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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塞维尔（西班牙），这条西班牙殖民者于16世纪建立的海上航线，我们称之为“大帆船贸易”航线。从1565年第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圣巴布洛”号由菲律宾宿务岛开往墨西哥，到1815年最后一艘大帆船“麦哲伦”号开出阿卡普尔科驶向菲律宾，大帆船贸易持续了250年之久。 我们称这一时期为大帆船贸易时代。
大帆船贸易时代是中拉大规模交流的开端
中外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指出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商周或是魏晋南北朝 ，但中国与拉丁美洲大规模交流的开端是始于大帆船贸易时代。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变革为中拉大规模交流提供了可能。首先，1567年明政府重开海禁，海外贸易取得政府认可，这使大量中国商民能够合法进入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等地成为可能。其次，新航路开辟以后，西班牙在美洲攫取了从墨西哥到南美洲（除巴西）的广大地区，并于1565年侵入菲律宾，1571年占领马尼拉，建立起地跨拉丁美洲远及东南亚的殖民帝国，开辟了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到菲律宾马尼拉的贸易航线。这样，出海谋生的中国人与拉丁美洲的贸易联系通过西方殖民者在菲律宾建立起来，中国与拉丁美洲大规模交流自此开始。
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拉交流是以菲律宾和西方殖民者为中介的间接交流
中拉大规模交流虽始于大帆船贸易时代，但这时的中拉交流在空间上是以菲律宾为中介，在形式上则是借助西方殖民者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交流，尚未出现由中国直抵拉美并绕过西方殖民者干预的直接交流。这种现象的根源可追溯至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之时。新航路开辟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国初步划分了殖民势力范围，亚非大部分地区（除菲律宾群岛）属于葡萄牙，美洲（除巴西）及太平洋地区属于西班牙。所以，从中国直抵拉美的航线受控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若从闽粤地区直抵拉美，就会遭到控制太平洋航线的西班牙人的阻挠，这就必须采取闽粤——菲律宾——墨西哥航线；若从拉美直抵闽粤，又会遭到控制澳门的葡萄牙人的阻挠，这就必须采取墨西哥——菲律宾——闽粤这一航线。
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拉交流是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非官方的政治交流
大帆船贸易时代正值我国明晚期至清前期。明朝隆庆时期重开海禁，进入清朝，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这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中拉交流多是经济文化交流而很少有政治交流，其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与拉丁美洲农作物的相互引进。中国与拉丁美洲属于两种不同的农业区，各自均有对方所没有的农作物。借助大帆船贸易，中国的茶树、柑橘、樱桃、芒果、罗望子等传入拉美，拉美的玉米、番薯、马铃薯、落花生、西红柿等传入中国。特别是番薯的引进，使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缓和了我国人口增长的压力，也使多灾地区的民众得以顺利度过灾年，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因自然灾害致使大饥而造成的起义暴动，稳定了社会秩序。
第二，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输入拉丁美洲和白银流入中国。“从马尼拉开往阿卡普尔科的商帆，除少数年份外，都可以称之为“丝船”，就是因为船中载运的货物以中国生丝和丝织品价值最大。在1636年以前，每船登记载运的各种丝织品约为三、四百箱。但在1636年出发的船，其中一船运载的丝货就超过1000箱，另一艘多至1200箱。从而形成了从菲律宾到墨西哥的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在大帆船贸易中，西班牙将丝绸、瓷器等输入拉美的同时，也将大量白银带给在菲律宾的中国商人，中国商人又将这些白银带回大陆。闽粤居民冒险来菲律宾甚至远涉重洋至拉丁美洲贸易的推动力就是获取白银。通过大帆船贸易，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满足了明清两朝对作为商品主要支付手段的白银的需求。
第三，华侨华人与中国文化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大帆船贸易盛行之时，许多中国人也随商帆进入拉美。 中国文化必然会在华人华侨聚居之处得以传播，拉美人民的生活，如房屋建筑、家具陈设、室内装饰、饮食起居、游艺玩耍、节日娱乐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民间传统的影响 。
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拉交流在区域上具有不平衡性
就中国而言，中拉交流主要是集中于东南沿海特别是闽粤地区。中国商船多数来自福建漳州及厦门。 就拉丁美洲而言，中拉交流则主要集中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及南美洲西海岸地区。闽粤与菲律宾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往来便利。“同时从马尼拉开来的商帆以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为目的地，故而呈现出这种地域上的不平衡性。
综上可知，在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两个半世纪的大帆船贸易中，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流呈现出若干特点。就中拉交流而言，正是葡西建立殖民帝国的进程促使中拉大规模交流的开端，同样也正是葡西在世界范围内划分殖民势力范围，才使这一时期的中拉交流只能间接进行。正是明清政府采取保守甚至是封闭的外交政策，才使中拉交流仅局限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缺少官方的政治沟通。正是西班牙自美洲向西扩张势力的进程，才开辟了墨西哥——菲律宾航线，正是明朝隆庆时的重开海禁政策，才使闽粤——菲律宾航线再度繁荣，由此形成了闽粤——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中拉交流亦不得不在区域上显现出不平衡性。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大帆船贸易时代是中拉大规模交流的开端
