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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里，你几乎已经感受不到疫情的痕迹。餐厅门口重新排起了长队，夜市再次恢复了热闹。除了在搭乘公共交通时大家依然习惯性地戴着口罩，你可能都快忘了，在2020年伊始，我们曾如何胆战心惊地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1月23日，疫情重灾区武汉封城，1100万人的生活被按下暂停键。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主流媒体尚无法进入武汉的情况下，一群记录者用自己的方式向外界传递着武汉的真实面貌。大年三十，一条长约10分钟的视频上线，拍摄了武汉封城后的24小时，迅速传遍全网，视频拍摄者林晨的素材也被很多平台转载和使用。这是林晨成为全职dogger的第二年，这次意外“走红”让他收获了一些工作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他未曾预料的风险。
一些人的工作方式被彻底改变。随着疫情蔓延至全球，无数人被迫经历一场在家办公的大型试验。硅谷的技术公司们率先启动了居家办公模式，Facebook、Google、Twitter等公司纷纷将远程办公政策延迟到2021年甚至更久。在美国工作的杨亦洲正在努力适应居家办公的节奏，从微软跳槽到甲骨文后，他至今还没见过他的新同事，自由的背后，有时是孤立无援。
经历了上半年的考验，有的行业迎来生机，身处行业中的公司人不得不加快速度，跟上新局面。关注消费赛道多年的投资人潘攀今年格外忙碌，消费品牌在短暂沉寂之后爆发，更多竞争者涌入，他不得不迅速调整工作方式、更新认知，才能保住自己在赛道上的位置。
与此同时，另一些行业受到重创。每年7月原本是留学市场的旺季，但今年情况大不相同，疫情导致全球各大高校陆续关闭、国际航班大幅缩减，而美国针对留学生出台的新规让今年的留学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有人选择了放弃，有人还在继续。留学生刘娉婷史无前例地关心起第三国签证、为美国大选揪心，她的手机里存着十几个留学群，试图在巨大的信息洪流中，抓住一点能帮她顺利出国的讯息。
国内舆论环境因局势变化而显得更为复杂，一个普通人的爆料，一次传统媒体的深度调查，都可能掀起一场全民讨论，并最终影响一家公司、一个行业、一种制度。外卖骑手小林哥的跑单生活平淡而忙碌，当外界在为平台算法争论不休时，他似乎并没有那般感同身受，但不知不觉中，爱拍视频的他或许已经享受了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红利。
没有人会忘记这个即将过去的2020年。被时代浪潮裹挟的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看似一切恢复了平静，但我们的生活已经被重塑。无论这些改变是主动的，还是无意识的，终将成为我们身上的某种烙印，成为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我经常在想，如果大家在办公室，情况就会好很多，不会像现在，让我觉得这么孤立无援。
美国疫情爆发的时候，我正在等待最后的面试结果。
从微软跳槽去甲骨文，是我年初就有的打算，没有想到，两轮电话面试之后，疫情开始严峻起来。
整个上半年，北美就业市场非常可怕。不仅很难找到工作，还总听到要裁员的消息。基本上所有的公司都开始停招，所有人都不确定到底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我比较幸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经理把我捞了出来，同期入职的包括我在内，一共3个中国人和3个印度人。我们从入职甲骨文开始，就是完全地远程工作——我至今还没见过我的同事，相当于我们一直是网友关系。
其实远程工作这个状态在我从微软离职前就已经持续了快两个月。疫情搞得人心惶惶，大家都没什么心思上班，那段时间办公室里的人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到公司后发现整层的大办公室里只剩下个位数的员工。也是在那天，老板发通知说，全体员工即日起在家工作，直到进一步通知。
再一次回到办公室，就是5月来办离职的时候，仅有两个IT部门的人在现场，负责交接我的电脑设备——如果不是我提前邮件预约，他们不会出现在公司里。
就这样，还没来得及跟同事们当面告别，我就“消失”了。
能在疫情期间跳槽到甲骨文，是我最近一年最高兴的事。但一入职就开始远程工作，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在实际操作上有很多困难。
我没办法知道组里其他人具体负责什么，他们自然也不会主动来跟我讲。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常常不知道该向谁发问，于是就要花更多努力去找不同的人，厚着脸皮问。我经常在想，如果大家在办公室，情况就会好很多，无论如何，喊一嗓子，还是会有人理的，不会像现在，一些问题扔到群里，却没人回应。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孤立无援，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我可以理解他们。就像我们同期入职的6个人，大家的能力有高有低。有时别人问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些莫名其妙，让我不知如何回答。换位思考一下，或许我也经常向那些资深工程师提这样的问题，他们不想理会是正常的。大家都挺忙。
能把大家真正聚到一起的是各种各样的会议，这些不同功能的会议保证了日常工作的进展。
雷打不动的是每天的例会，每个人会轮流汇报上一个工作日做了什么，你可以在会上说任何你想说的，哪怕分享3：昨天吃了什么都可以，氛围比较轻松。
每两周我们还会有一个Sprint，在这个会上，管理者会分配任务，告诉组员要做什么。我们会向上汇报上个任务的进度，再领取新任务，各自同步7进度。 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一个部分叫“on call，”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待命”。比如说像一些网站，如果出故障了，需要马上有人抢修。任何服务即使挂了1分钟或者5分钟，对公司收益的影响都会很大。我们就会轮流随时待命，一般是24×7——在轮到的7天时间里，我就要24小时待命，处理随时可能会发生的事故。
有时候遇到什么事故，我们就会被卷进会议，且一开起来没完没了。我从入职到现在，大概5个月的时间，被拉进突发电话会议的次数可能超过10次了。有一次快下班了，有人好像在做部署的时候出了些问题，我们就要连线解决。我记得，那天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点。有时候，持续到凌晨四五点或者通宵也是有可能的。
这就像应对火灾。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把火扑灭，还需要恢复现场，做好灾后重建才能离开。有时候甚至都没办法把火扑灭，就只能寄希望于比较资深的工程师，由他们去找出问题。
