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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近30年后，飘零在台湾的黄国栋终于叶落归根。孙女们的一路寻找，让在黄家缺席了60年的“爷爷”形象逐渐丰满，“血脉”的概念被亲情拾起，拼出一张完整的全家福。
春节将至，黄铁夫已经做好回湖南湘潭老家的准备。从台湾带回的那抔代表父亲棺柩的黄土，被他包好了小心放置在箱子里。即将到来的黄家祭祖大典上，它会被撒在母亲坟上。
小女儿黄敏时常想起炎夏时在台湾的寻亲之旅。她和三姐黄湘君站在台北桃园机场，黄皮肤黑头发说着国语和各地方言的人群拥着她们前行，她们被湮没在机场的嘈杂声中，有一种不真实感。
这是台湾。陌生又熟悉。这是台湾，是爷爷黄国栋的埋骨之所。
黄家的根
“我想去找你们的爷爷。”黄敏已经不记得父亲黄铁夫什么时候第一次说这话，只记得他经常说。去台湾把黄家的根找到，这个心愿在老人心里埋藏了足足50年。
黄家的根在黄国栋那里。他给了儿子“铁夫”这个名字，“愿他的身体能像铁一般结实，在乱世中健康顽强地活下去”。黄国栋是国民党军官，抗战正酣时，除了给儿子取个名字，他无暇顾及家人更多。
他注定是一个辜负家人的男人。不是好丈夫，乱世中全靠妻子独自拉扯大两个孩子；不是好父亲，他脾气暴躁，只懂粗暴的鞭打教育；更不是一个好男人，1950年他仓皇中扔下妻儿逃往台湾杳无音讯，给家人留下难以磨灭的伤害——在一纸档案决定命运的年代，“反动军官子女”是黄铁夫姐弟逃不掉的沉重枷锁。
还是有人对他念念不忘。1961年，奶奶陈玉屏抓住大女儿的手，挣扎着留下遗言：“找到你们的爸爸，告诉他，我一直在等他。”遗言在黄铁夫心里放久了，成了他的心结，“没有我爸爸就没有我们这些后代。”找到黄国栋，黄家才完整。
去台湾这件事，黄铁夫曾经不抱希望。机会却突然在2008年姗姗而来——两岸民间可以直接往来了！他的热切没有得到子女的理解。对她们来说，“爷爷”这个名词，只是一个苍白陌生的概念和一个简单到极点的故事：1950年，一个国民党军官逃到了台湾，1972年死在台南。就凭一个名字、一段零散的记忆和一条死讯，如何找得到？况且日子过得好好的，操那么多闲心干嘛？
为人子女的心
黄敏在深圳定居后，突然懂了父亲的心。
2010年春节，她从深圳回到北京团圆。作为离家最远的孩子，白了的头发、开始佝偻的背，父亲的日渐苍老她看得最清晰。
“他为人子，我为人女，我内心有多牵挂他，他的心里也一样。”黄敏说。失去才知道珍惜的故事耳熟能详，她不在北京，尽孝的方式是过年过节时回家看望，平日在电话里传达问候。这些远远不够。“我不想爸爸带着遗憾和问号离开人世，我要找到爷爷的骨灰，带回大陆，葬在奶奶身边。”去一趟台湾，帮助父亲完成这个心愿，“是尽孝的另一种方式”。
黄敏骨子里有湖南妹子的执拗和说干就干的行动力。春节结束她回到深圳开始筹备寻亲事宜，嫌时间不够，2010年5月她干脆辞去房产中介的工作，四处寻找可能与黄国栋有关的线索。
如何在故去的人海里找到黄国栋的踪迹？黄敏先后给海协会、海基会、台湾红十字会、退辅会、荣民之家、殡葬管理所、台南第一公墓等众多部门打了近500个电话，无果。
“找不到就算了。我们尽心尽力就好。”黄铁夫在电话里说。黄敏听得出父亲的勉强，我尽心尽力了吗？她问自己。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订了去台湾的机票，还找了一家相熟的公司，办下了去台湾的30天商务签证。“找不到爷爷，我就不回来了！就算被人当成偷渡的，我也不回来！”
如果不去台湾，如何叫尽心尽力！
改变命运的电话
在机场外，黄敏和三姐黄湘君踏上去台南的车。
