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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去世的消息一经公布，外界舆论对其盖棺定论为“谨慎的改革者”。所谓改革者，大抵是夸奖其登基之后有志于改变其王兄法赫德执政时期的沉闷局面，并为之做出很多努力;所谓谨慎则有些春秋笔法的意思，暗讽其执政后期求稳多过求变。纵观其9年摄政和10年执政之间，改与不改牵连甚多，不仅与个人意志、努力相关，更受国内外环境羁绊。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失败，更是成为阿卜杜拉改革之旅的转折点。一个求变者在大时代潮流中的进退维谷可见一斑。
沙特家族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在今天的沙特王国之前，其先祖已经两度建立王朝。但第一王朝被奥斯曼帝国假埃及之手覆灭，第二王朝因为家族内讧败亡。第一第二王朝虽历时都不甚久，但是沙特家族一则自身人才辈出，二则坚持与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结盟底蕴深厚，因此其家族始终在阿拉伯 世界名望不堕。
后来一代雄杰阿齐兹于一战期间趁势崛起，联英驱土东征西讨，终于建立了第三王朝。著名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描写的就是此段历史。可是第三王朝立国基础十分脆弱，外有美苏中东争霸、以色列建国和纳赛尔为代表的世俗主义崛起，内则政教混淆，家国不分;对美关系、石油政治、王位传承、政教平衡、教派平衡、世俗化与民主化诸多命题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开国君主阿齐兹应付裕如全凭个人高超手腕，继任的儿子们（到目前为止继任沙特国王全都是阿齐兹之子）既然不敢自信有父王的天赋，建立更为稳定的制度框架也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因此，沙特的政治生活，要么在既有的复杂关系中大搞平衡，要么是突破桎梏寻求建立新的统治模式。改革与否，全在两者之间。
变革的信号鼓舞沙特世俗主义力量
阿卜杜拉其人略有口吃因此沉默寡言，按照东方君主临国之前恬淡无争的传统，其青壮年时期的为人为政风格已不可考。但其改革者身份的确认，则与其前任国王、也是同父异母哥哥的法赫德关联甚大。
法赫德执政时期，有几件大事对沙特政局的走向影响甚大。
一是海湾战争中，法赫德同意美国以沙特为基地打击伊拉克。在伊斯兰世界和沙特国内都引发了巨大争议，同时触怒了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和保守的宗教人士。一时间沙特除了在阿拉伯世界内极为孤立外，国内部分欧莱玛（高级教士）也打破不公开干政的传统，写公开信指责国王，声称“凡协助异教徒打击伊斯兰兄弟的都不是真正教徒”。
二是严厉打击世俗派政治力量，违背了国王在世俗派和宗教力量间维持平衡的执政惯例。严格来讲，阿卜杜拉国王2005年所继承的已经不能称之为王位。因为其前两任国君费萨尔和法赫德都以“穆斯林的仆人”自称，法赫德更是正式将自己称号改为“两圣寺仆人”。法赫德执政时期，赋予了教士过多的自由裁量权，1992年沙特公布的《基本治国法》明确指出，“沙特阿拉伯王国统治权源于古兰经和真主使者的圣训”。教士的基层组织“劝善戒恶会”成员数万，他们大多知识程度不高，身穿白袍腰别警棍，在大街上往往只凭自己对古兰经的理解就断人生死，因此与沙特世俗派矛盾极深，被外界称为“宗教警察”。
要求实现宪政的世俗派学者和政治家（如阿普杜勒·哈米德）被关进了监狱;世俗派备受打击不但使教士权力缺乏制衡，更使他们和沙特王室离心离德;第三就是国内贫富差距拉大。法赫德国王本人的财富约320亿美元，每次度假日均支出都在500万英镑左右，而王室成员共计17000余人，其住房、医疗、教育、日常花销乃至度假都有国家财政开销。沙特虽富，但在上世纪90年代时失业率极高，少数家族垄断重要公职和财富。激进主义势力在缺乏就业机会的年轻人中蔓延。
阿卜杜拉学习军事出身，在代兄监国期间，促成美军从驻沙特军事基地中撤离，并屡次在公开场合对美沙同盟关系中的不平等之处表示不满，此举极大改善了沙特王室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和宗教界的声望。其执政后一周，他就释放了三名被关押的立宪派人士，2005年沙特举行了极受一般市民欢迎的市政选举，首都利雅得民众的投票率高达75%之多，大家族对公职的垄断趋势受到了遏制。
2006年沙特还破天荒的举行了全国对话，话题涉及妇女选举权、宗教极端主义等几乎所有敏感领域。阿卜杜拉国王从未掩饰自己的改革倾向和对世俗主义的友好态度，当时的沙特媒体甚至破天荒地披露了一些宗教警察受争议的执法案例。这一切变革的信号给了沙特世俗主义力量以极大的鼓舞。但是一切都随着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而改变。
在王国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个改革者却发现被改革
对象才是最有力的拥趸，
改革动力降低也就
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改革者走到了天平的另一侧