“on call”之外，每天大大小小的临时会议也挺多，级别越高的工程师，会议就越多。有时候我会在会议的背景音里听到孩子的哭声。有孩子的同事就比较难，他们的孩子没办法送到托儿所，需要一边开会一边照顾孩子。
周一到周五，我白天都在工作，晚上有时候会去朋友家里聊聊天。比较规律的是，每两天我都会出去攀岩。我感觉整天待在家里不运动的话，对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损害很大。反正我心挺大，所以每两天我会出去爬一次墙，除此之外，基本上我会不定时地出去吃饭、逛超市。
上个世纪以前，西雅图一直是个挺破旧的小城市。美国的城市，除了费城、芝加哥、纽约这几个巨大城市，其他地方都挺小的。西雅图之前拍过一些电影，大多数人都觉得这里挺浪漫。其实整个西雅图的市中心从这头走到那头，只需要15分钟。当然，这跟美国的城市规划有关，人们喜欢住在郊区的别墅，而不是城市里的公寓。
有很多大公司的总部在这个区域，比如，波音、星巴克，亚马逊和微软也在这边。所以这个城市基本上是随着这些大公司的发展慢慢繁荣起来的。
虽然西雅图的华人挺多，工作以后，总感觉圈子越来越小。就算能认识新的朋友，大家平时也都很忙。不会像以前学生时代，每隔一段时间就聚在一起，去相互了解。工作以后，认识的人就越来越少;即使认识了，也很难走到一起，没办法深入交流。在这一点上，我挺孤独的，以前的朋友也都在慢慢散掉，能留下来的不多。
我的生活一直都风平浪静。政治上的变化，对我来说，影响不大。我们这样的群体，虽然是少数，但人数也不少。如果真的哪一天有什么政策影响到生活，也会有很多同伴和我一起面对，对此我倒不是太担心。即使将来有某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我还可以回国，我从来不觉得回国是多么差的选择，差别可能在于，我正好在美国，正好在这里工作而已。
01拍摄时间：5月1日离职那天去公司归还工作电脑，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很久没有来微软园区了。临走之前拍下了这块疫情前每天都会经过的牌匾留作纪念。
今年对留学生而言是跌宕起伏的一年，比起漫长的等待，大步往前冲至少能让我觉得踏实。
按照原计划，我应该在今年8月飞往美国，9月进人大学开始我的留学生活，然而，疫情把一切都打乱了。
海外的疫情一开始并不严重。4月疫情在美国爆发时，大家的关注点还在自己的申请结果上，5月我拿到了offer，那时全球航线还没恢复，美国驻华大使馆不断取消签证，但我还在跟朋友盼着天气热起来后一切都能过去。
没想到7月，特朗普开始为大选造势，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一系列针对留学生的新规弄得人心惶惶，加上美国的疫情处在失控边缘，我也不得不正视可能要延迟出国的事实。
美国高校是不希望流失掉中国留学生的，毕竟中国留学生能给他们提供相当可观的收入，所以慶幸的是，学校始终站在留学生这边。为了鼓励大家按时入学，我的大学开设了暑期网课项目，不收学费，算4个学分。
在延期还是准时入学之间，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两年学制不算短，而我年纪也不小了，我想早点去美国激活身份，早点用上学校资源，早点实习，为未来找工作做准备。于是从7月9日开始，我一边上网课，一边等着签证开放。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6月结束的，考虑到距离去美国还有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加上出国后学的是数据分析专业，9月时我还去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了份产品经理的实习工作，这样即使不能走也可以积累一些相关工作经验，为简历添一笔。
实习之外，最让我焦虑的还是签证问题，签证中心每天都会随机放一些名额，有人为了抢名额通宵蹲点，结果后来全都取消了。所以那时我基本对国内的美国签证预约不抱希望。
辗转第三国办理签证是大家摸索出来的一条新路径。那阵子大家都跟疯了一样，只要是对中国免签或者开放旅游签证、并接受首次办理美国签证的第三国，他们都一一打电话和发邮件过去确认。一旦发现某个通道有希望，这条消息就会迅速在群里传播。
我的手机里至今还有十几个留学生群，每个群按照“×月×日××国签”这样的格式细分。从预约签证开始，我的手机就不敢离手，一会儿不看群就会错过几百条信息，上个月我光微信流量就用了12G。我觉得今年的留学生就像一群惊弓之鸟，疫情和留学新规让我们的留学之路充满艰难，紧绷的同时，我们不敢错过任何一个可能出去的机会。
02拍摄时间：10月20日义乌的清晨，我早早来到了市政府门口排队，等待一个能打疫苗的机会。
等到另一个国家开放预约时，我立马就抢了11月初的名额，结果遇上疫情封城，大使馆也不开放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当下执行C计划，申请了一个小国家的签证预约，并买好了机票。去那里要坐40个小时的飞机，且治安不太好，这是我万不得已的选择。
想到就马上去做，是我这一年总结的经验。打疫苗也是如此。
看到有人在群里分享一家私企对留学生开放免费新冠疫苗的消息，我当即买了机票决定飞去北京打。后来舆论发酵，说这是拿留学生做实验，免费疫苗就取消了。
打疫苗并不是强制的，但对于我们这样一心想要出国的人来说，多少图个安心。
后来我们看到新闻说义乌的一个街道开放疫苗接种，随到随打。当时我还犹豫了一下，结果第二天，这条新闻就铺天盖地，全国各地都有赶过去的人，留学生居多，这时规定已经变成外地户籍必须在市政府门口登记，每天限额50个人。
我当天下午就买票赶去了义乌，隔天早上6点就坐在了市政府门口的花坛上，在我之前那个哥们4点50分就已经等在这里。人越来越多，大家等了两个多小时工作人员也没来，我就知道应该没戏了。巧的是，现场偶遇的一位留学生打听到消息，说金华某个街道接到了第一批疫苗，于是我们几个立刻打车过去，连行李都没回去收拾。担心他们不给外地户籍注射，我们甚至还编好了身份。到了医院，我们分成几批进去，生怕被看出不是本地人。幸好当时并没有严格限制户籍，但消息传出后，当地就不再开放注射名额给外地户籍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前不久刚结束的美国大选是留学圈近期最关心的一件事。因为现任美国政府即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留学生都不是很友好。比如有传言可能取消OPT工作签证，那样赴美留学的性价比就变得很低。所以留学生都希望大选结果可以扭转现状。
开票那两天，我基本上没有睡好，也没写作业，一直盯着票数。两个人的票数追得很紧，谁也没表现出很明显的优势，感觉就像开彩票，形势非常焦灼。民主党的代表色是蓝色，所以那几天支持民主党的留学生有的穿蓝色牛仔裤，有的戴蓝色发卡，在群里扔各种自制表情包。看到民主党的票数一步步赶超上来时群里都炸了，毕竟这件事决定我们最终能否实现想要的目标。
马上就要年底了，我正在等待11月30日去第三国办签证，当然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那个国家拿不下，12月我还预约了另一个国家的签证。
