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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段先生的了解并不全面，但对段先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和敦煌研究院院长期间的政绩从各种途径听说很多，一直十分景仰。对段先生的学术研究，由于教学的关系，在学校讲授敦煌石窟艺术时经常参考段先生的论著，感觉是段先生对敦煌石窟艺术有比较宏观、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认识。但对段先生在临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知道得不多。这次在来兰州之前，读了刚出版的《敦煌研究》第3期上纪念段先生的文章，对段先生作为学术领导人、临摹家和研究者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是读了孙儒僴、李其琼和关友惠等先生的回忆文章，使我对段先生充满了景仰之情。段先生作为学术领导人、临摹家和研究者三位一体，样样都做得很出色，我今天主要就作为学术领导人的段先生谈几点感受。
一、长期扎根敦煌，为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献出了毕生精力
段先生自1946年从内地来到的敦煌莫高窟，以后长期扎根于此。与内地相比，敦煌莫高窟的条件当然是艰苦的。记得我第一次到莫高窟是1984年，那时候研究人员的生活条件应该比1946年有了很大改善，我看了以后仍然是很受震撼。难能可贵的是，段先生在当了所长、院长以后，仍然是以敦煌莫高窟为家。应该说，在敦煌研究院中，献身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事业的有一大批人，段先生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段先生作为所长、院长以敦煌为家的意义。第一，应该承认，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是吃不了这个苦的。像我们这些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的人，应该对长期工作在敦煌工作的同行充满敬意。这是发自内心的敬意。第二，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长期扎根敦煌，还具有象征意义和以身垂范的意义。这种身教是胜过任何豪言壮语的。
二、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成为全国的龙头，段先生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我国，保存至今的石窟寺群很多，但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始终是全国的龙头。由于具有榜样的示范作用，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了敦煌的范围。而段先生在其中也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点似乎人们提到的不多。我到新疆克孜尔石窟和四川大足石窟参观，那里的研究人员都曾谈到他们对洞窟的研究受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影响，有的是段先生的直接指导，有的是敦煌文物研究所或敦煌研究院其他研究人员的指导。由于石窟寺的保护和研究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敦煌石窟在保护和研究方面又往往是先走一步，自然对其他地方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这当然也不是段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但段先生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实际主持人、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多年，他在其中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
三、在推动敦煌研究院对外交流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段先生就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之前，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对外交流很少。段先生就任以后，大力推动对外学术交流。根据樊院长的文章，在段先生任期内，先后有近60人赴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深造。就一个学术单位来说，出去这么多人，领导人没有一定的魄力是肯定不行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连我们这些在北京工作的人对敦煌研究院人员的出国机会都是很羡慕的。以上说的近60人是指时间比较长的深造。此外，段先生任内还创造了还有很多短期出外访问的机会，很多年纪大一些的研究院人员可以利用短期访问的机会参观国外的美术展览、查阅敦煌遗书。段先生推动对外学术交流的第三个举措是请外国友人和研究者到敦煌来参观或从事考察、研究。在这方面，影响最大、交往最多的是日本友人和专家。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措施，在段先生任内，敦煌研究院的对外交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段先生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创建者之一。他不仅参与了学会的创建，还长期担任学会的副会长，为学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由学会策划、组织的《敦煌学大辞典》，就得到了段先生大力支持，并担任该辞典的副主编。
总之，段先生是一位洞悉大局、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的学术领导人，他在任期间的许多举措奠定了敦煌研究院的基础和格局，如重视人才培养、重视学术研究、大力推动对外学术交流、创办《敦煌研究》和石窟保护基金会等，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大力挖掘和弘扬，并将对以后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一、长期扎根敦煌，为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献出了毕生精力
段先生自1946年从内地来到的敦煌莫高窟，以后长期扎根于此。与内地相比，敦煌莫高窟的条件当然是艰苦的。记得我第一次到莫高窟是1984年，那时候研究人员的生活条件应该比1946年有了很大改善，我看了以后仍然是很受震撼。难能可贵的是，段先生在当了所长、院长以后，仍然是以敦煌莫高窟为家。应该说，在敦煌研究院中，献身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事业的有一大批人，段先生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段先生作为所长、院长以敦煌为家的意义。第一，应该承认，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是吃不了这个苦的。像我们这些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的人，应该对长期工作在敦煌工作的同行充满敬意。这是发自内心的敬意。第二，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长期扎根敦煌，还具有象征意义和以身垂范的意义。这种身教是胜过任何豪言壮语的。
二、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成为全国的龙头，段先生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我国，保存至今的石窟寺群很多，但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始终是全国的龙头。由于具有榜样的示范作用，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了敦煌的范围。而段先生在其中也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点似乎人们提到的不多。我到新疆克孜尔石窟和四川大足石窟参观，那里的研究人员都曾谈到他们对洞窟的研究受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影响，有的是段先生的直接指导，有的是敦煌文物研究所或敦煌研究院其他研究人员的指导。由于石窟寺的保护和研究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敦煌石窟在保护和研究方面又往往是先走一步，自然对其他地方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这当然也不是段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但段先生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实际主持人、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多年，他在其中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
三、在推动敦煌研究院对外交流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段先生就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之前，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对外交流很少。段先生就任以后，大力推动对外学术交流。根据樊院长的文章，在段先生任期内，先后有近60人赴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深造。就一个学术单位来说，出去这么多人，领导人没有一定的魄力是肯定不行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连我们这些在北京工作的人对敦煌研究院人员的出国机会都是很羡慕的。以上说的近60人是指时间比较长的深造。此外，段先生任内还创造了还有很多短期出外访问的机会，很多年纪大一些的研究院人员可以利用短期访问的机会参观国外的美术展览、查阅敦煌遗书。段先生推动对外学术交流的第三个举措是请外国友人和研究者到敦煌来参观或从事考察、研究。在这方面，影响最大、交往最多的是日本友人和专家。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措施，在段先生任内，敦煌研究院的对外交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段先生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创建者之一。他不仅参与了学会的创建，还长期担任学会的副会长，为学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由学会策划、组织的《敦煌学大辞典》，就得到了段先生大力支持，并担任该辞典的副主编。
总之，段先生是一位洞悉大局、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的学术领导人，他在任期间的许多举措奠定了敦煌研究院的基础和格局，如重视人才培养、重视学术研究、大力推动对外学术交流、创办《敦煌研究》和石窟保护基金会等，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大力挖掘和弘扬，并将对以后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