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百岁老人，他见证了旧中国的黑暗，新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作为老红军，他亲历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及三年解放战争的壮阔波澜；作为有8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把一切都贡献给了党，贡献给了祖国，贡献给了人民。他就是曾担任过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检察长、副省长、省委常委、政法委主任、省顾委会主任的老红军寇庆延。
在举国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之际，寇庆延迎来了他的百岁华诞。
近日，我们有幸目睹了寇老的百岁风采。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声如洪钟，谈吐自如，给人以返老还童的感觉。打开话匣，激情满怀，有力地挥动着他那双大手，细眯着双眼，仿佛要穿透历史、穿透空间。
亲历了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这位高德高寿的老共产党员是睿智的革命家，更是出色的思想家，年届百岁，仍心系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续写着老一辈革命家的百年传奇，堪称党之瑰宝。
谈话从他的百年感悟开始，寇老不假思索用一段顺口溜概括自己的一生：
少小牧耕执牛鞭，投身革命舞戈竿；
执法多年掌刀柄，紧跟党走保政权。
消灭钉螺除病源，顾委工作居二线；
告老离休好笔翰，失灵耳目索本原。
主席诗篇学不厌，心系民生问暖寒；
习作诗词陶情操，老有所学享晚年。
九口之家四位烈士
1912年4月，寇庆延出生在河南新县陡山河乡白马山村寇家湾一个农民家庭，自小家境贫穷，懂事后以放牛为生。其父寇立培早年在保定上学期间接触过进步思想，回乡后办了个私塾，校长、老师一肩挑。寇庆延边放牛边在父亲的私塾里上了三年半学，背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等。辛亥革命后，私塾改为列宁小学，寇立培担任列宁小学校长。
“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因为穷，没有活路。”
当时的中国有两个政党：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两个党代表两个阶级。一个代表穷人、一个代表富人。共产党代表穷人、国民党代表富人。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有出路。受父亲的影响，寇老16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地下共青团，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起义，后被推选为莲花堰乡苏维埃委员。
“1931年农历正月初三，我的妈妈亲自送我到红安县七里坪参加红四方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认为红四方面军是大别山起的家，大巴山发的家，太行山成的家。仅仅在大别山时期，我先后失去了五位亲人，其中有四位是烈士。
“第一位是我的父亲，因为做了列宁校长，敌人把他抓到新集秘密杀害了，至今未找到尸骨。后三位分别是我的三哥、六叔和七叔，都是在游击队反四次“围剿”时牺牲的。讲到这里，寇老稍加停顿，面带哀伤：妈妈虽不是烈士，但也是被国民党逼死的，国民党天天逼她把我找回来，她怎么会让我回来送死呢？结果她就被逼死了，死时才40岁。一家九口，就有五位亲人为革命捐躯。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在新县，凡是参加革命的家庭，几乎都有烈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长征是一种敌人无法体会的信念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了长征。一、二方面军只过了一次草地，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我们过了三次。”谈起这段历史，寇老的表情显得凝重。
过草地是红军将士从未有过的生活经历。草地的气候变化无常。刚刚还是烈日炎炎，一会儿便乌云笼罩，紧接着就是瓢泼大雨,甚至是劈头盖脸的冰雹。草地表面荒草泥泞，根本看不出哪一脚下去就是无底的泥潭。一次，他眼睁睁看着前面的战友踩在稀泥里，慢慢就被泥潭吞没了。这样的沼泽地，人陷进泥潭里，越挣扎陷得越深，必须依靠别人的救助才能逃脱，但伸手去救的人往往也会被一起拖了进去。
“长征中最难最苦的是什么？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打仗，是吃了野菜、野草、皮带后仍然难挨的饥饿啊！”寇老凝视前方，缓缓地回忆着：
红军整个长征途中，要经历打仗，更多的是行军。在经历长时间的艰苦跋涉后，伤病员多了，又缺医少药，没吃没喝的。过草地时红军将士吃的是野菜、草根、树皮。有的野菜有毒性，吃下去全身发肿，嘴唇发乌。寻找能吃的东西是艰难的事，也是危险的事。走在前面的同志有个基本的任务就是试吃野菜，发现有能吃的就赶快通知后面的部队。
师团以下指挥员的坐骑都被宰杀了，到最后，把牛皮做的腰带、马鞍和皮鞋都煮吃了。当时，部队流传《牛皮腰带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菜有汤花样多，一段留给战友尝。”乍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经过再三火烧、水煮，又没有盐，苦涩难咽。殿后的部队更加困难，因能吃的野生植物被前面的部队一扫而光，实在没有什么可吃，只能吃前面部队落在路上的青稞粒……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是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但红军将士还是挺过来了，硬是在极度的饥饿中走过了草地，走完了长征，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寇老动情地说。
“那是一种敌人无法体会的信念。更是对红军毅力的考验。”说此话时，寇老握紧了拳头。
“听说现在的一些人对长征路上红军吃腰带、皮鞋持怀疑态度，甚至根本就不相信，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长征途中朱老总救我一命
“长征中最难忘的是我被作为‘改组派’差点被枪毙，是朱老总在枪口下救了我。” 说起这段经历，寇老对那些细节至今仍历历在目。
1936年10月，寇老任31军91师司令部侦察科长。按师领导部署，寇老带一个侦察连到甘肃武都与天水之间执行任务：一是筹集资财，二是扩大红军队伍，三是侦察敌情。当时国民党第3军的军部驻在武都县城，侦察连驻在一个逃跑的地主家里，离乐门镇有15华里。一天，寇老带着一个排与供给处股长一起进镇里采购物资。先派半个班在镇外边小山岗放哨，寇老和通信员进入商店和店主商谈，突然，敌人冲进街，用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他们。激战中，两个班的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寇老带着6名战士突围跑回驻地。第二天，寇老被带到师部，交给保卫局五花大绑关押起来。
