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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抱怨雾霾天气成了口头禅，空气这么糟，来还是不来北京，住还是不住在北京？常住北京的外国人选择的余地不是很大，为了工作，不得不将就一点，要是有津贴加级，钱多一点，“折寿”也就认了。照经济原理来说，风险与回报成正比，员工被派到“高危”地区工作，自然要增加待遇，“折寿”津贴是一个变相工资议价的名目。据报道，某外企支付雇员在北京工作一年的“折寿”津贴可达15万元人民币。
我在路透社工作时，贝鲁特是个高危城市，记者要在枪林弹雨中采访，但是想要去的人不在少数，因为有冲突，才有新闻，外交官、企业高管也是一样，只要对自己的事业前途有利，无不争相报效，但是在讨论待遇时，就不客气地借着外界环境因素要求津贴补助。当“中国热”吸引了大批老外来到北京时，这点“不方便”可以忽视，等到其他的因素让他们不满意北京时，空气质量的作用就放大了。
在中国常住的老外有百万多人，可以争取“折寿”费的是外交官、跨国企业由本国外派的高管、财力雄厚国际媒体派出的驻站记者，他们享受房租津贴、子女教育费、每年回国度假费用，这是神仙级的肥差。但大多数老外与“折寿”费无缘，还是争取留在中国，这些人谋食主要靠教英语，或是替外国企业跑跑腿，推销一些产品和服务之类，一个月挣几万元人民币，在北京过得蛮舒服。但是这是一个陷阱，就因为安逸，年复一年地教英文，产生了对学生、对同事甚至对自己的憎恨，由于和自己本国社会逐渐脱节，觉得前途茫茫，然而决定去留是一件很纠结的事，与空气质量基本无关。
中国的崛起给在中国常住的老外带来不少焦虑，尤其最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富人多了：住豪宅、开豪车、炫富挥霍。2008年的奥运会可以说是个里程碑，在这之前，老外对中国的印象还承续了浪漫夹杂着一些“东方主义”猎奇的色彩；在这之后，他们本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自认为沦落到“经济难民”，心态必然要做一些调整，中国城市空气给他们的压抑感似乎可以理解。
最近一本名为《不良分子》的文集，收录了28位在中国生活的老外的感受，这些老外，除了少数不差钱的作者外，其他要靠教英文、卖文、做翻译，用自已小聪明谋生，对中国社会体验相当到位。
例如一位美国小伙子，心驰中国武术，到少林武术学校学习，觉得学费太贵，就和校方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同意打了个对折，那儿的主任很不屑地说：“最没用的就是穷老外。”
这本书的作者们有一半已经离开中国，后继者大有人在：我曾经每年面试一批外国留学生，问他们毕业后打算做什么？至少一半的回答是“留在中国”。那些留下来的人扪心自问：“我在这几为了啥？”这是一个存在主义上永恒的问题。有一位作者故作悲壮地说：他为中国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不良分子》文集编辑的卡特自嘲地说，阴霾折寿是他们的宿命。
其实这些在社会边缘的老外是很可爱的，北京、上海、深圳成为国际大都市少不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巴黎吸引了无数自我放逐的老外，奥威尔就写过“在巴黎贫困潦倒”，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深刻露骨地勾画出性解放和文明的批判。北京以“包容”作为口号，要感谢这些妙笔生花的老外描绘了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无论是老外还是中国人读了他们的故事，都免不了会心一笑。
路透社在上世纪80年代把中国归类为“艰苦岗位”，便于拖家带眷的驻站记者去购买纸尿布、洗发水、黄油、奶酪之类，一年可到我国香港地区“轮休”四次，90年代改为两次，1998年我到上海时，只剩了一次，后来这一次也取消了，大家无比失望。北京的空气质量要是改善后，“折寿”津贴随之消失，那么享受这种待遇的老外们大概也很不爽。
我在路透社工作时，贝鲁特是个高危城市，记者要在枪林弹雨中采访，但是想要去的人不在少数，因为有冲突，才有新闻，外交官、企业高管也是一样，只要对自己的事业前途有利，无不争相报效，但是在讨论待遇时，就不客气地借着外界环境因素要求津贴补助。当“中国热”吸引了大批老外来到北京时，这点“不方便”可以忽视，等到其他的因素让他们不满意北京时，空气质量的作用就放大了。
在中国常住的老外有百万多人，可以争取“折寿”费的是外交官、跨国企业由本国外派的高管、财力雄厚国际媒体派出的驻站记者，他们享受房租津贴、子女教育费、每年回国度假费用，这是神仙级的肥差。但大多数老外与“折寿”费无缘，还是争取留在中国，这些人谋食主要靠教英语，或是替外国企业跑跑腿，推销一些产品和服务之类，一个月挣几万元人民币，在北京过得蛮舒服。但是这是一个陷阱，就因为安逸，年复一年地教英文，产生了对学生、对同事甚至对自己的憎恨，由于和自己本国社会逐渐脱节，觉得前途茫茫，然而决定去留是一件很纠结的事，与空气质量基本无关。
中国的崛起给在中国常住的老外带来不少焦虑，尤其最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富人多了：住豪宅、开豪车、炫富挥霍。2008年的奥运会可以说是个里程碑，在这之前，老外对中国的印象还承续了浪漫夹杂着一些“东方主义”猎奇的色彩；在这之后，他们本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自认为沦落到“经济难民”，心态必然要做一些调整，中国城市空气给他们的压抑感似乎可以理解。
最近一本名为《不良分子》的文集，收录了28位在中国生活的老外的感受，这些老外，除了少数不差钱的作者外，其他要靠教英文、卖文、做翻译，用自已小聪明谋生，对中国社会体验相当到位。
例如一位美国小伙子，心驰中国武术，到少林武术学校学习，觉得学费太贵，就和校方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同意打了个对折，那儿的主任很不屑地说：“最没用的就是穷老外。”
这本书的作者们有一半已经离开中国，后继者大有人在：我曾经每年面试一批外国留学生，问他们毕业后打算做什么？至少一半的回答是“留在中国”。那些留下来的人扪心自问：“我在这几为了啥？”这是一个存在主义上永恒的问题。有一位作者故作悲壮地说：他为中国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不良分子》文集编辑的卡特自嘲地说，阴霾折寿是他们的宿命。
其实这些在社会边缘的老外是很可爱的，北京、上海、深圳成为国际大都市少不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巴黎吸引了无数自我放逐的老外，奥威尔就写过“在巴黎贫困潦倒”，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深刻露骨地勾画出性解放和文明的批判。北京以“包容”作为口号，要感谢这些妙笔生花的老外描绘了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无论是老外还是中国人读了他们的故事，都免不了会心一笑。
路透社在上世纪80年代把中国归类为“艰苦岗位”，便于拖家带眷的驻站记者去购买纸尿布、洗发水、黄油、奶酪之类，一年可到我国香港地区“轮休”四次，90年代改为两次，1998年我到上海时，只剩了一次，后来这一次也取消了，大家无比失望。北京的空气质量要是改善后，“折寿”津贴随之消失，那么享受这种待遇的老外们大概也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