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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人能够正面挑战汪晖,倒也不是汪晖那些什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体系,而是他的基本观点,比如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理解和基本判断。
3月25日,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后(此文最先于3月10日发表在学术杂志《文艺研究》上),“汪晖涉嫌抄袭案”逐渐脱离学术争鸣的范畴而衍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引发了国内学界甚至公共舆论的普遍关注和论争。一方面“倒汪”派严词批判汪晖的抄袭行为,要求清华大学调查抄袭事件;另一方面,“挺汪”派则质疑王文的动机和根据,否认汪晖涉嫌“剽窃”。
6月6日和8日,海外学者林毓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采访时,敦促清华大学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对汪晖的剽窃行为做出处理,并言辞激烈地提出如不任命调查委员会,清华校长、文学院院长就应该下台。最重要的是,他还把汪晖涉嫌抄袭事件的争论边界扩大化了,把争论双方背后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倾向也带了进来,把本还有些遮遮掩掩的立场之争、意气之争挑明了。6月9日,李陀发布了致林毓生的公开信,对他的一些言论进行商榷。新的一波讨论又开始了。
为此,本刊采访了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鸿生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他们就此事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新民周刊》:90年代以来,汪晖一直是中国大陆学界的焦点人物,比如长江读书奖,比如《读书》换帅,还有这次的“涉嫌抄袭”,你如何看围绕着汪晖引发的争论?
蔡翔:坦率地说,汪晖的一些观点,我未必完全同意,个人之间,也并无多少私谊可言。而且,我担心他晦涩和玄奥的文风会给青年带来不怎么正面的影响。但是,我仍然同意汪晖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一系列的著述搅动并带动了中国大陆思想界的激烈辩论,正是在这一辩论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开始逐渐深入。即使就这一点而言,汪晖也有着他自己的贡献——无论是同意他,还是反对他。当然,近十年来,他也一直置身漩涡之中(这也实属罕见),包括最近的“涉嫌抄袭”,其中,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种种非学术因素的介入,比如,在这次“涉嫌抄袭”的争论中,有些辩论者也会有意无意地强调他是所谓“新左派”的领袖(我也不清楚这个“新左派”到底有没有什么“领袖”),等等。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没必要过分掩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汪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各种思想和观点冲突的场域,我不知道,这是汪晖的幸还是他的不幸。我也不知道,这是中国学界的幸还是不幸,尽管有很多好心人总想把这些争论还原成纯粹的学术事件,但收效甚微。但是,如果思想争论总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未免令我轻看了这个所谓的“学界”。我倒是希望有人能够正面挑战汪晖,倒也不是汪晖那些什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体系,而是他的基本观点,比如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理解和基本判断,就我个人而言,这可能是我更为关心的。
陈晓明:关于围绕汪晖的争论,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即认为是左右派的知识分子斗争的事件。因为我本人不在这些派别之中,所以更倾向于把它看成一件归一件。因为汪晖学术影响比较大,受到的关注度高,有关他的事情会形成较大的社会反应。当然,这些“事件”一步步升级,社会影响面越来越大,我以为更为重要的在于中国媒体的能量越来越强大,有些影响力大的媒体可以有能力策划、制造和推动一些事件。围绕汪晖的争论,当然也跟人们的知识立场相关,处于不同知识立场的人们,对汪晖事件的看法颇不相同。这样的知识立场,可能不能简单划分为“左/右”两派的知识立场的分野。
王鸿生:我与汪晖素无交往,仅有的两次见面都在会上。去年曾想邀请他来沪参加一个关于鲁迅思想的研讨会,电话联系上了,他却没有来成。开始重视他的思考与我自己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学界朋友的异同,倒是在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以后。当时,在那些我不怎么适应的论述语言中,我的确读到了另一种进入、理解、展开中国问题的可能。
直到现在,我仍感到90年代末爆发的那场论争所显示的重大思想分歧,至今不仅没有深入地、富有建设性地展开和讨论下去,而且越来越沦为非对话的派别之争乃至网上的意气之争,其实是特别让人痛心和失望的。但我仍要承认,自己还是从各方的看法中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发,其中,自然也包括汪晖所做的独特贡献。但无论怎样评价一个人,我都不赞成将汪晖或任何其他学者作为某一翼思想、立场的“象征”,即便他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便他作为“焦点”亦证明他已产生了实际的学术影响。
关于这次“涉嫌抄袭”事件,我也期待着汪晖本人做出回应,这有助于公众形成客观、全面的判断。
王斑:汪暉一直是我敬仰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他不仅在中国是焦点人物,在欧美学界,也影响极大,这点国内学者可能没有我体会的这么深。我熟悉的大多数海外学者,能请到汪晖来参加他们举办的会或论坛,都很荣幸。今年费城国际亚洲年会他能作为中国学者作主题讲演,应是中国学界、思想界的骄傲。亚洲学会的成员来自全世界。去年在斯坦福访学时,每周他授课后我和他吃饭交谈,他的整个心思先天下之忧而忧,思虑最严峻的世界、国家、民族和文化课题,吃过晚饭立刻就到图书馆研究写作,直至深夜。汪晖绝不是盯着学术一桶金的那种势利小人。
所谓“抄袭”仍可讨论,虽然是学术规范问题,但规范也不是金科玉律。美国学界这种规范极严,有时过于束缚。我为出版社审阅书稿时,经常看到作者如履薄冰,写出的话似乎句句都要有注,注解喧宾夺主,自己有什么独到思想完全被窒息了。
《新民周刊》:林毓生先生作为1980年代以来在大陆有较大影响的海外学者,他对汪晖的批评既涉及到学术纪律问题,也关系到不同的思想倾向,你如何看待林毓生先生的批评意见?