黄敏手里有张如何去往台南的路线图与一个电话号码。那是寻亲之旅唯一的线索。线索的那头连着一个叫“陈育腾”的人。
自深圳出发前一天，孤注一掷的黄敏决定打最后一个电话。“冥冥中好像有声音提醒我说：打电话到台南的户籍机构试试吧。”她告诉《家人》记者。
她查到的是台南市南区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号码。从这一刻起，命运开始倾向倔强的黄敏，决定要给予她的坚持和善良一份惊喜的奖品。
这个叫陈育腾的台湾户政所股长查到了黄国栋的死亡登记证明。她握着电话，半天没发出声响。与1983年父亲从老乡那里知道爷爷的死讯不同，这个消息如此真实，那是种全身血液都涌向大脑、头皮几乎要爆炸的感觉。
被黄敏的努力感动的陈育腾决定负责起两姐妹在台湾的所有安排。这是另一个好消息。大海捞针的寻亲一瞬间变得有迹可寻。
这个消息让黄铁夫哭了。曾经以为的“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后突然变成了“很有可能”，但于这相比，他更感激女儿的坚持不懈，所有基于亲情的努力付出。
真实的黄国栋
在陈育腾的鼎力帮助下，姐妹俩跑遍台南的所有相关部门。
台湾户籍资料数据库里有黄国栋的概述。黄国栋，男，1954年由香港迁入台湾台北市大安区黎顺里17邻和平东路三段267巷9号，期间经历4次迁徙，在台南市东区仁爱之家生活了4年后，于1972年12月25日离世，葬于台南市南山公墓。
这些陌生的地名因为住进爷爷的身影，黄敏觉得亲切起来。那个苍白的“爷爷”有了孙女们可以触到的细节——在复印的户籍登记簿上，姐妹俩发现了爷爷的身份证号“H10108280”。看着这串原本普通的数字，两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
“那个时候我突然知道了，我对爷爷是有感情的。只不过，之前它一直藏在内心很深很深的地方。”黄敏说。
“之前我一直反对妹妹来台湾，直到那个时刻，我才真正意识到，她的坚持，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多么的有意义。”黄湘君说。
台北的栖身地早已在城市进程中消失，应姐妹俩的要求，陈育腾带着她们找到了台南市仁爱之家。
仁爱之家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接待来自大陆的寻亲者。虽然吃惊，更多的还是欣喜。当初迁徙时，他们舍不得丢弃仓库里汗牛充栋的旧册子，为的就是等待一个又一个循着亲情和血脉而来的后人。
在一本早已发黄霉烂的旧册子上，清晰地写着黄国栋的名字。死亡日期是民国61年（公元1972年）12月25日，死因是“孤苦、高血压”。
在黄国栋生活的那个年代，仁爱之家被人们通称为“乞丐寮”。政府在马路上收容了流浪汉和孤苦老人后，就送到这个地方。黄国栋在台北一家纺织厂做保安，退休后孤老一人，也被政府送到了这里。
这是不难想象的画面。从台北到台南，一路凄苦。比艰难的生活更折磨人的，是独自生存的孤独。在生命最后时刻，他终于真情流露，央求守在身边的同乡：“如果你能够回去，请告诉我家里人，我一个人过得很苦，我很想念老家。我对不起他们。”
“我爷爷其实是被抛弃的人，被社会抛弃，也被他自己抛弃。”黄敏觉得自己懂老人的心事。尽管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却始终没有彻底融入其中。在仁爱之家的日子里，孤寂是最好的形容词。战争造成的身体伤害让他必须依赖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他说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性格孤僻，从不与其他老人聚在一起。他总是一个人，走路、吃饭、做事，最好的朋友是自己的影子。