这一年对我们留学生来说过于跌宕起伏，很多人在中途选择了放弃，而我想要努力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比起手足无措的漫长等待，大步往前冲至少能让我觉得踏实一些。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能不能养活自己？我相信很多内容创作者都在今年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2020年对我而言，实在太魔幻了。
我是一名生活在武汉的vlogger，去年12月底，我看到了一些有关疫情的新闻，当时大家并没有太重视，以为只是一次比较严重的流感。
我家住在武汉市武昌区，1月21日，也就是武汉封城的两天前，我和妻子去商店买口罩，准备过几天回老家，当时我看到超市里还有一些老人没戴口罩，于是就剪了一个vlog发在西瓜视频等平台上，希望能提醒大家出门要戴口罩。仅仅两天后，当我再次出门采购时，发现即便是武汉最繁华的街道，也空无_人，只剩下一座“空城”。
于是我用鏡头记录下了封城后的武汉，剪成一条10分钟的vlog，在大年三十发到了网上，几天内就达到了千万级的传播量，并且扩散至全网，这对于自媒体来说算是“顶流”了。不过当时并没有什么“火”的感觉，因为我明白大家是通过我的视频关心武汉疫情。
关注我的人或许会知道，在两条和疫情相关的视频之后，我隔了一个多月才再次更新。一方面我在克制，在两条“封城日记”之后，很多人给了我祝福和支持，我需要思考接下来我还能提供哪些更有价值的内容给大家。另外，出于安全考虑，我也不能频繁外出。所以大年初一、初二那几天，我在家联系志愿者，通过采访去获得一些素材，并用航拍的方式远远地记录这座城市。
之后，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介入，视频素材不再像几天前这么匮乏，自媒体能做的有限，而我也松了口气。
今年我的关注度确实提升得很快，我遇到了很多还没有“准备好”的事。五六月的时候，每天都有二三十个人加我的微信，还有一些并不熟的朋友来找我“帮忙”。每天应付这些事耗费了很多心力，慢慢地，我意识到自己该做“减法”了，这样才有更多精力做原创内容。
02 拍摄时间：1月23日武汉最热闹的商业步行街楚河汉街空无一人。 
01拍摄时间：1月23日沙湖大桥和光谷步行街没有了从前的熙熙攘攘，一片空荡。 
01拍摄时间：1月23日沙湖大桥和光谷步行街没有了从前的熙熙攘攘，一片空荡。
其实我和很多vlogger不一样的是，开始做视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全职创业者，因为当时我失业了。我曾经是一名电台主播，2018年得了严重的哮喘，为了治疗，我吃了很多带有激素的药，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让我的嗓子变哑，哑到甚至都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于是那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了武汉，告别了主持生涯，那一年我28岁。
随后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电影制片专业，也自学了一些拍摄和剪辑知识，所以当广播台的同事问我，你在北京一个月有几万元的收入，回到武汉打算怎么办时，我说接下来会是一个视频创作的时代，我要用拍视频来养活自己。我记得很清楚，2019年1月1日，我发了自己的第一条视频，而且那时候我在武汉租了一个房子当工作室，让这份工作更有“仪式感”。
其实当时我根本不懂怎么做视频，尝试过很多选题方向，拍过武汉这座城市发生的事，尝试过西北地区的旅拍，后来也拍过几期播音教学课程。一年过去，不管是推荐量、播放量、评论、点赞，所有的东西都很差，这让我陷入了怀疑。
那一年我几乎不敢和朋友见面，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解释我现在在做什么，不知道怎么形容未来的规划。其实没有流量、没有钱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在初期做视频的那种未知感。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被别人看到，以及那些做得更好的人是如何做到的。
后来通过和一些同行、前辈的交流，我越来越确定一件事情，这个观点也被我拍进视频里，那就是如果你只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要承担有可能无人问津的后果。以前我想要拍的東西很多，在手机里，我列了几十个选题灵感，但现在我知道，它们中有的并不适合用视频呈现，有的可能观众并不感兴趣。理清这个思路后，我后面几个作品的数据开始变得明朗。
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是，今年10月，我本来策划了一个开车攻略的选题，因为我父亲是一名司机，我想他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国庆期间的开车经验。但我分析视频的数据发现，观众更关注我们的父子关系，这背后是大家对情感的共鸣，是很多人向往，却没有体验到的东西。最近我还在策划一个选题——银行卡里没有钱的生活是什么体验，这是我在打官司过程中的亲身体验，因为我的卡被法院冻结了。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对内容创作者而言最好的时代，你有机会做你真正热爱的事，还能因此让家人过得更好。这在过去是一个不太确定的命题，但我相信很多创作者都在今年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每天12个小时的骑手生活之外，拍视频和出门散步是我生活唯二的消遣。
我是个外卖骑手，同时也拍短视频，在西瓜视频和B站上，大家叫我“小林哥”，从去年10月做骑手开始，我就习惯用视频记录我的骑手生活。
选择做骑手是为了还债。
2012年，我从黑龙江鹤岗来到温州，想跟当地人学学怎么做生意，后来生意没做成，还欠了一些债。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就全职当外卖骑手。这份职业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没有收入上限，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规矩，我想要踏踏实实地把钱存下来，把债务一笔笔还掉。
记得很清楚，年三十那天，我拍了个视频说，2020年的计划是继续拍视频，还有还债。如今快到年底了，视频还在更新，债务已经还掉了一半。
今年的疫情着实影响了我们，温州算是湖北地区之外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记得过年那段时间，大马路上空荡荡的，没什么人，路上最多的就是外卖骑手。
1月时，我每天的单量不到30单，而正常情况下最少也有60多单。我们小队里有三四十个骑手，那时候只有十几个在跑，大部分人因为回家过年没法回来。每天我们都要健康上报，戴好口罩、手套，消毒外卖箱。回家以后，工服、设备全都放在门外。休息时，骑手们都不聚在一块瞎聊了，彼此保持着距离，一个人孤零零地等单。
