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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谈论人文是否有用的文章颇多。有些虽以“人文无用”为标题，但字里行间却似乎在告诉我们人文应该有用——在反复掂量、拿捏后，最终要是不说出其用来简直就是失职。因此，无论如何，人文之用即使是硬撑也要“榨”其用来。要知道，非但中国，即使是在西方著名大学的校长那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化不开的情结。2018年9月14日的《华盛顿邮报》曾发表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罗纳德·丹尼尔斯写给该校学生的一封信。他劝大家要学点人文知识，增加人文素养。在言之凿凿的规劝背后，仍掩饰不住一颗人文底气不足与脆弱的内心：“最近的研究表明，那些有人文学科学位的人，在工作场所发展得很快，他们的就业率低，但工作满意度很高。而且，持有人文学科学位的人，和商学、工程、医学院的学生的平均中位收入之间的差距，也会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小。”不难看出，同很多中国学者一样，这一论断难以跳出“用与不用”的思维窠臼，以金钱与职位等功利性标准，判定人文学科的价值。
如何走出这种自相矛盾、毫无底气的自我辩护？我认为，首先应在思维方式与认知理念上改弦更张：人文学科不能与其他学科比“用”的多少或强弱。从实用性而言，人文科学应该是示弱的。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尤其是工程学科相比，我们首先要亮出底牌：“无用。”要知道，只有敢于承认人文学科缺乏实用性，才能真正体现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性。也只有敢于承认并宣布自己的无用，人文学者才算有勇气和底气。舍此，人文学只能在别人的白眼中眼目低垂、自悼自怜。因此，本人无非是想说，与其追求“用”，不如坐等水到渠成的“无用之用”，这对人文学科尤其如此。
人文学科本来就是关于人类内心世界的学问，它无法用物质、技术或者“功能”、“用途”等衡量。陈春生教授曾说：“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思想的发明要比知识的创造重要得多。思想的发明是人文学科的根本追求。人文学科不会给你很多实用性的知识，但是它提出的思想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历史证明，每一次人类的重大变革，都是以思想启蒙为开端。人类思想的启蒙与传播，是指引、传承、延续人类精神最具價值的文明火焰，却很难用实用性的物品展示或工具相互传递，抑或说一旦物化就会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谈到这个问题，技术会异化我们，会物化我们，这是很可怕的现象。信息技术的应用导致人类的沟通更加便捷，也带来了人类联系方式的异化。再比如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中，严复等人即是将科学、人文作为“工具”来“学”以致用的。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提到，近代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不论是引进科学技术，还是谈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讲的是“用”字。
这样物化、表象的评价标准，迎合了现代社会的功利目的，降低了人文研究的长期价值，伤害了人文学者的自尊与情怀，不要说实现人文学科的振兴，不走向式微就算三生有幸了。所以，在此我提出人文及其自信力问题，这也很容易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这篇文章中的经典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如果说人文学科有软肋，那就是它因失去自我底色而导致的不自信。这实际是一种心理浮躁之心态反映，其结果往往在于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从守成意义上，呵护并守护本学科领地的本色，不使其马失前蹄方为上策。学科的禀性（内涵）与边界（外延）有着与生俱来的规定性，任意涂抹会招致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古及今，人文多关注个体内修而非外求，而人文价值多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内心体验、自我满足或群体认同，这多无法物化或量化呈现。《论语·雍也》中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所言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状态，不是倡导清贫与清高，而是用简朴的生活凸显人文精神给贤人内心带来的富足。在此，我们还可以找到庄子的回绝楚王使者的姿态来这一问题。淡泊、从容与逍遥注定它难以用位有多高、权有多重来衡量。宋儒张载那句人文之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人生理想和道德诉求，千百年来传颂不已。如果我们再问一句其应用性如何，那就只能以“公道自在人心”来回答了，我们很难看出它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与利润。这也就应验了南宋大儒陆九渊的那句名言：“心不可汩一事，只自立心。”西方哲学家康德关于道德律令的箴言，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述人文虽软弱但有风骨的含义吗？道德是用来自律的，不是用来责人的。这句话道出了人文学科的格调和禀赋，同时也道出了与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其二是学科自我认同的意义。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曾有“工业为父，教育为母”之语，同样是对不同类型职业富有见地的判断。
必须看到，中国的人文路径走着这样一个“经世”的路径。这也是人文学者何以被边缘化后，就会叫苦连天、耿耿于怀并想方设法改变现状的根本所在。尤其是1905年科举考试被取消后，西风一夜之间将读书之人的黄粱美梦吹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向鲁迅约稿时，鲁迅则在抄古碑。他有一篇文章，“说门前有两棵枣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非常孤独，“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找不到未来的出路。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反复地重复：“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边缘挣扎、呼喊并期待东山再起的诉求从来没有中断过。