仁爱之家前负责人沈祖丕记得黄国栋，他的回忆揪痛了黄敏姐妹的心。她们习惯了没有爷爷的生活，只有父亲黄铁夫还有对他的爱恨纠结的怀念。可当爷爷的过往一点点展现在眼前时，没有人能再无视血亲。
捧回一黄土
沈祖丕告诉黄敏她们，老人死后，收容所依惯例，委托一家名叫“真仙乐”的私人殡葬所，在南山公墓的一处山坡上草草掩埋。墓碑是一块简陋的木板，上书“黄国栋之墓”几字。
姐妹俩找到了那个叫做“真仙乐”的私人殡葬所。当年埋葬黄国栋的老阿姆已离世，木牌也在风吹雨打中腐烂，她们失去了线索。现在的经营者给了她们一本名册。2000年，南山公墓对现有坟地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所有能够找到名字的逝者都登记在册。
黄敏在酒店的房间里翻看了一夜。“空气里都是死亡的气息，随便翻开一页都能看到‘棺材一副’、‘无名女尸’的字眼。”她对这一夜心有余悸。硬着头皮翻完厚达6厘米的册子，天已微亮，还是没有黄国栋的记载。失望之余，她决定和姐姐利用最后的两天时间去现场看看。
陈育腾陪着姐妹俩把乱葬岗走了三遍。在台湾最炎热的7月，这里散发着渗骨的寒意。山坡上的杂草长得最是不羁，隐隐有没过黄敏头顶的趋势。她们观察每一个孤坟，希望能发现一丁点的蛛丝马迹。
黄敏不信神佛，这一刻却虔诚起来，“我想拘役在这里不愿离去的魂灵知道我们的来意后，会友善地对待我们。如果爷爷还在，说不定还会托梦给我们。”
2010年7月19日，姐妹俩能在台湾停留的最后一天。带着期望而来，一路顺风顺水，唯独在最后一关铩羽而归。脚似乎被失望和沮丧浸泡了，软软地抬不起来。陈育腾帮她们找到块空地，黄湘君强打起精神摆好祭品，蹲下来，点燃了纸钱。“这38年来，都没有人给爷爷烧过纸，现在终于还了这个心愿，爷爷在天上一定能感觉到的。”她想。
黄敏展开给爷爷写的那封信，念着：“……爷爷，您回去看看奶奶吧，她很想念你。爸爸生病了，望您保佑他健康。您愿意跟我们回大陆，还是留在这片土地上，请您告诉我，我会按您的意愿照办……”
念完，她把这张寄托了心愿的信纸放进火堆，然后给爷爷磕了三个响头。临走，黄敏抓起一把山坡上的黄土，用纸钱包好。她要把这抔黄土带回湖南老家，撒在奶奶的坟上。
青烟袅袅间，她有如释重负的轻松。说不清自己到底达成了哪个人的心愿。也许是爷爷的，也许是奶奶的，也许是父亲的。也有可能是自己的，她明白了自己从何而来，又该如何给后代们讲述这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血脉是一种奇怪的力量，你可以暂时遗忘，但它永远在你的血管里流淌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
记者手记
黄铁夫一家的生活又回到了平常状态中，小女儿黄敏不久后就回到深圳。2010年10月，被黄铁夫视为“恩人”的陈育腾受邀来到北京。黄家人带着他游览了北京的各处名胜——长城、故宫、颐和园、圆明园……此次他还特意要求去清华大学看一看，因为他的儿子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某种意义上，这里也是我儿子的学校。”
此次台湾寻亲，改变的不只是来自大陆的黄铁夫一家。台南民风淳朴但也相对保守，对大陆的印象停留在几十年前。当媒体以重篇幅报道了黄敏的事后，台湾的老百姓也开始重新了解海峡对岸的变化。也许正如台湾某媒体所评价的那样，“落叶归根，是两岸国人共同拥有的朴素真挚的内心情感……这两个大陆女子在台湾公务员的帮助下，找到了祖父的埋骨之处，这是在两岸关系逐渐改善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最有意味的故事……”
