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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洗礼与九三学社先贤
记者：肇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五四运动，被学界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定下了20世纪中国政治生态的调子，爱国、自由、民主、科学，等等，直到今天还在回响。九三学社秉承了民主与科学的传统，那么，九三学社与五四运动究竟有什么渊源？
何兰：九三学社酝酿于抗战的急剧变化时期，形成于抗战胜利的欢庆时刻，正式诞生于中国未来国体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但从思想根源来说，可以一直追溯到五四运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1946年成立，很多九三学社先贤（以下简称九三先贤）投身到爱国救亡、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运动中。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文化源头，也是执政党中共的文化源头，还是九三学社的文化源头。
记者：那么受新文化运动启蒙的，有哪些九三学社的前辈？
何兰：五四新文化运动惠予九三先贤一场盛大的、爱国主义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洗礼。在九三学社创始人当中，最年长的褚辅成出生于1873年，但主要创建人和早期的社员基础，大多数都是在中、高等教育校园内经受五四风雨的历练或感受其深刻影响的。
以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大校园来看，1917至1923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提倡大学应以研究学问为宗旨，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进行了一系列革故鼎新举措，一时间，一众新文化大咖齐聚北大校园，北大遂成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新思想新文化涌动的中心。五四时期先后就读于该校园的九三先贤，有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孟憲章、虞宏正、孙云铸、杨钟健、侯德封、魏建功、尹赞勋等人，以及当时曾在北大图书馆短暂就职的张西曼，若加上在北平教育部就职的黎锦熙，北平师大就学的王卓然、初大告等，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人中走出了许德珩、潘菽等6位未来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建者，虞宏正、孙云铸等8人未来新生的、九三学社的基础性骨干，也是新中国1955年首次评定的院士。
值得一提的还有南方的南高师（1915-1925，1921年之后称东大，后又称中央大学），该校在郭秉文主持下，以科学名世，推行开放、民主、学术自由的校园文化，一众优秀海归尤其是留美精英归附东大校园，他们以科学精神办教育，以科学方法育人才，东大遂成科学社大本营。九三学社前辈中，何鲁、茅以升、陈鹤琴等，都是这一时期南高师、东大引进的优秀海归人才，从东大校园先后出的九三先贤，仅以农学系为例，就有金善宝、冯泽芳、王家楫、伍献文等人。从以上两例可见五四运动对于九三先贤的影响，正是从沐浴五四洗礼的这一代“九三人”中，形成了早期九三学社的主要领袖及社员基础。
记者：就狭义的五四运动来说，当时参加的九三先贤有哪些？
何兰：在被捕的32位爱国学生中，有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初大告，其中许德珩最为突出。他是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是五四运动前夜学生运动紧急会议的召集者，也是《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的起草者，还是5月4日爱国学生往东交民巷的示威中，向美国使馆递交《陈词》的四名学生代表之一。参与“火烧赵家楼”被捕，出狱后南下联络的学生救国会代表之一。
记者：五四新文化时期，涌现很多社团和杂志，宣传爱国救亡，传播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九三先贤参与的有哪些？
何兰：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有许德珩参与创建的爱国学生社团国民杂志社，并参与《国民杂志》的创刊，杨振声参与创建新潮杂志社及《新潮》月刊的发行。《国民杂志》以发表爱国时文，宣传救亡爱国为主旨，许德珩是该杂志实际上的主编。该刊自创刊之后的每期，均有许德珩的撰文，他并约北大著名教授为之撰稿。《国民杂志》以其强烈的时代精神对五四青年反帝斗争起着导向作用，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展。与许德珩参与创建的《国民杂志》具有强烈的政治归属感有所不同，《新潮》归属于风起云涌的五四启蒙时代。尽管《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浓，但其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主张民族独立与自决，实际上走的是学术与文化上的曲线救国路，《新潮》更多打上的是其顾问胡适的思想烙印。五四时期，《新潮》杂志的销量惊人，且主要读者群是青年学生，正因为如此，新潮杂志社与前述国民杂志社一起，被认为是五四运动形成的主要基础，许德珩与杨振声在动员五四政治运动及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记者：当时新文学创作及国语运动轰轰烈烈，被学界称为中国的“文化复兴”。黎锦熙对此有哪些贡献？
