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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作为我国近代儒商的代表性人物，秉持儒家义利观和价值取向，弘扬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恪守商业规则和市场法度，诚实守信履约践诺，勇于竞争善于合作，富有仁爱之心和救世济民思想，承负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其秉持的家国情怀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探索者和价值引领者。在波诡云谲的中国近代史上，1895年是一个极度悲情的年度。面对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所引发的国内动荡，有三个著名历史人物开启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抉择：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选择推翻帝制，一代帝师康有为选择体制改良，而曾经的“立宪之父”张謇则选择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秉持“父教育、母实业”理念的张謇，以爱国报国作为立身之本，以创新改革作为兴业之基，以造福故乡作为入世之荣，积极投身实业发展，热心参与公益事业，为挽救国运存亡绝续的颓势危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甲午战争清朝失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张謇与当时社会诸多有识之士一样，于惊诧扼腕之余陷入巨大苦闷和深深沉思。作为晚清的最后一位状元，张謇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振兴实业壮大经济，才能切实增强国家实力，才能不断促进民族兴盛，在那种历史背景下具有张謇这种洞察和识见的人不在少数。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压迫，面对甲午战争后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清朝上下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异常强烈，但振臂高呼者众多，身体力行者寥寥。富有浓郁爱国热忱的张謇深切地感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文人士大夫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为了拯救危在旦夕的国家，张謇毅然辞去官位放弃俸禄，独辟蹊径下海务商，在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授意、安排和支持下，来到通州筹办大生纱厂。在筹建纱厂的过程中，张謇苦心孤诣、忍辱负重，克服重重阻力，使大生纱厂短时间内投产运作，经销运营成效显著。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后，张謇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大手笔擘画高效率设计，先后创办了复兴面粉厂、资生铁冶厂、广生油厂、肥皂厂、造纸厂、电话公司等二十多家企业，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上游农副业的连锁发展，张謇立足于南通手工棉纺织业较为发达的基础优势，创造性地运用股份制模式募集社会资本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正如他自己所指出：“工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农业提供充足和优质的原材料，农产品为各种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值之，则工商业的发展永无可望。”大生纱厂建成后不久，与之相关联相配套的种植棉花的农产品企业——通海垦牧公司成立，公司通过组织当地农工开垦滩涂荒地，增加了优质棉花生产量。1904年，张謇创办了大生分厂二厂，1915年创办了大生三厂，1921年又创办了大生八厂。工业与农副业的有机对接和良性互动，极大地推动了包括南通在内的整个江苏沿海多门类产业的快速发展。
眼界大开的张謇认为发展实业尽管能够增强国家实力，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的勃兴强盛，最关键的在于人才，最基础的在于教育，可以说教育是基础的基础。早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张謇就以前瞻性的眼光明确提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也就是说，教育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人民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掌握知识，全体国民掌握了知识方能实现自立自强，进而民族方能走向独立，国家才能实现富强。在实践中，张謇将教育和实业作为救国强民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相辅相成，同步协调发展。为此，张謇把发展实业产生的利润几乎全部用于兴办新式教育。1899年大生纱厂有了盈余，1903年张謇利用盈余兴建了我国最早的私立师范学校，践行他兴办教育从基础教育抓起、基础教育先从师范教育入手的诺言。