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否主宰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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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及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
  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以及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引发了一些担忧,如今,这种感觉对很多人而言更是显得不可避免。尤其是美国,除了感到自己将失去世界的主导地位之外,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些许忧心。而实际上,中国在向下一个经济发展目标迈进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经济规模由最初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达到如今的一半有余。和上一个十年10%的增长速度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正在明显放缓。在2015年,中国的增长目标很可能定在7%。然而即使在这样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下,中国仍将在十年左右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且在本世纪中期达到美国的两倍。但是,这一切推论的结果也并非必然。历史上也不乏那些曾经高速发展一段时期,但之后增速又陡降甚至停止增长的例子。
  或许,将造成中国经济蹒跚不前的原因有许多。例如,多年来依靠出口与投资保持经济增长的中国,如今正在尝试通过实施一连串艰难的结构性改革让经济转型——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需求以及生产创新。
  当然,中国政府进行经济改革的步子迈得非常谨慎,因而调整的速度也很慢。就下一步动作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实际上如同行走在刀锋上。一方面,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可能让中国经济在长时期内保持可持续增长;而另一方面,有一种可能也在不断增加,那就是:由于改革不够及时,而使经济急剧放慢的情况难以避免。
  我们尚未看到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见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因而,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看点就是,其改革的速度是否足以带来所需要的结构性转变。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中国这轮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速度是否够快,它无疑都将对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着环境恶化的挑战——环境治理的成本将会十分高昂。除此之外,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也是史无前例的,到2030年,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达到顶峰,其人口总数将逐步下降。
  在诸多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之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考察的方面,就是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尚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国家为何会失败》一书中,曾经列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按照他们指出的观点,民主政治体系是促进社会创新、提升国民收入水平的必要因素。
  我们对世界历史上各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尽管技术创新确实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但民主政治建设则是人们拥有创新动力的必要条件。中国也许会在短期内持续增长,但是如果在这方面不取得重要的进步,这将给整个国家长期的繁荣带来重大阻碍。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国家,目前很多关键的经济决策依旧是由高层精英做出的。即使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保持增长,其某些制度上的问题仍可能对创新产生限制。尽管中国已经做出了很多改变,但是它仍然是我们所说的汲取型社会制度——资源更多地纳入国家以及少部分精英人士的手中。在本质上,汲取型国家与促进普遍繁荣的创新是相互对立的,因为创新性的改变会威胁到精英群体所努力维护的政治与经济权力。
  还要谈到的一个因素是人口。根据美国的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然后在余下的70年里下降40%。在人口与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一个漫长的调整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经济难以达到良好发展的水平。劳动力的持续增长将会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美国的人口预计在本世纪内实现持续的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移民政策。到本世纪末,中美两国的人口总数的差别将明显减小,两国人口数量之比将会从如今的4:1降至2:1。
  从以上种种因素来看,可以预见的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将在不久即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美国也可能将在本世纪后期再度超越中国,重新夺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
  显而易见,预测几十年之后的事显得过于投机。中国也许将进行重大的社会治理体系的转型,从而令其在将来的时间里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并让人民获得高收入。不若如此,中国也许将会看到其增长率的急剧降低,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停滞或下降的局面。当然,从近期的趋势可以判断,中国将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而存在,但是,仅仅根据已有的迹象来类推更遥远的将来,显然是一种十分不成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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