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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登少鸿的博客，听到额尔古纳乐队的一曲《往日时光》，那舒缓的，娓娓道来的歌声，引起了我对过去时光的许多回忆。
与少鸿的相识是在70年代的冷水江资江氮肥厂。1976年的秋天，在熹微的晨光中，拎着家里的旧纸皮箱，为自己买了一个饭碗，从邵阳的码头登船，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工厂生涯。
资江氮肥厂坐落在大山的脚下，离冷水江市还有几十公里路程，厂区里塔罐林立，管道纵横，几座高耸入云的烟囱不分昼夜地吐着各种颜色的的烟雾。少鸿比我早一年进厂，是从他下放的农村招工进厂的。他分配在尿素车间，我在合成车间，两个车间中间相隔着一条马路。我们从事的工作都是化工操作工。这在当时厂里是较为危险、艰苦也缺乏技术含量的工种。操作工是第一线的工人，面对着的化工容器每立方厘米有320公斤的压力，所以在工作岗位上必须精神高度集中。操作工是跟着机器一起运转的，需要三班倒。上班的时候一个岗位上通常只有一个人，在机器的轰鸣声和刺鼻的化工气体的包围中，孤独、困倦地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夜晚。能换个工种，有个上常白班的工作，是每个操作工人心中的梦想。
也许是源于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也许是岗位上漫漫难熬的长夜，让我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开始在文学书籍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工余休息的时候，我常常去厂图书室借书看，阅读速度也很快，两、三天就能读完一本书，“就像一头当时饿极了的牛扑到草地上，在文学上恶补，也不图什么，也不管拿的是什么书。”（少鸿语）而那时少鸿也是厂图书室的常客。 管理厂图书室的蔡师傅了记住了我们这几个常来图书室的人，凡有新书来，她都会给我们留着，优先推荐。
进厂后不久，我所在的车间发生了一场爆炸事故。那天轮到我休息，只听到一声巨响，厂区高空中升起了一朵蘑菇云，厂房一刹那变成了几根白色的水泥柱子，因化学气体的反应，接踵而至的是一场倾盆大雨。在那场事故中死亡一人，烧伤三人。死亡的是车间里的一名叫刘双如的青年女工，当她被抢救出来的时候，全身被烧的只剩了下脚底的皮肤是好的。车间里的女工们轮流去照看她。轮到我值班的那天，在去医院的路上，遇到迎面而来的面色凝重的师傅，她说，你不用去了……那是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目睹一个年轻生命的离去。尽管是在同一个车间，因不在同一个工段，加之是三班倒，我和那位女工见面也不多，她是个扎着两个短辫，干净、话语不多，笑容有些羞涩的姑娘。有一次看到她拿着条板凳去操场上看电影，她的男友也拿着板凳在后面远远地跟着，虽然他们招工进厂都已是20多岁了，但厂里规定学徒工不能谈恋爱，他们只能这样秘密地保持着距离。少鸿在他的中篇小说《绝响》里写到了这场事故，他也写了对这个女工的印象，工作服外常翻着颜色鲜艳的衬衣的领子。因为化纤衣料容易燃烧，我们上班穿的都是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正值青春年少的女工们，就只能在翻出来的领子上变化色彩了。少鸿去医院凭吊过这位女工的遗体，据他说盖在她身上的白被单似乎还被她口鼻中的气息冲得颤了一下，同时还听到了一声叹息。当然这是少鸿的幻觉，这个细节后来也被他写进了小说。小说中少鸿为这位女工的墓地献上了一束野花，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场景。这位女工就长眠在厂区的资江河畔，据说许多年以后，她的男友，那个搬着小板凳和她一起看电影的小伙子，在因病去世后所留下的遗愿，是要求安葬在她的身旁，永远地陪伴她。
