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富二代”的“炫富”到“官二代”的“炫父”，各种版本的“我爸”事件在网络上的流传可谓花样百出。2010年红遍网络、影响甚巨的“李启铭事件”将“我爸是李刚”诠释成一个经典句式后，各种随之而来的相似情境再次在网络炸开了锅，“我爸是××”句式固定下来并成为一些有权者后代的叫嚣口号和护身法宝。细数2011年发生的这些“雷人”事件，我们盘点一下这一句式的经典应用。
2011年2月，有网友在“大河论坛”投诉称2月7日伊川县一交警带领两名协警当众殴打一少女后，称其父是公安局长，告到哪里也没人管。追打少女的这一幕恰恰被小区家属院的摄像头给录了下来。记者从伊川县公安局核实，当事人已被停止执行职务，其父曾任伊川县公安局治安中队中队长。
2011年6月，一则“山西省永和县副县长冯双贵4名亲属夜闯民宅，大打出手，将人捅成重伤”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发帖人称，参与施暴的冯双贵次子冯源在殴打受害人过程中，针对受害人的质问不断宣称“我爸是县长，在永和我爸就是国法”，引发网民义愤。4名行凶者已被批捕，帖中涉及的副县长也被取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提名。
2011年7月，浙江省丽水县一女子在“宝马”车上吸毒后开车兜风时毒性发作被民警抓获，而面对警察的询问，女子则称“我爸爸是村长”。浙江省一家媒体播出的这则“吸毒女秀宝马，我爸是村长”的视频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现实世界中可能还有更多的类似事件没有进入我们的视线，而就在对这几例“拼爹”事件的盘点中，我们似乎瞥见了这个时代父亲地位的重要性。从“我爸是县长”、“我爸是公安局长”到“我爸是村长”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发现这些新闻事件的主角与李启铭的口吻是何其相似，他们的态度是何其蛮横，他们对于自身地位的优越感来自其对父亲的炫耀，他们的父亲就像一把“尚方宝剑”，关键时刻总能赦免他们的罪行，关键时刻总能将法律变成自我娱乐的游戏。他们的叫嚣说明了什么，他们哪里来的这股底气，他们的“被围观”又说明了什么？
当我们抛开“××”的代指时来考察这个句式，它本身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陈述和属性表现，但一旦将“××”以省长、厅长、局长等各种“长”来代替时，他传递给我们的完全是一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土霸王气焰。尤其在当时的场景下，他们叫嚣的是对特权的倚重和信任；他们叫嚣的是对“官二代”身份所附加的优越感和权势感的权力自觉；他们叫嚣的是对强权逻辑的极力膜拜与实践。当面对受害人的质问，我想冯源那一句“我爸是县长，我爸是国法”一定是不经思维、发自潜意识里的脱口而出。当面对警察的询问，我想那位在“宝马”车上吸毒的女子一定会认为这句话会有如良方妙药一样能洗脱她所有的责任。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特权观已经生根发芽，已经深入到最核心的价值体系中。
在一个倡导“依法治国、以法治国”的社会里，一个小小的副县长竟然还能代表国法、一个已故的村长也可以用来当做影响执法的砝码，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就可以让法律失去效力，这让我们的法律情何以堪？在这些事件中受害的并非只有这些被伤害到的百姓，他们的叫嚣更加伤害到了法律的尊严和公正。试想被交警殴打过的少女听到“我爸是公安局长，告到哪里也没人管”，她内心还存有一点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吗？如果法律都失去威严，那么以法治国只能是一个空谈的口号，如果法律都不能保护弱者，那么百姓的冤屈要靠什么来伸张呢？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不要再让这些类似的新闻一次次伤百姓的心了，不要让法律成为强权者的工具，不要让百姓听闻法律时都嗤之以鼻。
作为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也需要明白，你们的权力是来自人民，而这种公权力理应为公共事业服务，应该用于服务人民，而不是欺压人民。靠以权谋私、打击报复来显示自己多么有特权和影响力，这还是人民的公仆吗？更加荒唐的是，连没有公权力的领导子女也靠这种权势横行乡里，祸害百姓，当政府的公权力完全沦为某些人的特权，权力的监督机制完全失效时，人民还能指望这个政府吗？他们的叫嚣带来的是百姓对政府公权力的怀疑，带来的是对权力监督机制的不信任，带来的是对制度的失望，带来的是对政府声誉的损害。
既然这些叫嚣者做了坏事的时候把特权搬出来以逃避惩罚，那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在暗地里一样在运用这些特权来谋取私利、徇私枉法。例如社会上各种“萝卜招聘”现象频发，据《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最新消息，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笔试成绩比第二名高出12分的河北大学学生李娟在面试中败北，以0.08分之差排在了第二位，综合成绩第一名则是笔试成绩第三名的另一应聘者李娜。8月15日，河北社科院首度证实，在公开招聘中被招录的李娜确系该院《经济论坛》杂志社社长李现科的女儿。他们同样是靠着权力受益的思路、靠着父母们的权势不正当谋利。难怪有网友发出“恨爹不成钢”的感慨，只要有一个好爸爸，你在人生的竞争道路上就会比同龄人顺利很多，而这些“官二代”们是否想过那些被淘汰者们的感受呢？这种非正常的权力辐射效应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公，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官民矛盾的扩大。