因为无接触配送，我们只要把外卖放在小区门口，送外卖的过程倒是轻松了很多。但有些小区封闭时把路也给封了，那就要绕一大圈。不用找地方、不用爬楼梯，配送时间缩短了不少，可惜那段时间单量太少。收入少了很多，每个月加上天气补贴也就6000元。
4月复工后，订单量慢慢回来了，我跑的单量在温州市应该能排进前20名，每个月能赚—万多块钱。为了多跑单多赚钱，我研究了很多跑单技巧，那些跑了两三年的老骑手也会在群里分享经验，怎么配送方便、怎么节省时间。
送外卖的同时，我也会拍视频。我有两只手机，一只用来接单，一只挂在脖子上，用左手举着拍，骑车时也是这样。跑单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比如今年夏天接到一个中学生的单子，他的学校不让点外卖，他让我伪装成家长，我特意把工服脱掉，又去文具店买了书皮把外卖包起来，伪装成学习用品，还挺好玩的。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订单地址写的是一家空中花园餐厅，我就接单了，想去看看空中花园长什么样。
拍视频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调味剂。我每天跑10个小时，晚上10点多下班回家后，我就用手机剪视频。片头、花字都是我看教程自学的，一般一条视频要剪半个小时。但是跑单太忙了，我没时间研究怎么好好做视频，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我喜欢看《今日说法》这类节目，有时候也会模仿一些技巧，比如在开头放重点，勾起观众看下去的欲望，偶尔也会在结尾评论几句，升华下主题。网友会在弹幕和评论里提建议，我都会参考着改进。 当视频博主让我认识了很多人。其中最多的是想当外卖骑手的人，后来我开了个“你的外卖我来送”栏目，专门给大家介绍外卖骑手的入门知识，后来还建了个外卖交流群，导致我现在经常被催更。
《人物》杂志写的那篇文章，我是在新闻里刷到的。文章太长我没看，身边也没什么人讨论。说实话，90%以上的骑手都会违章，遇到有交警的路口，大家还会在群里相互提醒。我觉得不合理的主要是配送时间，有些距离近的单子时间很长，远的单子反而时间更短。我几乎没有超时的订单，因为我都不看美团自带的导航，太费时间，从决定做骑手后，我就对着卫星地图研究城里的路线。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那篇文章的舆论影响，最近美团在骑手端显示的配送时间里多加了7分钟，这样起码大家的罚款能少些。
不过我经常在视频里说感谢平台，不然我哪能脚踏实地地还债。做骑手改变了我很多不好的习惯，脾气也圆滑了很多。
现在加上视频分红，我每个月差不多能有1.2万元的收入，1万元还款，生活费控制在2000元左右。除了房租和吃饭，其他也没什么支出。双11我给自己买了一双鞋子，59块。送外卖特别费鞋子，我已经穿坏了6双。
如果到家还有空，我会出门散散步，从住的地方走到公园，再走回来，来回半个小时，虽然沿途风景普普通通，却是我一天里难得的放松时间。
最近3个月我的飞行历程相当于原来的6个月，因为频繁出差，我家小孩的学校要求我每周把健康码截图发过去。
可以说，我今年的工作是从“开不完的会”开始的。
2019年年底零星听到有关疫情的消息时，我和其他合伙人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以为就像当年的“非典”一样，最多是区域性的爆发。
而到武汉封城时，整个公司已经陷入了疯狂开会的状态，不仅要重新梳理被投公司的现金流，还要对整个基金的现金回报贡献（DPI）做出调整。
我在天图投资看消费赛道已经6年了。要知道，消费企业，特别是线下企业，房租、人员工资这类刚性成本是省不了的，不开业就意味着现金流只出不进，即便是做电商的企业，疫情也会影响其供应链。所以我们做投资的，就要考虑到各种解决方案。一些企业如果熬不到疫情结束，我们要帮它们找新的融资，或者找银行配资，或者自己再投它们一些钱。
更让我们焦虑的是，没人能预测疫情何时结束。我们基金的出资名单里，有来自政府、企业、家族方面的钱，所以当时准备了很多套方案和每个出资人沟通，从3个月到6个月、9个月，甚至如果整个2020年疫情都结束不了，我们要告诉这些出资人应该怎么办。他们都很理解疫情这种不可抗风险，但那段时间，我还是焦虑到晚上失眠、喉咙长泡，只能靠早起跑步來缓解，在最沮丧的时候，我也会想，这个行业是不是要暂停一段时间了。
这种焦虑一直持续到今年4月才有所缓和，当时我们密切关注企业的经营数据，发现一些线下企业的现金流开始打平了，有的通过开拓线上下单、外卖配送，也恢复了一些收入。基本到明中旬，我们就判断疫情不会再带来毁灭性风险了。
当时我在公司开了一个会，对市场下了几个判断。我认为消费市场会快速反弹，在疫情中得以存活下来的公司，后面会有很好的增长机会。投资机构和企业之前都没有遇到疫情这种危机，会比较谨慎，但我觉得不能只看风险，还应该看到其中的机会。于是我们就开始疯狂研究项目、投项目。我对内部的要求是今年看项目不能像过去那样慢悠悠的，而要速战速决。
今年是我们VC投资团队成立4年以来，投项目最多的一年，也是金额最大的一年。最近3个月我的飞行里程相当于原来的6个月，因为频繁出差，我家小孩的学校要求我每周把健康码截图发过去，这也成为我的“工作”内容之一。
对于消费赛道，我们一直都是有信心的。从一些线性的指标来看，现在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这很利于新的本土品牌崛起，同时中国的供应链的成熟为品牌创新提供基础，消费领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也很完善，所以我预计未来5年内，消费赛道的创业还是很有机会的。
但我没有预料到的是，今年很多原来根本不看消费的基金，也全部进入这个赛道了。这种感觉就像，原来这条路上你看不到几个人，突然有一天全是人，—方面你很高兴自己没有走错路，一方面发现登顶的路更加拥挤了。
当很多基金涌入消费赛道后，被投企业的估值会被拉到平均线以上，这个问题我们内部争论过，但想想，如果真的投到了好企业，贵一点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另外现在竞争激烈，我们需要更快作出投资判断。前段时间我们投了一个母婴赛道的公司，从研究行业到投资落地，只用了不到一个月，之前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疫情确实给消费市场带来了一些变化，比如今年大家对消费类企业“数字化”的能力更为看重了，因为数字化可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还能根据用户的消费行为分析，调整自己的销售结构。当然，这和疫情期间人们都习惯了线上下单有很大关系。今年的双11，我们也发现跑出了非常多的新品牌，所以投资人需要不断学习和理解新东西。
现在回过头看，疫情让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企业家精神，我看到很多企业家并没有首先关注自己“活下去”的问题，而是快速加入到抗疫中去。比如我们投的百果园、奈雪的茶、茶颜悦色等企业都在第一时间往武汉的医院捐款捐物。
另外，今年的“魔幻”经历也让很多“关系”变得紧密。我看到很多被投企业的员工主动提出疫情的几个月可以不拿工资，与企业共渡难关，这种命运共同体般的雇佣关系更紧密了。以及，企业和投资机构之间的交流也更多了，因为大家都更有风险意识，希望共同承担风险，在此之前，很多企业是不愿意和投资人多聊的。
