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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必须讲究策略，必须在革命的每个发展阶段上，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革命的胜利。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刘少奇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时，对这一点有特别深刻的感受。
一、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斗争的策略
密切地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恰当地提出策略方针和口号，是刘少奇在制定党的策略时信守不渝的原则。他认为，“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来规定党的口号。正确的策略和口号首先来源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分析和估量。党的领导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根据“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刘少奇总是根据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进攻或退却的斗争策略。在大革命时期，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建立，初步形成了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的局面，刘少奇提出党完全应该采取进攻的策略，广泛发动工农群众运动。他作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同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起，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以及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动。这时党中央决定采取抗日民族统—战线的策略。刘少奇在主持北方局工作中，坚决贯彻这条正确路线，及时地提出了促进革命高潮的斗争策略。他指出：由于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已经引起了全国政治情况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动。“这些变动，已经改变了并且今后还要继续改变我们全般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所提出的任务、口号和政策。”因此，他要求突破过去秘密工作的局限性，运用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各种问题。正是在他这种正确的策略思想指导下，华北地区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开展起来。
在制定具体的斗争策略时，刘少奇总是注意了解和分析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而且强调这种分析必须密切结合这场斗争的具体条件，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实事求是的，而不能是空空洞洞的和夸夸其谈的。刘少奇说：“我们的同志就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刘少奇认为，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群众的要求和群众的情绪，是党在制定策略时必须认真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在制定策略时，他特别强调要“切实到群众中去了解各部分群众的生活与情绪”，“充分搜求群众普遍的及特殊的痛苦之所在”，要“在群众最气愤、利益关系最大最普遍的问题上”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旧形式为革命服务
不放弃一切机会利用旧的形式为革命服务，这是刘少奇的策略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刘少奇批评了教条主义者一概拒绝旧的形式的错误做法，主张要把革命的新内容寓于旧的形式中，以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在白区工作中，他主张可以参加黄色工会，甚至利用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会等许多旧的组织形式，同国民党作斗争，以便争取群众。刘少奇认为，对于—些旧的活动方式，如国民党在工人中进行的卫生运动、扫墓运动、植树运动，甚至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等，都可以利用来组织工人的斗争。
这种利用旧形式为革命服务的策略思想，革命导师列宁早就提出过。列宁在谈到是否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的问题时，曾批评德国左派共产主义者说：“‘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的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列宁认为，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如果因为工会上层分子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就拒绝在工会中工作，那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刘少奇正是坚持了列宁的这种策略思想，使革命和建设事业少走了许多弯路。
三、承认革命发展的曲折性，正确对待革命过程中的妥协和让步
刘少奇认为，过去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一种“直线的理论”，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走一条直路。用这种理论分析形势，则革命始终是不断高潮；用它来制定策略，革命就只能进攻，不能退却，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按这种理论看来，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和挫折，那是不能容忍的，是“系统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在这种“直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曾经走了大的弯路。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坚持同“直线理论”作斗争，在革命形势需要的时候，正确地提出妥协和退让的策略，引导革命在曲折中前进。如在抗战前夕，他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作的让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分析了宋哲元的政治态度后，认为他在降日问题上还在动摇中，遂即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变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宋看到学生写着这种口号的传单后，即指派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向群众讲话，表示了对群众运动的支持。这样，口号上所作的妥协就使群众运动获得了合法发展的条件。
四、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反对少数
“利用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的策略原则。刘少奇深深懂得这一点，很注意研究敌人内部的矛盾，并且采取灵活的策略，扩大矛盾，为我所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只承认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存在着矛盾，不承认反革命内部和反革命阶级之间也有矛盾。他们甚至提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的错误口号。刘少奇同这种错误倾向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批评关门主义者“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结果是“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与“左”倾关门主义策略相反，刘少奇十分注意发现和利用敌人的矛盾，善于寻找敌人的一切缺口，并扩大这种缺口。他从不静止地孤立地看问题，把敌人和革命的同盟者看得一成不变，而是随时观察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变化，相机地及时改变党的策略。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抗日战争初期处理同阎锡山的关系。阎锡山是封建军阀，有名的反共专家。但在绥远事变后，日寇的入侵威胁到阎锡山的利益，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因此，刘少奇及时地改变了对他的策略。利用阎锡山同日寇的矛盾，发展了以“决死队”为骨干的抗日武装，打开了山西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五、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同革命原则的坚定性相结合
刘少奇认为，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必须同革命原则的坚定性结合起来。所谓革命的原则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基本纲领、革命的大局以及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东西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不应放弃。所谓策略的灵活性是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现党的基本纲领与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时，要尽可能提出适合当时当地条件的具体要求，采取为客观条件和群众要求所允许的各种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刘少奇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既善于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也一贯坚持革命的原则。他一方面经常教育大家，“不论在如何复杂变化的环境下，不论使用何种灵活的策略去与反动派斗争，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纲领”。另一方面也强调，在坚持革命的原则性的同时，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讲究策略的灵活性，否则再好的原则性也是空话，再伟大的纲领也无法实现。
总之，刘少奇在他革命的一生中，很重视对革命策略的研究。他曾经说：“革命坚决、斗争勇敢，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宝贵品质。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品质，还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各方面的修养时，特别指出其中包括“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他自己也正是我们党内具有这方面修养的杰出代表之一，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参考文献：
