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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90后”扑面而来时，一直被视为职场新人的“80后”们终于也开始感慨自己的老去。从走出大学校园那天起，这一代人持续不断地为社会创造着新名词：北漂、蚁族、房奴、蜗居……对于更老一代或者更年轻一代来说，这些名词多数时候只是报纸上的标题或者电视剧里的桥段，但对他们来说，却是过去近10年里实实在在的生活。
到今天，他们中的成功者已然提前过上了曾经憧憬的中产生活，房子、车子、话剧、音乐会，还有全球旅行；而那些失意者则依旧在社会底层的泥潭里挣扎，离梦想越来越远。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与这两种状态无关的，多数人早已寻到了一处安稳之所，“生儿育女，养家糊口”。
记得大约10年前，高校扩招、经济萎靡，面对这帮焦虑、躁动的年轻人，主流舆论对这一代人的就业与未来充满了担忧，但到今天，社会已经成功地接纳或者说改造了他们，将之变成中国这架高速运转着的现代化机器上一颗又一颗螺丝钉。尽管这里边有不公，有不义，但整体过程却平静异常，一点也不像理论家们曾经想象的那样惊心动魄。
谁的梦想？
对照照片，5年前的芳芳西装笔挺，挂着一个职业而僵硬的“白领脸”，就是一个标准的“沙丁鱼罐头”。从四川农村考入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芳芳和她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出身平凡，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赢得一切，刚毕业时，她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留在北京做记者。为此，还没有毕业，她就托老师介绍去一个报社实习。
熟悉资本市场的人都会记得，2006年是历史性的一年。股改带动的不仅仅是制度变革，而且是普通人压抑已久的热情。一时间大街小巷充塞了“牛气”，公司小职员的屏幕上总是飘红，饭桌上的谈资不离蓝筹和涨停。媒体也不例外，到处加开证券、基金等版块，芳芳花20块钱买了部小电视，每天早上爬起来看证券节目，浏览网站， 从各种公告里找选题，下午到报社报选题、打电话、写稿，然后帮编辑做版，直忙到晚上10点过后，才摸着黑坐车回学校。但最终，那家报社没有让她留下，领导告诉她那一年没有应届毕业生的指标，除非是北京生源。
从那之后，芳芳开始辗转在北京找工作，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去过，官僚刻板的国有单位、每天都面临生存危机的市场化机构等等，要么别人不要她，要么是她自己受不了，最终她也没能在北京留下，而是跟着一个师姐去了遥远的广州，她们在一份新报纸里，创设了基金版块。接下来的5年里，中国资本市场起起伏伏，芳芳却一直守在那个报纸，她没有像身边的同事那样，不断地跳槽，去基金公司、去新兴媒体，追逐时代潮流，她是个不那么喜欢折腾的人。
到现在，尽管才26岁，她已经算是创刊元老，借了钱买房结婚、用炒股的收入还钱、每月还房贷，接下来准备生个孩子，她一点也没有觉得生活会像电视中描述的房奴那样痛苦。芳芳一直都觉得广州是个不错的地方，这个城市给予了市场化的企业更多生存机会，也就给了他们这类毫无背景的青年人更多机会。当年的同班同学留在北京的，大部分都去了各种各样的机关单位。他们的生活，对于芳芳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仿佛另外一个世界。
中国的城市化给这一代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虽然媒体和网络上整天都在讨论各种各样的不公正，虽然他们在追求理想生活的时候，也会遭遇着这样那样的束缚，比如那恼人的户口。但对于那些不断调整生活梦想和方向的人来说，面临着的依旧是相当广阔的空间，新兴的城市、新兴的领域提供了无数机会。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回想，当初的梦想或许只是被这个社会塑造出来的梦想，而不是自己真实的梦想。
“高帅富”们的职场