何兰：1915年黎锦熙任教育部编审处编审员期间，即撰文鼓吹改革文字，提出“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和“国语统一”（即推广普通话），并要求教育部下令改国文读本为国语读本，一切从小学做起。次年“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举蔡元培为会长，黎锦熙为委员之一。黎锦熙与钱玄同在尔后的岁月中，共同领导国语运动，作出了显著的成绩。1918年，由于黎锦熙、吴稚晖等人的四处奔走，早已议定的“注音字母”为教育部正式公布，黎锦熙为此创制注音符号草体，从此国语运动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国语研究会”的发展。教育部开始内设“国语统一筹备会”。黎锦熙为部派会员兼国语传习所导师。次年，他参与审订的《国音字典》由教育部公布，作为全国文字读音标准。国语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双潮合一，互为推动，在着力于救亡主体增进知识、提升识字能力，促进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黎锦熙功不可没。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九三先贤在接受五四政治、思想、文化洗礼的同时，也以自身的实践参与了五四文化塑造，并在五四运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光大五四精神与九三学社成立
记者：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九三学社的思想文化源头，那么，在其后30年中，中国经历新军阀混战、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抗日战争，救亡、国家现代化、启蒙运动交织展开。在如此波澜壮阔的背景下，五四精神被发扬光大，无论是继续启蒙，还是政治救国、实业救国、教育科技救国，还是直接走上抗日战场，爱国、民主、自由、科学等五四精神，实实在在地融入到这场伟大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请问，九三先贤参与了哪些抗日活动？ 何兰：五四爱国精神激励九三先贤以各种方式投入到民族解放活动中。这当中包括笪移今、吴藻溪、张雪岩等人以文字事工参与抗日；严济慈、涂长望以科技支持抗战；茅以升、税西恒分别以桥梁工程、水电工程支持抗战；周志宏以兵工研究及生产参与抗战；冯泽芳、金善宝通过粮、棉的优选育种及繁殖推广支持抗日战争的持久战；许德珩根据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要求，推动组织并亲自参与由爱国学生进行的“一二·九”运动；孟宪章与邓初民等人发起“湖北乡村工作促进会”，推动抗战救亡工作；王卓然在东北战场支持抗日义勇军作战，在外交领域支持中国政府在国联的外交斗争；许德珩、褚辅成等在国民参政会内与中共并肩战斗，坚持合作抗战、民主抗战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记者：20世纪20-40年代，也是中国现代化初步发展时期。现代科学、教育、经济初具规模，这与一大批立志于科学救国的仁人志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很多人负笈出海，学成归国。这样的人当中，有哪些“九三人”？
何兰：当时日、欧（主要是英、法、德）美三大留学路上，均有九三先贤留下的足迹。具体说来，留日的有吴藻溪、梁希；在欧洲，留法的有许德珩、何鲁，留英的有涂长望、钱钟韩，留德的有税西恒、王淦昌；至于留美的九三先贤，仅就江苏籍而言，就有潘菽、周志宏、朱物华、周培源、张光斗、徐芝纶等。他们在国外的学习与世界科技潮流同步，其科学素养、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具体感悟进一步加强，其专业知识、研究能力均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当祖国危难之际，他们又义无反顾选择立即归国，报效祖国。辛亥革命之际，日归的有梁希，五四运动之际，法归的有何鲁，国民革命之际，由法、美归来的有许德珩、潘菽，七七事变之际，由美国归来的有徐芝纶、张光斗等。留洋潮与海归潮交织并进，折射出科技救国梦想驱动之下，那一代爱国青年的上下求索。
记者：这个时期，九三先贤参与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及高端人才培養的有哪些人？
何兰：非常之多。我这里有两个表，可以略见一斑。
受资料限制，表1未必能涵盖研究机构的全部，且未考虑到高校任教的九三先贤，虽然两者之间的任职通常是交叉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体会到九三先贤在民国时期于科研中的分量及地位。他们在相应学科所作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不仅在民国时期引领促进现代化早期发展，也奠定了未来共和国各学科研究的基础，从而引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至于表2所列九三先贤，无论是从教者，还是受教者（其中大多数又是未来的从教者），他们中哪一位不是未来共和国的翘楚与精英，且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
记者：后五四时期，当年风云际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光芒渐隐，但仍有一大批人继续行走在启蒙路上。他们中有“九三人”么？
