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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温家宝同志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过去五年的六条经验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他强调“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要使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得到解放。”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现代化转型正处于历史关口。在这个关口，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号角已经吹响。许多专家学者针对这次思想解放的难点热点问题，纷纷发表看法。本刊选编一组言论，供读者参阅。
钟解(改革网站)：思想解放的三个必答题
时下思想界提及频率最高的词，莫过于思想解放。人们对于正在启动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议论纷纷。
不少人认为首要的是必须厘清这次思想解放的目标。30年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国从此离开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走上改革开放的征途。1992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制止了“左”的思想的回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16年的发展，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容是什么?是通过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完善“上半场”的改革开放，还是明确改革开放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从而开始改革开放的“下半场”?
其次是思想解放的对象，是要解放谁的思想或者说是谁需要解放思想?就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而言，思想解放是新的改革开放的先导，也必以触动既得利益格局，以凸显新的利益格局为结果。如果说新的利益获得者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动力的话，不合理的既得利益的所有者就是思想解放的对象。
三是思想解放的方式，是继续以往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如果是前者，如何保证思想解放的成果能集中体现民众的智慧?如何保证避免重蹈以往某些改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劫持的覆辙?如果是后者，如何保证言路的开放?如何保证利益聚合形式的创新和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解放什么思想?
到底哪些方面需要解放思想?我想一个是经济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一个是公共领域方面。
经济方面的思想解放，现在关键不是产品的市场化，而是要素的市场化。市场化改革固然不彻底，但我认为市场化趋势不会倒退，因为倒退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利益伤害太大，大多数人不会同意。
思想解放的难点在哪里?我觉得第一难在政治领域。什么是政治?如果政治就是为人民造福，那么能不能把政治看成是公共品市场?进而，公共品市场需不需要竞争?我认为，民主政治固然离不开公众参与，但政治家的专业化和政治家之间的竞争，通过这种竞争提升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恐怕同样重要。
第二难在公共领域。这几年财政收入增加之后，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一方面是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结构性的或者是局部的公共品供给，出现了过度化。我的家乡，连村里的清洁工都是县财政发工资，而这在中国古代完全属于社区的自治事务。而且村里都搞小广场，非常漂亮。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就过度了。财政收入增加以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公共部门在扩大，公共品供给方面的浪费很多。讲民主政治，恐怕要摆正国家跟社会的关系，清晰地划分公共跟私人的边界，而不是公共部门越大越好，公共品越多越好。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思想解放绕不开政治改革这个坎
中国的思想解放，经济领域没有太大障碍，障碍是在政治领域。所以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点，是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搞政治改革?为什么要民主?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政府要把经济搞上去，三十年的时间足矣。“二战”时的欧洲，打得一塌糊涂，战后的重建，从1945年到1970年代，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东南亚“四小龙”的崛起，也就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时间把经济搞上去，我认为这是容易的，只要政府不管得过死，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干预经济，经济就一定能搞上去。
但经济搞上去不等于发展可持续。在强政府体制下，政府适当集权，可能更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但发展要持续，没有民主就万万不能。去年谈“大国崛起”，大家有一点是比较有共识的。大国崛起的路径可以很多，通过战争、掠夺、商业贸易、科技等等都可以，但是我们看只有政治改革过关的国家，崛起了还站得住；那些政治改革不过关的国家，崛起之后又趴下去了。
第二，政治改革要突破哪些思想误区?