当时受张国焘“左”倾肃反路线的影响，起初怀疑寇老“生还有诈”，继而认定是“改组派”。军部发电报给朱老总，说寇庆延是反革命，要求枪毙。总部机要参谋陈明义（是寇老保卫总局时的战友，解放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收到电报，心都凉了，“老寇这下活不成了。”他忐忑不安地把电报交给朱老总，瞪大眼等着朱老总表态。朱老总看完电报非常生气：“哪有这么多改组派？不能杀。”因朱老总回了电报，就把寇老从保卫局转到军法处，这一转就把敌我矛盾转化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死罪免了，活罪难逃。被判处“三年徒刑，苦力代替”，开除党籍3个月。判决后寇老被放到31军政治部油印科背了3个月的油印机。
1965年春，朱老总来广东视察，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寇老向朱老总说起这段经历，并请老总给写一幅字留念，朱老总欣然答应，3月8日回北京后亲笔抄录了毛泽东的诗词《仙人洞》。不久“文革”开始，朱老总再没有机会把这幅字送来，直到2000年，朱老总的孙子朱援朝专程到广州把这幅墨宝送到寇老手上。
“要不是朱老总在关键时刻救下我，今天也就不可能接受你们的采访了。”寇老双手一摊不失幽默地说。
“长征途中，类似这样的生死磨难还有两次。”
一次是1933年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总局秘书长期间，得了伤寒病昏迷，部队用担架把他抬到离通江约100华里大巴山脚下叫苦草坝的总医院，等醒过来才知道自己已昏迷三天了。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头发、眉毛全掉光了，浑身上下脱了一层皮。原来认识的，见到他就问“你是谁？”“我是老寇啊。”“你怎么变成另一个人了？”
另一次是1940年秋，时任一二九师新四旅锄奸科科长，身染病毒性痢疾，吃什么拉什么，最后拉的是血和脓。
“多亏了杨奇清（后任公安部副部长）让夫人肖彬送了5个大洋，给我买营养品滋补身体。”
又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寇老至今记忆犹新，满怀感恩：“5块大洋今天说来微不足道，但在那时却是他一个月的津贴呀！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救命钱。”建国后，寇老每次到北京，都要到杨奇清家谢恩。
正是这种对党的无限忠诚，抱着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寇老在人生的一次又一次挫折中站了起来，无怨无悔，矢志不渝。
去年，深圳某大型台资企业屡次发生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寇老就此事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是世界观问题。个人主义严重，一心想自己好，行不通了就钻牛角尖，就走绝路。过去我们这些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都很强，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怎么会自杀呢？我那时被打成“改组派”被五花大绑，手脚都麻木了，要杀头了，也没想过自杀。我们有信念，相信党，相信走红军的路是对的，做的事是为人民大众的，个人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会想不开，钻牛角尖。人一定要有事业心，干一份事业，不成功不罢休，历尽艰辛痴心不改。
十万草塘灭钉螺
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保卫组共四个组。寇老担任生产组副组长，分管科技、民政、卫生三项工作。
“那时‘文革’已经开始。各个政府机构都处于半瘫痪状态，各种问题丛生，连害虫也猖獗，特别是血吸虫，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余江县消灭血吸虫后，毛主席写了《送瘟神》，极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中央成立了血吸虫防治小组，同时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各省分管民政、卫生的领导参加。湖南派出的是华国锋，上海是张春桥（时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广东省指派我。就那次会议认识的华国锋、张春桥。回来后向省委传达会议精神，省委就决定让我负责血吸虫防治工作。所以，‘文革’期间，别人都忙着斗争，而我则带着一帮科研人员十万草塘灭钉螺。”
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最主要的寄生虫病。钉螺是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钉螺滋生地的特点是土地肥沃、杂草丛生、水流缓慢。随着气候的变化，它可分布在滋生地的表层。
“广东的三水金口农场、英德一个公社、曲江有一大片、仁化县、四会县等都有血吸虫。四会大旺农场是治理重点，而且是重中之重。解放前大旺村是个大草塘，钉螺面积达8万多亩，由于血吸虫病肆虐，可谓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茫茫一片草塘，大部分村庄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和比人还高的芦苇。”
根据中央的部署，首先是成立了血防研究所，请中山医学院血防专家陈心陶教授担任技术顾问，接着，省卫生厅在四会设了‘血防站’，在罗天（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农场。
“好像我是司令，陈心陶是参谋长，他讲得有道理的，我就下命令‘干’。先是挖沟排水，把钉螺生长的寄宿地改掉，然后开荒种地。当时有个口号：种上就是胜利！我和血防组的专家教授同吃、同住、同行，都成了好朋友，他们带我一个个地方跑、一块块沼泽地查。刚开始不让我下水，怕水里有钉螺，会感染上，硬要背我。我告诉他们：感染上是光荣！也不可怕，你们不是已经治好了很多人吗？这样我们的心就贴得更紧了。我们在农场大规模发动群众与科学求实精神相结合，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改造环境、推广经验。由于办法科学，措施得力，广东省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我国第一批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并能稳定下来的省份。1974年，国家卫生部进行正式验收，宣布广东省已经消灭了血吸虫病，成为我国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的省份。当时消息宣布后，来参加广交会的日本人、美国人都不相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王首道说，不相信，你们可以来看。广交会年年开，你们年年来。观察了几年，他们才敢确认广东的确是消灭了血吸虫病。我的搭档陈心陶教授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是一个创举。去年我还到过大旺，现在已是肇庆高新技术开发区。”
“老奸巨滑”说真话
‘文革’期间，公检法被彻底砸烂，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成了被打倒对象。为了诬陷他里通外国，造反派从北京到广东，找到时任广东省政法委主任的寇老，要他提供罗瑞卿的黑材料。没有达到目的，就妄想从罗瑞卿的秘书王仲方处下手。造反派问寇老：1955年王仲方带队到苏联访问期间，是如何按照罗瑞卿的部署里通外国的？“里通外国是特务干的事，很秘密的，怎么可能让我知道？”他们诱导：王仲方和苏方的关系密不密切？“密切。”“这就是里通外国。”“王仲方是中方的秘书长，他不和苏方秘书长关系密切，我们一行人的生活、行程怎么办？”造反派无可奈何：“真是老奸巨滑。”