对于未来一年，我个人没有太多与众不同的规划，作为投资人，无非就是希望有的企业能顺利上市，有的企业能顺利再融资，有的企业可以把收入规模做大，完成之前制定的经营计划。
我们这个行业，能和预期相比没有变化，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1月23日，疫情重灾区武汉封城，1100万人的生活被按下暂停键。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主流媒体尚无法进入武汉的情况下，一群记录者用自己的方式向外界传递着武汉的真实面貌。大年三十，一条长约10分钟的视频上线，拍摄了武汉封城后的24小时，迅速传遍全网，视频拍摄者林晨的素材也被很多平台转载和使用。这是林晨成为全职dogger的第二年，这次意外“走红”让他收获了一些工作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他未曾预料的风险。
一些人的工作方式被彻底改变。随着疫情蔓延至全球，无数人被迫经历一场在家办公的大型试验。硅谷的技术公司们率先启动了居家办公模式，Facebook、Google、Twitter等公司纷纷将远程办公政策延迟到2021年甚至更久。在美国工作的杨亦洲正在努力适应居家办公的节奏，从微软跳槽到甲骨文后，他至今还没见过他的新同事，自由的背后，有时是孤立无援。
经历了上半年的考验，有的行业迎来生机，身处行业中的公司人不得不加快速度，跟上新局面。关注消费赛道多年的投资人潘攀今年格外忙碌，消费品牌在短暂沉寂之后爆发，更多竞争者涌入，他不得不迅速调整工作方式、更新认知，才能保住自己在赛道上的位置。
与此同时，另一些行业受到重创。每年7月原本是留学市场的旺季，但今年情况大不相同，疫情导致全球各大高校陆续关闭、国际航班大幅缩减，而美国针对留学生出台的新规让今年的留学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有人选择了放弃，有人还在继续。留学生刘娉婷史无前例地关心起第三国签证、为美国大选揪心，她的手机里存着十几个留学群，试图在巨大的信息洪流中，抓住一点能帮她顺利出国的讯息。
国内舆论环境因局势变化而显得更为复杂，一个普通人的爆料，一次传统媒体的深度调查，都可能掀起一场全民讨论，并最终影响一家公司、一个行业、一种制度。外卖骑手小林哥的跑单生活平淡而忙碌，当外界在为平台算法争论不休时，他似乎并没有那般感同身受，但不知不觉中，爱拍视频的他或许已经享受了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红利。
没有人会忘记这个即将过去的2020年。被时代浪潮裹挟的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看似一切恢复了平静，但我们的生活已经被重塑。无论这些改变是主动的，还是无意识的，终将成为我们身上的某种烙印，成为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楊亦洲：5月跳槽后，我还没见过我的同事
我经常在想，如果大家在办公室，情况就会好很多，不会像现在，让我觉得这么孤立无援。
美国疫情爆发的时候，我正在等待最后的面试结果。
从微软跳槽去甲骨文，是我年初就有的打算，没有想到，两轮电话面试之后，疫情开始严峻起来。
整个上半年，北美就业市场非常可怕。不仅很难找到工作，还总听到要裁员的消息。基本上所有的公司都开始停招，所有人都不确定到底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我比较幸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经理把我捞了出来，同期入职的包括我在内，一共3个中国人和3个印度人。我们从入职甲骨文开始，就是完全地远程工作——我至今还没见过我的同事，相当于我们一直是网友关系。
其实远程工作这个状态在我从微软离职前就已经持续了快两个月。疫情搞得人心惶惶，大家都没什么心思上班，那段时间办公室里的人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到公司后发现整层的大办公室里只剩下个位数的员工。也是在那天，老板发通知说，全体员工即日起在家工作，直到进一步通知。
再一次回到办公室，就是5月来办离职的时候，仅有两个IT部门的人在现场，负责交接我的电脑设备——如果不是我提前邮件预约，他们不会出现在公司里。
就这样，还没来得及跟同事们当面告别，我就“消失”了。
能在疫情期间跳槽到甲骨文，是我最近一年最高兴的事。但一入职就开始远程工作，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在实际操作上有很多困难。
我没办法知道组里其他人具体负责什么，他们自然也不会主动来跟我讲。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常常不知道该向谁发问，于是就要花更多努力去找不同的人，厚着脸皮问。我经常在想，如果大家在办公室，情况就会好很多，无论如何，喊一嗓子，还是会有人理的，不会像现在，一些问题扔到群里，却没人回应。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孤立无援，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我可以理解他们。就像我们同期入职的6个人，大家的能力有高有低。有时别人问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些莫名其妙，让我不知如何回答。换位思考一下，或许我也经常向那些资深工程师提这样的问题，他们不想理会是正常的。大家都挺忙。
能把大家真正聚到一起的是各种各样的会议，这些不同功能的会议保证了日常工作的进展。
雷打不动的是每天的例会，每个人会轮流汇报上一个工作日做了什么，你可以在会上说任何你想说的，哪怕分享3：昨天吃了什么都可以，氛围比较轻松。
每两周我们还会有一个Sprint，在这个会上，管理者会分配任务，告诉组员要做什么。我们会向上汇报上个任务的进度，再领取新任务，各自同步7进度。 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一个部分叫“on call，”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待命”。比如说像一些网站，如果出故障了，需要马上有人抢修。任何服务即使挂了1分钟或者5分钟，对公司收益的影响都会很大。我们就会轮流随时待命，一般是24×7——在轮到的7天时间里，我就要24小时待命，处理随时可能会发生的事故。
有时候遇到什么事故，我们就会被卷进会议，且一开起来没完没了。我从入职到现在，大概5个月的时间，被拉进突发电话会议的次数可能超过10次了。有一次快下班了，有人好像在做部署的时候出了些问题，我们就要连线解决。我记得，那天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点。有时候，持续到凌晨四五点或者通宵也是有可能的。
这就像应对火灾。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把火扑灭，还需要恢复现场，做好灾后重建才能离开。有时候甚至都没办法把火扑灭，就只能寄希望于比较资深的工程师，由他们去找出问题。