曾经有很多批评人士根据阿卜杜拉国王后来的作为由果推因，认为其改革措施，是因畏惧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所展示的推行民主制度的决心，而被迫做出的让步。这样的说法对阿卜杜拉国王而言未必公允，因此，尽管沙特王国与代表世俗主义的中东复兴党政权一直关系冷淡，但一个早已世俗化、且不友好的威权型伊拉克，被一个软弱的民主化伊拉克取代，从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角度来说，已对沙特并无太多影响。真正促使阿卜杜拉下决心重新倚重保守的教士集团的，其实是伊拉克陷入无政府状态后，在整个中东地区造成的连锁反应。
伊拉克陷入教派混战，直接使伊朗为旗手的什叶派力量走向联合，这对属于逊尼派阵营的沙特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前复兴党政权国家一个个陷入部族混战形成示范效应，这对依靠严格压制部族政治来维系家族统治的沙特来讲，也是不可容忍的;伊斯兰国等主张以教代政的政极端派别的崛起，对以政治教的沙特还是不可容忍的。 中东的混乱如同一个潘多拉盒子，把自建国以来第三王朝一直全力压制的动荡因素全都释放出来，而这些因素哪怕只有一个在利雅得扎根都足以威胁沙特家族的统治。面对无法抵御的大潮，只好投身其中。可以依靠谁，成为阿卜杜拉国王必须马上回答的问题。
从伊拉克战争到中东的颜色革命，美国足以向世界证明，他们虽然无力给一个地区带来稳定，但绝对可以给一个地区输送不稳定。
沙特及其带领下海合会诸王国，在遏制伊朗扩张方面，和美国找到了利益结合点，作为回报，美国的中东民主地图绕开了所有海湾王国，尽管理论上这些王国的统治才是最不民主的。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众所周知阿卜杜拉对民主主义的善意，但其却最终被称为“海湾的勃列日涅夫”。他和他领导下的海合会明确宣布，有权利和义务干涉一切试图动摇君主制的政治动乱，并直接出兵沙林保护了受困的君主。
伊拉克战争和中东颜色革命，告诉了全世界中东大地上两个残酷的事实，一是，即便是专制的复兴党政权被推翻，一盘散沙的政党和民众也无法牢固地掌握国家机器;二是，动荡之际，最能战斗的就是以血缘维系的部族，和以信仰维系的教派武装。卡扎菲被部族武装打垮，萨德尔武装和美军在费卢杰鏖战不休。阿卜杜拉国王回顾身边，蓦然发现他古老的家族同时拥有这两大力量——沙特家族的高贵血脉和哈瓦比教派教宗的身份，王族与谢赫家族（哈瓦比派教士的本源）还有倍都因牧人（沙特军队的来源）的百年盟约，在海湾的大地上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带来效忠？
在王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改革者却发现被改革对象才是最有力的拥趸，改革动力降低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于是荒谬继续上演，先君法赫德因顺从美帝遭受非议，阿卜杜拉国王却带上诸王公深化与美合作，因而具备了王国领袖的地位;法赫德以虔诚保守著称，但恰恰是在他任内，把教士纳入政府体系加以管理，而阿卜杜拉素有开明之称，2011甚至给予了女性公民以选举权。但沙特的保守宗教力量，在国家的政治与安全部门的地位却更为强大和难以撼动。虽然宗教警察的数量和权限没有增加，但是许多美国学者看来，这是因为极端的保守分子都被沙特部分军政人士输送到各国的战场上去了。阿卜杜拉虽然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国家安全部队也几度与极端组织发生枪战，但是沙特境内，仍有几大基金会频繁传出募资支持极端分子和圣战的消息。
希望在中东战场大显身手的军人，和狂热布道的极端武装一拍即合，沙特与伊斯兰国的关系甚至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忧虑，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内等战中世俗政府，也都曾指责沙特侧身其中，将金钱和武器援助给逊尼派武装分子。
从传统上讲，沙特阿拉伯王国统治权源于古兰经和真主使者的圣训。而沙特经（古兰经）训（圣训）的解释权却在教士集团（欧莱玛）手中。国王与教士共治国家，是沙特立国之基，可国王选择的合作对象究竟是教士中的温和派保守派或极端派，其实并无明晰的明确界限，之间的些许区别，赖于东方政治智慧中的微妙平衡。沙特国君理论上是瓦哈比派教长，并将教士群体置于国家机构控制之内，但高级教士同样可以通过高级欧莱玛会议、卡迪会议等机构直接参与王国的政治、安全、司法和教育事物。
阿卜杜拉执政的晚期，宗教势力在国内国际事务中发言权的增加，已甚于乃兄时期。一个曾被世俗主义者寄予厚望的改革者，最后基于现实主义的政治需要，走回了天平的另一侧，真是让人浩叹不已。
古老的改革困局
教士们重新在战场上树立权威，并不意味着沙特没有改革的需要。
野心勃勃觊觎王位的第三代王族成员，世家们垄断的公职和企业，一般民众的失业和贫困化，诸多怨气的积累，都不是依据教义可以解决的。泛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在政治上的僵持，使阿卜杜拉改革的亮点更多集中于经济领域。他成立了最高经济委员会，将专业人士引入国家经济宏观管理机构，改变了过去少数王室成员垄断经济话语权的局面，也使国家经济结构改革更具长期规划。他还制定制度，限制王室成员的开销，狠杀沙特王室竞逐豪奢的恶劣风气，并大力发展石化产业和制造业，鼓励私有化和市场化，调整了沙特单纯依赖石油的单一产业格局，也使沙特的财富垄断格局有所缓解，更多民众参与到经济生活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