何兰：在五四精神开拓的思想启蒙道路上，九三先贤的活动有很多，譬如张雪岩参与创办《田家半月报》，该报在早期秉承 “农民是国本，知识是力量”的办报宗旨，抗日战争时期，办报主旨中又增加了“人人读田家，个个知爱国”的内容，旨在面对农民进行知识的普及、现代意识的启迪。再譬如严济慈、卢于道、伍献文等在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中国科学社以“科学救国”为信念，“传播科学，以振兴中国科学”为宗旨，致力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在中国科学社的领导机构、期刊、图书出版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九三先贤留下的足迹。严济慈、杨钟健、伍献文等参与过《科学》月刊的编辑与撰文，卢于道担任过《科学画报》常务编辑，茅以升、伍献文等都曾是该刊的特约撰稿人。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九三先贤侯外庐自1927年留法开始，穷10年之功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这是中国启蒙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20多年的高校执教生涯中，许德珩主要开设社会学、社会主义等课程，以大革命时期的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为例，两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许德珩的课程对于进步学生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养成，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
记者：后五四时代，九三先贤在文化复兴方面有哪些贡献？
何兰：杨振声、黎锦熙、魏建功等继续为推进新文化、新文学及国语运动而努力。杨振声在高教及文学界推进新文学。自1928年起，杨振声先后在清华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担任过中文系教授，还担任过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始终不遗余力推进新文学在高校校园的建设。黎锦熙继续推进国语运动。抗战胜利后，台湾重归祖国。黎锦熙与魏建功等在台湾致力于推进国语，以期祖国语言的统一。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台湾2000万人统一使用国语，对维护国家、民族的团结，对维护祖国语言的统一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总之，在后五四时期，九三先贤将五四精神发扬光大，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得到进一步加强。不仅如此，九三先贤在科学引领发展的实践中，其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求真、实践、创新的精神又进一步丰富并拓展了五四文化，并内化为五四文化的一部分。
未来九三学社的精神传承实源于此。
记者：这样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种下种子，砺经30年中国大变革的命运洗礼，1946年九三学社的成立就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何兰：在抗战时局急剧演变与五四精神不断延展的互动过程中，九三学社的组织形成已经呼之欲出。
1939年初，武汉失守，战局愈趋紧张。中央大学潘菽、梁希、金善宝等经常相聚，探讨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由此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旨在以科学救国。该组织是为未来九三学社的组织基础之一。
1944年，褚辅成、许德珩等成立“民主科学座谈会”。该组织以继承五四精神，争民主、争自由、反对独裁统治、要求团结抗日为宗旨。上述两组织成员往往交互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科学技术界、文化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政团，成为九三学社又一组织基础之一。
由自然科学座谈会发起组织，1945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成立，涂长望、谢立惠等实际负责具体工作。中国科协成立之后，许多城市响应并建立分会，甚至影响国外。一年后， 会员发展到七八百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实际上成为未来九三学社的外围组织，在联系团结科技界爱国人士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
1945年9月3日，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刻，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扩大成员，建立组织，并以9月3日这个日子命名组织为“九三座谈会”。
在反对内战及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论战和斗争中，经 4 个多月筹备，九三学社筹备会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正式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成立。
在整个九三学社酝酿成立的过程中，中共对于九三学社的创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共领导之下的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对于九三学社成立的催化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伴随着九三学社的正式成立，在九三先贤传承光大五四精神的基础上，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开放、进取、合作、卓越、求真、实践、创新”的文化初步形成，其中的“爱国、民主、科学、进取、求真、合作”等要素更是成为九三学社的核心文化要素。
新成立的九三学社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民族解放与新中国的到来继续奋勇前进。