1967年，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接到佛山地委副书记来信，讲造反派要把时任佛山地委书记的杜瑞芝搞掉（搞死），陶铸接此报告立即把寇老找到办公室，指示他要保护杜瑞芝。寇老连夜组成了一个支持群众运动工作组，亲任组长。第二天赶到佛山顺德批斗会现场，在顺德县委书记的陪同下，先接见造反派头头。问：“你们批斗杜瑞芝准备得怎么样？有何方案？”造反派头头就把批斗方案给寇老看了，同时也做了简短的口头汇报。寇老发现没有对杜瑞芝进行人身攻击、武力方面的行为，就说你们的方案不错，我同意。开会时，顺德有上万名干部、群众、学生参加，为防止意外，寇老在台上安排了20个小伙子，表面是批斗骨干分子，实际上是保护杜瑞芝的。台下，机关干部安排在前排，群众、学生安排在后排，防止学生冲到台上发生武斗。批斗会开始后，群众、学生高喊，“打倒杜瑞芝！”台上的20个骨干也高喊：“打倒杜瑞芝”，坐在主席台中央的寇老没有喊，造反派就质问：“你为什么不表态、不喊口号？”“现在不是允许独立思考吗？你手里有材料有证据，你可以表态，可以打倒。我手里现在没有材料，没有证据，我独立思考，暂时不表态。”造反派头头摇了摇头。
小平同志有两大历史功绩
时间把寇老的思绪拉到眼前。他告诉我们：“小平有两大历史功绩。”一是正确对待毛泽东。毛主席个人晚年确实犯有错误，但那是一个伟人所犯的错误，要吸取教训，要纠正，但不是清算，更不能打倒。毛泽东思想是老一辈革命家共同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要捍卫，更要继承和发展。这点，小平同志做到了。二是弄懂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本来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解决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毛主席也没能解决。但小平同志解决了。“特别是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述，我体会太深刻了。”说着他又陷入了回忆。
六十年代初，毗邻港澳的广东偷渡成风，根本就控制不了。有的整条村的人都外逃，三个一伙，五个一群，抓住遣送回来，半道又跑了。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次，逃出14.68万多人。此事港英当局多次提出抗议，也惊动了党中央。
为什么外逃？太穷，没有吃的。内地人无处可逃，信阳出现了“光山事件”。出现这一情况，一方面是天灾，另一方面是“三面红旗”的人祸。
“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我曾多次进京当面向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汇报。当汇报到请中央对广东反偷渡外逃要有个明确指示时，李先念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中央各部门要支持广东。陈慕华同志同各部门商量一下，能解决的都支持。反偷渡要多管齐下，要大力发展生产’。”
八十年代中还有偷渡，但比起六七十年代明显减少了。关键是大陆改革开放发展生产了，人们有了盼头。
“当时有人把偷渡定性为政治问题，我就认为是生活问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今，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你看现在还有偷渡港澳的吗？事实证明，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偷渡外逃风。”
“小平同志要让‘社会主义香起来’，放眼当今世界，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共识。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加上中国传统文化”。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过去有句话，我为人人；现在颠倒过来，人人为我。这不是文字游戏，实质是两种世界观！一个是立党为公，一个是立党为私；一个是执政为民，一个是执政为己。这可是个党性问题呀！”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对得起这个称号。”
“共产党员的根本任务是改造世界。一个是主观世界，一个是客观世界。主观世界比客观世界更难改造，一定要下大功夫、苦功夫。”“共产党员没有八小时之外！”这就是寇老的党性观念、人生信条。
寇老很坚决地讲，自己不写自传。一是相隔多年，对时间和细节的记忆不尽准确，担心贻误历史；二是撰写回忆录，多多少少夹杂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动机；三是写回忆录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可回忆录写出来，真正去阅读的人有多少？教育意义有多大？
对“和谐”二字，寇老有他独到的见解：“和谐”，首先是个人身心的和谐，然后是夫妻的和谐，身心、夫妻和谐了，家庭才能和谐；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寇老一语中的。
在寇老儿女的心目中，父亲虽在官场身居要职几十年，但他对儿女的教育从来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不能有丝毫高干子女的优越感，不容有半点特殊，要艰苦朴素。为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敬业、自律自勉，寇老特意写了《家风传》：“听党话，跟党走，学马列，意志坚......对己严,待人宽,树家风，代代传。”寇老时常教育子女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按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党、对工作负责任。无论子女是当兵、复员、转业、毕业分配，寇老对子女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服从组织”。不但不为子女的事开口，也不准身边的工作人员去讲。长子英年早逝，大女儿是深圳政府一般干部，已退休。二儿子从单位内退后做点小本生意，老六早年留学日本现在日本经商。二女儿1969年入伍，1998年底从广州军区转业到地方工作，在面临人生第二次就业的关键时刻，她多么希望父亲能写个条，但寇老平静地说：“你不能拿我做靠山，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最后被分配到一家企业的医务室，单位机制改革，早早内退。如果说女儿的工作寇老已不在位管不了，那么老五1975年退伍时他还在位，可仍被安排到企业，1996年44岁下岗。老部下悄悄给老五在省直单位安排个岗位，寇老知道后非常生气，把老部下叫到家里严厉批评，把小儿子狠狠骂了一通：“工人、农民的子女能下岗，我寇庆延的儿子为什么不能下岗？”直到今天，老五仍在家待岗。寇老革命了一辈子，在广东工作生活了六十多年，身居要职，长期担任省领导，但六个子女没有一个从政的，没有一个依靠他经商的。这就是一个老红军、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给人民的满意答卷。
反腐必须是自上而下
