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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1日，是段文杰先生离开我们的日子。这一天，离1946年他初来敦煌，已经整整65个年头。在95载的生命历程中，在半个多世纪的敦煌生涯里，段老以他的聪明睿智、旺盛创造和执着追求，与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一道，潜心敦煌壁画临摹、保护、弘扬和敦煌学研究，开创和发展了敦煌文物事业。特别是他自20世纪80年代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以后，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创了敦煌事业的新局面，带领全院职工把敦煌文物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作为段老的学生、助手和继任者，对此感受良多。
段文杰先生自始至终保持着学者的风范与本色。“文革”刚刚过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所里一度还比较混乱，人心思定。他与所里研究人员逐个谈心，鼓励大家研究写文章，把失去的十年追回来；并主动与兰州大学学报编辑部联系，开辟敦煌学研究成果刊发和学术讨论的阵地。他还在兰州大学作敦煌艺术的学术报告，积极恢复和弘扬、扩大敦煌学的影响。
在段文杰先生的主持下，上世纪80年代前期，敦煌学研究在全国形成一个高潮，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后来的敦煌研究院，得到全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刮目相看。在学术研究的带动下，前来敦煌石窟参观的游客和研究人员不断增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级建制日渐不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段老多方奔走呼吁，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人和甘肃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莫高窟，在北京休养的常书鸿先生也专程来到莫高窟陪同视察。段文杰先生不仅对小平同志一行进行了精彩娴熟的讲解，还以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所长身份，详细汇报了当时有关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并提出最大的问题是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方面的经费存在困难，莫高窟的一些洞窟还需要加固；又汇报了专业人员太少、需要的人才调不进、大学生分配没人来和需要改善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问题。邓小平同志听了之后频频点头，对陪同他视察的王任重同志说：“你给他们解决一下吧。”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中央财政部拨出专款300万元，国家文物局和省上也很快派工作组来敦煌调查研究，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敦煌文物研究所利用这笔经费，在莫高窟对面开辟新区，修建了办公楼、科研楼和宿舍楼，使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职工从此告别了长达40年的住土坯房、没有自来水、无处就医看病、子女无法正常上学的艰苦生活。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并在敦煌市内盖起了家属院，使职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解决了职工子女就学教育问题。
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先生任首任院长。在他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文物安全、壁画和塑像修复、环境监测、治沙固沙、石窟科学管理和对外开放等各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成为我国文物领域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在管理方面，段先生勇于负责。1989年，莫高窟发生一起壁画失窃事件。段院长痛心疾首，一方面紧急上报破案，进行深刻自我批评；一方面强化安全措施，亲自住到洞窟里去值班看护。这个案子虽然迅速告破，但他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精神令我难忘。此次事件给敦煌石窟文物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段老视文物安全如生命的工作态度，也深深影响了全院职工。此后，促使全院对文物安全工作进一步强化管理，加大投入，由于措施得当、高度重视，莫高窟再没有发生人为因素引起的文物安全问题。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段文杰先生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学术界，建立敦煌学国际研究中心是段老提出的。敦煌学自20世纪初随着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流散生发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法国是敦煌学的两大阵地，长期有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敦煌学在日本”的一些说法。段文杰先生出于学者的民族自尊，对此觉得很不是滋味。他时常勉励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要努力追赶日本、超过日本。他不仅自己废寝忘食深入钻研，撰写文章，而且鼓励大家一起研究、多写文章，谁有突破就大力表扬。如刘玉权发现了敦煌石窟中一批回鹘人的洞窟、霍熙亮在经变中发现了梵网经变、彭金章专注于北区石窟考古研究，都得到段先生的表扬。有感于敦煌学学术成果刊发不易，他创办了《敦煌研究》杂志，并担任主编，为中国敦煌学的壮大打开了
段文杰先生自始至终保持着学者的风范与本色。“文革”刚刚过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所里一度还比较混乱，人心思定。他与所里研究人员逐个谈心，鼓励大家研究写文章，把失去的十年追回来；并主动与兰州大学学报编辑部联系，开辟敦煌学研究成果刊发和学术讨论的阵地。他还在兰州大学作敦煌艺术的学术报告，积极恢复和弘扬、扩大敦煌学的影响。
在段文杰先生的主持下，上世纪80年代前期，敦煌学研究在全国形成一个高潮，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后来的敦煌研究院，得到全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刮目相看。在学术研究的带动下，前来敦煌石窟参观的游客和研究人员不断增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级建制日渐不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段老多方奔走呼吁，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人和甘肃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莫高窟，在北京休养的常书鸿先生也专程来到莫高窟陪同视察。段文杰先生不仅对小平同志一行进行了精彩娴熟的讲解，还以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所长身份，详细汇报了当时有关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并提出最大的问题是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方面的经费存在困难，莫高窟的一些洞窟还需要加固；又汇报了专业人员太少、需要的人才调不进、大学生分配没人来和需要改善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问题。邓小平同志听了之后频频点头，对陪同他视察的王任重同志说：“你给他们解决一下吧。”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中央财政部拨出专款300万元，国家文物局和省上也很快派工作组来敦煌调查研究，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敦煌文物研究所利用这笔经费，在莫高窟对面开辟新区，修建了办公楼、科研楼和宿舍楼，使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职工从此告别了长达40年的住土坯房、没有自来水、无处就医看病、子女无法正常上学的艰苦生活。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并在敦煌市内盖起了家属院，使职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解决了职工子女就学教育问题。
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先生任首任院长。在他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文物安全、壁画和塑像修复、环境监测、治沙固沙、石窟科学管理和对外开放等各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成为我国文物领域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在管理方面，段先生勇于负责。1989年，莫高窟发生一起壁画失窃事件。段院长痛心疾首，一方面紧急上报破案，进行深刻自我批评；一方面强化安全措施，亲自住到洞窟里去值班看护。这个案子虽然迅速告破，但他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精神令我难忘。此次事件给敦煌石窟文物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段老视文物安全如生命的工作态度，也深深影响了全院职工。此后，促使全院对文物安全工作进一步强化管理，加大投入，由于措施得当、高度重视，莫高窟再没有发生人为因素引起的文物安全问题。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段文杰先生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学术界，建立敦煌学国际研究中心是段老提出的。敦煌学自20世纪初随着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流散生发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法国是敦煌学的两大阵地，长期有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敦煌学在日本”的一些说法。段文杰先生出于学者的民族自尊，对此觉得很不是滋味。他时常勉励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要努力追赶日本、超过日本。他不仅自己废寝忘食深入钻研，撰写文章，而且鼓励大家一起研究、多写文章，谁有突破就大力表扬。如刘玉权发现了敦煌石窟中一批回鹘人的洞窟、霍熙亮在经变中发现了梵网经变、彭金章专注于北区石窟考古研究，都得到段先生的表扬。有感于敦煌学学术成果刊发不易，他创办了《敦煌研究》杂志，并担任主编，为中国敦煌学的壮大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