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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侄子周荣庆到基层锻炼
周恩来兄弟三人，周恩溥比周恩来小一岁，周恩寿比周恩来小6岁。周恩溥生有一子，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知道他俩弟弟事的人不多。
周恩溥字博宇，乳名“和尚”，长大后跟随伯父周贻赓在东北谋事。1944年在山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46岁。周恩寿出生后因皮肤稍黑一些，家里人给他起了乳名“小黑子”，学名恩寿。1921年考入南开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在北京去世。
周家是个大家族，在“恩”字辈里，周恩来排行第七，按照江南风俗，晚辈称邓颖超为“七妈”。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晚辈要求很严。周恩来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
周恩溥去世后，他的妻子王兰芳拉扯着儿子周荣庆长大成人。1950年，王兰芳带着周荣庆来北京生活。
周恩来的伯父和王兰芳的父亲是至交，王兰芳在哈尔滨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王兰芳参加革命以后，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对王兰芳说：“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王兰芳听从大哥的建议，从此成了一位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王兰芳随儿子周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从此，他们扎根焦作，一直到王兰芳病逝。
第二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大炼钢铁运动席卷全国。来到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的周荣庆也参加到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运动。
每月拿出50元让弟媳治病
在工作中，周荣庆和晋菊清建立了恋爱关系。出生在焦作郊区农村的晋菊清的经历和周荣庆相似，她幼时，父亲病逝，母亲拉着她和大哥到江苏徐州一带沿街乞讨，才算活了下来。
大炼钢铁开始后，晋菊清等12位姑娘分成三个班，成立了“三八”炼钢炉。晋菊清由于踏实肯干，不久便受到钢铁厂领导的表扬，也赢得了全厂工人们的尊敬。长相俊俏的她被大家称为“炉花”。
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姑娘神秘地对晋菊清说：“你知道周荣庆是什么身份吗？”晋菊清不在乎地说：“他就是从北京来的一个工人。”几位姑娘的话却让晋菊清大吃一惊：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
在吃惊之余，晋菊清又感到生气。她找到周荣庆质问：“你是周总理的侄儿，为什么不告诉我？”见瞒不住了，周荣庆说：“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我和他的关系。”
晋菊清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农民，高攀不上。王兰芳对晋菊清说：“我们是总理的亲属不假，但我们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王兰芳的一席话消除了晋菊清的疑虑。双方母亲把他俩结婚的日子定在1959年5月10日。
婚前，周荣庆按母亲的吩咐给大伯和七妈（邓颖超）写信报喜。接到大侄儿的信，周总理立即给荣庆回信庆贺，邓颖超也随信给一对新人寄来了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婚后的第二年，周荣庆调到焦作市供电局，晋菊清也调到焦作布鞋厂。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周荣庆又从焦作市供电局先后调到焦作市轮胎厂、重工局等多家单位，但始终没有做过一官半职。
王兰芳身体不好，每次去北京看病，医药费都是周恩来承担。周恩来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她用，而且规定这50元其他人一点都不能用。她享有的一个最大特殊待遇是，每次去北京看病都是周恩来的红旗车接送。
周总理除了每月给王兰芳50元外，还要照顾其他亲属。1951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不断有亲友上书、上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太忙，邓颖超主动承担了这些“家务事”。凡是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1/3用来帮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实行工资制后，夫妇俩就开始用工资的节余部分来补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他们来北京治病。