记者：肇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五四运动，被学界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定下了20世纪中国政治生态的调子，爱国、自由、民主、科学，等等，直到今天还在回响。九三学社秉承了民主与科学的传统，那么，九三学社与五四运动究竟有什么渊源？
何兰：九三学社酝酿于抗战的急剧变化时期，形成于抗战胜利的欢庆时刻，正式诞生于中国未来国体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但从思想根源来说，可以一直追溯到五四运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1946年成立，很多九三学社先贤（以下简称九三先贤）投身到爱国救亡、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运动中。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文化源头，也是执政党中共的文化源头，还是九三学社的文化源头。
记者：那么受新文化运动启蒙的，有哪些九三学社的前辈？
何兰：五四新文化运动惠予九三先贤一场盛大的、爱国主义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洗礼。在九三学社创始人当中，最年长的褚辅成出生于1873年，但主要创建人和早期的社员基础，大多数都是在中、高等教育校园内经受五四风雨的历练或感受其深刻影响的。
以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大校园来看，1917至1923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提倡大学应以研究学问为宗旨，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进行了一系列革故鼎新举措，一时间，一众新文化大咖齐聚北大校园，北大遂成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新思想新文化涌动的中心。五四时期先后就读于该校园的九三先贤，有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孟憲章、虞宏正、孙云铸、杨钟健、侯德封、魏建功、尹赞勋等人，以及当时曾在北大图书馆短暂就职的张西曼，若加上在北平教育部就职的黎锦熙，北平师大就学的王卓然、初大告等，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人中走出了许德珩、潘菽等6位未来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建者，虞宏正、孙云铸等8人未来新生的、九三学社的基础性骨干，也是新中国1955年首次评定的院士。
值得一提的还有南方的南高师（1915-1925，1921年之后称东大，后又称中央大学），该校在郭秉文主持下，以科学名世，推行开放、民主、学术自由的校园文化，一众优秀海归尤其是留美精英归附东大校园，他们以科学精神办教育，以科学方法育人才，东大遂成科学社大本营。九三学社前辈中，何鲁、茅以升、陈鹤琴等，都是这一时期南高师、东大引进的优秀海归人才，从东大校园先后出的九三先贤，仅以农学系为例，就有金善宝、冯泽芳、王家楫、伍献文等人。从以上两例可见五四运动对于九三先贤的影响，正是从沐浴五四洗礼的这一代“九三人”中，形成了早期九三学社的主要领袖及社员基础。
记者：就狭义的五四运动来说，当时参加的九三先贤有哪些？
何兰：在被捕的32位爱国学生中，有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初大告，其中许德珩最为突出。他是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是五四运动前夜学生运动紧急会议的召集者，也是《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的起草者，还是5月4日爱国学生往东交民巷的示威中，向美国使馆递交《陈词》的四名学生代表之一。参与“火烧赵家楼”被捕，出狱后南下联络的学生救国会代表之一。
记者：五四新文化时期，涌现很多社团和杂志，宣传爱国救亡，传播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九三先贤参与的有哪些？
何兰：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有许德珩参与创建的爱国学生社团国民杂志社，并参与《国民杂志》的创刊，杨振声参与创建新潮杂志社及《新潮》月刊的发行。《国民杂志》以发表爱国时文，宣传救亡爱国为主旨，许德珩是该杂志实际上的主编。该刊自创刊之后的每期，均有许德珩的撰文，他并约北大著名教授为之撰稿。《国民杂志》以其强烈的时代精神对五四青年反帝斗争起着导向作用，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展。与许德珩参与创建的《国民杂志》具有强烈的政治归属感有所不同，《新潮》归属于风起云涌的五四启蒙时代。尽管《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浓，但其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主张民族独立与自决，实际上走的是学术与文化上的曲线救国路，《新潮》更多打上的是其顾问胡适的思想烙印。五四时期，《新潮》杂志的销量惊人，且主要读者群是青年学生，正因为如此，新潮杂志社与前述国民杂志社一起，被认为是五四运动形成的主要基础，许德珩与杨振声在动员五四政治运动及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记者：当时新文学创作及国语运动轰轰烈烈，被学界称为中国的“文化复兴”。黎锦熙对此有哪些贡献？