中外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指出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商周或是魏晋南北朝 ，但中国与拉丁美洲大规模交流的开端是始于大帆船贸易时代。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变革为中拉大规模交流提供了可能。首先，1567年明政府重开海禁，海外贸易取得政府认可，这使大量中国商民能够合法进入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等地成为可能。其次，新航路开辟以后，西班牙在美洲攫取了从墨西哥到南美洲（除巴西）的广大地区，并于1565年侵入菲律宾，1571年占领马尼拉，建立起地跨拉丁美洲远及东南亚的殖民帝国，开辟了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到菲律宾马尼拉的贸易航线。这样，出海谋生的中国人与拉丁美洲的贸易联系通过西方殖民者在菲律宾建立起来，中国与拉丁美洲大规模交流自此开始。
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拉交流是以菲律宾和西方殖民者为中介的间接交流
中拉大规模交流虽始于大帆船贸易时代，但这时的中拉交流在空间上是以菲律宾为中介，在形式上则是借助西方殖民者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交流，尚未出现由中国直抵拉美并绕过西方殖民者干预的直接交流。这种现象的根源可追溯至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之时。新航路开辟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国初步划分了殖民势力范围，亚非大部分地区（除菲律宾群岛）属于葡萄牙，美洲（除巴西）及太平洋地区属于西班牙。所以，从中国直抵拉美的航线受控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若从闽粤地区直抵拉美，就会遭到控制太平洋航线的西班牙人的阻挠，这就必须采取闽粤——菲律宾——墨西哥航线；若从拉美直抵闽粤，又会遭到控制澳门的葡萄牙人的阻挠，这就必须采取墨西哥——菲律宾——闽粤这一航线。
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拉交流是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非官方的政治交流
大帆船贸易时代正值我国明晚期至清前期。明朝隆庆时期重开海禁，进入清朝，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这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中拉交流多是经济文化交流而很少有政治交流，其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与拉丁美洲农作物的相互引进。中国与拉丁美洲属于两种不同的农业区，各自均有对方所没有的农作物。借助大帆船贸易，中国的茶树、柑橘、樱桃、芒果、罗望子等传入拉美，拉美的玉米、番薯、马铃薯、落花生、西红柿等传入中国。特别是番薯的引进，使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缓和了我国人口增长的压力，也使多灾地区的民众得以顺利度过灾年，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因自然灾害致使大饥而造成的起义暴动，稳定了社会秩序。
第二，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输入拉丁美洲和白银流入中国。“从马尼拉开往阿卡普尔科的商帆，除少数年份外，都可以称之为“丝船”，就是因为船中载运的货物以中国生丝和丝织品价值最大。在1636年以前，每船登记载运的各种丝织品约为三、四百箱。但在1636年出发的船，其中一船运载的丝货就超过1000箱，另一艘多至1200箱。从而形成了从菲律宾到墨西哥的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在大帆船贸易中，西班牙将丝绸、瓷器等输入拉美的同时，也将大量白银带给在菲律宾的中国商人，中国商人又将这些白银带回大陆。闽粤居民冒险来菲律宾甚至远涉重洋至拉丁美洲贸易的推动力就是获取白银。通过大帆船贸易，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满足了明清两朝对作为商品主要支付手段的白银的需求。
第三，华侨华人与中国文化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大帆船贸易盛行之时，许多中国人也随商帆进入拉美。 中国文化必然会在华人华侨聚居之处得以传播，拉美人民的生活，如房屋建筑、家具陈设、室内装饰、饮食起居、游艺玩耍、节日娱乐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民间传统的影响 。
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拉交流在区域上具有不平衡性
就中国而言，中拉交流主要是集中于东南沿海特别是闽粤地区。中国商船多数来自福建漳州及厦门。 就拉丁美洲而言，中拉交流则主要集中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及南美洲西海岸地区。闽粤与菲律宾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往来便利。“同时从马尼拉开来的商帆以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为目的地，故而呈现出这种地域上的不平衡性。
综上可知，在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两个半世纪的大帆船贸易中，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流呈现出若干特点。就中拉交流而言，正是葡西建立殖民帝国的进程促使中拉大规模交流的开端，同样也正是葡西在世界范围内划分殖民势力范围，才使这一时期的中拉交流只能间接进行。正是明清政府采取保守甚至是封闭的外交政策，才使中拉交流仅局限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缺少官方的政治沟通。正是西班牙自美洲向西扩张势力的进程，才开辟了墨西哥——菲律宾航线，正是明朝隆庆时的重开海禁政策，才使闽粤——菲律宾航线再度繁荣，由此形成了闽粤——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中拉交流亦不得不在区域上显现出不平衡性。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