1959年8月，周荣庆的堂兄周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北京。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周总理夫妇为了招待他们，竟然把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走时，给了他们100元。
1963年，周华章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周荣庆到北京出差去看望周恩来伯父。伯父特意让周荣庆去看周华章一家，给周华章哥带去了40元钱，周荣庆还捎去了伯父的嘱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生了。”
总理夫妇为孩子改名
1968年5月3日，在晋菊清的陪同下，王兰芳从新乡坐火车来到北京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
这天早上，周荣庆找了一辆车把母亲和妻儿送到新乡火车站。因为没买到座位票，上火车后，晋菊清找了一片硬纸板让婆母坐在车厢接口处，她怀抱2岁的小儿子，手拉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女儿，站在婆母身边，一直熬到北京。
5月6日上午10时，当晋菊清带着孩子随婆母走进中南海西花厅时，邓颖超迎了出来，她接过晋菊清怀里的小儿子，亲了亲说：“多可爱的胖小子啊！”邓颖超和蔼的笑容让晋菊清放松了不少，在攀谈中知道，邓颖超和晋菊清都是河南老乡。原来，邓颖超是河南光山县人。晋菊清成了周氏家族中的第二位河南媳妇。
中午时分，办公回来的周恩来一见到她们几个来了，非常高兴，弯腰轮流抱起三个孩子亲了一遍。
周恩来问王兰芳：“兰芳，最近身体还好吗？”王兰芳说：“全托菊清这孩子照顾得好，我身体挺棒的。”听后，周恩来对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晋菊清连连点头。周恩来还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阶级，又是农民的女儿，我还得向你学习呢。”晋菊清一听急忙说：“总理，我向您学习！”
中午在饭桌上，周总理问晋菊清：“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晋菊清说：“老大1960年3月29日出生，当时正好赶上您到印度访问，荣庆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儿，出生时我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她老人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周小莉；老三出生时又赶上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叫周中越。”
周总理听后，笑着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想了想对总理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小到大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总理想了想说：“勇、红、军，好！就叫这名字吧。”
走时，周恩来还送给晋菊清一块手表，邓颖超还送了很多她的衣服、鞋子。
总理遗风代代传承
在周家发生过两件大事，一件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另一件是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
1976年1月8日晚上，周荣庆一家正在吃饭，突然接到邓颖超的电报，电报上说：“总理逝世，在京的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而就在周恩来去世前50天，68岁的王兰芳去世。当天，周荣庆就打电话给伯父。当时周恩来重病在身，邓颖超接到电话后，立即回电告诉周荣庆夫妇：葬礼一切从简，听从焦作市民政局的安排。由于当时没有火葬场，晋菊清和丈夫含泪把母亲土葬在焦作烈士陵园里。不久，焦作市有关部门指示：只要不是烈士和老红军，原先是土葬的，一律改为火葬。晋菊清一家立即行动，带头火葬。
伯父周恩来去世后，晋菊清心里时常挂念邓颖超的健康状况，总想去北京看望她。但每次给邓颖超写信说想去北京看她时，邓颖超总在回信中说：“你们都很忙，来回又要花钱，还是不来好。”
这次，晋菊清一个人去了北京。到北京后，晋菊清先见到大妹周秉德，秉德告诉她：“七妈病重得很，工作人员不让外人见她。”晋菊清哭着找到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说她大老远从河南来北京一趟不容易，不见七妈一眼，她心里难受。赵炜破例答应让她见邓颖超一面。
看到七妈瘦弱的脸上挂满了病态的疲倦，晋菊清哭了。看到侄媳妇哭，邓颖超说：“菊清，好孩子，不许哭。记住，今后无论怎样，你们都要坚强些。荣庆和孩子们都好吧？”晋菊清含泪点了点头。
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就病了。病中的周荣庆后悔他没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带着这个遗憾，1992年1月15日，63岁的周荣庆去世了。临终前，周荣庆告诉妻子和儿女们，他死后，不要惊动病中的七妈和三叔三婶及堂兄妹们，更不要大操大办。晋菊清悄悄料理了他的后事。