何兰：1915年黎锦熙任教育部编审处编审员期间，即撰文鼓吹改革文字，提出“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和“国语统一”（即推广普通话），并要求教育部下令改国文读本为国语读本，一切从小学做起。次年“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举蔡元培为会长，黎锦熙为委员之一。黎锦熙与钱玄同在尔后的岁月中，共同领导国语运动，作出了显著的成绩。1918年，由于黎锦熙、吴稚晖等人的四处奔走，早已议定的“注音字母”为教育部正式公布，黎锦熙为此创制注音符号草体，从此国语运动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国语研究会”的发展。教育部开始内设“国语统一筹备会”。黎锦熙为部派会员兼国语传习所导师。次年，他参与审订的《国音字典》由教育部公布，作为全国文字读音标准。国语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双潮合一，互为推动，在着力于救亡主体增进知识、提升识字能力，促进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黎锦熙功不可没。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九三先贤在接受五四政治、思想、文化洗礼的同时，也以自身的实践参与了五四文化塑造，并在五四运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光大五四精神与九三学社成立
记者：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九三学社的思想文化源头，那么，在其后30年中，中国经历新军阀混战、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抗日战争，救亡、国家现代化、启蒙运动交织展开。在如此波澜壮阔的背景下，五四精神被发扬光大，无论是继续启蒙，还是政治救国、实业救国、教育科技救国，还是直接走上抗日战场，爱国、民主、自由、科学等五四精神，实实在在地融入到这场伟大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请问，九三先贤参与了哪些抗日活动？ 何兰：五四爱国精神激励九三先贤以各种方式投入到民族解放活动中。这当中包括笪移今、吴藻溪、张雪岩等人以文字事工参与抗日；严济慈、涂长望以科技支持抗战；茅以升、税西恒分别以桥梁工程、水电工程支持抗战；周志宏以兵工研究及生产参与抗战；冯泽芳、金善宝通过粮、棉的优选育种及繁殖推广支持抗日战争的持久战；许德珩根据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要求，推动组织并亲自参与由爱国学生进行的“一二·九”运动；孟宪章与邓初民等人发起“湖北乡村工作促进会”，推动抗战救亡工作；王卓然在东北战场支持抗日义勇军作战，在外交领域支持中国政府在国联的外交斗争；许德珩、褚辅成等在国民参政会内与中共并肩战斗，坚持合作抗战、民主抗战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记者：20世纪20-40年代，也是中国现代化初步发展时期。现代科学、教育、经济初具规模，这与一大批立志于科学救国的仁人志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很多人负笈出海，学成归国。这样的人当中，有哪些“九三人”？
何兰：当时日、欧（主要是英、法、德）美三大留学路上，均有九三先贤留下的足迹。具体说来，留日的有吴藻溪、梁希；在欧洲，留法的有许德珩、何鲁，留英的有涂长望、钱钟韩，留德的有税西恒、王淦昌；至于留美的九三先贤，仅就江苏籍而言，就有潘菽、周志宏、朱物华、周培源、张光斗、徐芝纶等。他们在国外的学习与世界科技潮流同步，其科学素养、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具体感悟进一步加强，其专业知识、研究能力均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当祖国危难之际，他们又义无反顾选择立即归国，报效祖国。辛亥革命之际，日归的有梁希，五四运动之际，法归的有何鲁，国民革命之际，由法、美归来的有许德珩、潘菽，七七事变之际，由美国归来的有徐芝纶、张光斗等。留洋潮与海归潮交织并进，折射出科技救国梦想驱动之下，那一代爱国青年的上下求索。
记者：这个时期，九三先贤参与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及高端人才培養的有哪些人？
何兰：非常之多。我这里有两个表，可以略见一斑。
受资料限制，表1未必能涵盖研究机构的全部，且未考虑到高校任教的九三先贤，虽然两者之间的任职通常是交叉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体会到九三先贤在民国时期于科研中的分量及地位。他们在相应学科所作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不仅在民国时期引领促进现代化早期发展，也奠定了未来共和国各学科研究的基础，从而引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至于表2所列九三先贤，无论是从教者，还是受教者（其中大多数又是未来的从教者），他们中哪一位不是未来共和国的翘楚与精英，且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
记者：后五四时期，当年风云际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光芒渐隐，但仍有一大批人继续行走在启蒙路上。他们中有“九三人”么？