寇老对反腐败工作的认识非常深刻，谈起了茂名前不久出现的几个案例。“这些人啊，都是因为主观世界没改造好。综观现在的腐败分子，就是欲望太多、太强，丧失党性、完全没有党性。”他认为腐败分子有两种。一种是来革命的，初衷和本质都是好的，为人民做了不少实事、好事，但在工作中放松了学习和改造，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打了败仗，做了俘虏。对这一部分干部要教育、挽救，特别是加强平时的监管。另一种，来革命的目的就不纯，抱着当官发财的梦想，总想着要捞一把。也做一点有益的事情，但不是造福人民，而是捞取政治资本。对这种人就要严厉打击，决不手软。湖南郴州有个“三玩”副市长，就是这类典型。玩权、玩钱、玩女人。当了副市长，有了权，对他有利的就干；有了钱，就开始玩女人。就这么一个人，他能不犯错误吗？投革命的机、投官僚的机。广东省还有一个干部，孤儿出身，从科长到办公室主任，我对他抱很大期望。后来做了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我从广播上听说，是他的家人把他拉下水的。我听后很吃惊，后来他被判了刑，这是我没想到的。对于反腐败，寇老不假思索地说：“反腐必须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因为权力在上面。上面不反腐，就会对腐败形成保护。”他的思维多么精彩！
人离休了，学习和思想不能停止
天增岁月人增寿。随着寇老年纪的增大，家人和工作人员都劝他减少外出，特别是近十年来，眼睛看不到，行动不便。但他说：“虽然我看不见，听不清楚，但我不能老坐在家里，只要我能走，我就要参加各种活动，既是调查研究，也能从中学习知识。多走走，多听听，人离休了，但学习和思想不能停止。”每到一处，寇老都笔墨翰情，或勉励各级政府机关忠诚为党，公正执法，或有感而发赋诗一首以表对先烈的缅怀，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对祖国建设的赞叹。2006年4月19日到湖南参观刘少奇故居后作《参观少奇故居有感》：
芙蓉国内花明楼，主席功绩载千秋；
革命征途党迷路，奸人逞计施阴谋。
颠倒黑白横加罪，混淆是非造由头；
革命家庭遭大难，绝情毒手到中州。
党纪国法绝不容，一网打尽下囚笼；
亿万人民拍手快，驱散乌云太阳红。
三中全会指路灯，经济建设为中心；
拨乱反正航向明，社会主义日日新。
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寇老献诗《共和国六十华诞礼赞》给祖国母亲：
一
三座大山被推翻，人民共和立世间。
五年规划宏图展，神州大地换新颜。
“两弹一星”壮国威，革命征途路漫漫。
“反党集团”下毒手，十年浩劫成国难。
二
三中全会拨迷雾，小平理论起风帆。
雄图大略三步走，“一国两制”立典范。
中国模式成共识，社会主义道路宽。
科学发展续真理，六十华诞春满园。
2010年5月，99岁的寇老人老心不老，乘坐武广高速铁路从广州到武汉，一路感受中国速度，有感而发写下 《乘武广高铁偶感》：
风驰电掣原野间，崇山峻岭似平川；
中国速度刮目看，千里武广半日还。
巨龙腾飞跃九天，和谐共处世人赞；
科学发展谱新篇，社会主义道路宽。
2010年，玉树地震牵动着这位老党员的心，寇老毅然捐出积蓄2000元；“广东扶贫日”寇老又捐善款1000元。2010年春节，寇老从身边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现时农村发生了令人欣喜的新变化，但农村的卫生环保问题突出：一是村里垃圾遍地，生活环境差；二是土地、水源污染严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寇老致信中央和广东省汪洋书记反映此事。信中指出由于基层党的领导软弱，战斗力不强，中央好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希望能引起重视及时研究解决，让农村的父老乡亲把好日子过好。此事得到了汪洋书记的高度重视并亲自批示：寇老反映的问题值得重视，请省卫生厅、环保厅从我省做起，抓好农村的卫生环保工作。
2010年3月11日，《南方日报》等关于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同志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发言《狠刹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的不正之风》的报道引发了寇老的共鸣，寇老于是去信鼓励“百分之百支持你！”。与朱振中一同收到寇老书信的还有荣获“南粤巾帼十杰”的梅州蕉岭县广福镇洪才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龙远秀，茂名信宜市镇隆镇白梅村支部书记梁莹，寇老寄望她们“更加注重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党的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生我是母亲养我是党
寇老常说：他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他的母亲，另一个是育他的母亲，这个母亲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参加革命开始，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不断提高，最后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
“现在我老了，不能为党工作了，但是我对我们这个党还是非常关心的。我们党的每一次全会的公报、每一个决议，我都要秘书反复地读给我听，我一条一条地去想，它们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把每一条都想完了，是符合的，哎呀，我的这个心啊，就舒服了啊！”说到这里，寇老如释重负，长舒了一口气。
“现在腐败现象是严重了一些，但是要相信我们的党啊！党是不会不管的！你看，‘文化大革命’把党都打散了嘛，但是小平一出来，一声呼唤，大家都跟上来了，团结起来了，一起跟着小平走了！党为什么打不散呢？就因为是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他那一套建党的方针、制度都是对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思想上也是一致的！”寇老用力举了举右手的拳头。
“没有党的领导，哪有我们的今天。因此，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把个人的利益放在最前面，而要把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放在最前面！要一心一意跟党走，一生一世报党恩！”
近日，汪洋书记、黄华华省长、省委组织部长李玉妹、省政法委书记梁伟发、省委办公厅秘书长徐少华等领导分别到家里慰问。汪书记亲切地握着寇老的手：“您老是共和国的功臣，是党和国家的财富，祝您健康长寿。”寇老诙谐地回答：“不是财富是包袱。”紧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打江山不容易，治理国家更不简单。你们现在肩上的担子很重，工作很辛苦，谢谢你们！”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我们晚辈将永远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落到实处，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幸福起来！”汪书记说此番话时，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是责任和义务的交接，更是庄严的承诺。寇老满意而又轻松地笑了：“这下我们就放心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寇庆延，这个有着八十年党龄的百岁老人，至今魂牵梦萦的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他积极向中央及地方政府建言献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教育身边的同志和亲友，续写着老一辈革命家的百年传奇。