政治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既得利益格局，其次是思想不解放。认为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乱，很多人包括很多精英，都有这个担心。我觉得，这是错误地总结了历史。很简单，民主是有利于稳定的，除非是在不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搞民主，关键只在于什么时机和什么条件下搞民主。
第三，政治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新一轮的政治改革，总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宪政。什么是宪政呢?法学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在我们的宪法里都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能讲宪政，非要把宪政搞成一个敏感词不可?至于把宪政当作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工具，这就更是对法律的无知了。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
需要理论上的宏大构建
思想解放在今天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我把它称为“过去衡量”式。这属于左翼的选择。左翼的选择有对社会公平的高度关注，但是这种选择。我认为在中国可能潜藏着某种危机，那就是回到“文革”，而且是以一种思想解放的面目和方式回去的。
第二种是“规范模式”式，也可以称为一种右翼的选择。不谈中国现实的国情，不谈中国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西方现代性传统以及中国传统三种理念中如何挣扎的现实处境，只谈西方现代民主已经走过来了，我们学它就行了，我们拿来主义就行了。
第三种是“当下衡量”式。现在改革的阻力，并不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利益集团。由于利益集团怕改革动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谁发动改革来动我的这一块奶酪，我都不会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解放只能是权宜措施，在满足他们的权利、利益的情况下，推动改革。
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对思想解放的理想期待与现实对接的理想状态呢?不是理想主义的状态，而是我们既期待又可落实这个意义上的理想状态?我认为，是有的。
第一，走出宏大话语缺失的困境。这次思想解放，不是凌空蹈虚改革怎么办，而是改革走到今天，需要对改革有一个愿景设计，不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规划。但实际上，知识界的宏大话语并没有建构起来，对思想解放和改革设计，有一个宏大话语走空的问题。我们宏大话语的设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恰恰需要整体筹 划。当年英国改革走到关键时期，在十七、十八世纪，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约翰的《政府论》。美国当年也是如此。开国领导尤其是联邦党人，对美国整体的愿景勾画，是美国能够从殖民地解脱出来，成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基础。而今天，在中国发展的拐点上，我们缺乏这样理论上的宏大建构，我们的学者，既在勇气上准备不足，又在知识上准备不足。我们把思想解放仅仅当作一种口号处理。而在整体上应该怎么办的“宏大话语”，应当说是缺席的。
第二个，要走出微观话语的琐碎。最近几年来，我们知识界方案设计上有琐碎化取向，譬如特别愿意设计一些治道民主，从乡村民主到城市维权民主，再到政府的预算民主，再到政治制度的协商民主，再到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我们的治道民主选项非常多。而对于中国最紧要的基本制度安排来说，我们必须告别微观话语的琐碎，以应对中国政体选择的现实需要。
中国要从粗放发展走到科学发展，从欠账发展走到还账发展。经济发展之外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在中国是缺席的，这是一种欠账；第二种欠账，就是物质器物的现代化已经到一定阶段，但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还很遥远。这两重欠债、四个界面，中国的知识界应当搞清楚，知识界必须有勇气，真正以大智慧应对，真正落实到对现实进行设计、提供谋划、提供对策，以满足执政党的政策需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目前可供选择的改革平台上，知识界必须放下自己的知识偏执和价值偏好，把目光投向今天中国宏观和微观的共同需要，谋划一个真正解除我们忧患的方略，使改革的进程不被耽误。
周为民(《学习时报》总编)：
要改革“改革者”
我国推进的改革可以看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兴利，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实现百废俱兴；第二阶段为除弊，除掉照搬的苏联模式以及植根于几千年传统的垄断、集中控制的执政方式之弊。
“兴利易，除弊难”!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许许多多难于应对的矛盾都凸显出来了。
一是改革自身的不足。渐进式改革的本意是分散风险、降低成本，但由于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改革往往采取了妥协和迂回方式，妥协和迂回使得体制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很多失衡和变形的无奈。
二是由于我国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往往把市场逻辑简单化。其结果，市场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架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对市场经济最具实质意义的要素市场，发育不仅滞后，而且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旧体制下那种行政权力的控制方式依然掌控着市场。改革过程中发生的腐败、寻租，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逆行，导致了民众利益受损。
在转轨时期所形成的并且越来越凝固化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很多脱离甚至是背离市场经济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的一些改革方式、改革措施有悖民生，使得民众对改革心生疑虑。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基本状况，它显然不能够有效支撑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的问题是要落实在科学的体制上，以深化改革经济体制作为支撑。我们面对的多种矛盾和问题，都是深层次的。这些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要素市场上，集中体现在市场机制不在要素市场上起作用。30年改革运行中起作用或者说相当大程度上起作用的，仍旧是旧体制的那种行政权力的控制。
当前，中国的改革处在半途之中，渡河未济。我们面临的最大战略风险，一是倒退回旧体制去走老路，二是在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摇摇摆摆、反反复复。