伴随张謇实业规模的逐步扩大和利润效益的不断增加，他对新式教育的投资也越来越多，除了一大批中小学外，还有女子师范、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商业学校、卫生学校，他办学层次之多维、种类之繁盛、体系之健全，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出其右者。张謇在南通市区和周边地区先后创办和带动兴办了三百七十多所小学、六所中学、三所高等学校以及多所职业技术学校、特殊技能学校。这些数量众多的职业学校，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首开先例。在陆续设立专科学校的同时，张謇投入大量资金兴建了以工科为主、理科为辅的南通大学。在此基础上，他还积极参与创建远离南通的河海工程专科学校、吴淞的商船学校和铁路学校、上海的复旦公学，不仅斥巨资建设基础设施，而且高薪延聘各类人才作为教师。张謇所创办的学校，从层面上看既有小学又有中学还有大学;从大学科目设置上看，既有医科又有纺科，还有水利科;从地域分布上看，既有在南通的又有在上海的还有在南京等地的，而从办学动机上看，几乎所有学校都没有投机性和趋利性，其宗旨在于开启民智、唤醒民心、培养高素质国民。张謇以浓厚的家国情怀，不吝钱财、倾其所有、襄助教育，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发展付出了巨额财力和巨大精力。特别是张謇在办学过程中，把爱国教育放在学校课程体系的主导地位，他一直主张“今日迫切的教育就是救亡图强教育”，因此各学校应全面倡导爱国主义教育，并要求所办学校在伦理道德和历史国文等科目中充分体现这一思想。
具有兼济天下情怀的一代民营实业家张謇，将兴办慈善机构、发展慈善事业作为包括南通在内的江南一些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既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又受到西方文明洗礼的张謇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兴举慈善事业是实施地方自治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賴慈善。”据此，他进一步阐述国家的强大首先凭借实业，同时还应尽快成立学校兴办教育，以此启发民智、增强国民文化素养，而发展慈善事业又是对工业和教育两者的有益补充。他曾告诫长子张孝若“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存在此，也不可不加意”，张謇把收留“失教”学生、安置“失养”的社会底层人员作为破解社会矛盾和消弭社会危机的有效举措。在发展慈善事业方面，张謇倾注了大量心血、时间和资金，他除了辟建南通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公园、体育场和新式剧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外，还创办了养老院、残疾院、盲哑学校等慈善机构。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张謇一方面利用自身企业利润和个人分红，另一方面鼓励动员自家亲友和各行各业予以捐助，遇到资金紧张时，张謇甚至鬻字加以补助。比如设立在故乡南通的残疾院、盲哑学校成立后缺少经费，基于当时大生企业经营并不十分景气的考虑，张謇只有通过社会关系鬻字来维系残疾院、盲哑学校的运行，彼时公务繁忙的张謇每天利用两个小时作书绘画。直到年近花甲之时，他还坚持为慈善机构筹款而每年鬻字一月。“知责任者，士大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士大夫之终也”，责任和担当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业绩卓著、泽被后世的张謇其言其行着实令今人钦敬和感佩。
甲午战争清朝失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张謇与当时社会诸多有识之士一样，于惊诧扼腕之余陷入巨大苦闷和深深沉思。作为晚清的最后一位状元，张謇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振兴实业壮大经济，才能切实增强国家实力，才能不断促进民族兴盛，在那种历史背景下具有张謇这种洞察和识见的人不在少数。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压迫，面对甲午战争后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清朝上下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异常强烈，但振臂高呼者众多，身体力行者寥寥。富有浓郁爱国热忱的张謇深切地感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文人士大夫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为了拯救危在旦夕的国家，张謇毅然辞去官位放弃俸禄，独辟蹊径下海务商，在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授意、安排和支持下，来到通州筹办大生纱厂。在筹建纱厂的过程中，张謇苦心孤诣、忍辱负重，克服重重阻力，使大生纱厂短时间内投产运作，经销运营成效显著。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后，张謇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大手笔擘画高效率设计，先后创办了复兴面粉厂、资生铁冶厂、广生油厂、肥皂厂、造纸厂、电话公司等二十多家企业，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上游农副业的连锁发展，张謇立足于南通手工棉纺织业较为发达的基础优势，创造性地运用股份制模式募集社会资本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正如他自己所指出：“工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农业提供充足和优质的原材料，农产品为各种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值之，则工商业的发展永无可望。”大生纱厂建成后不久，与之相关联相配套的种植棉花的农产品企业——通海垦牧公司成立，公司通过组织当地农工开垦滩涂荒地，增加了优质棉花生产量。1904年，张謇创办了大生分厂二厂，1915年创办了大生三厂，1921年又创办了大生八厂。工业与农副业的有机对接和良性互动，极大地推动了包括南通在内的整个江苏沿海多门类产业的快速发展。