①《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一、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斗争的策略
密切地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恰当地提出策略方针和口号，是刘少奇在制定党的策略时信守不渝的原则。他认为，“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来规定党的口号。正确的策略和口号首先来源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分析和估量。党的领导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根据“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刘少奇总是根据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进攻或退却的斗争策略。在大革命时期，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建立，初步形成了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的局面，刘少奇提出党完全应该采取进攻的策略，广泛发动工农群众运动。他作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同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起，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以及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动。这时党中央决定采取抗日民族统—战线的策略。刘少奇在主持北方局工作中，坚决贯彻这条正确路线，及时地提出了促进革命高潮的斗争策略。他指出：由于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已经引起了全国政治情况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动。“这些变动，已经改变了并且今后还要继续改变我们全般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所提出的任务、口号和政策。”因此，他要求突破过去秘密工作的局限性，运用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各种问题。正是在他这种正确的策略思想指导下，华北地区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开展起来。
在制定具体的斗争策略时，刘少奇总是注意了解和分析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而且强调这种分析必须密切结合这场斗争的具体条件，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实事求是的，而不能是空空洞洞的和夸夸其谈的。刘少奇说：“我们的同志就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刘少奇认为，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群众的要求和群众的情绪，是党在制定策略时必须认真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在制定策略时，他特别强调要“切实到群众中去了解各部分群众的生活与情绪”，“充分搜求群众普遍的及特殊的痛苦之所在”，要“在群众最气愤、利益关系最大最普遍的问题上”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旧形式为革命服务
不放弃一切机会利用旧的形式为革命服务，这是刘少奇的策略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刘少奇批评了教条主义者一概拒绝旧的形式的错误做法，主张要把革命的新内容寓于旧的形式中，以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在白区工作中，他主张可以参加黄色工会，甚至利用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会等许多旧的组织形式，同国民党作斗争，以便争取群众。刘少奇认为，对于—些旧的活动方式，如国民党在工人中进行的卫生运动、扫墓运动、植树运动，甚至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等，都可以利用来组织工人的斗争。
这种利用旧形式为革命服务的策略思想，革命导师列宁早就提出过。列宁在谈到是否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的问题时，曾批评德国左派共产主义者说：“‘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的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列宁认为，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如果因为工会上层分子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就拒绝在工会中工作，那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刘少奇正是坚持了列宁的这种策略思想，使革命和建设事业少走了许多弯路。
三、承认革命发展的曲折性，正确对待革命过程中的妥协和让步
刘少奇认为，过去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一种“直线的理论”，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走一条直路。用这种理论分析形势，则革命始终是不断高潮；用它来制定策略，革命就只能进攻，不能退却，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按这种理论看来，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和挫折，那是不能容忍的，是“系统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在这种“直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曾经走了大的弯路。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坚持同“直线理论”作斗争，在革命形势需要的时候，正确地提出妥协和退让的策略，引导革命在曲折中前进。如在抗战前夕，他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作的让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分析了宋哲元的政治态度后，认为他在降日问题上还在动摇中，遂即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变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宋看到学生写着这种口号的传单后，即指派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向群众讲话，表示了对群众运动的支持。这样，口号上所作的妥协就使群众运动获得了合法发展的条件。
四、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反对少数
“利用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的策略原则。刘少奇深深懂得这一点，很注意研究敌人内部的矛盾，并且采取灵活的策略，扩大矛盾，为我所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只承认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存在着矛盾，不承认反革命内部和反革命阶级之间也有矛盾。他们甚至提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的错误口号。刘少奇同这种错误倾向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批评关门主义者“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结果是“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与“左”倾关门主义策略相反，刘少奇十分注意发现和利用敌人的矛盾，善于寻找敌人的一切缺口，并扩大这种缺口。他从不静止地孤立地看问题，把敌人和革命的同盟者看得一成不变，而是随时观察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变化，相机地及时改变党的策略。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抗日战争初期处理同阎锡山的关系。阎锡山是封建军阀，有名的反共专家。但在绥远事变后，日寇的入侵威胁到阎锡山的利益，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因此，刘少奇及时地改变了对他的策略。利用阎锡山同日寇的矛盾，发展了以“决死队”为骨干的抗日武装，打开了山西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五、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同革命原则的坚定性相结合
刘少奇认为，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必须同革命原则的坚定性结合起来。所谓革命的原则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基本纲领、革命的大局以及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东西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不应放弃。所谓策略的灵活性是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现党的基本纲领与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时，要尽可能提出适合当时当地条件的具体要求，采取为客观条件和群众要求所允许的各种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刘少奇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既善于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也一贯坚持革命的原则。他一方面经常教育大家，“不论在如何复杂变化的环境下，不论使用何种灵活的策略去与反动派斗争，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纲领”。另一方面也强调，在坚持革命的原则性的同时，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讲究策略的灵活性，否则再好的原则性也是空话，再伟大的纲领也无法实现。
总之，刘少奇在他革命的一生中，很重视对革命策略的研究。他曾经说：“革命坚决、斗争勇敢，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宝贵品质。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品质，还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各方面的修养时，特别指出其中包括“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他自己也正是我们党内具有这方面修养的杰出代表之一，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参考文献：
①《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