爆炸事故以后，厂里开始进行抢修和车间的重建。我被抽调到工地指挥部当广播员，少鸿也被抽去做通讯员。他写稿，我播送，这样我们就认识了。虽然同在一个有三千工人的厂子里，虽然彼此车间只隔着一条马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爆炸，我们也可能不会认识，不会有交往的。那个时候少鸿已开始他的文学创作了，1977年第5期的《湘江文艺》上发表了他的诗歌处女作《当九月九日走进我们车间》，就反映了他的工人生活。因为工厂宿舍条件简陋，他是在趴在床头在小板凳上写下他的诗作的。厂里学徒工的月工资是19元，其中还有10元发的是食堂的饭菜票，但我们还是会千方百计节省下钱来去买自己喜爱的文学书籍。那时我住在女工宿舍楼，俗称“三八楼”，门卫管理很严，过上一段时间，少鸿就会来我宿舍谈谈文学，交流读书心得。少鸿本是个羞涩寡言不善于与异性交往的人，但与我交往却坦然大方，我想是文学使他突破了心理障碍，架起了我们之间的桥梁吧。我们有时会把各自的习作拿出来交流，听听对方的意见和看法。记得有一次，少鸿把他新创作的一首诗歌拿给我看，我看了以后，认真地对他说，你投到《湖南日报》去吧，我觉得能发表！过了些日子，少鸿来找我，说他那首诗歌真的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他同样很认真地对我说，以后他可以当作家，我可以当编辑。他发表这个预言的那一年，我还不到20岁。
那几年，冷水江文化馆的刊物上曾发过一些资氮青工的作品，我也在《广西文学》、《创作》、《新港》等刊物发表了自己的散文。
因为工厂春节也要连续生产，在当工人的7年时间里，我只回家过了两个春节，在工厂过年，也会给到食堂去买份带肉的菜，还会去附近的禾青供销社买一根长长的甘蔗。一次，在新年游艺会上，碰见也没有回家过年的少鸿，我们还一起猜中了许多谜语，当然大部分都是与文学有关的，赢了一大把花花绿绿的铅笔。
少鸿和我还曾经都是厂文艺宣传队的队员，他写朗诵诗和报幕词，偶尔也会客串一下群众演员。厂宣传队演出的节目有舞蹈、独唱、诗朗诵等，担任舞蹈编导和领舞的叫陈晓莎，她个子高高的，总是笑容可掬也总是保持着她那挺胸收腹的标准站姿。记得有次演出她亲手给参加群舞的少鸿化了妆，少鸿一下子英俊得让人认不出来了，众人纷纷叫好。宣传队还到附近的厂矿慰问演出。尽管当时节目艺术水准不高，演出的条件也很简陋，乐器和服装一般是自备。但大家演出的热情很高。台下坐着的大多是刚从矿井下上来，还没脱下安全帽，脸上还留着煤渍的工人，但是台上演员演得认真，台下观众看得投入，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演出结束后，意犹未尽的我们继续在回厂的汽车上引吭高歌，汽车在夜幕笼罩的崎岖的山路上行驶，摇摇晃晃地洒下一路欢声笑语，记得当时年纪最小的一个姓廖的小伙子唱得最欢。
后来，我和少鸿先后调离了资江氮肥厂。又过了些日子，在《湖南文学》当编辑的我，去常德参加笔会的时候，遇见了几年未见的少鸿。不期而遇让我们连声称奇，谁也没料到少鸿当年的预言真的实现了：他成了作家，而我也真的当了编辑。这时他已调入桃源县文联工作，文学创作也已渐入佳境，从诗歌创作转入小说写作。他始终坚持了他的文学追求，孜孜不倦地在文学之路上跋涉着。
少鸿人生中有8年是在工厂度过的，在少鸿的作品中有以当年的工厂生活为题材的，如小说《爆炸》、《情难独钟》等，可见少鸿在内心深处始终对这段生活心怀感念。几年前，湖南省作协组织了一次“工人作家回娘家”的活动，少鸿也在被邀请之列，当他满怀欣喜地前往阔别已久的工厂时，却因工厂改制有群体事件发生而不被接待，挡在了门外，这让他很是失落。不甘心的少鸿还是通过别的渠道回到了工厂，回到了他曾工作的车间，看望了曾经的工友。后来他与我谈起这次工厂之行，谈起工厂这些年的变化，谈起我们共同认识的人和事，我们都沉浸在对过去工厂的时光的回忆中。少鸿谈起这些所见所闻的时候，在我印象里始终是那么少言寡语、喜怒不形于色的他变得神采飞扬，话语滔滔不绝。当说起厂宣传队那个最年轻的小伙子小廖，因一些人生变故已变得有些呆傻的时候，我们都不禁为之感叹、惋惜，那些年，那些事……那些曾经的花儿现在散落在何方？《绝响》就是他专门以此次回厂之行为背景而创作的中篇小说。
生活是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都会成为你不可磨灭的记忆，成为你创作的财富。也正是前面有了务农的8年，工厂的8年，才会有少鸿后来文学创作的厚积薄发。文由心生，文学作品就是作家内心深处对生活最深刻和真切的表达。感谢文学，文学的烛光让我们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温暖而美好。
小说《梦生子》、《少年故乡》、《溺水的鱼》、《花枝乱颤》、《抱月行》、《大地芬芳》、电影《九三年的早稻》……随着少鸿一部部作品的面世，我为这位昔日的工友取得的文学创作成绩而欣喜和骄傲。衷心祝愿他的文学之路越走越坚实，越来越宽广！