百年传奇，德为寿先。寇庆延堪称党之瑰宝，国之脊梁。
在举国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之际，寇庆延迎来了他的百岁华诞。
近日，我们有幸目睹了寇老的百岁风采。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声如洪钟，谈吐自如，给人以返老还童的感觉。打开话匣，激情满怀，有力地挥动着他那双大手，细眯着双眼，仿佛要穿透历史、穿透空间。
亲历了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这位高德高寿的老共产党员是睿智的革命家，更是出色的思想家，年届百岁，仍心系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续写着老一辈革命家的百年传奇，堪称党之瑰宝。
谈话从他的百年感悟开始，寇老不假思索用一段顺口溜概括自己的一生：
少小牧耕执牛鞭，投身革命舞戈竿；
执法多年掌刀柄，紧跟党走保政权。
消灭钉螺除病源，顾委工作居二线；
告老离休好笔翰，失灵耳目索本原。
主席诗篇学不厌，心系民生问暖寒；
习作诗词陶情操，老有所学享晚年。
九口之家四位烈士
1912年4月，寇庆延出生在河南新县陡山河乡白马山村寇家湾一个农民家庭，自小家境贫穷，懂事后以放牛为生。其父寇立培早年在保定上学期间接触过进步思想，回乡后办了个私塾，校长、老师一肩挑。寇庆延边放牛边在父亲的私塾里上了三年半学，背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等。辛亥革命后，私塾改为列宁小学，寇立培担任列宁小学校长。
“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因为穷，没有活路。”
当时的中国有两个政党：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两个党代表两个阶级。一个代表穷人、一个代表富人。共产党代表穷人、国民党代表富人。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有出路。受父亲的影响，寇老16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地下共青团，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起义，后被推选为莲花堰乡苏维埃委员。
“1931年农历正月初三，我的妈妈亲自送我到红安县七里坪参加红四方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认为红四方面军是大别山起的家，大巴山发的家，太行山成的家。仅仅在大别山时期，我先后失去了五位亲人，其中有四位是烈士。
“第一位是我的父亲，因为做了列宁校长，敌人把他抓到新集秘密杀害了，至今未找到尸骨。后三位分别是我的三哥、六叔和七叔，都是在游击队反四次“围剿”时牺牲的。讲到这里，寇老稍加停顿，面带哀伤：妈妈虽不是烈士，但也是被国民党逼死的，国民党天天逼她把我找回来，她怎么会让我回来送死呢？结果她就被逼死了，死时才40岁。一家九口，就有五位亲人为革命捐躯。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在新县，凡是参加革命的家庭，几乎都有烈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长征是一种敌人无法体会的信念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了长征。一、二方面军只过了一次草地，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我们过了三次。”谈起这段历史，寇老的表情显得凝重。
过草地是红军将士从未有过的生活经历。草地的气候变化无常。刚刚还是烈日炎炎，一会儿便乌云笼罩，紧接着就是瓢泼大雨,甚至是劈头盖脸的冰雹。草地表面荒草泥泞，根本看不出哪一脚下去就是无底的泥潭。一次，他眼睁睁看着前面的战友踩在稀泥里，慢慢就被泥潭吞没了。这样的沼泽地，人陷进泥潭里，越挣扎陷得越深，必须依靠别人的救助才能逃脱，但伸手去救的人往往也会被一起拖了进去。
“长征中最难最苦的是什么？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打仗，是吃了野菜、野草、皮带后仍然难挨的饥饿啊！”寇老凝视前方，缓缓地回忆着：
红军整个长征途中，要经历打仗，更多的是行军。在经历长时间的艰苦跋涉后，伤病员多了，又缺医少药，没吃没喝的。过草地时红军将士吃的是野菜、草根、树皮。有的野菜有毒性，吃下去全身发肿，嘴唇发乌。寻找能吃的东西是艰难的事，也是危险的事。走在前面的同志有个基本的任务就是试吃野菜，发现有能吃的就赶快通知后面的部队。
师团以下指挥员的坐骑都被宰杀了，到最后，把牛皮做的腰带、马鞍和皮鞋都煮吃了。当时，部队流传《牛皮腰带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菜有汤花样多，一段留给战友尝。”乍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经过再三火烧、水煮，又没有盐，苦涩难咽。殿后的部队更加困难，因能吃的野生植物被前面的部队一扫而光，实在没有什么可吃，只能吃前面部队落在路上的青稞粒……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是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但红军将士还是挺过来了，硬是在极度的饥饿中走过了草地，走完了长征，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寇老动情地说。
“那是一种敌人无法体会的信念。更是对红军毅力的考验。”说此话时，寇老握紧了拳头。
“听说现在的一些人对长征路上红军吃腰带、皮鞋持怀疑态度，甚至根本就不相信，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长征途中朱老总救我一命
“长征中最难忘的是我被作为‘改组派’差点被枪毙，是朱老总在枪口下救了我。” 说起这段经历，寇老对那些细节至今仍历历在目。
1936年10月，寇老任31军91师司令部侦察科长。按师领导部署，寇老带一个侦察连到甘肃武都与天水之间执行任务：一是筹集资财，二是扩大红军队伍，三是侦察敌情。当时国民党第3军的军部驻在武都县城，侦察连驻在一个逃跑的地主家里，离乐门镇有15华里。一天，寇老带着一个排与供给处股长一起进镇里采购物资。先派半个班在镇外边小山岗放哨，寇老和通信员进入商店和店主商谈，突然，敌人冲进街，用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他们。激战中，两个班的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寇老带着6名战士突围跑回驻地。第二天，寇老被带到师部，交给保卫局五花大绑关押起来。
当时受张国焘“左”倾肃反路线的影响，起初怀疑寇老“生还有诈”，继而认定是“改组派”。军部发电报给朱老总，说寇庆延是反革命，要求枪毙。总部机要参谋陈明义（是寇老保卫总局时的战友，解放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收到电报，心都凉了，“老寇这下活不成了。”他忐忑不安地把电报交给朱老总，瞪大眼等着朱老总表态。朱老总看完电报非常生气：“哪有这么多改组派？不能杀。”因朱老总回了电报，就把寇老从保卫局转到军法处，这一转就把敌我矛盾转化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死罪免了，活罪难逃。被判处“三年徒刑，苦力代替”，开除党籍3个月。判决后寇老被放到31军政治部油印科背了3个月的油印机。