眼界大开的张謇认为发展实业尽管能够增强国家实力，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的勃兴强盛，最关键的在于人才，最基础的在于教育，可以说教育是基础的基础。早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张謇就以前瞻性的眼光明确提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也就是说，教育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人民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掌握知识，全体国民掌握了知识方能实现自立自强，进而民族方能走向独立，国家才能实现富强。在实践中，张謇将教育和实业作为救国强民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相辅相成，同步协调发展。为此，张謇把发展实业产生的利润几乎全部用于兴办新式教育。1899年大生纱厂有了盈余，1903年张謇利用盈余兴建了我国最早的私立师范学校，践行他兴办教育从基础教育抓起、基础教育先从师范教育入手的诺言。伴随张謇实业规模的逐步扩大和利润效益的不断增加，他对新式教育的投资也越来越多，除了一大批中小学外，还有女子师范、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商业学校、卫生学校，他办学层次之多维、种类之繁盛、体系之健全，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出其右者。张謇在南通市区和周边地区先后创办和带动兴办了三百七十多所小学、六所中学、三所高等学校以及多所职业技术学校、特殊技能学校。这些数量众多的职业学校，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首开先例。在陆续设立专科学校的同时，张謇投入大量资金兴建了以工科为主、理科为辅的南通大学。在此基础上，他还积极参与创建远离南通的河海工程专科学校、吴淞的商船学校和铁路学校、上海的复旦公学，不仅斥巨资建设基础设施，而且高薪延聘各类人才作为教师。张謇所创办的学校，从层面上看既有小学又有中学还有大学;从大学科目设置上看，既有医科又有纺科，还有水利科;从地域分布上看，既有在南通的又有在上海的还有在南京等地的，而从办学动机上看，几乎所有学校都没有投机性和趋利性，其宗旨在于开启民智、唤醒民心、培养高素质国民。张謇以浓厚的家国情怀，不吝钱财、倾其所有、襄助教育，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发展付出了巨额财力和巨大精力。特别是张謇在办学过程中，把爱国教育放在学校课程体系的主导地位，他一直主张“今日迫切的教育就是救亡图强教育”，因此各学校应全面倡导爱国主义教育，并要求所办学校在伦理道德和历史国文等科目中充分体现这一思想。
具有兼济天下情怀的一代民营实业家张謇，将兴办慈善机构、发展慈善事业作为包括南通在内的江南一些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既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又受到西方文明洗礼的张謇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兴举慈善事业是实施地方自治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賴慈善。”据此，他进一步阐述国家的强大首先凭借实业，同时还应尽快成立学校兴办教育，以此启发民智、增强国民文化素养，而发展慈善事业又是对工业和教育两者的有益补充。他曾告诫长子张孝若“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存在此，也不可不加意”，张謇把收留“失教”学生、安置“失养”的社会底层人员作为破解社会矛盾和消弭社会危机的有效举措。在发展慈善事业方面，张謇倾注了大量心血、时间和资金，他除了辟建南通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公园、体育场和新式剧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外，还创办了养老院、残疾院、盲哑学校等慈善机构。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张謇一方面利用自身企业利润和个人分红，另一方面鼓励动员自家亲友和各行各业予以捐助，遇到资金紧张时，张謇甚至鬻字加以补助。比如设立在故乡南通的残疾院、盲哑学校成立后缺少经费，基于当时大生企业经营并不十分景气的考虑，张謇只有通过社会关系鬻字来维系残疾院、盲哑学校的运行，彼时公务繁忙的张謇每天利用两个小时作书绘画。直到年近花甲之时，他还坚持为慈善机构筹款而每年鬻字一月。“知责任者，士大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士大夫之终也”，责任和担当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业绩卓著、泽被后世的张謇其言其行着实令今人钦敬和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