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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星期天正午，在海南省万宁市第二小学的校长办公室里，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正忙着把一些私人物品和文件装进档案袋。
这个办公室要换主人了。它的原主人，正是最近沸沸扬扬的“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案”的涉事者陈在鹏。
对于《南都周刊》记者的提问，这个自称是陈在鹏家人的男子不愿搭理。“人都抓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话语里透着丧气。
办公室的门被沉沉地锁上，中年男子夹着牛皮纸的档案袋匆匆离去。办公桌左边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没有被带走，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厚德载物。
“身为校长，哪有人带小孩去开包厢、开房？”涉事学生的家长贾兴（化名）说，“以我们家长来说，枪毙他最好，警告其他人。”
和其他5位家长一样，贾兴被各种压力包围。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轮番上门给家长做思想工作，要求“不要事情闹大”；校长家属打来电话，希望能私了；而他最担心的女儿，已经怕了办案人员的“问这问那”，不想再打官司。
“不管怎样，我最希望还给我们小孩一个公道。”贾兴说。
鉴定风波
5月8日，星期三，贾兴接到学校老师电话，获知有6名六年级的女生，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学校上课，而自己的女儿正在其中。
唯一的线索，是其中一名女孩给家长留的字条，上面简单地写着“去海口玩几天回来”。老师、家长不停地给失踪的女孩们打电话、发信息，却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寻找未果，当天下午三点，着急的家长们报了警。
5月9日深夜，在离万宁139公里远的海口，贾兴找到了女儿和其中3个女孩。第二天早上，另外两个女孩在万宁当地一家酒店被找到。
家长们在盘问后得知，6个孩子在“失踪”的5月8日晚上，被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万宁市房管局职员冯小松带走开房，这让他们猝不及防。几名女孩子有的手臂和脖子还有青肿。
为了确切地知道那一晚发生了什么，5月10日，家长和警方带孩子们去万宁市人民医院进行法医鉴定。
贾兴找法医问结果：“法医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家长。他说，你是家长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们这个是不能外传的。我说你告诉我们，我们也有个心理准备。他说，你的女儿处女膜破了。”
当时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6名女生部分女生处女膜破裂、下体不同程度损害等。贾兴对这个结果仍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些女孩们都还未满14周岁，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给女儿讲社会上的防范问题。
但官方出具的说法跟他们所获得的结果不一样。在5月13日下午万宁市的新闻通气会上，警方称，经鉴定，6名未成年女生在与陈在鹏和冯小松接触期间，并未发生性行为。警方已经于12日以涉嫌猥亵未成年少女罪，对二人进行刑事拘留。
因为家长们对这个“结论”感到愤怒，万宁警方决定请海南省公安厅法医对女生再次进行法医鉴定。5月13日晚上，由海南省公安厅法医专家和万宁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专家组成的法医鉴定组，对其中4个女孩进行了第二次鉴定。
第二次鉴定结果的却来了个180°的大转弯。家长们看到，鉴定报告上都写着“处女膜完整”。万宁市委宣传部的官方微博将这个结果进行了公布。
“我不相信这些鉴定，很不相信。”贾兴一字一顿地对《南都周刊》记者强调，“第二次检查时，其中一个医生告诉我老婆，你女儿处女膜破了，另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推开那个医生，说你女儿没事，你放心。”
家长们认为第二次法医鉴定不可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嫌疑，没有在第二次鉴定报告上签字。他们希望万宁警方能够对外公布第一次鉴定结果。
有记者获悉可能存在两个结果截然相反的医检报告后，曾向海南万宁警方求证。万宁市公安局副局长叶国彪透露，由于不允许对未成年人进行处女膜破裂的鉴定，法医只能对受害未成年人进行受伤创伤鉴定。当记者追问“如果未进行处女膜破裂鉴定，为何公布处女膜完整的医检报告？”时，叶国彪直接挂断了电话。
针对这些质疑，万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娇惠回应《南都周刊》记者的提问时，强调了三点：“我们要尊重公安局的办案；有新的进展出来，我们会第一时间公布；我们要去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
“我觉得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李娇惠说。
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回应，家长们试图寻找更公正的机构进行更有说服力的鉴定。 5月15日，贾兴与另外4名家长带着女儿前往海口的医院，希望进行再次鉴定，但是他们遭到了拒绝。“医院说要有法医、公安在场。”