本来这种事件在中国人看来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要是放在以前人们听过之后基本上也只能是一声叹息，但我们看到网络上网民的群情激昂和传统媒体的关注共同促成了对“李刚”们的惩戒和监督。这也正反映出人们平等意识的萌发、民智的开启和对法治的追求，这是值得欣慰的进步。但这种进步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试想一下，你们和李刚的儿子共同生活在一个年代，当他们随意践踏你的合法权益时，你能喊出一句什么台词来威慑他们呢，难道仅仅只是句苦涩的“我爸是家长”吗？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萝卜招聘”一样，关键时刻他们的“爸”总能起到作用，而这时你可能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爸是农民”、“我爸是民工”。“不怕富二代飙车、就怕官二代飙爹”，这才是现在年轻人所焦虑的社会不公，他们拼的不是能力、学识、素质而只是家长时，内心的不平等就还原成网络上的“围观”大潮。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人的地位可分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先赋地位也就是家庭、父母亲所带给你的一系列资源构成的等级，自致地位则是通过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位置。当“我爸是国法”的逻辑盛行于世时，当社会上讲究的都是“拼爹”时，通过自我努力来改变社会地位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流动的失效。那么县长的子孙都是县长，普通百姓的子孙永远也翻不了身。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和不可持续的。
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相对剥夺感”，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1949年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的士气和晋升的关系时，发现士兵不是依据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他们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而是根据他们相对于周围的人所处的位置来评价。他们用来与自己比较的那些人便是他们的参照群体，如果比较的结果是自己处于较低地位，他们获得的就是一种剥夺感。例如当年轻人是通过与这些“官二代”来进行比较而非自己的人生历程来进行比较时，即使社会与政治的进步已经整体上提高了全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但他们更多地感知到的还是与“官二代”比较时的不如意。网络上所蔓延的不满和对“官二代”的仇视更大意义上是来自“相对剥夺感”的心理不平衡。
要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关键在于打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权观，完善权力的制衡约束机制，只有“我爸都只是家长”时，这样的剥夺感才能得到根除，只有纪检部门不要“打酱油”或沆瀣一气，还法律一个公正，给百姓一个交代时，政府公信才真正能得到体现。
（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社会热点面对面（二）：百姓最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者：钱民辉）
2011年2月，有网友在“大河论坛”投诉称2月7日伊川县一交警带领两名协警当众殴打一少女后，称其父是公安局长，告到哪里也没人管。追打少女的这一幕恰恰被小区家属院的摄像头给录了下来。记者从伊川县公安局核实，当事人已被停止执行职务，其父曾任伊川县公安局治安中队中队长。
2011年6月，一则“山西省永和县副县长冯双贵4名亲属夜闯民宅，大打出手，将人捅成重伤”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发帖人称，参与施暴的冯双贵次子冯源在殴打受害人过程中，针对受害人的质问不断宣称“我爸是县长，在永和我爸就是国法”，引发网民义愤。4名行凶者已被批捕，帖中涉及的副县长也被取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提名。
2011年7月，浙江省丽水县一女子在“宝马”车上吸毒后开车兜风时毒性发作被民警抓获，而面对警察的询问，女子则称“我爸爸是村长”。浙江省一家媒体播出的这则“吸毒女秀宝马，我爸是村长”的视频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现实世界中可能还有更多的类似事件没有进入我们的视线，而就在对这几例“拼爹”事件的盘点中，我们似乎瞥见了这个时代父亲地位的重要性。从“我爸是县长”、“我爸是公安局长”到“我爸是村长”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发现这些新闻事件的主角与李启铭的口吻是何其相似，他们的态度是何其蛮横，他们对于自身地位的优越感来自其对父亲的炫耀，他们的父亲就像一把“尚方宝剑”，关键时刻总能赦免他们的罪行，关键时刻总能将法律变成自我娱乐的游戏。他们的叫嚣说明了什么，他们哪里来的这股底气，他们的“被围观”又说明了什么？
当我们抛开“××”的代指时来考察这个句式，它本身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陈述和属性表现，但一旦将“××”以省长、厅长、局长等各种“长”来代替时，他传递给我们的完全是一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土霸王气焰。尤其在当时的场景下，他们叫嚣的是对特权的倚重和信任；他们叫嚣的是对“官二代”身份所附加的优越感和权势感的权力自觉；他们叫嚣的是对强权逻辑的极力膜拜与实践。当面对受害人的质问，我想冯源那一句“我爸是县长，我爸是国法”一定是不经思维、发自潜意识里的脱口而出。当面对警察的询问，我想那位在“宝马”车上吸毒的女子一定会认为这句话会有如良方妙药一样能洗脱她所有的责任。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特权观已经生根发芽，已经深入到最核心的价值体系中。
