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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共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土地政策调整，对台湾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台湾三次土地改革历程
（一）第一次土地改革
发生在1949—1953年，是台湾经济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主要分为三个步骤，即“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
“三七五减租”。主要是指从1949年5月起，台湾当局出台《三七五减租法》和《台湾省私有土地租佃管理条例》，对地主出租的土地限定租额不得超过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根据农田的普遍收获量，在扣除其中25%的种子、肥料和耕作费用等生产成本后，将其余的75%由农民和地主平分，各得37.5%。到1952年，实行“三五七减租”的农田达到24.9公顷，占私有农田的29.2%，受益农户约30余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3.3%。
“公地放领”。是指1951年6月，台湾当局公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即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公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者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放领对象以依法承租的自耕农为第一优先，其次为住所十里之内的雇农、承租耕地不足的佃农和耕地不足的半自耕农。1948—1958年，台湾共放领公地6批，总面积7万公顷，占公地总面积的40.3%，占耕地总面积的8.1%，承领农户14万，约占农户总数的20%。
“耕者有其田”。是指让所有租用私有耕地的农民，在法定范围内取得土地所有权，享有完全的使用权和耕种成果。台湾政府从1953年5月起依据《耕者有其田》和《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规定，征购地主水田超过3甲（即43.5亩），或者旱地6甲的耕地，地价按耕地正产品的2.5倍计算，以实物土地债券（占70%）和公营企业股票（占30%）作为补偿。实物土地债券由台湾土地银行发放，年利率为4%，在10年内分20期偿清本息。公营企业股票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四大公司（水泥、造纸、农林、工矿）的股票。台湾政府把从地主手中征购的土地以原价转售给农民，承领土地的偿还办法和公地放领相同。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达13.9万公顷，其中水田11.8万公顷，旱地2.1万公顷，共占地主原有耕地的30%，或占耕地总面积的16.4%，承领农民达19.5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27.9%，平均每户承领0.72公顷（10.8亩）。
（二）第二次土地改革
一是推行农地重划，辅导小农专业，促进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整合。农地重划主要是耕地的转移和合并，以互换耕地把分散在多处的小块土地整合，利于耕种和管理。辅导小农转业主要是鼓励耕种意愿低的小农户出售或者转让土地，辅导其转业。
二是推广共同经营、专业区经营和委托经营等形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化。共同经营指土地相邻的农户，达成共同耕作或者饲养同类畜产协议，组成一个单位进行合耕分营、合营分耕或者合耕合营。到1985年，接受辅导、参加共同经营的农民共有19.4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2%，累积形成6061个班场，涵盖12.22万公顷土地，占耕地面积的13.76%。专业区经营是按照农业生产规定的种类划定并建立产、制、储、销专业化生产经营体系。到1980年代，已形成水稻、杂粮、茶叶、芦笋、香蕉、凤梨等30余种400余处参与农户近30万户耕地面积超过5万公顷的专业经营区。委托经营主要指耕地面积较小或者农业机器缺乏的农户，将农地的部分作业或全部作业委托另一农户或农业服务组织经营，全部委托经营称为“代营”，部分委托称为“代耕”，其中“代耕”较为普及。
三是普及耕作机械化和进一步推动产品商业化，提高农民务农意愿。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台湾当局先后出台多项措施：在1972—1978年间，先后贷款给农场主购买5.2万台农业机器，在1979年开始实行的十二项重点建设项目中，把农业机械化作为专项，并设立2亿多美元的“农业机械化基金”。政府制定了农业机械化计划，计划每公顷耕地平均使用机械达1马力以上，实际上每公顷使用马力数约1.68马力，各项指标均超过原计划。在促进农产品商品化方面，台湾颁布实施《农产品市场交易法》，规定重要农产品，如稻米、蔬菜、青果、猪肉、鱼货等，由农民团体组织共同运销；设置批发市场，直接供应零售商，建立重要农产品契约产销制度，加强农产品贸易与生产之间的联系和配合。在提高农民务农意愿方面，1973年出台了《农业发展条例》，主要内容有：奖励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采取补助农用生产资料贷款、提高稻谷收购价格以及收购民间余粮等措施，减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益；加强农村福利措施，如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实行农民健康保险，研拟农作物灾害补助制度等。在修订农业政策方面，废除田赋制度、《三七五减租条例》以及《耕者有其田条例》中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制定新的土地法规，加强对土地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合理利用，全面规划山坡地、海埔地、河川地以及其他未利用荒地的发展利用。
（三）第三次土地改革
核心内容是解决台湾农地市场化的问题。一是适应时代要求，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举措有1991年7月废止《耕者有其田条例》，修订《土地法》中的条款，使得土地流转制度在法律上得到畅通解决。二是实施农地释放政策。1993年8月，台湾农业委员会批准《台湾农地释出方案》实施，规定“特定农业区为配合政府之重要建设需要，亦得变更使用”，放宽农地变更限制，从总量上控制释出农地。三是重修农业发展计划。1996年11月，台湾政府全面修订1988年颁布的《“国土”综合开发计划（1987—2000）》，强调以市场经济机制来经营农地，进而保护农地的理念。2000年1月又修订《农业发展条例》，将“农地农有、农地农用”政策调整为“放宽农地农有、落实农地农用”的政策，作为新世纪台湾农业发展的行动纲领。
二、土地改革对台湾农业转型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第一次土地改革的积极作用