血脉，跨越时间和所有的恩怨。
春节将至，黄铁夫已经做好回湖南湘潭老家的准备。从台湾带回的那抔代表父亲棺柩的黄土，被他包好了小心放置在箱子里。即将到来的黄家祭祖大典上，它会被撒在母亲坟上。
小女儿黄敏时常想起炎夏时在台湾的寻亲之旅。她和三姐黄湘君站在台北桃园机场，黄皮肤黑头发说着国语和各地方言的人群拥着她们前行，她们被湮没在机场的嘈杂声中，有一种不真实感。
这是台湾。陌生又熟悉。这是台湾，是爷爷黄国栋的埋骨之所。
黄家的根
“我想去找你们的爷爷。”黄敏已经不记得父亲黄铁夫什么时候第一次说这话，只记得他经常说。去台湾把黄家的根找到，这个心愿在老人心里埋藏了足足50年。
黄家的根在黄国栋那里。他给了儿子“铁夫”这个名字，“愿他的身体能像铁一般结实，在乱世中健康顽强地活下去”。黄国栋是国民党军官，抗战正酣时，除了给儿子取个名字，他无暇顾及家人更多。
他注定是一个辜负家人的男人。不是好丈夫，乱世中全靠妻子独自拉扯大两个孩子；不是好父亲，他脾气暴躁，只懂粗暴的鞭打教育；更不是一个好男人，1950年他仓皇中扔下妻儿逃往台湾杳无音讯，给家人留下难以磨灭的伤害——在一纸档案决定命运的年代，“反动军官子女”是黄铁夫姐弟逃不掉的沉重枷锁。
还是有人对他念念不忘。1961年，奶奶陈玉屏抓住大女儿的手，挣扎着留下遗言：“找到你们的爸爸，告诉他，我一直在等他。”遗言在黄铁夫心里放久了，成了他的心结，“没有我爸爸就没有我们这些后代。”找到黄国栋，黄家才完整。
去台湾这件事，黄铁夫曾经不抱希望。机会却突然在2008年姗姗而来——两岸民间可以直接往来了！他的热切没有得到子女的理解。对她们来说，“爷爷”这个名词，只是一个苍白陌生的概念和一个简单到极点的故事：1950年，一个国民党军官逃到了台湾，1972年死在台南。就凭一个名字、一段零散的记忆和一条死讯，如何找得到？况且日子过得好好的，操那么多闲心干嘛？
为人子女的心
黄敏在深圳定居后，突然懂了父亲的心。
2010年春节，她从深圳回到北京团圆。作为离家最远的孩子，白了的头发、开始佝偻的背，父亲的日渐苍老她看得最清晰。
“他为人子，我为人女，我内心有多牵挂他，他的心里也一样。”黄敏说。失去才知道珍惜的故事耳熟能详，她不在北京，尽孝的方式是过年过节时回家看望，平日在电话里传达问候。这些远远不够。“我不想爸爸带着遗憾和问号离开人世，我要找到爷爷的骨灰，带回大陆，葬在奶奶身边。”去一趟台湾，帮助父亲完成这个心愿，“是尽孝的另一种方式”。
黄敏骨子里有湖南妹子的执拗和说干就干的行动力。春节结束她回到深圳开始筹备寻亲事宜，嫌时间不够，2010年5月她干脆辞去房产中介的工作，四处寻找可能与黄国栋有关的线索。
如何在故去的人海里找到黄国栋的踪迹？黄敏先后给海协会、海基会、台湾红十字会、退辅会、荣民之家、殡葬管理所、台南第一公墓等众多部门打了近500个电话，无果。
“找不到就算了。我们尽心尽力就好。”黄铁夫在电话里说。黄敏听得出父亲的勉强，我尽心尽力了吗？她问自己。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订了去台湾的机票，还找了一家相熟的公司，办下了去台湾的30天商务签证。“找不到爷爷，我就不回来了！就算被人当成偷渡的，我也不回来！”
如果不去台湾，如何叫尽心尽力！
改变命运的电话
在机场外，黄敏和三姐黄湘君踏上去台南的车。
黄敏手里有张如何去往台南的路线图与一个电话号码。那是寻亲之旅唯一的线索。线索的那头连着一个叫“陈育腾”的人。
自深圳出发前一天，孤注一掷的黄敏决定打最后一个电话。“冥冥中好像有声音提醒我说：打电话到台南的户籍机构试试吧。”她告诉《家人》记者。