周荣庆去世不久，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也逝世了。晋菊清当时没得到中央的通知，她是从广播中得知七妈逝世消息的。当晋菊清领着三个儿女到了北京后，才知道是邓颖超嘱咐不让通知外地亲属的。邓颖超的秘书赵炜特意告诉治丧委员会，让他们随周家、邓家的亲属们一起参加了邓颖超的遗体告别仪式。
邓颖超的葬礼结束后，赵炜把邓颖超的部分衣物分给了周家、邓家的亲属们留作纪念。
晋菊清为人低调，也从不以总理的侄媳妇自居。如果不是当年王兰芳病重，焦作市革命委员会还不知道这个家庭住在哪里。因为王兰芳病重，周恩来才给焦作市革命委员会打电话。当时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周志勇的家，六口人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
据周志勇回忆，他小时候跟随奶奶都是暑假或寒假去一下北京。爷爷周总理规定只能在假期、出差时去看他，不能请假去看他，否则不见。他一共就和周总理爷爷一起吃过两三次饭。他太忙了，很少回家。有时候在那里待10天还见不到他一面。爷爷要求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以他的亲戚身份要求什么。
1989年，晋菊清退休在家。现在，晋菊清一个人住在10平方米大的旧房子里，儿子们几次让她搬过去一起住，老人都不愿意。说自己身体好，在这里住习惯了。晋菊清的家里非常简朴，屋子里摆放了一张床和一张简陋的桌子。
2008年2月，在江苏淮安方面的几次邀请下，晋菊清参加了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周恩来逝世后不久，他们全家还是赶赴北京参加悼念活动，邓颖超将总理生前穿用过的衣物分送给亲属，以示怀念。在座谈会上，晋菊清母子向周恩来故居捐赠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生前的遗物。这也了却了全家人的一个心愿——让更多的人看到衣领已经破旧的衣服，学习周恩来倡导的艰苦朴素的崇高精神。
周荣庆的三个子女中，周志勇是当地的一位干部，其他二人，一个经商，一个没有固定工作。
1988年，周志勇作为焦作市政管理处一名员工，被调到焦作市城管大队工作。由于工作努力，2008年初，被任命为焦作市城建监察支队支队长助理。同事、领导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周志勇的弟弟周志军经营着一家企业，他连续五次在周总理逝世日到周总理故居敬献花篮。他说，爷爷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品质，让他的子孙后代受益终生。比如说，传承下来的艰苦朴素、自强自立、互相关爱的家风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教育很深。
（责编雷蕾）
周恩来兄弟三人，周恩溥比周恩来小一岁，周恩寿比周恩来小6岁。周恩溥生有一子，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知道他俩弟弟事的人不多。
周恩溥字博宇，乳名“和尚”，长大后跟随伯父周贻赓在东北谋事。1944年在山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46岁。周恩寿出生后因皮肤稍黑一些，家里人给他起了乳名“小黑子”，学名恩寿。1921年考入南开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在北京去世。
周家是个大家族，在“恩”字辈里，周恩来排行第七，按照江南风俗，晚辈称邓颖超为“七妈”。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晚辈要求很严。周恩来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
周恩溥去世后，他的妻子王兰芳拉扯着儿子周荣庆长大成人。1950年，王兰芳带着周荣庆来北京生活。
周恩来的伯父和王兰芳的父亲是至交，王兰芳在哈尔滨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王兰芳参加革命以后，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对王兰芳说：“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王兰芳听从大哥的建议，从此成了一位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王兰芳随儿子周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从此，他们扎根焦作，一直到王兰芳病逝。
第二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大炼钢铁运动席卷全国。来到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的周荣庆也参加到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运动。
每月拿出50元让弟媳治病
在工作中，周荣庆和晋菊清建立了恋爱关系。出生在焦作郊区农村的晋菊清的经历和周荣庆相似，她幼时，父亲病逝，母亲拉着她和大哥到江苏徐州一带沿街乞讨，才算活了下来。
大炼钢铁开始后，晋菊清等12位姑娘分成三个班，成立了“三八”炼钢炉。晋菊清由于踏实肯干，不久便受到钢铁厂领导的表扬，也赢得了全厂工人们的尊敬。长相俊俏的她被大家称为“炉花”。