1965年春，朱老总来广东视察，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寇老向朱老总说起这段经历，并请老总给写一幅字留念，朱老总欣然答应，3月8日回北京后亲笔抄录了毛泽东的诗词《仙人洞》。不久“文革”开始，朱老总再没有机会把这幅字送来，直到2000年，朱老总的孙子朱援朝专程到广州把这幅墨宝送到寇老手上。
“要不是朱老总在关键时刻救下我，今天也就不可能接受你们的采访了。”寇老双手一摊不失幽默地说。
“长征途中，类似这样的生死磨难还有两次。”
一次是1933年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总局秘书长期间，得了伤寒病昏迷，部队用担架把他抬到离通江约100华里大巴山脚下叫苦草坝的总医院，等醒过来才知道自己已昏迷三天了。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头发、眉毛全掉光了，浑身上下脱了一层皮。原来认识的，见到他就问“你是谁？”“我是老寇啊。”“你怎么变成另一个人了？”
另一次是1940年秋，时任一二九师新四旅锄奸科科长，身染病毒性痢疾，吃什么拉什么，最后拉的是血和脓。
“多亏了杨奇清（后任公安部副部长）让夫人肖彬送了5个大洋，给我买营养品滋补身体。”
又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寇老至今记忆犹新，满怀感恩：“5块大洋今天说来微不足道，但在那时却是他一个月的津贴呀！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救命钱。”建国后，寇老每次到北京，都要到杨奇清家谢恩。
正是这种对党的无限忠诚，抱着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寇老在人生的一次又一次挫折中站了起来，无怨无悔，矢志不渝。
去年，深圳某大型台资企业屡次发生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寇老就此事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是世界观问题。个人主义严重，一心想自己好，行不通了就钻牛角尖，就走绝路。过去我们这些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都很强，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怎么会自杀呢？我那时被打成“改组派”被五花大绑，手脚都麻木了，要杀头了，也没想过自杀。我们有信念，相信党，相信走红军的路是对的，做的事是为人民大众的，个人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会想不开，钻牛角尖。人一定要有事业心，干一份事业，不成功不罢休，历尽艰辛痴心不改。
十万草塘灭钉螺
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保卫组共四个组。寇老担任生产组副组长，分管科技、民政、卫生三项工作。
“那时‘文革’已经开始。各个政府机构都处于半瘫痪状态，各种问题丛生，连害虫也猖獗，特别是血吸虫，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余江县消灭血吸虫后，毛主席写了《送瘟神》，极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中央成立了血吸虫防治小组，同时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各省分管民政、卫生的领导参加。湖南派出的是华国锋，上海是张春桥（时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广东省指派我。就那次会议认识的华国锋、张春桥。回来后向省委传达会议精神，省委就决定让我负责血吸虫防治工作。所以，‘文革’期间，别人都忙着斗争，而我则带着一帮科研人员十万草塘灭钉螺。”
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最主要的寄生虫病。钉螺是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钉螺滋生地的特点是土地肥沃、杂草丛生、水流缓慢。随着气候的变化，它可分布在滋生地的表层。
“广东的三水金口农场、英德一个公社、曲江有一大片、仁化县、四会县等都有血吸虫。四会大旺农场是治理重点，而且是重中之重。解放前大旺村是个大草塘，钉螺面积达8万多亩，由于血吸虫病肆虐，可谓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茫茫一片草塘，大部分村庄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和比人还高的芦苇。”
根据中央的部署，首先是成立了血防研究所，请中山医学院血防专家陈心陶教授担任技术顾问，接着，省卫生厅在四会设了‘血防站’，在罗天（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农场。
“好像我是司令，陈心陶是参谋长，他讲得有道理的，我就下命令‘干’。先是挖沟排水，把钉螺生长的寄宿地改掉，然后开荒种地。当时有个口号：种上就是胜利！我和血防组的专家教授同吃、同住、同行，都成了好朋友，他们带我一个个地方跑、一块块沼泽地查。刚开始不让我下水，怕水里有钉螺，会感染上，硬要背我。我告诉他们：感染上是光荣！也不可怕，你们不是已经治好了很多人吗？这样我们的心就贴得更紧了。我们在农场大规模发动群众与科学求实精神相结合，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改造环境、推广经验。由于办法科学，措施得力，广东省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我国第一批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并能稳定下来的省份。1974年，国家卫生部进行正式验收，宣布广东省已经消灭了血吸虫病，成为我国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的省份。当时消息宣布后，来参加广交会的日本人、美国人都不相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王首道说，不相信，你们可以来看。广交会年年开，你们年年来。观察了几年，他们才敢确认广东的确是消灭了血吸虫病。我的搭档陈心陶教授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是一个创举。去年我还到过大旺，现在已是肇庆高新技术开发区。”
“老奸巨滑”说真话
‘文革’期间，公检法被彻底砸烂，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成了被打倒对象。为了诬陷他里通外国，造反派从北京到广东，找到时任广东省政法委主任的寇老，要他提供罗瑞卿的黑材料。没有达到目的，就妄想从罗瑞卿的秘书王仲方处下手。造反派问寇老：1955年王仲方带队到苏联访问期间，是如何按照罗瑞卿的部署里通外国的？“里通外国是特务干的事，很秘密的，怎么可能让我知道？”他们诱导：王仲方和苏方的关系密不密切？“密切。”“这就是里通外国。”“王仲方是中方的秘书长，他不和苏方秘书长关系密切，我们一行人的生活、行程怎么办？”造反派无可奈何：“真是老奸巨滑。”