她查到的是台南市南区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号码。从这一刻起，命运开始倾向倔强的黄敏，决定要给予她的坚持和善良一份惊喜的奖品。
这个叫陈育腾的台湾户政所股长查到了黄国栋的死亡登记证明。她握着电话，半天没发出声响。与1983年父亲从老乡那里知道爷爷的死讯不同，这个消息如此真实，那是种全身血液都涌向大脑、头皮几乎要爆炸的感觉。
被黄敏的努力感动的陈育腾决定负责起两姐妹在台湾的所有安排。这是另一个好消息。大海捞针的寻亲一瞬间变得有迹可寻。
这个消息让黄铁夫哭了。曾经以为的“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后突然变成了“很有可能”，但于这相比，他更感激女儿的坚持不懈，所有基于亲情的努力付出。
真实的黄国栋
在陈育腾的鼎力帮助下，姐妹俩跑遍台南的所有相关部门。
台湾户籍资料数据库里有黄国栋的概述。黄国栋，男，1954年由香港迁入台湾台北市大安区黎顺里17邻和平东路三段267巷9号，期间经历4次迁徙，在台南市东区仁爱之家生活了4年后，于1972年12月25日离世，葬于台南市南山公墓。
这些陌生的地名因为住进爷爷的身影，黄敏觉得亲切起来。那个苍白的“爷爷”有了孙女们可以触到的细节——在复印的户籍登记簿上，姐妹俩发现了爷爷的身份证号“H10108280”。看着这串原本普通的数字，两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
“那个时候我突然知道了，我对爷爷是有感情的。只不过，之前它一直藏在内心很深很深的地方。”黄敏说。
“之前我一直反对妹妹来台湾，直到那个时刻，我才真正意识到，她的坚持，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多么的有意义。”黄湘君说。
台北的栖身地早已在城市进程中消失，应姐妹俩的要求，陈育腾带着她们找到了台南市仁爱之家。
仁爱之家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接待来自大陆的寻亲者。虽然吃惊，更多的还是欣喜。当初迁徙时，他们舍不得丢弃仓库里汗牛充栋的旧册子，为的就是等待一个又一个循着亲情和血脉而来的后人。
在一本早已发黄霉烂的旧册子上，清晰地写着黄国栋的名字。死亡日期是民国61年（公元1972年）12月25日，死因是“孤苦、高血压”。
在黄国栋生活的那个年代，仁爱之家被人们通称为“乞丐寮”。政府在马路上收容了流浪汉和孤苦老人后，就送到这个地方。黄国栋在台北一家纺织厂做保安，退休后孤老一人，也被政府送到了这里。
这是不难想象的画面。从台北到台南，一路凄苦。比艰难的生活更折磨人的，是独自生存的孤独。在生命最后时刻，他终于真情流露，央求守在身边的同乡：“如果你能够回去，请告诉我家里人，我一个人过得很苦，我很想念老家。我对不起他们。”
“我爷爷其实是被抛弃的人，被社会抛弃，也被他自己抛弃。”黄敏觉得自己懂老人的心事。尽管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却始终没有彻底融入其中。在仁爱之家的日子里，孤寂是最好的形容词。战争造成的身体伤害让他必须依赖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他说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性格孤僻，从不与其他老人聚在一起。他总是一个人，走路、吃饭、做事，最好的朋友是自己的影子。
仁爱之家前负责人沈祖丕记得黄国栋，他的回忆揪痛了黄敏姐妹的心。她们习惯了没有爷爷的生活，只有父亲黄铁夫还有对他的爱恨纠结的怀念。可当爷爷的过往一点点展现在眼前时，没有人能再无视血亲。