与少鸿的相识是在70年代的冷水江资江氮肥厂。1976年的秋天，在熹微的晨光中，拎着家里的旧纸皮箱，为自己买了一个饭碗，从邵阳的码头登船，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工厂生涯。
资江氮肥厂坐落在大山的脚下，离冷水江市还有几十公里路程，厂区里塔罐林立，管道纵横，几座高耸入云的烟囱不分昼夜地吐着各种颜色的的烟雾。少鸿比我早一年进厂，是从他下放的农村招工进厂的。他分配在尿素车间，我在合成车间，两个车间中间相隔着一条马路。我们从事的工作都是化工操作工。这在当时厂里是较为危险、艰苦也缺乏技术含量的工种。操作工是第一线的工人，面对着的化工容器每立方厘米有320公斤的压力，所以在工作岗位上必须精神高度集中。操作工是跟着机器一起运转的，需要三班倒。上班的时候一个岗位上通常只有一个人，在机器的轰鸣声和刺鼻的化工气体的包围中，孤独、困倦地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夜晚。能换个工种，有个上常白班的工作，是每个操作工人心中的梦想。
也许是源于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也许是岗位上漫漫难熬的长夜，让我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开始在文学书籍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工余休息的时候，我常常去厂图书室借书看，阅读速度也很快，两、三天就能读完一本书，“就像一头当时饿极了的牛扑到草地上，在文学上恶补，也不图什么，也不管拿的是什么书。”（少鸿语）而那时少鸿也是厂图书室的常客。 管理厂图书室的蔡师傅了记住了我们这几个常来图书室的人，凡有新书来，她都会给我们留着，优先推荐。
进厂后不久，我所在的车间发生了一场爆炸事故。那天轮到我休息，只听到一声巨响，厂区高空中升起了一朵蘑菇云，厂房一刹那变成了几根白色的水泥柱子，因化学气体的反应，接踵而至的是一场倾盆大雨。在那场事故中死亡一人，烧伤三人。死亡的是车间里的一名叫刘双如的青年女工，当她被抢救出来的时候，全身被烧的只剩了下脚底的皮肤是好的。车间里的女工们轮流去照看她。轮到我值班的那天，在去医院的路上，遇到迎面而来的面色凝重的师傅，她说，你不用去了……那是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目睹一个年轻生命的离去。尽管是在同一个车间，因不在同一个工段，加之是三班倒，我和那位女工见面也不多，她是个扎着两个短辫，干净、话语不多，笑容有些羞涩的姑娘。有一次看到她拿着条板凳去操场上看电影，她的男友也拿着板凳在后面远远地跟着，虽然他们招工进厂都已是20多岁了，但厂里规定学徒工不能谈恋爱，他们只能这样秘密地保持着距离。少鸿在他的中篇小说《绝响》里写到了这场事故，他也写了对这个女工的印象，工作服外常翻着颜色鲜艳的衬衣的领子。因为化纤衣料容易燃烧，我们上班穿的都是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正值青春年少的女工们，就只能在翻出来的领子上变化色彩了。少鸿去医院凭吊过这位女工的遗体，据他说盖在她身上的白被单似乎还被她口鼻中的气息冲得颤了一下，同时还听到了一声叹息。当然这是少鸿的幻觉，这个细节后来也被他写进了小说。小说中少鸿为这位女工的墓地献上了一束野花，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场景。这位女工就长眠在厂区的资江河畔，据说许多年以后，她的男友，那个搬着小板凳和她一起看电影的小伙子，在因病去世后所留下的遗愿，是要求安葬在她的身旁，永远地陪伴她。
