没有已经开门营业的早点铺。终于在靠近机场的一条小路上，看到一排小吃店已弥漫着浓烈的热气、香气、人气了。
我们坐在一个卖牛肉面的小吃店设在店外的餐桌旁，一人先要了一碗牛肉面。我坐在那里，惊异地发现，这个由回族人开的牛肉面铺的右边是两个维吾尔族男人开的新疆馕铺，他们正烤制和销售新疆的馕，店铺外面摆放着肉馕、油馕、芝麻馕等不同品种不同样式，大小不一，颇具维族特色的馕。我看见一位汉族妇女走到跟前花2元钱就买了很大的一个馕，真便宜呀!牛肉面铺的左边，是一个汉族人开的包子铺，一笼笼的肉包儿、素包儿正冒着热气。再往左边，是一个维族青年和两位维族妇女经营的烤包子店。我的维族朋友向我推荐说：“我们这里的烤包子可好吃了!”说着跑到那里花3元钱买来3个刚烤好的包子。我一口咬出扑脸的香气，果然好吃得很。忽然，我看见那个维族青年举着6角钱过来给我的朋友，说：“8角钱一个，不是1元。”我的朋友说，别处的烤包子多是1元钱一个。看着这个维族青年匆匆离去的背影，我想，维族人其实多数都是很朴实、诚实、善良的。
我又看眼前那一排不同民族的店铺，出神地看。
我的维族朋友和汉族朋友都对我说：“我们新疆，维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其实早已有了很好的融合。维族和汉族多年来都是可以相互包容的。”他们和我说起，在新疆的汉族人结婚时也跳新疆舞：维族人结婚时，也融入了汉族人的一些习俗。
我想起，以前几次来新疆，在新疆的许多地方我也曾在这种美妙的情景中多次陶醉过。
这一时刻，我们都特别关注特别看重这种融合和包容，是因为我们都无法忘记7月5日那个不堪回首的傍晚和黑夜。
我的这两位朋友都是“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所在单位就在暴徒犯罪的重点地段，单位的大门当时也被暴徒砸坏了。
那时，那些早有预谋的暴徒在那条路上对途经的无辜汉族百姓进行了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杀戮。对那些没有穿裙子、没戴头巾的维族妇女和制止他们暴行的有正义感的维族人也进行了无端的谩骂和殴打。后来，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看了那条街上当时的监控录像。越看，我们的心越痛，针刺般的痛。越看我们越气愤，气得浑身发抖。什么叫惨不忍睹?我们有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真实体验。那天，我们谁都吃不下饭，一连几天都睡不好觉。我的维族朋友痛心地说：“那些毫无人性、禽兽不如的家伙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吃了邪药?”
他们的确是吃药了，唯恐天下不乱的热比娅之流给他们批发的邪药、毒药。那些毫无人性的暴徒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邪药、毒药使他们利令智昏。也会要他们命的。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夜晚，我们也有幸看到了我们的武警战士追捕这些暴徒、罪犯的情景。
我的那位汉族朋友“7·5”事件后曾参加了新疆民政厅组织的“无辜死难者善后问题处理小组”，在存放死难者遗体的殡仪馆，接待、安抚那些前来探视的家属。完成任务后。他回到单位，好几天都还沉浸在万分的悲痛之中，常常沉默无语，常常吃不下饭。我的那位维族朋友则率先在乌鲁木齐发动了旨在救助“7·5”事件中死难者、伤残者的慈善募捐。短短的十天时间，他们就收到了来自民间的慈善捐赠6000多万元。据我所知，新疆慈善总会成立13年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募集这么多的善款，还是第一次。
我看到许多怀着诚挚、急切心情捐款的百姓，向慈善组织捐款的百姓。他们中有汉族、回族，也有维族，很多很多的维吾尔族百姓、维族企业家。先后收养了10个汉族、回族、维族孤儿的70岁的维吾尔族阿尼帕·阿里玛洪老人也特意通过新疆慈善总会向“7·5”事件的受害者捐款。一个女孩和她的妈妈也来捐了200元钱，她们本身其实也是受害者，她的哥哥，家里惟一的男孩儿在暴乱中被无故残害致死了。她妈妈流着眼泪说：“我们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惨事。”从全国各地飞到乌鲁木齐维持稳定局面的武警战士，深受新疆人民的爱戴和欢迎。他们也纷纷向慈善组织捐款，一位受到表彰的平暴卫士还将乌鲁木齐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给他的1万元现金捐给新疆慈善总会。
在此期间，我多次参加了新疆自治区慈善总会和乌鲁木齐慈善总会组织的对罹难者家属和在医院抢救、治疗的伤残者的慰问。参加慰问的是乌鲁木齐市慈善总会的部分理事与一名兼职的副会长，他们中有汉族人，也有维族人。在一所医院，我看见一个在乌鲁木齐上大学的女孩儿，正照顾病床上的父亲。她的父亲给当地人家擦洗油烟机供她上大学。那个晚上，一直小心翼翼、勤勤恳恳的父亲莫名其妙地被一群暴徒打成重伤。20多天了，还在病床上不能动弹，也说不出话来。去慰问的慈善人请那个女孩儿放心，说党和政府一定会把她父亲的病治好，慈善组织也一定会资助她把大学读完。还有一个4岁的男孩儿。被暴徒的铅弹近距离击中脑袋。我离开乌鲁木齐的前一天，男孩儿还在昏迷中。孩子的家属说，比起那个被歹徒活活烧死的1岁男孩儿，他们的孩子或许还是幸运的。
牛肉面吃了，烤包子也吃了。我们在那路边的小吃店前又留恋地坐了片刻，又看了看那一排红火的小店，那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小店。
我要离开乌鲁木齐了，这次新疆之行给了我太深太强烈的感受。我庆幸，在这非常的时期，我终于又到了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