1967年，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接到佛山地委副书记来信，讲造反派要把时任佛山地委书记的杜瑞芝搞掉（搞死），陶铸接此报告立即把寇老找到办公室，指示他要保护杜瑞芝。寇老连夜组成了一个支持群众运动工作组，亲任组长。第二天赶到佛山顺德批斗会现场，在顺德县委书记的陪同下，先接见造反派头头。问：“你们批斗杜瑞芝准备得怎么样？有何方案？”造反派头头就把批斗方案给寇老看了，同时也做了简短的口头汇报。寇老发现没有对杜瑞芝进行人身攻击、武力方面的行为，就说你们的方案不错，我同意。开会时，顺德有上万名干部、群众、学生参加，为防止意外，寇老在台上安排了20个小伙子，表面是批斗骨干分子，实际上是保护杜瑞芝的。台下，机关干部安排在前排，群众、学生安排在后排，防止学生冲到台上发生武斗。批斗会开始后，群众、学生高喊，“打倒杜瑞芝！”台上的20个骨干也高喊：“打倒杜瑞芝”，坐在主席台中央的寇老没有喊，造反派就质问：“你为什么不表态、不喊口号？”“现在不是允许独立思考吗？你手里有材料有证据，你可以表态，可以打倒。我手里现在没有材料，没有证据，我独立思考，暂时不表态。”造反派头头摇了摇头。
小平同志有两大历史功绩
时间把寇老的思绪拉到眼前。他告诉我们：“小平有两大历史功绩。”一是正确对待毛泽东。毛主席个人晚年确实犯有错误，但那是一个伟人所犯的错误，要吸取教训，要纠正，但不是清算，更不能打倒。毛泽东思想是老一辈革命家共同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要捍卫，更要继承和发展。这点，小平同志做到了。二是弄懂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本来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解决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毛主席也没能解决。但小平同志解决了。“特别是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述，我体会太深刻了。”说着他又陷入了回忆。
六十年代初，毗邻港澳的广东偷渡成风，根本就控制不了。有的整条村的人都外逃，三个一伙，五个一群，抓住遣送回来，半道又跑了。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次，逃出14.68万多人。此事港英当局多次提出抗议，也惊动了党中央。
为什么外逃？太穷，没有吃的。内地人无处可逃，信阳出现了“光山事件”。出现这一情况，一方面是天灾，另一方面是“三面红旗”的人祸。
“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我曾多次进京当面向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汇报。当汇报到请中央对广东反偷渡外逃要有个明确指示时，李先念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中央各部门要支持广东。陈慕华同志同各部门商量一下，能解决的都支持。反偷渡要多管齐下，要大力发展生产’。”
八十年代中还有偷渡，但比起六七十年代明显减少了。关键是大陆改革开放发展生产了，人们有了盼头。
“当时有人把偷渡定性为政治问题，我就认为是生活问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今，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你看现在还有偷渡港澳的吗？事实证明，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偷渡外逃风。”
“小平同志要让‘社会主义香起来’，放眼当今世界，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共识。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加上中国传统文化”。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过去有句话，我为人人；现在颠倒过来，人人为我。这不是文字游戏，实质是两种世界观！一个是立党为公，一个是立党为私；一个是执政为民，一个是执政为己。这可是个党性问题呀！”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对得起这个称号。”
“共产党员的根本任务是改造世界。一个是主观世界，一个是客观世界。主观世界比客观世界更难改造，一定要下大功夫、苦功夫。”“共产党员没有八小时之外！”这就是寇老的党性观念、人生信条。
寇老很坚决地讲，自己不写自传。一是相隔多年，对时间和细节的记忆不尽准确，担心贻误历史；二是撰写回忆录，多多少少夹杂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动机；三是写回忆录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可回忆录写出来，真正去阅读的人有多少？教育意义有多大？
对“和谐”二字，寇老有他独到的见解：“和谐”，首先是个人身心的和谐，然后是夫妻的和谐，身心、夫妻和谐了，家庭才能和谐；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寇老一语中的。
在寇老儿女的心目中，父亲虽在官场身居要职几十年，但他对儿女的教育从来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不能有丝毫高干子女的优越感，不容有半点特殊，要艰苦朴素。为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敬业、自律自勉，寇老特意写了《家风传》：“听党话，跟党走，学马列，意志坚......对己严,待人宽,树家风，代代传。”寇老时常教育子女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按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党、对工作负责任。无论子女是当兵、复员、转业、毕业分配，寇老对子女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服从组织”。不但不为子女的事开口，也不准身边的工作人员去讲。长子英年早逝，大女儿是深圳政府一般干部，已退休。二儿子从单位内退后做点小本生意，老六早年留学日本现在日本经商。二女儿1969年入伍，1998年底从广州军区转业到地方工作，在面临人生第二次就业的关键时刻，她多么希望父亲能写个条，但寇老平静地说：“你不能拿我做靠山，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最后被分配到一家企业的医务室，单位机制改革，早早内退。如果说女儿的工作寇老已不在位管不了，那么老五1975年退伍时他还在位，可仍被安排到企业，1996年44岁下岗。老部下悄悄给老五在省直单位安排个岗位，寇老知道后非常生气，把老部下叫到家里严厉批评，把小儿子狠狠骂了一通：“工人、农民的子女能下岗，我寇庆延的儿子为什么不能下岗？”直到今天，老五仍在家待岗。寇老革命了一辈子，在广东工作生活了六十多年，身居要职，长期担任省领导，但六个子女没有一个从政的，没有一个依靠他经商的。这就是一个老红军、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给人民的满意答卷。
反腐必须是自上而下
寇老对反腐败工作的认识非常深刻，谈起了茂名前不久出现的几个案例。“这些人啊，都是因为主观世界没改造好。综观现在的腐败分子，就是欲望太多、太强，丧失党性、完全没有党性。”他认为腐败分子有两种。一种是来革命的，初衷和本质都是好的，为人民做了不少实事、好事，但在工作中放松了学习和改造，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打了败仗，做了俘虏。对这一部分干部要教育、挽救，特别是加强平时的监管。另一种，来革命的目的就不纯，抱着当官发财的梦想，总想着要捞一把。也做一点有益的事情，但不是造福人民，而是捞取政治资本。对这种人就要严厉打击，决不手软。湖南郴州有个“三玩”副市长，就是这类典型。玩权、玩钱、玩女人。当了副市长，有了权，对他有利的就干；有了钱，就开始玩女人。就这么一个人，他能不犯错误吗？投革命的机、投官僚的机。广东省还有一个干部，孤儿出身，从科长到办公室主任，我对他抱很大期望。后来做了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我从广播上听说，是他的家人把他拉下水的。我听后很吃惊，后来他被判了刑，这是我没想到的。对于反腐败，寇老不假思索地说：“反腐必须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因为权力在上面。上面不反腐，就会对腐败形成保护。”他的思维多么精彩！