“on call”之外，每天大大小小的临时会议也挺多，级别越高的工程师，会议就越多。有时候我会在会议的背景音里听到孩子的哭声。有孩子的同事就比较难，他们的孩子没办法送到托儿所，需要一边开会一边照顾孩子。
周一到周五，我白天都在工作，晚上有时候会去朋友家里聊聊天。比较规律的是，每两天我都会出去攀岩。我感觉整天待在家里不运动的话，对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损害很大。反正我心挺大，所以每两天我会出去爬一次墙，除此之外，基本上我会不定时地出去吃饭、逛超市。
上个世纪以前，西雅图一直是个挺破旧的小城市。美国的城市，除了费城、芝加哥、纽约这几个巨大城市，其他地方都挺小的。西雅图之前拍过一些电影，大多数人都觉得这里挺浪漫。其实整个西雅图的市中心从这头走到那头，只需要15分钟。当然，这跟美国的城市规划有关，人们喜欢住在郊区的别墅，而不是城市里的公寓。
有很多大公司的总部在这个区域，比如，波音、星巴克，亚马逊和微软也在这边。所以这个城市基本上是随着这些大公司的发展慢慢繁荣起来的。
虽然西雅图的华人挺多，工作以后，总感觉圈子越来越小。就算能认识新的朋友，大家平时也都很忙。不会像以前学生时代，每隔一段时间就聚在一起，去相互了解。工作以后，认识的人就越来越少;即使认识了，也很难走到一起，没办法深入交流。在这一点上，我挺孤独的，以前的朋友也都在慢慢散掉，能留下来的不多。
我的生活一直都风平浪静。政治上的变化，对我来说，影响不大。我们这样的群体，虽然是少数，但人数也不少。如果真的哪一天有什么政策影响到生活，也会有很多同伴和我一起面对，对此我倒不是太担心。即使将来有某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我还可以回国，我从来不觉得回国是多么差的选择，差别可能在于，我正好在美国，正好在这里工作而已。
刘娉婷：想到就马上去做，是我这一年总结的经验
今年对留学生而言是跌宕起伏的一年，比起漫长的等待，大步往前冲至少能让我觉得踏实。
按照原计划，我应该在今年8月飞往美国，9月进人大学开始我的留学生活，然而，疫情把一切都打乱了。
海外的疫情一开始并不严重。4月疫情在美国爆发时，大家的关注点还在自己的申请结果上，5月我拿到了offer，那时全球航线还没恢复，美国驻华大使馆不断取消签证，但我还在跟朋友盼着天气热起来后一切都能过去。
没想到7月，特朗普开始为大选造势，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一系列针对留学生的新规弄得人心惶惶，加上美国的疫情处在失控边缘，我也不得不正视可能要延迟出国的事实。
美国高校是不希望流失掉中国留学生的，毕竟中国留学生能给他们提供相当可观的收入，所以慶幸的是，学校始终站在留学生这边。为了鼓励大家按时入学，我的大学开设了暑期网课项目，不收学费，算4个学分。
在延期还是准时入学之间，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两年学制不算短，而我年纪也不小了，我想早点去美国激活身份，早点用上学校资源，早点实习，为未来找工作做准备。于是从7月9日开始，我一边上网课，一边等着签证开放。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6月结束的，考虑到距离去美国还有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加上出国后学的是数据分析专业，9月时我还去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了份产品经理的实习工作，这样即使不能走也可以积累一些相关工作经验，为简历添一笔。
实习之外，最让我焦虑的还是签证问题，签证中心每天都会随机放一些名额，有人为了抢名额通宵蹲点，结果后来全都取消了。所以那时我基本对国内的美国签证预约不抱希望。
辗转第三国办理签证是大家摸索出来的一条新路径。那阵子大家都跟疯了一样，只要是对中国免签或者开放旅游签证、并接受首次办理美国签证的第三国，他们都一一打电话和发邮件过去确认。一旦发现某个通道有希望，这条消息就会迅速在群里传播。
我的手机里至今还有十几个留学生群，每个群按照“×月×日××国签”这样的格式细分。从预约签证开始，我的手机就不敢离手，一会儿不看群就会错过几百条信息，上个月我光微信流量就用了12G。我觉得今年的留学生就像一群惊弓之鸟，疫情和留学新规让我们的留学之路充满艰难，紧绷的同时，我们不敢错过任何一个可能出去的机会。
等到另一个国家开放预约时，我立马就抢了11月初的名额，结果遇上疫情封城，大使馆也不开放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当下执行C计划，申请了一个小国家的签证预约，并买好了机票。去那里要坐40个小时的飞机，且治安不太好，这是我万不得已的选择。
想到就马上去做，是我这一年总结的经验。打疫苗也是如此。
看到有人在群里分享一家私企对留学生开放免费新冠疫苗的消息，我当即买了机票决定飞去北京打。后来舆论发酵，说这是拿留学生做实验，免费疫苗就取消了。
打疫苗并不是强制的，但对于我们这样一心想要出国的人来说，多少图个安心。
后来我们看到新闻说义乌的一个街道开放疫苗接种，随到随打。当时我还犹豫了一下，结果第二天，这条新闻就铺天盖地，全国各地都有赶过去的人，留学生居多，这时规定已经变成外地户籍必须在市政府门口登记，每天限额50个人。
我当天下午就买票赶去了义乌，隔天早上6点就坐在了市政府门口的花坛上，在我之前那个哥们4点50分就已经等在这里。人越来越多，大家等了两个多小时工作人员也没来，我就知道应该没戏了。巧的是，现场偶遇的一位留学生打听到消息，说金华某个街道接到了第一批疫苗，于是我们几个立刻打车过去，连行李都没回去收拾。担心他们不给外地户籍注射，我们甚至还编好了身份。到了医院，我们分成几批进去，生怕被看出不是本地人。幸好当时并没有严格限制户籍，但消息传出后，当地就不再开放注射名额给外地户籍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前不久刚结束的美国大选是留学圈近期最关心的一件事。因为现任美国政府即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留学生都不是很友好。比如有传言可能取消OPT工作签证，那样赴美留学的性价比就变得很低。所以留学生都希望大选结果可以扭转现状。
开票那两天，我基本上没有睡好，也没写作业，一直盯着票数。两个人的票数追得很紧，谁也没表现出很明显的优势，感觉就像开彩票，形势非常焦灼。民主党的代表色是蓝色，所以那几天支持民主党的留学生有的穿蓝色牛仔裤，有的戴蓝色发卡，在群里扔各种自制表情包。看到民主党的票数一步步赶超上来时群里都炸了，毕竟这件事决定我们最终能否实现想要的目标。
马上就要年底了，我正在等待11月30日去第三国办签证，当然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那个国家拿不下，12月我还预约了另一个国家的签证。
这一年对我们留学生来说过于跌宕起伏，很多人在中途选择了放弃，而我想要努力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比起手足无措的漫长等待，大步往前冲至少能让我觉得踏实一些。