毕业已近5年，虽然忙碌，但跟大学时的同学总还会时不时地保持着联系，大家偶尔也会“八卦”下现在谁混得更成功。刘晖是大多数人公认的成功者，26岁，基金公司副总，同时自己创办了一家投资管理公司，这个老同学几乎具备男性时尚杂志中“模板”故事的所有元素：良好的家庭背景、学历、能力，当然还有享受生活的能力。他家族中3代人都在金融系统工作；本人重点大学本科毕业、MBA学位；他谈论金融业发展趋势和产品设计时韬略满腹；他到过国外10几个国家旅行，偷闲会去海岛度假……
刘晖从来都没有为工作犯愁过，刚毕业那会，他选择在北京创业，因为他实在不想回去老家云南，他的家族3代都在云南从事金融业，毕业后回去，进入一家稳定的金融大机构，谋一个轻松又有前途的职位，是家人早就安排好的。不过，他的创业很快就失败了。最终还是回去了云南。
刘晖的职业生涯从云南一家知名银行的行长助理开始，3年多后，他清楚行政不是自己所好，转而到另一家银行，接触票据和投行业务。他一点也不讳言，这两份工作都“动用了家里的资源”，竞争行长助理职位的时候，他因论文答辩时间冲突无法参加笔试，直接通过面试拿下了这个炙手可热的职位。这是一个异常顺利、连他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行长、人力资源负责人，都是他家的熟人。
因为票据业务来钱快、认识人多、合作深度广，他在这个阶段迅速建立了自己的人脉。一位在合作中认识的国企老总在筹建基金公司时找到他，于是他再次跳槽成为新公司的副总，全面负责业务，其中一款房地产基金，路演在即。
“我应该是很幸运的，能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现在做的事情，在业内其实也很普通，都是传统的业务模式和产品，只不过是利用了现有的资源，包括人脉、家庭资源等。”他回答问题前都会下意识清清嗓子，说话坦诚有礼，却又滴水不漏，尽管才26岁，已然是十足的金融精英范儿。
套用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命名，刘晖属于典型的“高帅富”群体，但他显然与媒体和网络世界乐此不疲挖掘的那种张扬跋扈的“富二代”形象相去甚远。在中国这样一个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中，家族的庇佑让刘晖们在与同龄人竞争时，处处能够占得先机，但要想真正取得什么事业的成就，他们同样需要在这个残酷却又不健全的市场社会中慢慢跋涉。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不过30余年，真正可以坐享其成的“富二代”群体仍然只是极少数。
到今天，他们中的成功者已然提前过上了曾经憧憬的中产生活，房子、车子、话剧、音乐会，还有全球旅行；而那些失意者则依旧在社会底层的泥潭里挣扎，离梦想越来越远。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与这两种状态无关的，多数人早已寻到了一处安稳之所，“生儿育女，养家糊口”。
记得大约10年前，高校扩招、经济萎靡，面对这帮焦虑、躁动的年轻人，主流舆论对这一代人的就业与未来充满了担忧，但到今天，社会已经成功地接纳或者说改造了他们，将之变成中国这架高速运转着的现代化机器上一颗又一颗螺丝钉。尽管这里边有不公，有不义，但整体过程却平静异常，一点也不像理论家们曾经想象的那样惊心动魄。
谁的梦想？
对照照片，5年前的芳芳西装笔挺，挂着一个职业而僵硬的“白领脸”，就是一个标准的“沙丁鱼罐头”。从四川农村考入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芳芳和她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出身平凡，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赢得一切，刚毕业时，她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留在北京做记者。为此，还没有毕业，她就托老师介绍去一个报社实习。
熟悉资本市场的人都会记得，2006年是历史性的一年。股改带动的不仅仅是制度变革，而且是普通人压抑已久的热情。一时间大街小巷充塞了“牛气”，公司小职员的屏幕上总是飘红，饭桌上的谈资不离蓝筹和涨停。媒体也不例外，到处加开证券、基金等版块，芳芳花20块钱买了部小电视，每天早上爬起来看证券节目，浏览网站， 从各种公告里找选题，下午到报社报选题、打电话、写稿，然后帮编辑做版，直忙到晚上10点过后，才摸着黑坐车回学校。但最终，那家报社没有让她留下，领导告诉她那一年没有应届毕业生的指标，除非是北京生源。