现在热议的解放思想，目的就是要在改革的第二阶段，突破垄断体制，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的逻辑，把改革开放继续推进下去，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基础，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迈出更大步伐。
今天解放思想的着眼点，一定要聚焦在政府改革这个关键点上，政府这个“改革者”必须强力解放思想，彻底冲破官僚体制牢笼，大大增强服务意识，大大提升执行能力，加速改革开放，全力把振兴中华的航船推向胜利的彼岸。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思想解放要进一步改革党的执政方式
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党处在核心地位。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全局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远没有到位。
从历史上看，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我们党的组织结构、领导体制、活动方式、党内生活准则等方面，深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是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又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得到强化。
权力过分集中在党委、过分集中在第一书记，以党代政，支持和推动人民当家作主不够有力，是这种执政方式的主要弊端。对此，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和其他讲话中，已经作了透辟的分析。
进一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就要对原有执政方式的弊端和不适应性有足够的认识，打破在这方面的陈旧观念和老习惯。
一是要搞清楚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这些问题。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要搞清楚，执政，不是党组织直接行政。过去，党组织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就是因为在思想上和体制上将执政与直接行政相混淆了。
二是要明确认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党组织要积极支持和领导人民发展民主，保证人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关键在于切实。这同为民作主、代民作主的思想和做法，同民主上的形式主义，是有原则差别的。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党是执政党，党应以什么方式执政。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少不合时宜的思想和习惯，需要解放思想，理论结合实际搞清楚。
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党中央已经有了明确的大思路，问题在于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加以落实，特别要强调以下两条：
第一是依法执政。主要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把这个总要求落实到体制，特别是落实到执政方式上。在这三者中，关键是要全面理解党的领导的涵义和要求。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不能否定和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党组织要依法执政，依照法律，理顺党和政的关系，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坚持党的领导，就要保证人民切实当家作主，支持和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充分履行宪法规定的职权，防止和改变走形式的现象，防止和改变人大工作弱化、虚化的现象。落实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这两条，也是检验党组织是否正确地尽到了领导与执政责任的标准。
第二是权力制约。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多年来，笼统地讲权力，没有科学地分解权力，这是形成权力过分集中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形成绝对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七大明确提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解，这是重要的思想解放。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个原则和要求落实到党的组织结构上，建立起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样，就可能从体制上解决党的执政方式上一些老大难的问题，特别是监督不力、无法监督“第一把手”的问题。
钟解(改革网站)：思想解放的三个必答题
时下思想界提及频率最高的词，莫过于思想解放。人们对于正在启动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议论纷纷。
不少人认为首要的是必须厘清这次思想解放的目标。30年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国从此离开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走上改革开放的征途。1992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制止了“左”的思想的回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16年的发展，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容是什么?是通过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完善“上半场”的改革开放，还是明确改革开放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从而开始改革开放的“下半场”?
其次是思想解放的对象，是要解放谁的思想或者说是谁需要解放思想?就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而言，思想解放是新的改革开放的先导，也必以触动既得利益格局，以凸显新的利益格局为结果。如果说新的利益获得者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动力的话，不合理的既得利益的所有者就是思想解放的对象。
三是思想解放的方式，是继续以往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如果是前者，如何保证思想解放的成果能集中体现民众的智慧?如何保证避免重蹈以往某些改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劫持的覆辙?如果是后者，如何保证言路的开放?如何保证利益聚合形式的创新和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解放什么思想?