在一个倡导“依法治国、以法治国”的社会里，一个小小的副县长竟然还能代表国法、一个已故的村长也可以用来当做影响执法的砝码，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就可以让法律失去效力，这让我们的法律情何以堪？在这些事件中受害的并非只有这些被伤害到的百姓，他们的叫嚣更加伤害到了法律的尊严和公正。试想被交警殴打过的少女听到“我爸是公安局长，告到哪里也没人管”，她内心还存有一点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吗？如果法律都失去威严，那么以法治国只能是一个空谈的口号，如果法律都不能保护弱者，那么百姓的冤屈要靠什么来伸张呢？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不要再让这些类似的新闻一次次伤百姓的心了，不要让法律成为强权者的工具，不要让百姓听闻法律时都嗤之以鼻。
作为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也需要明白，你们的权力是来自人民，而这种公权力理应为公共事业服务，应该用于服务人民，而不是欺压人民。靠以权谋私、打击报复来显示自己多么有特权和影响力，这还是人民的公仆吗？更加荒唐的是，连没有公权力的领导子女也靠这种权势横行乡里，祸害百姓，当政府的公权力完全沦为某些人的特权，权力的监督机制完全失效时，人民还能指望这个政府吗？他们的叫嚣带来的是百姓对政府公权力的怀疑，带来的是对权力监督机制的不信任，带来的是对制度的失望，带来的是对政府声誉的损害。
既然这些叫嚣者做了坏事的时候把特权搬出来以逃避惩罚，那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在暗地里一样在运用这些特权来谋取私利、徇私枉法。例如社会上各种“萝卜招聘”现象频发，据《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最新消息，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笔试成绩比第二名高出12分的河北大学学生李娟在面试中败北，以0.08分之差排在了第二位，综合成绩第一名则是笔试成绩第三名的另一应聘者李娜。8月15日，河北社科院首度证实，在公开招聘中被招录的李娜确系该院《经济论坛》杂志社社长李现科的女儿。他们同样是靠着权力受益的思路、靠着父母们的权势不正当谋利。难怪有网友发出“恨爹不成钢”的感慨，只要有一个好爸爸，你在人生的竞争道路上就会比同龄人顺利很多，而这些“官二代”们是否想过那些被淘汰者们的感受呢？这种非正常的权力辐射效应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公，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官民矛盾的扩大。
本来这种事件在中国人看来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要是放在以前人们听过之后基本上也只能是一声叹息，但我们看到网络上网民的群情激昂和传统媒体的关注共同促成了对“李刚”们的惩戒和监督。这也正反映出人们平等意识的萌发、民智的开启和对法治的追求，这是值得欣慰的进步。但这种进步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试想一下，你们和李刚的儿子共同生活在一个年代，当他们随意践踏你的合法权益时，你能喊出一句什么台词来威慑他们呢，难道仅仅只是句苦涩的“我爸是家长”吗？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萝卜招聘”一样，关键时刻他们的“爸”总能起到作用，而这时你可能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爸是农民”、“我爸是民工”。“不怕富二代飙车、就怕官二代飙爹”，这才是现在年轻人所焦虑的社会不公，他们拼的不是能力、学识、素质而只是家长时，内心的不平等就还原成网络上的“围观”大潮。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人的地位可分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先赋地位也就是家庭、父母亲所带给你的一系列资源构成的等级，自致地位则是通过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位置。当“我爸是国法”的逻辑盛行于世时，当社会上讲究的都是“拼爹”时，通过自我努力来改变社会地位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流动的失效。那么县长的子孙都是县长，普通百姓的子孙永远也翻不了身。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和不可持续的。
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相对剥夺感”，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1949年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的士气和晋升的关系时，发现士兵不是依据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他们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而是根据他们相对于周围的人所处的位置来评价。他们用来与自己比较的那些人便是他们的参照群体，如果比较的结果是自己处于较低地位，他们获得的就是一种剥夺感。例如当年轻人是通过与这些“官二代”来进行比较而非自己的人生历程来进行比较时，即使社会与政治的进步已经整体上提高了全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但他们更多地感知到的还是与“官二代”比较时的不如意。网络上所蔓延的不满和对“官二代”的仇视更大意义上是来自“相对剥夺感”的心理不平衡。
要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关键在于打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权观，完善权力的制衡约束机制，只有“我爸都只是家长”时，这样的剥夺感才能得到根除，只有纪检部门不要“打酱油”或沆瀣一气，还法律一个公正，给百姓一个交代时，政府公信才真正能得到体现。
（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社会热点面对面（二）：百姓最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者：钱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