从那之后，芳芳开始辗转在北京找工作，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去过，官僚刻板的国有单位、每天都面临生存危机的市场化机构等等，要么别人不要她，要么是她自己受不了，最终她也没能在北京留下，而是跟着一个师姐去了遥远的广州，她们在一份新报纸里，创设了基金版块。接下来的5年里，中国资本市场起起伏伏，芳芳却一直守在那个报纸，她没有像身边的同事那样，不断地跳槽，去基金公司、去新兴媒体，追逐时代潮流，她是个不那么喜欢折腾的人。
到现在，尽管才26岁，她已经算是创刊元老，借了钱买房结婚、用炒股的收入还钱、每月还房贷，接下来准备生个孩子，她一点也没有觉得生活会像电视中描述的房奴那样痛苦。芳芳一直都觉得广州是个不错的地方，这个城市给予了市场化的企业更多生存机会，也就给了他们这类毫无背景的青年人更多机会。当年的同班同学留在北京的，大部分都去了各种各样的机关单位。他们的生活，对于芳芳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仿佛另外一个世界。
中国的城市化给这一代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虽然媒体和网络上整天都在讨论各种各样的不公正，虽然他们在追求理想生活的时候，也会遭遇着这样那样的束缚，比如那恼人的户口。但对于那些不断调整生活梦想和方向的人来说，面临着的依旧是相当广阔的空间，新兴的城市、新兴的领域提供了无数机会。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回想，当初的梦想或许只是被这个社会塑造出来的梦想，而不是自己真实的梦想。
“高帅富”们的职场
毕业已近5年，虽然忙碌，但跟大学时的同学总还会时不时地保持着联系，大家偶尔也会“八卦”下现在谁混得更成功。刘晖是大多数人公认的成功者，26岁，基金公司副总，同时自己创办了一家投资管理公司，这个老同学几乎具备男性时尚杂志中“模板”故事的所有元素：良好的家庭背景、学历、能力，当然还有享受生活的能力。他家族中3代人都在金融系统工作；本人重点大学本科毕业、MBA学位；他谈论金融业发展趋势和产品设计时韬略满腹；他到过国外10几个国家旅行，偷闲会去海岛度假……
刘晖从来都没有为工作犯愁过，刚毕业那会，他选择在北京创业，因为他实在不想回去老家云南，他的家族3代都在云南从事金融业，毕业后回去，进入一家稳定的金融大机构，谋一个轻松又有前途的职位，是家人早就安排好的。不过，他的创业很快就失败了。最终还是回去了云南。
刘晖的职业生涯从云南一家知名银行的行长助理开始，3年多后，他清楚行政不是自己所好，转而到另一家银行，接触票据和投行业务。他一点也不讳言，这两份工作都“动用了家里的资源”，竞争行长助理职位的时候，他因论文答辩时间冲突无法参加笔试，直接通过面试拿下了这个炙手可热的职位。这是一个异常顺利、连他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行长、人力资源负责人，都是他家的熟人。
因为票据业务来钱快、认识人多、合作深度广，他在这个阶段迅速建立了自己的人脉。一位在合作中认识的国企老总在筹建基金公司时找到他，于是他再次跳槽成为新公司的副总，全面负责业务，其中一款房地产基金，路演在即。
“我应该是很幸运的，能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现在做的事情，在业内其实也很普通，都是传统的业务模式和产品，只不过是利用了现有的资源，包括人脉、家庭资源等。”他回答问题前都会下意识清清嗓子，说话坦诚有礼，却又滴水不漏，尽管才26岁，已然是十足的金融精英范儿。
套用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命名，刘晖属于典型的“高帅富”群体，但他显然与媒体和网络世界乐此不疲挖掘的那种张扬跋扈的“富二代”形象相去甚远。在中国这样一个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中，家族的庇佑让刘晖们在与同龄人竞争时，处处能够占得先机，但要想真正取得什么事业的成就，他们同样需要在这个残酷却又不健全的市场社会中慢慢跋涉。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不过30余年，真正可以坐享其成的“富二代”群体仍然只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