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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10月3日，两个德国实现统一。随着科尔在莱茵河畔自豪地宣称“德国将为欧洲和世界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世界媒体纷纷预言一个“德国的欧洲”时代的来临。人们还很自然地回忆起1871年德国统一曾给国际体系带来的冲击。相信这次统一也将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带来重要影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甚至还曾大胆预言，德国迟早会“回到从前”，追求霸权和发展核武器。
然而，统一以后的德国却长期被称作“德国病人”，经济增长乏力，内政外交都无大的建树，虽说年初欧洲债务危机曝光后，财政稳健的德国一度成为众所期待的欧元救世主，但众多研究德国问题的学者们依然觉得，20年来德国的国际国内表现远逊于预期。对此，传统的解释诸如东德拖累了西德经济、二战因素制约了德国崛起等等，并未留意到德国所经历的时代变局：伴随亚太地区崛起的是欧盟东扩后的权力涣散以及欧元区改革的反复迟缓，本应起领导作用的德国耽于本国统一事务减少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从而随着欧洲在世界权力版图上的裹足不前而走向边缘化。这一切，并非德国不统一就能避免得了的。三个“意外”
统观德国统一的前前后后，有三个“意外”现象令学者们感到困惑。
第一个“意外”是很少有人料到德国会那么快统一。虽然直到1990年，联邦德国《基本法》都要求德国人民实现“自主、自由的国家统一”，但相信国家统一前景依然存在的人实际上却越来越少。1989年4月的民调显示，约1／3的西德人愿意放弃国家统一的目标。即使在柏林墙倒塌后的1989年12月，在大部分东德人希望统一的同时，西德人当中也只有37％的人赞同统一，31％赞同与东德实现邦联，19％的人明确反对统一。民意如此，政治家们也不过稍具远见而已。据当时担任老布什总统顾问的赖斯后来说，科尔领导的基民盟甚至要在党纲中删去国家统一的奋斗目标。赖斯称，不是哪个德国人，而是老布什在1989年上半年提出了德国统一的前景。这反映出，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政治家们并未料到德国统—在一年后就能实现。
第二个“意外”是德国出人意料的“消沉”。在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上，德国一直处于枢纽地位，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一直围绕着德国的聚合而展开。自俾斯麦1871年统一德国以后，强大的德国一直令四邻不安。一战结束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有句名言流传至今——“我是如此热爱德国，以至于我希望有多个德国存在”。在1990年德国统一前夕，英国撒切尔夫人和法国总理密特朗甚至曾不顾德国人的感受，公开表示反对德国统一，因为他们担心德国是“披着羊皮的狼”。在美国老布什总统的冷战后世界秩序构想中，德国将取代英国，成為美国的全球领导伙伴。
‘
然而20年来，德国表现出来的样子不是太强，而是太弱。军事上，它没有丝毫雄心，军费开支连年缩减，不仅美国无法指望德国军队在反恐战争中帮上大忙，就是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中，德国也远未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德国在欧洲还是最为强大的，但它似乎也越来越不愿为欧盟“埋单”。在前不久的救助希腊行动中，欧盟国家普遍不满于德国的迟疑反应，批评它没有承担欧盟大国的领导责任。
第三个“意外”是前东德地区居民的国家认同在统一以后变得很低。1989年，东德人民喊出“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有力推动了两德统一进程。但是在20年后，《柏林日报》的民调显示，只有22％的东德地区居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联邦德国公民”；62％的东部人认为自己处于“悬浮状态”——既失去了同民主德国的联系，又没有在联邦德国找到自己的位置；还有11％的东部人想要回到民主德国。同时，东部和西部都有超过50％的人认为统一带来了许多坏处。
超越民族国家单元
学者们对这些现象感到意外，是因为它们似乎并不符合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首先，德国早已分裂成为两个分别拥有联合国席位的独立国家，东德经济状况虽不好，但1989年时的东德却并非处于东德历史上最为经济困难的时期，谁又能想到民主德国在一夜之间就会垮掉?根据历史经验，统一以后的德国必将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更加进取，德国老百姓也理应对祖国统一感到万分自豪才是，可为何德国不是这样呢?