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姑娘神秘地对晋菊清说：“你知道周荣庆是什么身份吗？”晋菊清不在乎地说：“他就是从北京来的一个工人。”几位姑娘的话却让晋菊清大吃一惊：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
在吃惊之余，晋菊清又感到生气。她找到周荣庆质问：“你是周总理的侄儿，为什么不告诉我？”见瞒不住了，周荣庆说：“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我和他的关系。”
晋菊清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农民，高攀不上。王兰芳对晋菊清说：“我们是总理的亲属不假，但我们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王兰芳的一席话消除了晋菊清的疑虑。双方母亲把他俩结婚的日子定在1959年5月10日。
婚前，周荣庆按母亲的吩咐给大伯和七妈（邓颖超）写信报喜。接到大侄儿的信，周总理立即给荣庆回信庆贺，邓颖超也随信给一对新人寄来了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婚后的第二年，周荣庆调到焦作市供电局，晋菊清也调到焦作布鞋厂。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周荣庆又从焦作市供电局先后调到焦作市轮胎厂、重工局等多家单位，但始终没有做过一官半职。
王兰芳身体不好，每次去北京看病，医药费都是周恩来承担。周恩来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她用，而且规定这50元其他人一点都不能用。她享有的一个最大特殊待遇是，每次去北京看病都是周恩来的红旗车接送。
周总理除了每月给王兰芳50元外，还要照顾其他亲属。1951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不断有亲友上书、上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太忙，邓颖超主动承担了这些“家务事”。凡是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1/3用来帮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实行工资制后，夫妇俩就开始用工资的节余部分来补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他们来北京治病。
1959年8月，周荣庆的堂兄周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北京。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周总理夫妇为了招待他们，竟然把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走时，给了他们100元。
1963年，周华章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周荣庆到北京出差去看望周恩来伯父。伯父特意让周荣庆去看周华章一家，给周华章哥带去了40元钱，周荣庆还捎去了伯父的嘱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生了。”
总理夫妇为孩子改名
1968年5月3日，在晋菊清的陪同下，王兰芳从新乡坐火车来到北京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
这天早上，周荣庆找了一辆车把母亲和妻儿送到新乡火车站。因为没买到座位票，上火车后，晋菊清找了一片硬纸板让婆母坐在车厢接口处，她怀抱2岁的小儿子，手拉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女儿，站在婆母身边，一直熬到北京。
5月6日上午10时，当晋菊清带着孩子随婆母走进中南海西花厅时，邓颖超迎了出来，她接过晋菊清怀里的小儿子，亲了亲说：“多可爱的胖小子啊！”邓颖超和蔼的笑容让晋菊清放松了不少，在攀谈中知道，邓颖超和晋菊清都是河南老乡。原来，邓颖超是河南光山县人。晋菊清成了周氏家族中的第二位河南媳妇。
中午时分，办公回来的周恩来一见到她们几个来了，非常高兴，弯腰轮流抱起三个孩子亲了一遍。
周恩来问王兰芳：“兰芳，最近身体还好吗？”王兰芳说：“全托菊清这孩子照顾得好，我身体挺棒的。”听后，周恩来对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晋菊清连连点头。周恩来还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阶级，又是农民的女儿，我还得向你学习呢。”晋菊清一听急忙说：“总理，我向您学习！”
中午在饭桌上，周总理问晋菊清：“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晋菊清说：“老大1960年3月29日出生，当时正好赶上您到印度访问，荣庆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儿，出生时我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她老人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周小莉；老三出生时又赶上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叫周中越。”