蔡翔:林毓生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海外学者,他的许多著述,我都认真拜读过,而且甚有收获。我很钦佩林先生的正直和坦率,他敢于把学术规范争论背后的政治分歧公开出来,那些政治分歧的争论才是最为“令人向往”(李陀语)的。
陈晓明:林毓生先生对汪晖的批评言论在网上有广泛的流传,我也看到过。开始以为是记者借用林先生的话,以为是林先生被诱导发言。后来才看到编者声称,说是林先生自己看过采访,且订正过采访稿。我稍稍有些不太理解,中国学界的事情,林先生如此关切,如此以紧迫的姿态要求成立委员会来查处等等,一方面为林先生如此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关切中国学术界发展的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窃以为林先生作为老前辈不必以那么紧迫的口吻,那么严厉的期盼(比如使用:“如果不……就要如何……”的句式)来介入这件事。但愿这样的句式是他人的鬼斧神工所为。
说起来,我们在80年代对林先生崇敬有加,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青年学子们是把林先生的著作放在桌上,把他的观点挂在嘴边的。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汪晖被指责“抄袭”,林先生也加入怒斥之行列。我以为林先生可以看看其他不同意见的文章再提出更加全面的倡议,可能更好些。汪晖当年也是熟读林先生著作的人,对林先生的观点也推崇备至,或许有讨论,有分歧。但林先生的思想构成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参照,正是这些思想差异,才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代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不同阐释。如果没有不同的阐释中国的方法出现,不管是对中国传统还坚对现实的阐释都难有新格局出现,中国学术研究当不会有大的气象和作为。
3月25日,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后(此文最先于3月10日发表在学术杂志《文艺研究》上),“汪晖涉嫌抄袭案”逐渐脱离学术争鸣的范畴而衍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引发了国内学界甚至公共舆论的普遍关注和论争。一方面“倒汪”派严词批判汪晖的抄袭行为,要求清华大学调查抄袭事件;另一方面,“挺汪”派则质疑王文的动机和根据,否认汪晖涉嫌“剽窃”。
6月6日和8日,海外学者林毓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采访时,敦促清华大学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对汪晖的剽窃行为做出处理,并言辞激烈地提出如不任命调查委员会,清华校长、文学院院长就应该下台。最重要的是,他还把汪晖涉嫌抄袭事件的争论边界扩大化了,把争论双方背后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倾向也带了进来,把本还有些遮遮掩掩的立场之争、意气之争挑明了。6月9日,李陀发布了致林毓生的公开信,对他的一些言论进行商榷。新的一波讨论又开始了。
为此,本刊采访了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鸿生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他们就此事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新民周刊》:90年代以来,汪晖一直是中国大陆学界的焦点人物,比如长江读书奖,比如《读书》换帅,还有这次的“涉嫌抄袭”,你如何看围绕着汪晖引发的争论?