何兰：在五四精神开拓的思想启蒙道路上，九三先贤的活动有很多，譬如张雪岩参与创办《田家半月报》，该报在早期秉承 “农民是国本，知识是力量”的办报宗旨，抗日战争时期，办报主旨中又增加了“人人读田家，个个知爱国”的内容，旨在面对农民进行知识的普及、现代意识的启迪。再譬如严济慈、卢于道、伍献文等在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中国科学社以“科学救国”为信念，“传播科学，以振兴中国科学”为宗旨，致力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在中国科学社的领导机构、期刊、图书出版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九三先贤留下的足迹。严济慈、杨钟健、伍献文等参与过《科学》月刊的编辑与撰文，卢于道担任过《科学画报》常务编辑，茅以升、伍献文等都曾是该刊的特约撰稿人。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九三先贤侯外庐自1927年留法开始，穷10年之功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这是中国启蒙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20多年的高校执教生涯中，许德珩主要开设社会学、社会主义等课程，以大革命时期的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为例，两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许德珩的课程对于进步学生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养成，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
记者：后五四时代，九三先贤在文化复兴方面有哪些贡献？
何兰：杨振声、黎锦熙、魏建功等继续为推进新文化、新文学及国语运动而努力。杨振声在高教及文学界推进新文学。自1928年起，杨振声先后在清华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担任过中文系教授，还担任过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始终不遗余力推进新文学在高校校园的建设。黎锦熙继续推进国语运动。抗战胜利后，台湾重归祖国。黎锦熙与魏建功等在台湾致力于推进国语，以期祖国语言的统一。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台湾2000万人统一使用国语，对维护国家、民族的团结，对维护祖国语言的统一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总之，在后五四时期，九三先贤将五四精神发扬光大，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得到进一步加强。不仅如此，九三先贤在科学引领发展的实践中，其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求真、实践、创新的精神又进一步丰富并拓展了五四文化，并内化为五四文化的一部分。
未来九三学社的精神传承实源于此。
记者：这样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种下种子，砺经30年中国大变革的命运洗礼，1946年九三学社的成立就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何兰：在抗战时局急剧演变与五四精神不断延展的互动过程中，九三学社的组织形成已经呼之欲出。
1939年初，武汉失守，战局愈趋紧张。中央大学潘菽、梁希、金善宝等经常相聚，探讨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由此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旨在以科学救国。该组织是为未来九三学社的组织基础之一。
1944年，褚辅成、许德珩等成立“民主科学座谈会”。该组织以继承五四精神，争民主、争自由、反对独裁统治、要求团结抗日为宗旨。上述两组织成员往往交互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科学技术界、文化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政团，成为九三学社又一组织基础之一。
由自然科学座谈会发起组织，1945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成立，涂长望、谢立惠等实际负责具体工作。中国科协成立之后，许多城市响应并建立分会，甚至影响国外。一年后， 会员发展到七八百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实际上成为未来九三学社的外围组织，在联系团结科技界爱国人士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
1945年9月3日，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刻，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扩大成员，建立组织，并以9月3日这个日子命名组织为“九三座谈会”。
在反对内战及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论战和斗争中，经 4 个多月筹备，九三学社筹备会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正式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成立。
在整个九三学社酝酿成立的过程中，中共对于九三学社的创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共领导之下的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对于九三学社成立的催化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伴随着九三学社的正式成立，在九三先贤传承光大五四精神的基础上，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开放、进取、合作、卓越、求真、实践、创新”的文化初步形成，其中的“爱国、民主、科学、进取、求真、合作”等要素更是成为九三学社的核心文化要素。
新成立的九三学社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民族解放与新中国的到来继续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