周总理听后，笑着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想了想对总理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小到大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总理想了想说：“勇、红、军，好！就叫这名字吧。”
走时，周恩来还送给晋菊清一块手表，邓颖超还送了很多她的衣服、鞋子。
总理遗风代代传承
在周家发生过两件大事，一件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另一件是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
1976年1月8日晚上，周荣庆一家正在吃饭，突然接到邓颖超的电报，电报上说：“总理逝世，在京的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而就在周恩来去世前50天，68岁的王兰芳去世。当天，周荣庆就打电话给伯父。当时周恩来重病在身，邓颖超接到电话后，立即回电告诉周荣庆夫妇：葬礼一切从简，听从焦作市民政局的安排。由于当时没有火葬场，晋菊清和丈夫含泪把母亲土葬在焦作烈士陵园里。不久，焦作市有关部门指示：只要不是烈士和老红军，原先是土葬的，一律改为火葬。晋菊清一家立即行动，带头火葬。
伯父周恩来去世后，晋菊清心里时常挂念邓颖超的健康状况，总想去北京看望她。但每次给邓颖超写信说想去北京看她时，邓颖超总在回信中说：“你们都很忙，来回又要花钱，还是不来好。”
这次，晋菊清一个人去了北京。到北京后，晋菊清先见到大妹周秉德，秉德告诉她：“七妈病重得很，工作人员不让外人见她。”晋菊清哭着找到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说她大老远从河南来北京一趟不容易，不见七妈一眼，她心里难受。赵炜破例答应让她见邓颖超一面。
看到七妈瘦弱的脸上挂满了病态的疲倦，晋菊清哭了。看到侄媳妇哭，邓颖超说：“菊清，好孩子，不许哭。记住，今后无论怎样，你们都要坚强些。荣庆和孩子们都好吧？”晋菊清含泪点了点头。
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就病了。病中的周荣庆后悔他没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带着这个遗憾，1992年1月15日，63岁的周荣庆去世了。临终前，周荣庆告诉妻子和儿女们，他死后，不要惊动病中的七妈和三叔三婶及堂兄妹们，更不要大操大办。晋菊清悄悄料理了他的后事。
周荣庆去世不久，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也逝世了。晋菊清当时没得到中央的通知，她是从广播中得知七妈逝世消息的。当晋菊清领着三个儿女到了北京后，才知道是邓颖超嘱咐不让通知外地亲属的。邓颖超的秘书赵炜特意告诉治丧委员会，让他们随周家、邓家的亲属们一起参加了邓颖超的遗体告别仪式。
邓颖超的葬礼结束后，赵炜把邓颖超的部分衣物分给了周家、邓家的亲属们留作纪念。
晋菊清为人低调，也从不以总理的侄媳妇自居。如果不是当年王兰芳病重，焦作市革命委员会还不知道这个家庭住在哪里。因为王兰芳病重，周恩来才给焦作市革命委员会打电话。当时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周志勇的家，六口人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
据周志勇回忆，他小时候跟随奶奶都是暑假或寒假去一下北京。爷爷周总理规定只能在假期、出差时去看他，不能请假去看他，否则不见。他一共就和周总理爷爷一起吃过两三次饭。他太忙了，很少回家。有时候在那里待10天还见不到他一面。爷爷要求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以他的亲戚身份要求什么。
1989年，晋菊清退休在家。现在，晋菊清一个人住在10平方米大的旧房子里，儿子们几次让她搬过去一起住，老人都不愿意。说自己身体好，在这里住习惯了。晋菊清的家里非常简朴，屋子里摆放了一张床和一张简陋的桌子。
2008年2月，在江苏淮安方面的几次邀请下，晋菊清参加了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周恩来逝世后不久，他们全家还是赶赴北京参加悼念活动，邓颖超将总理生前穿用过的衣物分送给亲属，以示怀念。在座谈会上，晋菊清母子向周恩来故居捐赠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生前的遗物。这也了却了全家人的一个心愿——让更多的人看到衣领已经破旧的衣服，学习周恩来倡导的艰苦朴素的崇高精神。
周荣庆的三个子女中，周志勇是当地的一位干部，其他二人，一个经商，一个没有固定工作。
1988年，周志勇作为焦作市政管理处一名员工，被调到焦作市城管大队工作。由于工作努力，2008年初，被任命为焦作市城建监察支队支队长助理。同事、领导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周志勇的弟弟周志军经营着一家企业，他连续五次在周总理逝世日到周总理故居敬献花篮。他说，爷爷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品质，让他的子孙后代受益终生。比如说，传承下来的艰苦朴素、自强自立、互相关爱的家风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教育很深。
（责编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