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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国都实现了脱贫，而我们正一步步走向贫困。”在一份有甘肃省临夏县100多位“义教老师”签字的“申请报告”中，他们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
“义教老师”这个群体对很多人而言是陌生的。
他们大多在边远山区任教，每月领1500元生活补助、没有五险一金、面临随时被解聘的不确定性。其中很多是女性，有的已经从教十几年，有的刚来没几年。他们是变相地被“代课老师”了。
他们承担着跟正式老师一样甚至更多的工作任务，但超过校级以上的评奖评优和教师培训都与他们无关。
他们在聚集的微信群里发问：“难道我们就这样义务到老吗？”
“人鬼不知的群体”
2月28日，161人的义教老师微信群中，一位老师说他们学区刚开会通知，义教老师之前一年一签的协议，突然改成了一学期一签。这个消息让他们不安起来，微信群打破了以往的安静。
“看来是对我们卸磨（杀驴）？”不少人觉得这是让他们只干一学期后走人的征兆。群里起了争论，部分人倡议不签协议，找县上领导沟通。部分人觉得应该先签下协议，因为很多人已经干了十几年，如果不签协议被辞退的话，就失去了生计来源。也有人“恨铁不成钢”，责怪那些在这种时刻仍然保持沉默的群内成员。
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次不安，也不是他们第一次为改善境遇而躁动。
2020年12月，一份某校业务员去县教育局开会的笔记在义教老师群体中传开。笔记上写到，义教老师全部用离职处理，离职原因为“不符合非公派教师条件”。之后很多工作10年以上的义教老师发现，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已经查询不到自己的信息。
该县教育局张姓局长3月1日在回应南风窗记者时称，“没有没有，只要他还在教师岗位上，就归我们管理，不可能被移出系统”。
2021年1月29日，义教老师吴鹏在收到的工资信息中，发现了“端倪”。上一个月，该信息中，交易描述写的是“工资交易”，而这次变成了“转存交易”，“工资”二字消失了。吴鹏的不安感加剧，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群里的其他老师，他们把两件事联想在了一起，都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的信号。
此时，吴鹏他们认为应该做些什么了。商量了一番，他们决定让群里200余人写一份联名申请报告递给教育局和县领导。申请报告写好后，吴鹏他们挨个找群里的义教老师们签字摁印，最后有112人签字。
申请报告分别送至县教育局和县委书记的秘书，之后吴鹏他们也多次去过教育局询问。教育局回复称，提高义教老师待遇的建议已经写入新一年预算报告并提交到财政局。
对此，教育局张局长表示，义教老师们的确曾来教育局反映他们待遇过低的问题。“我们班子昨天（2月28日）开会已经讨论过，给他们适当增加一些工资，并且已经给县政府打了报告。”
2月21日上午，义教老师马樊等4人找该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反映情况。“她平易近人，说我们不来找她，她还不知道有我们这群人，她说会站在我们这边，但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马樊告诉记者，这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尴尬之处，工作干了十几年，“领导们却不知道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
马樊告诉记者，这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尴尬之处，工作干了十几年，“领导们却不知道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
3月1日，记者电话联系这位主管教育的副县长。记者表明想询问有关义教老师的问题，对方表示此問题应该问教育局。
不光是这样。
在吴鹏首次说出他们这个群体的称谓时，南风窗记者在搜索框输入了“义教老师”。结果在搜索页面上找不到一个关于“义教老师”的概念性解释，排在最前面的词条是“义教老师心得体会”。
记者又去甘肃省教育厅网站搜索，没有任何内容。我向吴鹏反馈了这个结果。他说，“我们就是一个人鬼不知的群体，怎么可能随便就能查到相关信息呢。”
后来，从一份群内义教老师发来的“义务支教协议书”中，记者知晓了义教老师的真实含义—义务支教老师。协议开头表明，义教老师是该县“应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强烈要求并结合学校师资不足实际”的产物。
该协议一般与学校直接签订，协议第二条写明“义务支教工作以乙方个人完全自愿为前提，乙方在义务支教期间由县教育局统一发放每月1500元的生活补助费”。2015年，生活补助费是930元，2007年是200元。
协议第四条写道，“甲方对乙方的就业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的义务支教工作与就业无关”；第八条写道，“乙方在义务支教期间若发生身体伤害、伤残或意外事故时，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与甲方无关”。