爆炸事故以后，厂里开始进行抢修和车间的重建。我被抽调到工地指挥部当广播员，少鸿也被抽去做通讯员。他写稿，我播送，这样我们就认识了。虽然同在一个有三千工人的厂子里，虽然彼此车间只隔着一条马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爆炸，我们也可能不会认识，不会有交往的。那个时候少鸿已开始他的文学创作了，1977年第5期的《湘江文艺》上发表了他的诗歌处女作《当九月九日走进我们车间》，就反映了他的工人生活。因为工厂宿舍条件简陋，他是在趴在床头在小板凳上写下他的诗作的。厂里学徒工的月工资是19元，其中还有10元发的是食堂的饭菜票，但我们还是会千方百计节省下钱来去买自己喜爱的文学书籍。那时我住在女工宿舍楼，俗称“三八楼”，门卫管理很严，过上一段时间，少鸿就会来我宿舍谈谈文学，交流读书心得。少鸿本是个羞涩寡言不善于与异性交往的人，但与我交往却坦然大方，我想是文学使他突破了心理障碍，架起了我们之间的桥梁吧。我们有时会把各自的习作拿出来交流，听听对方的意见和看法。记得有一次，少鸿把他新创作的一首诗歌拿给我看，我看了以后，认真地对他说，你投到《湖南日报》去吧，我觉得能发表！过了些日子，少鸿来找我，说他那首诗歌真的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他同样很认真地对我说，以后他可以当作家，我可以当编辑。他发表这个预言的那一年，我还不到20岁。
那几年，冷水江文化馆的刊物上曾发过一些资氮青工的作品，我也在《广西文学》、《创作》、《新港》等刊物发表了自己的散文。
因为工厂春节也要连续生产，在当工人的7年时间里，我只回家过了两个春节，在工厂过年，也会给到食堂去买份带肉的菜，还会去附近的禾青供销社买一根长长的甘蔗。一次，在新年游艺会上，碰见也没有回家过年的少鸿，我们还一起猜中了许多谜语，当然大部分都是与文学有关的，赢了一大把花花绿绿的铅笔。
少鸿和我还曾经都是厂文艺宣传队的队员，他写朗诵诗和报幕词，偶尔也会客串一下群众演员。厂宣传队演出的节目有舞蹈、独唱、诗朗诵等，担任舞蹈编导和领舞的叫陈晓莎，她个子高高的，总是笑容可掬也总是保持着她那挺胸收腹的标准站姿。记得有次演出她亲手给参加群舞的少鸿化了妆，少鸿一下子英俊得让人认不出来了，众人纷纷叫好。宣传队还到附近的厂矿慰问演出。尽管当时节目艺术水准不高，演出的条件也很简陋，乐器和服装一般是自备。但大家演出的热情很高。台下坐着的大多是刚从矿井下上来，还没脱下安全帽，脸上还留着煤渍的工人，但是台上演员演得认真，台下观众看得投入，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演出结束后，意犹未尽的我们继续在回厂的汽车上引吭高歌，汽车在夜幕笼罩的崎岖的山路上行驶，摇摇晃晃地洒下一路欢声笑语，记得当时年纪最小的一个姓廖的小伙子唱得最欢。
后来，我和少鸿先后调离了资江氮肥厂。又过了些日子，在《湖南文学》当编辑的我，去常德参加笔会的时候，遇见了几年未见的少鸿。不期而遇让我们连声称奇，谁也没料到少鸿当年的预言真的实现了：他成了作家，而我也真的当了编辑。这时他已调入桃源县文联工作，文学创作也已渐入佳境，从诗歌创作转入小说写作。他始终坚持了他的文学追求，孜孜不倦地在文学之路上跋涉着。
少鸿人生中有8年是在工厂度过的，在少鸿的作品中有以当年的工厂生活为题材的，如小说《爆炸》、《情难独钟》等，可见少鸿在内心深处始终对这段生活心怀感念。几年前，湖南省作协组织了一次“工人作家回娘家”的活动，少鸿也在被邀请之列，当他满怀欣喜地前往阔别已久的工厂时，却因工厂改制有群体事件发生而不被接待，挡在了门外，这让他很是失落。不甘心的少鸿还是通过别的渠道回到了工厂，回到了他曾工作的车间，看望了曾经的工友。后来他与我谈起这次工厂之行，谈起工厂这些年的变化，谈起我们共同认识的人和事，我们都沉浸在对过去工厂的时光的回忆中。少鸿谈起这些所见所闻的时候，在我印象里始终是那么少言寡语、喜怒不形于色的他变得神采飞扬，话语滔滔不绝。当说起厂宣传队那个最年轻的小伙子小廖，因一些人生变故已变得有些呆傻的时候，我们都不禁为之感叹、惋惜，那些年，那些事……那些曾经的花儿现在散落在何方？《绝响》就是他专门以此次回厂之行为背景而创作的中篇小说。
生活是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都会成为你不可磨灭的记忆，成为你创作的财富。也正是前面有了务农的8年，工厂的8年，才会有少鸿后来文学创作的厚积薄发。文由心生，文学作品就是作家内心深处对生活最深刻和真切的表达。感谢文学，文学的烛光让我们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温暖而美好。
小说《梦生子》、《少年故乡》、《溺水的鱼》、《花枝乱颤》、《抱月行》、《大地芬芳》、电影《九三年的早稻》……随着少鸿一部部作品的面世，我为这位昔日的工友取得的文学创作成绩而欣喜和骄傲。衷心祝愿他的文学之路越走越坚实，越来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