人离休了，学习和思想不能停止
天增岁月人增寿。随着寇老年纪的增大，家人和工作人员都劝他减少外出，特别是近十年来，眼睛看不到，行动不便。但他说：“虽然我看不见，听不清楚，但我不能老坐在家里，只要我能走，我就要参加各种活动，既是调查研究，也能从中学习知识。多走走，多听听，人离休了，但学习和思想不能停止。”每到一处，寇老都笔墨翰情，或勉励各级政府机关忠诚为党，公正执法，或有感而发赋诗一首以表对先烈的缅怀，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对祖国建设的赞叹。2006年4月19日到湖南参观刘少奇故居后作《参观少奇故居有感》：
芙蓉国内花明楼，主席功绩载千秋；
革命征途党迷路，奸人逞计施阴谋。
颠倒黑白横加罪，混淆是非造由头；
革命家庭遭大难，绝情毒手到中州。
党纪国法绝不容，一网打尽下囚笼；
亿万人民拍手快，驱散乌云太阳红。
三中全会指路灯，经济建设为中心；
拨乱反正航向明，社会主义日日新。
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寇老献诗《共和国六十华诞礼赞》给祖国母亲：
一
三座大山被推翻，人民共和立世间。
五年规划宏图展，神州大地换新颜。
“两弹一星”壮国威，革命征途路漫漫。
“反党集团”下毒手，十年浩劫成国难。
二
三中全会拨迷雾，小平理论起风帆。
雄图大略三步走，“一国两制”立典范。
中国模式成共识，社会主义道路宽。
科学发展续真理，六十华诞春满园。
2010年5月，99岁的寇老人老心不老，乘坐武广高速铁路从广州到武汉，一路感受中国速度，有感而发写下 《乘武广高铁偶感》：
风驰电掣原野间，崇山峻岭似平川；
中国速度刮目看，千里武广半日还。
巨龙腾飞跃九天，和谐共处世人赞；
科学发展谱新篇，社会主义道路宽。
2010年，玉树地震牵动着这位老党员的心，寇老毅然捐出积蓄2000元；“广东扶贫日”寇老又捐善款1000元。2010年春节，寇老从身边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现时农村发生了令人欣喜的新变化，但农村的卫生环保问题突出：一是村里垃圾遍地，生活环境差；二是土地、水源污染严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寇老致信中央和广东省汪洋书记反映此事。信中指出由于基层党的领导软弱，战斗力不强，中央好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希望能引起重视及时研究解决，让农村的父老乡亲把好日子过好。此事得到了汪洋书记的高度重视并亲自批示：寇老反映的问题值得重视，请省卫生厅、环保厅从我省做起，抓好农村的卫生环保工作。
2010年3月11日，《南方日报》等关于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同志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发言《狠刹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的不正之风》的报道引发了寇老的共鸣，寇老于是去信鼓励“百分之百支持你！”。与朱振中一同收到寇老书信的还有荣获“南粤巾帼十杰”的梅州蕉岭县广福镇洪才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龙远秀，茂名信宜市镇隆镇白梅村支部书记梁莹，寇老寄望她们“更加注重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党的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生我是母亲养我是党
寇老常说：他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他的母亲，另一个是育他的母亲，这个母亲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参加革命开始，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不断提高，最后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
“现在我老了，不能为党工作了，但是我对我们这个党还是非常关心的。我们党的每一次全会的公报、每一个决议，我都要秘书反复地读给我听，我一条一条地去想，它们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把每一条都想完了，是符合的，哎呀，我的这个心啊，就舒服了啊！”说到这里，寇老如释重负，长舒了一口气。
“现在腐败现象是严重了一些，但是要相信我们的党啊！党是不会不管的！你看，‘文化大革命’把党都打散了嘛，但是小平一出来，一声呼唤，大家都跟上来了，团结起来了，一起跟着小平走了！党为什么打不散呢？就因为是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他那一套建党的方针、制度都是对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思想上也是一致的！”寇老用力举了举右手的拳头。
“没有党的领导，哪有我们的今天。因此，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把个人的利益放在最前面，而要把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放在最前面！要一心一意跟党走，一生一世报党恩！”
近日，汪洋书记、黄华华省长、省委组织部长李玉妹、省政法委书记梁伟发、省委办公厅秘书长徐少华等领导分别到家里慰问。汪书记亲切地握着寇老的手：“您老是共和国的功臣，是党和国家的财富，祝您健康长寿。”寇老诙谐地回答：“不是财富是包袱。”紧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打江山不容易，治理国家更不简单。你们现在肩上的担子很重，工作很辛苦，谢谢你们！”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我们晚辈将永远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落到实处，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幸福起来！”汪书记说此番话时，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是责任和义务的交接，更是庄严的承诺。寇老满意而又轻松地笑了：“这下我们就放心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寇庆延，这个有着八十年党龄的百岁老人，至今魂牵梦萦的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他积极向中央及地方政府建言献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教育身边的同志和亲友，续写着老一辈革命家的百年传奇。
百年传奇，德为寿先。寇庆延堪称党之瑰宝，国之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