林晨：“武汉日记”火了后，我经历了魔幻的一年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能不能养活自己？我相信很多内容创作者都在今年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2020年对我而言，实在太魔幻了。
我是一名生活在武汉的vlogger，去年12月底，我看到了一些有关疫情的新闻，当时大家并没有太重视，以为只是一次比较严重的流感。
我家住在武汉市武昌区，1月21日，也就是武汉封城的两天前，我和妻子去商店买口罩，准备过几天回老家，当时我看到超市里还有一些老人没戴口罩，于是就剪了一个vlog发在西瓜视频等平台上，希望能提醒大家出门要戴口罩。仅仅两天后，当我再次出门采购时，发现即便是武汉最繁华的街道，也空无_人，只剩下一座“空城”。
于是我用鏡头记录下了封城后的武汉，剪成一条10分钟的vlog，在大年三十发到了网上，几天内就达到了千万级的传播量，并且扩散至全网，这对于自媒体来说算是“顶流”了。不过当时并没有什么“火”的感觉，因为我明白大家是通过我的视频关心武汉疫情。
关注我的人或许会知道，在两条和疫情相关的视频之后，我隔了一个多月才再次更新。一方面我在克制，在两条“封城日记”之后，很多人给了我祝福和支持，我需要思考接下来我还能提供哪些更有价值的内容给大家。另外，出于安全考虑，我也不能频繁外出。所以大年初一、初二那几天，我在家联系志愿者，通过采访去获得一些素材，并用航拍的方式远远地记录这座城市。
之后，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介入，视频素材不再像几天前这么匮乏，自媒体能做的有限，而我也松了口气。
今年我的关注度确实提升得很快，我遇到了很多还没有“准备好”的事。五六月的时候，每天都有二三十个人加我的微信，还有一些并不熟的朋友来找我“帮忙”。每天应付这些事耗费了很多心力，慢慢地，我意识到自己该做“减法”了，这样才有更多精力做原创内容。
其实我和很多vlogger不一样的是，开始做视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全职创业者，因为当时我失业了。我曾经是一名电台主播，2018年得了严重的哮喘，为了治疗，我吃了很多带有激素的药，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让我的嗓子变哑，哑到甚至都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于是那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了武汉，告别了主持生涯，那一年我28岁。
随后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电影制片专业，也自学了一些拍摄和剪辑知识，所以当广播台的同事问我，你在北京一个月有几万元的收入，回到武汉打算怎么办时，我说接下来会是一个视频创作的时代，我要用拍视频来养活自己。我记得很清楚，2019年1月1日，我发了自己的第一条视频，而且那时候我在武汉租了一个房子当工作室，让这份工作更有“仪式感”。
其实当时我根本不懂怎么做视频，尝试过很多选题方向，拍过武汉这座城市发生的事，尝试过西北地区的旅拍，后来也拍过几期播音教学课程。一年过去，不管是推荐量、播放量、评论、点赞，所有的东西都很差，这让我陷入了怀疑。
那一年我几乎不敢和朋友见面，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解释我现在在做什么，不知道怎么形容未来的规划。其实没有流量、没有钱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在初期做视频的那种未知感。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被别人看到，以及那些做得更好的人是如何做到的。
后来通过和一些同行、前辈的交流，我越来越确定一件事情，这个观点也被我拍进视频里，那就是如果你只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要承担有可能无人问津的后果。以前我想要拍的東西很多，在手机里，我列了几十个选题灵感，但现在我知道，它们中有的并不适合用视频呈现，有的可能观众并不感兴趣。理清这个思路后，我后面几个作品的数据开始变得明朗。
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是，今年10月，我本来策划了一个开车攻略的选题，因为我父亲是一名司机，我想他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国庆期间的开车经验。但我分析视频的数据发现，观众更关注我们的父子关系，这背后是大家对情感的共鸣，是很多人向往，却没有体验到的东西。最近我还在策划一个选题——银行卡里没有钱的生活是什么体验，这是我在打官司过程中的亲身体验，因为我的卡被法院冻结了。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对内容创作者而言最好的时代，你有机会做你真正热爱的事，还能因此让家人过得更好。这在过去是一个不太确定的命题，但我相信很多创作者都在今年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小林哥：今年我用当外卖骑手的收入，还了一半的债
每天12个小时的骑手生活之外，拍视频和出门散步是我生活唯二的消遣。
我是个外卖骑手，同时也拍短视频，在西瓜视频和B站上，大家叫我“小林哥”，从去年10月做骑手开始，我就习惯用视频记录我的骑手生活。
选择做骑手是为了还债。
2012年，我从黑龙江鹤岗来到温州，想跟当地人学学怎么做生意，后来生意没做成，还欠了一些债。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就全职当外卖骑手。这份职业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没有收入上限，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规矩，我想要踏踏实实地把钱存下来，把债务一笔笔还掉。
记得很清楚，年三十那天，我拍了个视频说，2020年的计划是继续拍视频，还有还债。如今快到年底了，视频还在更新，债务已经还掉了一半。
今年的疫情着实影响了我们，温州算是湖北地区之外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记得过年那段时间，大马路上空荡荡的，没什么人，路上最多的就是外卖骑手。
1月时，我每天的单量不到30单，而正常情况下最少也有60多单。我们小队里有三四十个骑手，那时候只有十几个在跑，大部分人因为回家过年没法回来。每天我们都要健康上报，戴好口罩、手套，消毒外卖箱。回家以后，工服、设备全都放在门外。休息时，骑手们都不聚在一块瞎聊了，彼此保持着距离，一个人孤零零地等单。
因为无接触配送，我们只要把外卖放在小区门口，送外卖的过程倒是轻松了很多。但有些小区封闭时把路也给封了，那就要绕一大圈。不用找地方、不用爬楼梯，配送时间缩短了不少，可惜那段时间单量太少。收入少了很多，每个月加上天气补贴也就6000元。
4月复工后，订单量慢慢回来了，我跑的单量在温州市应该能排进前20名，每个月能赚—万多块钱。为了多跑单多赚钱，我研究了很多跑单技巧，那些跑了两三年的老骑手也会在群里分享经验，怎么配送方便、怎么节省时间。