这一条是他们最无法忍受的。“看看第八项，死了都没人管，”一位老师说，“第八条和第九条，很气人的。”张局长对此解释称，校方给义教老师购买了“平安险”，只要在校园内发生安全事故或人身意外，学校均会对此负责。
“若甲方编制满员，甲方可以无条件辞退乙方，乙方不得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协议自行终止。”第九条写道。
这条是义教老师们不安感的来源之一，因为不少义教老师都说曾听到校方那句“爱干干，不干就回家”。
张局长表示，这是协议双方自愿签署的，他说，义教老师跟“临时工”类似。“哪里的临时工都一样，我这里缺人了把你招进来，满员了就会被辞退。”
变相的“代课老师”
2014年，吴鹏从省内一所本科高校毕业后，参加了一系列就业考试，均落选。第二年8月，他到临夏县一山村小学成为了义教老师。 2016年，甘肅省引导1万名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和公建民营村级幼儿园服务。通过选拔后，吴鹏成为了其中一员，但任教依然在小学，服务期3年，工资也从之前的830元涨到3000元。那3年里，吴鹏觉得自己的付出跟回报是成正比的，工作起来也很有动力。
3年到期后，该项政策未能持续，吴鹏就此结束了“工作蜜月”，于2019年8月重新成为义教老师，工资变为1490元。
但在整个义教老师群体中，吴鹏这样的已属幸运。一是他最起码领过3年3000元的工资；二是他有全日制本科学历且年龄未超35岁，仍有很多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的机会。但对另一部分义教老师而言，几乎没有机会可言。
自从2005年从临夏师范学校（中专）毕业后，今年是马芳成为义教老师的第16个年头。对她而言，成为义教老师，是典型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了自己头上。2003年之前，初中毕业后进入临夏师范学校，是优等生的选择。因为在那之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仍然可以包分配。所以当时能考上该所学校的，都是班里的尖子生，每个班只有两三人才能考中，2001年马芳以班级第三名的成绩考进。
在马芳当时的定向招生志愿表上，写着“保证毕业后服从分配到定向地区工作”。但“时代”没有履行承诺，政策变更后，马芳这一群体变成了尴尬的存在—考试参加不了，工作无法分配。之后，教育局就以义务支教老师的身份把马芳们安排到各乡镇小学中，尤其是一些山村小学。
马芳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每个月只有200元的“生活费”，而且是一季度发一次。服务10年后，他们的“生活费”仍未突破1000元，直到近几年才达到1500元，一直徘徊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线上下。后来，马芳从义教老师转为“县招聘教师”，工资涨到现在1770元，但在归类上他们依然属于义教老师。
在马芳们这个义教群体之前，山村教育师资缺口是由“代课老师”们填补的。在性质上，他们跟义教老师无异，也是无名无分，拿着微薄的薪水，投身教育事业。在文化素质上，代课老师还弱于义教老师，前者大多是由高中生、初中生和一小部分师范生构成，其中不少人没有教师资格证。
2020年将2003年前的代课老师全部转正后，这一群体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接力棒递到了“义教老师”们的手里，虽然称谓有别，但他们走的依然是多年前民办老师和代课老师的旧路。
代课老师再往前，大批的“民办老师”支撑起了中国边远地区农村的中小学教育。1985年，全国一刀切规定不许再出现民办教师。2006年，教育部决定对44.8万名代课老师进行全部清退。3年后，国内对剩余代课老师做了最后清退。但临夏地区因为地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一直到2020年将2003年前的代课老师全部转正后，这一群体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接力棒递到了“义教老师”们的手里，虽然称谓有别，但他们走的依然是多年前民办老师和代课老师的旧路。
之前马芳他们不少人还奢望能像2003年前的代课老师一样拿到编制，也为此纷纷通过函授的方式拿到了大专或本科文凭。但他们后来发现，这件事几乎不可能，那些文凭也根本没用，他们凭此既无法参加招考，也无法涨工资。
2008年，当地给了之前毕业的师范生一次就业考试机会。马芳说，那是唯一一次机会，所以好几届的毕业生全部参加，但招录的岗位有限，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解决工作问题。之后，师范生再没有过考试机会。
教育局张局长也告诉记者，目前义教老师几乎没有转正的机会，只能靠自己通过招录考试拿到编制。但这只限于那些拥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义教老师，而对于师范生义教老师而言，这条路早已堵死。
现在，他们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能改善待遇。“公派老师们的工资最少的也比我们多三倍”“我们要求不高，涨一倍就行了”……在谈到待遇时，群里的老师们发言积极，每个人都在抱怨这过低的待遇，让他们成了教师中的“贫困户”。
有位老师在群里发问，“学校厨师一天工作三四个小时就拿1800元，我们整整干一天，晚上还要写教案、阅作业，就应该拿1500元？”