捧回一黄土
沈祖丕告诉黄敏她们，老人死后，收容所依惯例，委托一家名叫“真仙乐”的私人殡葬所，在南山公墓的一处山坡上草草掩埋。墓碑是一块简陋的木板，上书“黄国栋之墓”几字。
姐妹俩找到了那个叫做“真仙乐”的私人殡葬所。当年埋葬黄国栋的老阿姆已离世，木牌也在风吹雨打中腐烂，她们失去了线索。现在的经营者给了她们一本名册。2000年，南山公墓对现有坟地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所有能够找到名字的逝者都登记在册。
黄敏在酒店的房间里翻看了一夜。“空气里都是死亡的气息，随便翻开一页都能看到‘棺材一副’、‘无名女尸’的字眼。”她对这一夜心有余悸。硬着头皮翻完厚达6厘米的册子，天已微亮，还是没有黄国栋的记载。失望之余，她决定和姐姐利用最后的两天时间去现场看看。
陈育腾陪着姐妹俩把乱葬岗走了三遍。在台湾最炎热的7月，这里散发着渗骨的寒意。山坡上的杂草长得最是不羁，隐隐有没过黄敏头顶的趋势。她们观察每一个孤坟，希望能发现一丁点的蛛丝马迹。
黄敏不信神佛，这一刻却虔诚起来，“我想拘役在这里不愿离去的魂灵知道我们的来意后，会友善地对待我们。如果爷爷还在，说不定还会托梦给我们。”
2010年7月19日，姐妹俩能在台湾停留的最后一天。带着期望而来，一路顺风顺水，唯独在最后一关铩羽而归。脚似乎被失望和沮丧浸泡了，软软地抬不起来。陈育腾帮她们找到块空地，黄湘君强打起精神摆好祭品，蹲下来，点燃了纸钱。“这38年来，都没有人给爷爷烧过纸，现在终于还了这个心愿，爷爷在天上一定能感觉到的。”她想。
黄敏展开给爷爷写的那封信，念着：“……爷爷，您回去看看奶奶吧，她很想念你。爸爸生病了，望您保佑他健康。您愿意跟我们回大陆，还是留在这片土地上，请您告诉我，我会按您的意愿照办……”
念完，她把这张寄托了心愿的信纸放进火堆，然后给爷爷磕了三个响头。临走，黄敏抓起一把山坡上的黄土，用纸钱包好。她要把这抔黄土带回湖南老家，撒在奶奶的坟上。
青烟袅袅间，她有如释重负的轻松。说不清自己到底达成了哪个人的心愿。也许是爷爷的，也许是奶奶的，也许是父亲的。也有可能是自己的，她明白了自己从何而来，又该如何给后代们讲述这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血脉是一种奇怪的力量，你可以暂时遗忘，但它永远在你的血管里流淌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
记者手记
黄铁夫一家的生活又回到了平常状态中，小女儿黄敏不久后就回到深圳。2010年10月，被黄铁夫视为“恩人”的陈育腾受邀来到北京。黄家人带着他游览了北京的各处名胜——长城、故宫、颐和园、圆明园……此次他还特意要求去清华大学看一看，因为他的儿子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某种意义上，这里也是我儿子的学校。”
此次台湾寻亲，改变的不只是来自大陆的黄铁夫一家。台南民风淳朴但也相对保守，对大陆的印象停留在几十年前。当媒体以重篇幅报道了黄敏的事后，台湾的老百姓也开始重新了解海峡对岸的变化。也许正如台湾某媒体所评价的那样，“落叶归根，是两岸国人共同拥有的朴素真挚的内心情感……这两个大陆女子在台湾公务员的帮助下，找到了祖父的埋骨之处，这是在两岸关系逐渐改善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最有意味的故事……”
血脉，跨越时间和所有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