送外卖的同时，我也会拍视频。我有两只手机，一只用来接单，一只挂在脖子上，用左手举着拍，骑车时也是这样。跑单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比如今年夏天接到一个中学生的单子，他的学校不让点外卖，他让我伪装成家长，我特意把工服脱掉，又去文具店买了书皮把外卖包起来，伪装成学习用品，还挺好玩的。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订单地址写的是一家空中花园餐厅，我就接单了，想去看看空中花园长什么样。
拍视频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调味剂。我每天跑10个小时，晚上10点多下班回家后，我就用手机剪视频。片头、花字都是我看教程自学的，一般一条视频要剪半个小时。但是跑单太忙了，我没时间研究怎么好好做视频，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我喜欢看《今日说法》这类节目，有时候也会模仿一些技巧，比如在开头放重点，勾起观众看下去的欲望，偶尔也会在结尾评论几句，升华下主题。网友会在弹幕和评论里提建议，我都会参考着改进。 当视频博主让我认识了很多人。其中最多的是想当外卖骑手的人，后来我开了个“你的外卖我来送”栏目，专门给大家介绍外卖骑手的入门知识，后来还建了个外卖交流群，导致我现在经常被催更。
《人物》杂志写的那篇文章，我是在新闻里刷到的。文章太长我没看，身边也没什么人讨论。说实话，90%以上的骑手都会违章，遇到有交警的路口，大家还会在群里相互提醒。我觉得不合理的主要是配送时间，有些距离近的单子时间很长，远的单子反而时间更短。我几乎没有超时的订单，因为我都不看美团自带的导航，太费时间，从决定做骑手后，我就对着卫星地图研究城里的路线。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那篇文章的舆论影响，最近美团在骑手端显示的配送时间里多加了7分钟，这样起码大家的罚款能少些。
不过我经常在视频里说感谢平台，不然我哪能脚踏实地地还债。做骑手改变了我很多不好的习惯，脾气也圆滑了很多。
现在加上视频分红，我每个月差不多能有1.2万元的收入，1万元还款，生活费控制在2000元左右。除了房租和吃饭，其他也没什么支出。双11我给自己买了一双鞋子，59块。送外卖特别费鞋子，我已经穿坏了6双。
如果到家还有空，我会出门散散步，从住的地方走到公园，再走回来，来回半个小时，虽然沿途风景普普通通，却是我一天里难得的放松时间。
潘攀：“消费”赛道上，我遇到了史上最多的竞争者
最近3个月我的飞行历程相当于原来的6个月，因为频繁出差，我家小孩的学校要求我每周把健康码截图发过去。
可以说，我今年的工作是从“开不完的会”开始的。
2019年年底零星听到有关疫情的消息时，我和其他合伙人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以为就像当年的“非典”一样，最多是区域性的爆发。
而到武汉封城时，整个公司已经陷入了疯狂开会的状态，不仅要重新梳理被投公司的现金流，还要对整个基金的现金回报贡献（DPI）做出调整。
我在天图投资看消费赛道已经6年了。要知道，消费企业，特别是线下企业，房租、人员工资这类刚性成本是省不了的，不开业就意味着现金流只出不进，即便是做电商的企业，疫情也会影响其供应链。所以我们做投资的，就要考虑到各种解决方案。一些企业如果熬不到疫情结束，我们要帮它们找新的融资，或者找银行配资，或者自己再投它们一些钱。
更让我们焦虑的是，没人能预测疫情何时结束。我们基金的出资名单里，有来自政府、企业、家族方面的钱，所以当时准备了很多套方案和每个出资人沟通，从3个月到6个月、9个月，甚至如果整个2020年疫情都结束不了，我们要告诉这些出资人应该怎么办。他们都很理解疫情这种不可抗风险，但那段时间，我还是焦虑到晚上失眠、喉咙长泡，只能靠早起跑步來缓解，在最沮丧的时候，我也会想，这个行业是不是要暂停一段时间了。
这种焦虑一直持续到今年4月才有所缓和，当时我们密切关注企业的经营数据，发现一些线下企业的现金流开始打平了，有的通过开拓线上下单、外卖配送，也恢复了一些收入。基本到明中旬，我们就判断疫情不会再带来毁灭性风险了。
当时我在公司开了一个会，对市场下了几个判断。我认为消费市场会快速反弹，在疫情中得以存活下来的公司，后面会有很好的增长机会。投资机构和企业之前都没有遇到疫情这种危机，会比较谨慎，但我觉得不能只看风险，还应该看到其中的机会。于是我们就开始疯狂研究项目、投项目。我对内部的要求是今年看项目不能像过去那样慢悠悠的，而要速战速决。
今年是我们VC投资团队成立4年以来，投项目最多的一年，也是金额最大的一年。最近3个月我的飞行里程相当于原来的6个月，因为频繁出差，我家小孩的学校要求我每周把健康码截图发过去，这也成为我的“工作”内容之一。
对于消费赛道，我们一直都是有信心的。从一些线性的指标来看，现在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这很利于新的本土品牌崛起，同时中国的供应链的成熟为品牌创新提供基础，消费领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也很完善，所以我预计未来5年内，消费赛道的创业还是很有机会的。
但我没有预料到的是，今年很多原来根本不看消费的基金，也全部进入这个赛道了。这种感觉就像，原来这条路上你看不到几个人，突然有一天全是人，—方面你很高兴自己没有走错路，一方面发现登顶的路更加拥挤了。
当很多基金涌入消费赛道后，被投企业的估值会被拉到平均线以上，这个问题我们内部争论过，但想想，如果真的投到了好企业，贵一点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另外现在竞争激烈，我们需要更快作出投资判断。前段时间我们投了一个母婴赛道的公司，从研究行业到投资落地，只用了不到一个月，之前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疫情确实给消费市场带来了一些变化，比如今年大家对消费类企业“数字化”的能力更为看重了，因为数字化可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还能根据用户的消费行为分析，调整自己的销售结构。当然，这和疫情期间人们都习惯了线上下单有很大关系。今年的双11，我们也发现跑出了非常多的新品牌，所以投资人需要不断学习和理解新东西。
现在回过头看，疫情让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企业家精神，我看到很多企业家并没有首先关注自己“活下去”的问题，而是快速加入到抗疫中去。比如我们投的百果园、奈雪的茶、茶颜悦色等企业都在第一时间往武汉的医院捐款捐物。
另外，今年的“魔幻”经历也让很多“关系”变得紧密。我看到很多被投企业的员工主动提出疫情的几个月可以不拿工资，与企业共渡难关，这种命运共同体般的雇佣关系更紧密了。以及，企业和投资机构之间的交流也更多了，因为大家都更有风险意识，希望共同承担风险，在此之前，很多企业是不愿意和投资人多聊的。
对于未来一年，我个人没有太多与众不同的规划，作为投资人，无非就是希望有的企业能顺利上市，有的企业能顺利再融资，有的企业可以把收入规模做大，完成之前制定的经营计划。
我们这个行业，能和预期相比没有变化，那就是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