蔡翔:坦率地说,汪晖的一些观点,我未必完全同意,个人之间,也并无多少私谊可言。而且,我担心他晦涩和玄奥的文风会给青年带来不怎么正面的影响。但是,我仍然同意汪晖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一系列的著述搅动并带动了中国大陆思想界的激烈辩论,正是在这一辩论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开始逐渐深入。即使就这一点而言,汪晖也有着他自己的贡献——无论是同意他,还是反对他。当然,近十年来,他也一直置身漩涡之中(这也实属罕见),包括最近的“涉嫌抄袭”,其中,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种种非学术因素的介入,比如,在这次“涉嫌抄袭”的争论中,有些辩论者也会有意无意地强调他是所谓“新左派”的领袖(我也不清楚这个“新左派”到底有没有什么“领袖”),等等。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没必要过分掩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汪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各种思想和观点冲突的场域,我不知道,这是汪晖的幸还是他的不幸。我也不知道,这是中国学界的幸还是不幸,尽管有很多好心人总想把这些争论还原成纯粹的学术事件,但收效甚微。但是,如果思想争论总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未免令我轻看了这个所谓的“学界”。我倒是希望有人能够正面挑战汪晖,倒也不是汪晖那些什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体系,而是他的基本观点,比如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理解和基本判断,就我个人而言,这可能是我更为关心的。
陈晓明:关于围绕汪晖的争论,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即认为是左右派的知识分子斗争的事件。因为我本人不在这些派别之中,所以更倾向于把它看成一件归一件。因为汪晖学术影响比较大,受到的关注度高,有关他的事情会形成较大的社会反应。当然,这些“事件”一步步升级,社会影响面越来越大,我以为更为重要的在于中国媒体的能量越来越强大,有些影响力大的媒体可以有能力策划、制造和推动一些事件。围绕汪晖的争论,当然也跟人们的知识立场相关,处于不同知识立场的人们,对汪晖事件的看法颇不相同。这样的知识立场,可能不能简单划分为“左/右”两派的知识立场的分野。
王鸿生:我与汪晖素无交往,仅有的两次见面都在会上。去年曾想邀请他来沪参加一个关于鲁迅思想的研讨会,电话联系上了,他却没有来成。开始重视他的思考与我自己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学界朋友的异同,倒是在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以后。当时,在那些我不怎么适应的论述语言中,我的确读到了另一种进入、理解、展开中国问题的可能。
直到现在,我仍感到90年代末爆发的那场论争所显示的重大思想分歧,至今不仅没有深入地、富有建设性地展开和讨论下去,而且越来越沦为非对话的派别之争乃至网上的意气之争,其实是特别让人痛心和失望的。但我仍要承认,自己还是从各方的看法中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发,其中,自然也包括汪晖所做的独特贡献。但无论怎样评价一个人,我都不赞成将汪晖或任何其他学者作为某一翼思想、立场的“象征”,即便他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便他作为“焦点”亦证明他已产生了实际的学术影响。
关于这次“涉嫌抄袭”事件,我也期待着汪晖本人做出回应,这有助于公众形成客观、全面的判断。
王斑:汪暉一直是我敬仰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他不仅在中国是焦点人物,在欧美学界,也影响极大,这点国内学者可能没有我体会的这么深。我熟悉的大多数海外学者,能请到汪晖来参加他们举办的会或论坛,都很荣幸。今年费城国际亚洲年会他能作为中国学者作主题讲演,应是中国学界、思想界的骄傲。亚洲学会的成员来自全世界。去年在斯坦福访学时,每周他授课后我和他吃饭交谈,他的整个心思先天下之忧而忧,思虑最严峻的世界、国家、民族和文化课题,吃过晚饭立刻就到图书馆研究写作,直至深夜。汪晖绝不是盯着学术一桶金的那种势利小人。
所谓“抄袭”仍可讨论,虽然是学术规范问题,但规范也不是金科玉律。美国学界这种规范极严,有时过于束缚。我为出版社审阅书稿时,经常看到作者如履薄冰,写出的话似乎句句都要有注,注解喧宾夺主,自己有什么独到思想完全被窒息了。
《新民周刊》:林毓生先生作为1980年代以来在大陆有较大影响的海外学者,他对汪晖的批评既涉及到学术纪律问题,也关系到不同的思想倾向,你如何看待林毓生先生的批评意见?
蔡翔:林毓生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海外学者,他的许多著述,我都认真拜读过,而且甚有收获。我很钦佩林先生的正直和坦率,他敢于把学术规范争论背后的政治分歧公开出来,那些政治分歧的争论才是最为“令人向往”(李陀语)的。
陈晓明:林毓生先生对汪晖的批评言论在网上有广泛的流传,我也看到过。开始以为是记者借用林先生的话,以为是林先生被诱导发言。后来才看到编者声称,说是林先生自己看过采访,且订正过采访稿。我稍稍有些不太理解,中国学界的事情,林先生如此关切,如此以紧迫的姿态要求成立委员会来查处等等,一方面为林先生如此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关切中国学术界发展的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窃以为林先生作为老前辈不必以那么紧迫的口吻,那么严厉的期盼(比如使用:“如果不……就要如何……”的句式)来介入这件事。但愿这样的句式是他人的鬼斧神工所为。
说起来,我们在80年代对林先生崇敬有加,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青年学子们是把林先生的著作放在桌上,把他的观点挂在嘴边的。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汪晖被指责“抄袭”,林先生也加入怒斥之行列。我以为林先生可以看看其他不同意见的文章再提出更加全面的倡议,可能更好些。汪晖当年也是熟读林先生著作的人,对林先生的观点也推崇备至,或许有讨论,有分歧。但林先生的思想构成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参照,正是这些思想差异,才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代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不同阐释。如果没有不同的阐释中国的方法出现,不管是对中国传统还坚对现实的阐释都难有新格局出现,中国学术研究当不会有大的气象和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