法籍犹太裔学者格罗塞曾回忆到，虽然法国领导人忧心忡忡，不希望看到德国统一，但当时法国老百姓却和德国人一样，对柏林墙的倒塌欢呼雀跃，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欧洲统一和冷战终结。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统一不仅是按照两个德国自身的逻辑来发展的，它还是欧洲一体化和国际体系演变催生的结果。同样，统一以后德国的“消沉”和东部地区居民国家认同度降低的现象，都是在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全球化进程引起全球权力中心东移，亚太地区逐渐有取代跨大西洋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趋势，欧洲、特别是中东欧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也大大下降。就德国而言，它虽是欧洲的中心，但已不再是全球地缘政治发展的枢纽。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的内部融合进程和全球化进程同时演进，因此德国既面对传统的国家统一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融合问题，又面对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问题。在这种双重压力的作用下，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国家模式都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而对于前东德地区的居民来说，要适应这个双重进程尤其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东德人就仿佛从一个封闭的国家“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度，虽然他们的语言和居住地没有改变，但是政治制度、经济环境、社会结构和行为准则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剧变，而且他们还突然置身于新的全球联系之中，所经历的其实是全球化时代移民们常常遇到的“文化冲击”。
因此，如同世界各国的移民一样，东德人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程度不高，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家乡认同和地区文化认同程度却迅速上升。这带来的积极后果是，地区认同有效填补了国家认同的缺失，通过诉诸共同的文化记忆加强了东德人对统一以后的国家归属感。不过同时需要重视的是，在社会底层人士身上，地区认同的增强往往伴随着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倾向的上升，东部地区的极右翼暴力行为明显多于西部地区。
积极效果
祸兮福之所倚，德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显示出一定的移民经济特色。在很多地方，中小企业的兴起得益于独特的经营文化，其特点是利用家庭、同乡和熟人的关系网创立和发展企业。企业经营者在欢迎市场经济浪潮的同时，注重以家乡文化和从前民主德国时期共同的经历作为联系纽带。人们发现，前东德那些“富有效率和技术导向的社会主义经理人”成功克服了转型危机，在统一以后的东德经济重组过程中发挥出了作用。
同时，联邦德国促进东德地区转型的各项经济政策也显现出一定积极效果。1992年，东部地区的工业生产只占全德工业生产总量的3.4％，但到2008年时，这一份额就上升为近10％。1991年，东部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约是西部的1／4，2008年时东部生产力则上升为西部的78.3％。目前东部工资水平已大约相当于西部的83％。据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最新调查显示，工资增长、租金收入增多和国家的卫生、教育投入增多，共同促进了德国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未来德国东部发展的方向是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并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之中。
虽有“意外”，但德国不仅成功实现了国家的和平统一，而且其政治经济制度也经受住了统一所带来的各种冲击，这一历史性成就的确值得赞叹。经历漫长过程才勉强消化东德负资产的德国，因拥有抵御经济衰退的风险意识和雄厚国力而在此次欧债危机中崭露头角，这注定了其未来依然不可限量。而德国的例子也表明，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齐头并进的时代，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已不可能单纯用民族国家的单元来看待。许多在孤立视角下观察到的“意外”，一旦放人国际体系演变的进程中，则会变得逻辑清晰。
然而，统一以后的德国却长期被称作“德国病人”，经济增长乏力，内政外交都无大的建树，虽说年初欧洲债务危机曝光后，财政稳健的德国一度成为众所期待的欧元救世主，但众多研究德国问题的学者们依然觉得，20年来德国的国际国内表现远逊于预期。对此，传统的解释诸如东德拖累了西德经济、二战因素制约了德国崛起等等，并未留意到德国所经历的时代变局：伴随亚太地区崛起的是欧盟东扩后的权力涣散以及欧元区改革的反复迟缓，本应起领导作用的德国耽于本国统一事务减少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从而随着欧洲在世界权力版图上的裹足不前而走向边缘化。这一切，并非德国不统一就能避免得了的。三个“意外”
统观德国统一的前前后后，有三个“意外”现象令学者们感到困惑。
第一个“意外”是很少有人料到德国会那么快统一。虽然直到1990年，联邦德国《基本法》都要求德国人民实现“自主、自由的国家统一”，但相信国家统一前景依然存在的人实际上却越来越少。1989年4月的民调显示，约1／3的西德人愿意放弃国家统一的目标。即使在柏林墙倒塌后的1989年12月，在大部分东德人希望统一的同时，西德人当中也只有37％的人赞同统一，31％赞同与东德实现邦联，19％的人明确反对统一。民意如此，政治家们也不过稍具远见而已。据当时担任老布什总统顾问的赖斯后来说，科尔领导的基民盟甚至要在党纲中删去国家统一的奋斗目标。赖斯称，不是哪个德国人，而是老布什在1989年上半年提出了德国统一的前景。这反映出，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政治家们并未料到德国统—在一年后就能实现。