到底哪些方面需要解放思想?我想一个是经济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一个是公共领域方面。
经济方面的思想解放，现在关键不是产品的市场化，而是要素的市场化。市场化改革固然不彻底，但我认为市场化趋势不会倒退，因为倒退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利益伤害太大，大多数人不会同意。
思想解放的难点在哪里?我觉得第一难在政治领域。什么是政治?如果政治就是为人民造福，那么能不能把政治看成是公共品市场?进而，公共品市场需不需要竞争?我认为，民主政治固然离不开公众参与，但政治家的专业化和政治家之间的竞争，通过这种竞争提升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恐怕同样重要。
第二难在公共领域。这几年财政收入增加之后，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一方面是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结构性的或者是局部的公共品供给，出现了过度化。我的家乡，连村里的清洁工都是县财政发工资，而这在中国古代完全属于社区的自治事务。而且村里都搞小广场，非常漂亮。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就过度了。财政收入增加以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公共部门在扩大，公共品供给方面的浪费很多。讲民主政治，恐怕要摆正国家跟社会的关系，清晰地划分公共跟私人的边界，而不是公共部门越大越好，公共品越多越好。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思想解放绕不开政治改革这个坎
中国的思想解放，经济领域没有太大障碍，障碍是在政治领域。所以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点，是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搞政治改革?为什么要民主?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政府要把经济搞上去，三十年的时间足矣。“二战”时的欧洲，打得一塌糊涂，战后的重建，从1945年到1970年代，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东南亚“四小龙”的崛起，也就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时间把经济搞上去，我认为这是容易的，只要政府不管得过死，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干预经济，经济就一定能搞上去。
但经济搞上去不等于发展可持续。在强政府体制下，政府适当集权，可能更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但发展要持续，没有民主就万万不能。去年谈“大国崛起”，大家有一点是比较有共识的。大国崛起的路径可以很多，通过战争、掠夺、商业贸易、科技等等都可以，但是我们看只有政治改革过关的国家，崛起了还站得住；那些政治改革不过关的国家，崛起之后又趴下去了。
第二，政治改革要突破哪些思想误区?
政治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既得利益格局，其次是思想不解放。认为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乱，很多人包括很多精英，都有这个担心。我觉得，这是错误地总结了历史。很简单，民主是有利于稳定的，除非是在不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搞民主，关键只在于什么时机和什么条件下搞民主。
第三，政治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新一轮的政治改革，总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宪政。什么是宪政呢?法学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在我们的宪法里都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能讲宪政，非要把宪政搞成一个敏感词不可?至于把宪政当作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工具，这就更是对法律的无知了。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
需要理论上的宏大构建
思想解放在今天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我把它称为“过去衡量”式。这属于左翼的选择。左翼的选择有对社会公平的高度关注，但是这种选择。我认为在中国可能潜藏着某种危机，那就是回到“文革”，而且是以一种思想解放的面目和方式回去的。
第二种是“规范模式”式，也可以称为一种右翼的选择。不谈中国现实的国情，不谈中国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西方现代性传统以及中国传统三种理念中如何挣扎的现实处境，只谈西方现代民主已经走过来了，我们学它就行了，我们拿来主义就行了。
第三种是“当下衡量”式。现在改革的阻力，并不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利益集团。由于利益集团怕改革动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谁发动改革来动我的这一块奶酪，我都不会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解放只能是权宜措施，在满足他们的权利、利益的情况下，推动改革。
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对思想解放的理想期待与现实对接的理想状态呢?不是理想主义的状态，而是我们既期待又可落实这个意义上的理想状态?我认为，是有的。
第一，走出宏大话语缺失的困境。这次思想解放，不是凌空蹈虚改革怎么办，而是改革走到今天，需要对改革有一个愿景设计，不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规划。但实际上，知识界的宏大话语并没有建构起来，对思想解放和改革设计，有一个宏大话语走空的问题。我们宏大话语的设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恰恰需要整体筹 划。当年英国改革走到关键时期，在十七、十八世纪，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约翰的《政府论》。美国当年也是如此。开国领导尤其是联邦党人，对美国整体的愿景勾画，是美国能够从殖民地解脱出来，成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基础。而今天，在中国发展的拐点上，我们缺乏这样理论上的宏大建构，我们的学者，既在勇气上准备不足，又在知识上准备不足。我们把思想解放仅仅当作一种口号处理。而在整体上应该怎么办的“宏大话语”，应当说是缺席的。
第二个，要走出微观话语的琐碎。最近几年来，我们知识界方案设计上有琐碎化取向，譬如特别愿意设计一些治道民主，从乡村民主到城市维权民主，再到政府的预算民主，再到政治制度的协商民主，再到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我们的治道民主选项非常多。而对于中国最紧要的基本制度安排来说，我们必须告别微观话语的琐碎，以应对中国政体选择的现实需要。
中国要从粗放发展走到科学发展，从欠账发展走到还账发展。经济发展之外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在中国是缺席的，这是一种欠账；第二种欠账，就是物质器物的现代化已经到一定阶段，但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还很遥远。这两重欠债、四个界面，中国的知识界应当搞清楚，知识界必须有勇气，真正以大智慧应对，真正落实到对现实进行设计、提供谋划、提供对策，以满足执政党的政策需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目前可供选择的改革平台上，知识界必须放下自己的知识偏执和价值偏好，把目光投向今天中国宏观和微观的共同需要，谋划一个真正解除我们忧患的方略，使改革的进程不被耽误。
周为民(《学习时报》总编)：
要改革“改革者”