2月26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提醒称，各地要防止义务教育教师的平均工资收入低于当地公务员的问题反复，并将对落实不到位的省份进行问责。当晚，有人将这则新闻转发到了义教老师微信群中，但老师们反应平淡，有位老师说了一句：“这个跟我们没关系的。”
没有五险一金也是义教老师们难以接受的。他们的医保、养老等，都是自己缴纳。吴鹏告诉记者，之前有几个老师因经济困难而拖了几年的医保和养老没交。之后，各学校还曾统计过有多少义教老师没有缴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吴鹏等多位老师都曾接到各自校长的询问电话。
“我们不比公派老师差”
对于像马芳一样的义教老师而言，学历成了影响他们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尽管他们都拿到了函授的大专或本科学历，但在就业市场上，没人认可。此外，中专学历也让不少人觉得，他们似乎不适宜长期任教，否则会影响教学水平和质量。“低学历=低能力”，这是外界甚至身边人给他们贴的标签。
但义教老师张云觉得这种说法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她跟马芳一样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去了村小学成为义教老师。张云告诉记者，当时考师范学校比考高中更难，她们应该是优等生的代表，而不是被视为低水平的象征。
为了证明自己的教学水平并不比学校“高学历”的公派教师差，张云给记者发来了自己所带二年级班级的上学期成绩表。班级学生的语文平均分94.8，数学平均分97.25，在全学区6所小学中排名第一。此外，她还向记者展示了学校颁发的多个优秀班主任和先进个人奖项。
这样的不止张云一人。马丹2006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小学母校成为义教老师，她也是那所小学第一位英语老师。“我们山里的孩子，能开口大胆地说英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马丹说，15年来，她一直带毕业班，她觉得这是自己能力的体现，也是学校对她能力的认可。义教老师马龙也告诉记者，自己教授的一至四年级的数学成绩，在整个学区内没有出过前三。 除了要保證一定的教学水平，因为面临着可能随时被辞退的不确定性，义教老师主动或被动地承担了更多的工作任务。马龙说，作为义教老师，他一周各种课加起来有23节，但同龄的公派老师一周课程是16节。
而且，不少义教老师还经历过“包班”。“就是这个班里的所有事情都是你一个人的，所有的课都是一个人带。这种活儿基本都是义教老师在做，少见公派老师包班。”
不光是这些，作为义教老师，吴鹏说他们没有资格参与县级的评奖评优，绝大多数教师培训也不会让他们参加。另一义教老师王佑告诉记者，她之前提名过学区级一等奖，然后就有很多老师找她来换，“说你们用不着，不如给我换了，我们评职称用呢”。王佑说，碰到这种情况她也不好意思拒绝，很多奖项就这样换给公派老师了。
马芳也曾想过辞职不干，但每次看到自己带的学生就不忍心，因为“孩子们眼睛里有光”。如果每个人都嫌义教老师工资低、没保障而辞职的话，那么山里的这些学生谁来教呢？
在另一些义教老师发来的获奖证书中，记者也发现了一项县级奖励。该奖励的获得者说，这是她十几年来的唯一一次。
为什么不辞职？
“工资这么低，没想过辞职吗？”外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一边叫苦连天，却依然留在那个待遇低又没保障的岗位上。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答案是一样的，“想是想过，但没办法离开”。但他们没法离开的原因又是不一样的。
对于李静而言，不辞职是因为这个工作比其他打工的休息时间多，离家也近，“能照顾孩子”。
而对于人到中年的马萍而言，辞职意味着未知和恐惧，她觉得在干了十几年的义教老师后，不知道自己辞职后还能干什么。
还有不少人是不忍心离开。马芳也曾想过辞职不干，但每次看到自己带的学生就不忍心，因为“孩子们眼睛里有光”。马芳热爱这份职业和学生，为了鼓励孩子们，她平时自己掏钱买了很多小奖品，奖给“学习积极的、作业认真的”学生，也鼓励“士气低落的学生”。期末的时候，她还会给同学们发红包，虽然钱不多，但孩子们很开心。
记者问：“你自己的待遇很低，为什么还要自己花钱买东西给学生？”马芳说，因为“几十块钱可以买孩子们好几天的开心。总不能拿自己的待遇去对待孩子们吧”。
王佑告诉记者，“如果不是我们的坚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她说，如果每个人都嫌义教老师工资低、没保障而辞职的话，那么山里的这些学生谁来教呢？
根据记者简单统计，在该县大部分村小中，义教老师占到了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有些学校甚至占了一半。而根据马樊的说法，在他们去找副县长反映时，得知该县共有义教老师499名。如果这些老师因嫌待遇过低辞职，该县整个的乡村小学将出现较大的师资缺口。
该县教育局张局长也表示，因为近几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学生猛增，乡村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缺口很大。“但因为没有编制，人招不进来。”
3月2日晚上，一位老师在微信群里说：“昨天我们学校的一个义教老师因为工资低，教学任务又繁重，她走人了。”
6分钟后，另一位老师说：“我也辞职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