追根溯源，古希腊的人文就是科学，反过来说一样，科学就是人文。在今天，这一点还有朝花夕拾的必要。所以，与人文学科类似不仅是几何学，古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同样面临着是否有用的现实性追问。我认为从人类探求知识的根本目的或从学术研究的根源而言，科学的求“真”是占第一位的，人文的求“善”则是第一位的。为求知而求知，这是一种自由的气质和天性，也是人文和科学的异曲同工之处。科学与人文“本是同根生”的渊源关系还告诉我们：过分标榜自己的“用”或者过分强调自己的“用”，本身就是对自我成长的一种伤害。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诸如跨学科人文教育、通识教育、新文科等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文学科的发展，但其中那些对所谓的大数据、定量化、公式化等要素的随意添加，充满了对人文学科振兴的盲目乐观，有学者甚至提出：“在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大数据时代，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必须反思自己的学术传统，要自觉地弥合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差距，主动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
只有勇敢回归人文学科应有状态，坚守其固有思维方式、学科理念与逻辑起点，才能阐释并理解当前的世界，实现学科价值，重塑学人自尊。首先，回归人文的本真。在现实这种浮躁、喧嚣、泡沫的时代，我们应耐住寂寞。追求人文的永恒目标，理性的沉思人的本真。其次，践行学术的纯粹立场。“纯粹”无非是说让知识、真理、自由这些人文诉求了无挂碍，我们挂在嘴边的“诗和远方”这句最具人文关怀的话需要这个前提。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这些话看起来是躲进象牙塔和实验室里的书生之见，其实它最具人文性。最后，还想说一下事关人类尊嚴的问题。帕斯卡尔说过，人类所有的尊严在于思想。
人文是一门意在内在性追求的学科，它与实用、小用或应用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或张力，相对于外在诉求的形而下的学科，它更在乎虚用，大用或运用，进一步说它是无用之用。在某种意义上，它并非远离现实，而是关注现实，它以自己扮演的角色诠释并理解现实。如果我们说自然科学是用大脑思考，人文学科就是用心灵来思考。但是大脑和心灵的这种划分，不是科学的划分，我只是打个形象的比喻。大脑思考的物质世界、技术世界都是形而下的，大脑追求的是物质的手段和生理的效果，需要科学验证与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心灵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感受、感悟、体验，它所理解或者描述的世界是多面的和多元的。这就很像唱片自身和唱片发出的声音的区别，唱片是物质的，形而下的，你能看得见摸得着。音乐却不是物质本身的，只有通过这种物质表达出来，通过我们的神经穿越我们的心灵，我们才能感到音乐的美妙，而且同一首乐曲往往会给不同听众以不同的感受。我们所处的时代、人文学者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在新技术不断压抑、异化我们的过程中，人文伦理的责任更加艰巨，更为沉重。而这个时候人文学者回到自己的本位，守护着人文研究的固有领域，也显得尤其重要。最后，我想租赁普林斯顿研究院的创建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939年那篇著名的文章《无用知识的用处》的话：“‘实用性’是我们评判某个大学、研究机构或任何科学研究存在价值的标准。但在我看来，任何机构的存在，无须任何明确或暗含的‘实用性’的评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这个机构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知识做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一首诗、一幅画、一部交响乐、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发现，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以此考量今天的人文状况同样具有警示意义。
如何走出这种自相矛盾、毫无底气的自我辩护？我认为，首先应在思维方式与认知理念上改弦更张：人文学科不能与其他学科比“用”的多少或强弱。从实用性而言，人文科学应该是示弱的。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尤其是工程学科相比，我们首先要亮出底牌：“无用。”要知道，只有敢于承认人文学科缺乏实用性，才能真正体现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性。也只有敢于承认并宣布自己的无用，人文学者才算有勇气和底气。舍此，人文学只能在别人的白眼中眼目低垂、自悼自怜。因此，本人无非是想说，与其追求“用”，不如坐等水到渠成的“无用之用”，这对人文学科尤其如此。
人文学科本来就是关于人类内心世界的学问，它无法用物质、技术或者“功能”、“用途”等衡量。陈春生教授曾说：“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思想的发明要比知识的创造重要得多。思想的发明是人文学科的根本追求。人文学科不会给你很多实用性的知识，但是它提出的思想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历史证明，每一次人类的重大变革，都是以思想启蒙为开端。人类思想的启蒙与传播，是指引、传承、延续人类精神最具價值的文明火焰，却很难用实用性的物品展示或工具相互传递，抑或说一旦物化就会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谈到这个问题，技术会异化我们，会物化我们，这是很可怕的现象。信息技术的应用导致人类的沟通更加便捷，也带来了人类联系方式的异化。再比如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中，严复等人即是将科学、人文作为“工具”来“学”以致用的。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提到，近代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不论是引进科学技术，还是谈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讲的是“用”字。