我国推进的改革可以看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兴利，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实现百废俱兴；第二阶段为除弊，除掉照搬的苏联模式以及植根于几千年传统的垄断、集中控制的执政方式之弊。
“兴利易，除弊难”!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许许多多难于应对的矛盾都凸显出来了。
一是改革自身的不足。渐进式改革的本意是分散风险、降低成本，但由于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改革往往采取了妥协和迂回方式，妥协和迂回使得体制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很多失衡和变形的无奈。
二是由于我国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往往把市场逻辑简单化。其结果，市场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架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对市场经济最具实质意义的要素市场，发育不仅滞后，而且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旧体制下那种行政权力的控制方式依然掌控着市场。改革过程中发生的腐败、寻租，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逆行，导致了民众利益受损。
在转轨时期所形成的并且越来越凝固化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很多脱离甚至是背离市场经济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的一些改革方式、改革措施有悖民生，使得民众对改革心生疑虑。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基本状况，它显然不能够有效支撑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的问题是要落实在科学的体制上，以深化改革经济体制作为支撑。我们面对的多种矛盾和问题，都是深层次的。这些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要素市场上，集中体现在市场机制不在要素市场上起作用。30年改革运行中起作用或者说相当大程度上起作用的，仍旧是旧体制的那种行政权力的控制。
当前，中国的改革处在半途之中，渡河未济。我们面临的最大战略风险，一是倒退回旧体制去走老路，二是在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摇摇摆摆、反反复复。
现在热议的解放思想，目的就是要在改革的第二阶段，突破垄断体制，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的逻辑，把改革开放继续推进下去，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基础，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迈出更大步伐。
今天解放思想的着眼点，一定要聚焦在政府改革这个关键点上，政府这个“改革者”必须强力解放思想，彻底冲破官僚体制牢笼，大大增强服务意识，大大提升执行能力，加速改革开放，全力把振兴中华的航船推向胜利的彼岸。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思想解放要进一步改革党的执政方式
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党处在核心地位。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全局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远没有到位。
从历史上看，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我们党的组织结构、领导体制、活动方式、党内生活准则等方面，深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是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又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得到强化。
权力过分集中在党委、过分集中在第一书记，以党代政，支持和推动人民当家作主不够有力，是这种执政方式的主要弊端。对此，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和其他讲话中，已经作了透辟的分析。
进一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就要对原有执政方式的弊端和不适应性有足够的认识，打破在这方面的陈旧观念和老习惯。
一是要搞清楚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这些问题。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要搞清楚，执政，不是党组织直接行政。过去，党组织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就是因为在思想上和体制上将执政与直接行政相混淆了。
二是要明确认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党组织要积极支持和领导人民发展民主，保证人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关键在于切实。这同为民作主、代民作主的思想和做法，同民主上的形式主义，是有原则差别的。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党是执政党，党应以什么方式执政。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少不合时宜的思想和习惯，需要解放思想，理论结合实际搞清楚。
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党中央已经有了明确的大思路，问题在于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加以落实，特别要强调以下两条：
第一是依法执政。主要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把这个总要求落实到体制，特别是落实到执政方式上。在这三者中，关键是要全面理解党的领导的涵义和要求。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不能否定和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党组织要依法执政，依照法律，理顺党和政的关系，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坚持党的领导，就要保证人民切实当家作主，支持和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充分履行宪法规定的职权，防止和改变走形式的现象，防止和改变人大工作弱化、虚化的现象。落实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这两条，也是检验党组织是否正确地尽到了领导与执政责任的标准。
第二是权力制约。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多年来，笼统地讲权力，没有科学地分解权力，这是形成权力过分集中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形成绝对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七大明确提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解，这是重要的思想解放。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个原则和要求落实到党的组织结构上，建立起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样，就可能从体制上解决党的执政方式上一些老大难的问题，特别是监督不力、无法监督“第一把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