第二个“意外”是德国出人意料的“消沉”。在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上，德国一直处于枢纽地位，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一直围绕着德国的聚合而展开。自俾斯麦1871年统一德国以后，强大的德国一直令四邻不安。一战结束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有句名言流传至今——“我是如此热爱德国，以至于我希望有多个德国存在”。在1990年德国统一前夕，英国撒切尔夫人和法国总理密特朗甚至曾不顾德国人的感受，公开表示反对德国统一，因为他们担心德国是“披着羊皮的狼”。在美国老布什总统的冷战后世界秩序构想中，德国将取代英国，成為美国的全球领导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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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年来，德国表现出来的样子不是太强，而是太弱。军事上，它没有丝毫雄心，军费开支连年缩减，不仅美国无法指望德国军队在反恐战争中帮上大忙，就是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中，德国也远未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德国在欧洲还是最为强大的，但它似乎也越来越不愿为欧盟“埋单”。在前不久的救助希腊行动中，欧盟国家普遍不满于德国的迟疑反应，批评它没有承担欧盟大国的领导责任。
第三个“意外”是前东德地区居民的国家认同在统一以后变得很低。1989年，东德人民喊出“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有力推动了两德统一进程。但是在20年后，《柏林日报》的民调显示，只有22％的东德地区居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联邦德国公民”；62％的东部人认为自己处于“悬浮状态”——既失去了同民主德国的联系，又没有在联邦德国找到自己的位置；还有11％的东部人想要回到民主德国。同时，东部和西部都有超过50％的人认为统一带来了许多坏处。
超越民族国家单元
学者们对这些现象感到意外，是因为它们似乎并不符合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首先，德国早已分裂成为两个分别拥有联合国席位的独立国家，东德经济状况虽不好，但1989年时的东德却并非处于东德历史上最为经济困难的时期，谁又能想到民主德国在一夜之间就会垮掉?根据历史经验，统一以后的德国必将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更加进取，德国老百姓也理应对祖国统一感到万分自豪才是，可为何德国不是这样呢?
法籍犹太裔学者格罗塞曾回忆到，虽然法国领导人忧心忡忡，不希望看到德国统一，但当时法国老百姓却和德国人一样，对柏林墙的倒塌欢呼雀跃，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欧洲统一和冷战终结。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统一不仅是按照两个德国自身的逻辑来发展的，它还是欧洲一体化和国际体系演变催生的结果。同样，统一以后德国的“消沉”和东部地区居民国家认同度降低的现象，都是在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全球化进程引起全球权力中心东移，亚太地区逐渐有取代跨大西洋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趋势，欧洲、特别是中东欧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也大大下降。就德国而言，它虽是欧洲的中心，但已不再是全球地缘政治发展的枢纽。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的内部融合进程和全球化进程同时演进，因此德国既面对传统的国家统一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融合问题，又面对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问题。在这种双重压力的作用下，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国家模式都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而对于前东德地区的居民来说，要适应这个双重进程尤其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东德人就仿佛从一个封闭的国家“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度，虽然他们的语言和居住地没有改变，但是政治制度、经济环境、社会结构和行为准则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剧变，而且他们还突然置身于新的全球联系之中，所经历的其实是全球化时代移民们常常遇到的“文化冲击”。
因此，如同世界各国的移民一样，东德人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程度不高，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家乡认同和地区文化认同程度却迅速上升。这带来的积极后果是，地区认同有效填补了国家认同的缺失，通过诉诸共同的文化记忆加强了东德人对统一以后的国家归属感。不过同时需要重视的是，在社会底层人士身上，地区认同的增强往往伴随着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倾向的上升，东部地区的极右翼暴力行为明显多于西部地区。
积极效果
祸兮福之所倚，德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显示出一定的移民经济特色。在很多地方，中小企业的兴起得益于独特的经营文化，其特点是利用家庭、同乡和熟人的关系网创立和发展企业。企业经营者在欢迎市场经济浪潮的同时，注重以家乡文化和从前民主德国时期共同的经历作为联系纽带。人们发现，前东德那些“富有效率和技术导向的社会主义经理人”成功克服了转型危机，在统一以后的东德经济重组过程中发挥出了作用。
同时，联邦德国促进东德地区转型的各项经济政策也显现出一定积极效果。1992年，东部地区的工业生产只占全德工业生产总量的3.4％，但到2008年时，这一份额就上升为近10％。1991年，东部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约是西部的1／4，2008年时东部生产力则上升为西部的78.3％。目前东部工资水平已大约相当于西部的83％。据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最新调查显示，工资增长、租金收入增多和国家的卫生、教育投入增多，共同促进了德国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未来德国东部发展的方向是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并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之中。
虽有“意外”，但德国不仅成功实现了国家的和平统一，而且其政治经济制度也经受住了统一所带来的各种冲击，这一历史性成就的确值得赞叹。经历漫长过程才勉强消化东德负资产的德国，因拥有抵御经济衰退的风险意识和雄厚国力而在此次欧债危机中崭露头角，这注定了其未来依然不可限量。而德国的例子也表明，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齐头并进的时代，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已不可能单纯用民族国家的单元来看待。许多在孤立视角下观察到的“意外”，一旦放人国际体系演变的进程中，则会变得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