这样物化、表象的评价标准，迎合了现代社会的功利目的，降低了人文研究的长期价值，伤害了人文学者的自尊与情怀，不要说实现人文学科的振兴，不走向式微就算三生有幸了。所以，在此我提出人文及其自信力问题，这也很容易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这篇文章中的经典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如果说人文学科有软肋，那就是它因失去自我底色而导致的不自信。这实际是一种心理浮躁之心态反映，其结果往往在于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从守成意义上，呵护并守护本学科领地的本色，不使其马失前蹄方为上策。学科的禀性（内涵）与边界（外延）有着与生俱来的规定性，任意涂抹会招致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古及今，人文多关注个体内修而非外求，而人文价值多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内心体验、自我满足或群体认同，这多无法物化或量化呈现。《论语·雍也》中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所言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状态，不是倡导清贫与清高，而是用简朴的生活凸显人文精神给贤人内心带来的富足。在此，我们还可以找到庄子的回绝楚王使者的姿态来这一问题。淡泊、从容与逍遥注定它难以用位有多高、权有多重来衡量。宋儒张载那句人文之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人生理想和道德诉求，千百年来传颂不已。如果我们再问一句其应用性如何，那就只能以“公道自在人心”来回答了，我们很难看出它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与利润。这也就应验了南宋大儒陆九渊的那句名言：“心不可汩一事，只自立心。”西方哲学家康德关于道德律令的箴言，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述人文虽软弱但有风骨的含义吗？道德是用来自律的，不是用来责人的。这句话道出了人文学科的格调和禀赋，同时也道出了与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其二是学科自我认同的意义。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曾有“工业为父，教育为母”之语，同样是对不同类型职业富有见地的判断。
必须看到，中国的人文路径走着这样一个“经世”的路径。这也是人文学者何以被边缘化后，就会叫苦连天、耿耿于怀并想方设法改变现状的根本所在。尤其是1905年科举考试被取消后，西风一夜之间将读书之人的黄粱美梦吹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向鲁迅约稿时，鲁迅则在抄古碑。他有一篇文章，“说门前有两棵枣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非常孤独，“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找不到未来的出路。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反复地重复：“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边缘挣扎、呼喊并期待东山再起的诉求从来没有中断过。
追根溯源，古希腊的人文就是科学，反过来说一样，科学就是人文。在今天，这一点还有朝花夕拾的必要。所以，与人文学科类似不仅是几何学，古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同样面临着是否有用的现实性追问。我认为从人类探求知识的根本目的或从学术研究的根源而言，科学的求“真”是占第一位的，人文的求“善”则是第一位的。为求知而求知，这是一种自由的气质和天性，也是人文和科学的异曲同工之处。科学与人文“本是同根生”的渊源关系还告诉我们：过分标榜自己的“用”或者过分强调自己的“用”，本身就是对自我成长的一种伤害。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诸如跨学科人文教育、通识教育、新文科等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文学科的发展，但其中那些对所谓的大数据、定量化、公式化等要素的随意添加，充满了对人文学科振兴的盲目乐观，有学者甚至提出：“在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大数据时代，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必须反思自己的学术传统，要自觉地弥合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差距，主动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
只有勇敢回归人文学科应有状态，坚守其固有思维方式、学科理念与逻辑起点，才能阐释并理解当前的世界，实现学科价值，重塑学人自尊。首先，回归人文的本真。在现实这种浮躁、喧嚣、泡沫的时代，我们应耐住寂寞。追求人文的永恒目标，理性的沉思人的本真。其次，践行学术的纯粹立场。“纯粹”无非是说让知识、真理、自由这些人文诉求了无挂碍，我们挂在嘴边的“诗和远方”这句最具人文关怀的话需要这个前提。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这些话看起来是躲进象牙塔和实验室里的书生之见，其实它最具人文性。最后，还想说一下事关人类尊嚴的问题。帕斯卡尔说过，人类所有的尊严在于思想。
人文是一门意在内在性追求的学科，它与实用、小用或应用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或张力，相对于外在诉求的形而下的学科，它更在乎虚用，大用或运用，进一步说它是无用之用。在某种意义上，它并非远离现实，而是关注现实，它以自己扮演的角色诠释并理解现实。如果我们说自然科学是用大脑思考，人文学科就是用心灵来思考。但是大脑和心灵的这种划分，不是科学的划分，我只是打个形象的比喻。大脑思考的物质世界、技术世界都是形而下的，大脑追求的是物质的手段和生理的效果，需要科学验证与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心灵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感受、感悟、体验，它所理解或者描述的世界是多面的和多元的。这就很像唱片自身和唱片发出的声音的区别，唱片是物质的，形而下的，你能看得见摸得着。音乐却不是物质本身的，只有通过这种物质表达出来，通过我们的神经穿越我们的心灵，我们才能感到音乐的美妙，而且同一首乐曲往往会给不同听众以不同的感受。我们所处的时代、人文学者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在新技术不断压抑、异化我们的过程中，人文伦理的责任更加艰巨，更为沉重。而这个时候人文学者回到自己的本位，守护着人文研究的固有领域，也显得尤其重要。最后，我想租赁普林斯顿研究院的创建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939年那篇著名的文章《无用知识的用处》的话：“‘实用性’是我们评判某个大学、研究机构或任何科学研究存在价值的标准。但在我看来，任何机构的存在，无须任何明确或暗含的‘实用性’的评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这个机构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知识做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一首诗、一幅画、一部交响乐、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发现，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以此考量今天的人文状况同样具有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