一是调整了社会关系，确保了社会稳定，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二是土地改革改善了资本积累结构，促进了工商业发展。“耕者有其田”不仅盘活了土地，还盘活了企业，农林工矿4个公司的私有化带动了民间企业的发展。三是加快了农村、农业劳动力的流出和转移，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的动力。
（二）第二次土地改革的积极作用
第二次土地改革着眼于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主要解决因发展工业而造成农业的不协调和落后局面。通过再次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从自然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重要转型，生产越来越专业化和机械化作业，产品越来越商品化和市场化交易，农业人口分化为农村企业主和农村劳动者，台湾农业开始走上了专业化生产、机械化耕作和企业化管理之路。
（三）第三次土地改革的积极作用
以农地市场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土地改革，是台湾经济发展步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农业以大生产为基础，重点发展创意性农业，与旅游、观光、文化及高科技等密切结合，在协调农业与非农业用地以市场化寻找平衡，在提高农民收入与改善投资环境以制度化寻求共赢，在农业创意与农地释放以多元化统筹协调，实现了农地流转的市场化、规范化和法律化。
三、对我们研究制定土地政策的启示
（一）农业政策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进行调整
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整个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农业也必然要实现现代化大生产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当前，应加快修改完善相关法律，适时推动农业和土地政策的调整，这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改善农民生活水平都十分重要和必要。
（二）完善土地政策要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出发点
在修改完善土地政策时，不仅从农业自身发展出发，还要根据整体经济发展特别是结合工业、城市的发展进行科学设计，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三）要稳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
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必须满足两个前提：一是经济主导从工业向服务业过度，二是农业用地与非农业用地矛盾突出足以影响到整体经济发展。否则，大范围推动土地流转，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应当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先行开展试点，条件成熟后再有序推行。
（四）要妥善解决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的“二元结构”问题
重点是理顺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妥善解决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土地权利保障问题，有序推进农民向市民、农民向农业企业主转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一、台湾三次土地改革历程
（一）第一次土地改革
发生在1949—1953年，是台湾经济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主要分为三个步骤，即“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
“三七五减租”。主要是指从1949年5月起，台湾当局出台《三七五减租法》和《台湾省私有土地租佃管理条例》，对地主出租的土地限定租额不得超过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根据农田的普遍收获量，在扣除其中25%的种子、肥料和耕作费用等生产成本后，将其余的75%由农民和地主平分，各得37.5%。到1952年，实行“三五七减租”的农田达到24.9公顷，占私有农田的29.2%，受益农户约30余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3.3%。
“公地放领”。是指1951年6月，台湾当局公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即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公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者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放领对象以依法承租的自耕农为第一优先，其次为住所十里之内的雇农、承租耕地不足的佃农和耕地不足的半自耕农。1948—1958年，台湾共放领公地6批，总面积7万公顷，占公地总面积的40.3%，占耕地总面积的8.1%，承领农户14万，约占农户总数的20%。
“耕者有其田”。是指让所有租用私有耕地的农民，在法定范围内取得土地所有权，享有完全的使用权和耕种成果。台湾政府从1953年5月起依据《耕者有其田》和《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规定，征购地主水田超过3甲（即43.5亩），或者旱地6甲的耕地，地价按耕地正产品的2.5倍计算，以实物土地债券（占70%）和公营企业股票（占30%）作为补偿。实物土地债券由台湾土地银行发放，年利率为4%，在10年内分20期偿清本息。公营企业股票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四大公司（水泥、造纸、农林、工矿）的股票。台湾政府把从地主手中征购的土地以原价转售给农民，承领土地的偿还办法和公地放领相同。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达13.9万公顷，其中水田11.8万公顷，旱地2.1万公顷，共占地主原有耕地的30%，或占耕地总面积的16.4%，承领农民达19.5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27.9%，平均每户承领0.72公顷（10.8亩）。
（二）第二次土地改革
一是推行农地重划，辅导小农专业，促进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整合。农地重划主要是耕地的转移和合并，以互换耕地把分散在多处的小块土地整合，利于耕种和管理。辅导小农转业主要是鼓励耕种意愿低的小农户出售或者转让土地，辅导其转业。
二是推广共同经营、专业区经营和委托经营等形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化。共同经营指土地相邻的农户，达成共同耕作或者饲养同类畜产协议，组成一个单位进行合耕分营、合营分耕或者合耕合营。到1985年，接受辅导、参加共同经营的农民共有19.4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2%，累积形成6061个班场，涵盖12.22万公顷土地，占耕地面积的13.76%。专业区经营是按照农业生产规定的种类划定并建立产、制、储、销专业化生产经营体系。到1980年代，已形成水稻、杂粮、茶叶、芦笋、香蕉、凤梨等30余种400余处参与农户近30万户耕地面积超过5万公顷的专业经营区。委托经营主要指耕地面积较小或者农业机器缺乏的农户，将农地的部分作业或全部作业委托另一农户或农业服务组织经营，全部委托经营称为“代营”，部分委托称为“代耕”，其中“代耕”较为普及。
三是普及耕作机械化和进一步推动产品商业化，提高农民务农意愿。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台湾当局先后出台多项措施：在1972—1978年间，先后贷款给农场主购买5.2万台农业机器，在1979年开始实行的十二项重点建设项目中，把农业机械化作为专项，并设立2亿多美元的“农业机械化基金”。政府制定了农业机械化计划，计划每公顷耕地平均使用机械达1马力以上，实际上每公顷使用马力数约1.68马力，各项指标均超过原计划。在促进农产品商品化方面，台湾颁布实施《农产品市场交易法》，规定重要农产品，如稻米、蔬菜、青果、猪肉、鱼货等，由农民团体组织共同运销；设置批发市场，直接供应零售商，建立重要农产品契约产销制度，加强农产品贸易与生产之间的联系和配合。在提高农民务农意愿方面，1973年出台了《农业发展条例》，主要内容有：奖励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采取补助农用生产资料贷款、提高稻谷收购价格以及收购民间余粮等措施，减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益；加强农村福利措施，如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实行农民健康保险，研拟农作物灾害补助制度等。在修订农业政策方面，废除田赋制度、《三七五减租条例》以及《耕者有其田条例》中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制定新的土地法规，加强对土地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合理利用，全面规划山坡地、海埔地、河川地以及其他未利用荒地的发展利用。
（三）第三次土地改革
核心内容是解决台湾农地市场化的问题。一是适应时代要求，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举措有1991年7月废止《耕者有其田条例》，修订《土地法》中的条款，使得土地流转制度在法律上得到畅通解决。二是实施农地释放政策。1993年8月，台湾农业委员会批准《台湾农地释出方案》实施，规定“特定农业区为配合政府之重要建设需要，亦得变更使用”，放宽农地变更限制，从总量上控制释出农地。三是重修农业发展计划。1996年11月，台湾政府全面修订1988年颁布的《“国土”综合开发计划（1987—2000）》，强调以市场经济机制来经营农地，进而保护农地的理念。2000年1月又修订《农业发展条例》，将“农地农有、农地农用”政策调整为“放宽农地农有、落实农地农用”的政策，作为新世纪台湾农业发展的行动纲领。
二、土地改革对台湾农业转型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第一次土地改革的积极作用
一是调整了社会关系，确保了社会稳定，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二是土地改革改善了资本积累结构，促进了工商业发展。“耕者有其田”不仅盘活了土地，还盘活了企业，农林工矿4个公司的私有化带动了民间企业的发展。三是加快了农村、农业劳动力的流出和转移，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的动力。
（二）第二次土地改革的积极作用
第二次土地改革着眼于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主要解决因发展工业而造成农业的不协调和落后局面。通过再次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从自然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重要转型，生产越来越专业化和机械化作业，产品越来越商品化和市场化交易，农业人口分化为农村企业主和农村劳动者，台湾农业开始走上了专业化生产、机械化耕作和企业化管理之路。
（三）第三次土地改革的积极作用
以农地市场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土地改革，是台湾经济发展步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农业以大生产为基础，重点发展创意性农业，与旅游、观光、文化及高科技等密切结合，在协调农业与非农业用地以市场化寻找平衡，在提高农民收入与改善投资环境以制度化寻求共赢，在农业创意与农地释放以多元化统筹协调，实现了农地流转的市场化、规范化和法律化。
三、对我们研究制定土地政策的启示
（一）农业政策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进行调整
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整个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农业也必然要实现现代化大生产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当前，应加快修改完善相关法律，适时推动农业和土地政策的调整，这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改善农民生活水平都十分重要和必要。
（二）完善土地政策要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出发点
在修改完善土地政策时，不仅从农业自身发展出发，还要根据整体经济发展特别是结合工业、城市的发展进行科学设计，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三）要稳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
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必须满足两个前提：一是经济主导从工业向服务业过度，二是农业用地与非农业用地矛盾突出足以影响到整体经济发展。否则，大范围推动土地流转，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应当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先行开展试点，条件成熟后再有序推行。
（四）要妥善解决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的“二元结构”问题
重点是理顺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妥善解决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土地权利保障问题，有序推进农民向市民、农民向农业企业主转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