不过，还是有两位家长托关系做了检查。贾兴说，他们做的结果跟第一次鉴定结果一样。
游说的压力
在家长们决定寻找一个公正的说法的同时，网上对于发生在海南万宁的这个案子，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壮大的舆论场，并延伸发展成线下行动。
倡导性别平等的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认为，警方仅通过法医对被害女生外阴的法医鉴定、未提及阴道DNA鉴定结果，以及证人证言的研究和分析，便草率下结论，是极端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的。他们在网上发起关于《至海南省公安厅关于万宁市公安局办理“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涉嫌渎职的公开信》的连署签名。虽然这封公开信屡遭删帖，但已有上千人签了名字。
广东省亦有7名律师组成律师团，特地赴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控告万宁警方作伪证和徇私枉法渎职，并要求万宁警方回避案件的侦查。
家长们与这些律师们的交集，始于5月22日。经过多天的考虑，他们拨通了律师团早前留在网上的联系电话。当天晚上，4位家长与陈武权律师进行了碰头，商谈委托律师代理案子的事宜。 家长们不是没有顾虑。“他们一直重复着说，这样委托律师会不会被‘打靶（当地的土话，枪毙）’，他们压力很大。”陈武权描述当晚的情景说。
事实上，在事发之后，家长受到的压力从来没有停止过，领导的“安抚疏导工作”也一直未间断过。
5月14日晚上，两位万宁副市长和万宁市教育局长会见家长，要求他们不要接触媒体。当天深夜，市长亦通过关系人联系家长，要家长打电话给相关媒体撤掉相关视频与报道。
“政府要求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大，慢慢来。教育局长跟我说，如果孩子以后上学需要他们可以提供帮助，我们说不需要。”贾兴说。
贾兴还接到了校长家属的电话。那人在电话里说校长已经知道错，愿意做赔偿，希望能跟家长们坐下来好好谈、私了。
贾兴没答应。这些身份多为农民的家长，前后只有一个朴素的目的——“希望这个案子得到公平、公正地处理”。
5月22日当晚，贾兴和3位家长在广东律师出具的委托书上签下了名字，另一位未到场的家长也在第二天晚上特地联系到律师团，委托他们作为代理人。“我们有担心，但是我们也不怕。作为受害者，我们有权利请律师，有权利决定请哪个律师。”贾兴说。
三天之后，也即5月25日，《南都周刊》记者联系家长卢先生（化名）询问进展。在5位万宁本地的家长中，卢先生在事发后，一直以家长代表的身份负责与政府交涉、接受媒体采访。但当时，卢先生表示不便回答，称自己不在海南。
贾兴后来告诉记者，25日当天上午，卢先生已经取消了委托。贾兴说：“我们5个家长当中，是他第一个提出退出的。他说现在压力太大，不想麻烦律师媒体。”
在律师们还没来得及介入案子之前，万宁的警方和司法局便找上签了委托书的5位家长。贾兴说：“政府叫我们请海南本地的律师，不要请外地的律师。”广东律师团赴海南后，也都接到了电话，受到相关部门的“关切”和“提醒”。
接下来，继卢先生之后，又有两位家长提出取消委托，5位本地家长的“统一战线”被瓦解。家长告诉律师，政府安排了12位当地的律师，打算让他们做家长的代理人。
“校长开房”案6位家长中唯一的外地人林浩（化名），因为“语言不通、工作忙”，一直游离于5名本地家长之外。目前，他已经接受当地政府安排的两位海口律师。林浩说：“政府说我们家是外地人，情况特殊，所以为我们提供‘法律援助’。”
5月25日晚上，当贾兴与另外一名家长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的采访时，他的电话在不断地响起。“公安局的，”贾兴解释，“现在领导知道我还要坚持到底，还要给我做思想工作，叫我过去跟他坐一下。”
担心孩子
政府的压力可以顶住，贾兴更多的是担心女儿：“我小孩说叫我们不要打官司，打官司人家又要问这问那，她现在很怕。我们很担心她，压力很大。”
到本文截稿时为止，受伤害的6个孩子前后各做了3次笔录。在做笔录过程中，孩子讲到事情经过的细节时，这些父亲会主动避开，让孩子的母亲陪在她们身边。
但这些父亲无法为孩子们屏蔽外边像嚼槟榔一般的“嚼口舌”。贾兴的女儿从5月21日开始试着回学校上课，但两天后的下午小孩回来对他说：“同学又说起这事，不想上了，以后都不上了。”以前孩子的作业、上学、放学，贾兴都会亲自过问，女儿有什么心事都会跟他说。但是“这事”发生之后，女儿“变得不爱讲话了。”
另一位家长也发现，女儿现在回到家脾气很大，不敢呆家里。他说：“以前没这样，那些邻居会说闲话，这对她打击太大。”
“政府跟我们提过要给小孩找心理医生，但是现在我们也不想让他们去接触太多的外人。等到这个案子结了之后，到需要时再找。”卢先生早前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与事发之初积极接受媒体采访相反，现在家长们不肯轻易露面，网上亦有声音怀疑家长被封了口。5月20日，5位本地家长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表态说：“家长没有收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封口费。我们这段时间不敢接触媒体，主要是怕对小孩打击太大。”
贾兴反映，之前有些电视台没按他们的要求给他们的脸打马赛克，以致暴露了身份，现在邻居、亲友都在问。
作为来海南打拼已二十多年的外地人，林浩比本地家长少了这些麻烦，但是仍有一拨拨的媒体找到他们租住的房子里。一天大早，林家才开门，便有自称是北京的记者扛着摄像机直闯进家里到处拍。
“我老婆拿棍子把他们赶了出去。她现在脾气很大，在家里不能提这事，她会发火。”林浩说。
林家喜欢音乐、娱乐、唱歌，以前一家人吃完饭会在家门口的空地打打羽毛球，偶尔会一起出去唱唱歌。现在，打羽毛球的活动依然如旧，林浩会把消沉、成天睡觉的女儿拉起来参加这项家庭活动。这位父亲希望受过伤害的女儿能尽快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
在听闻万宁市公安局已侦查终结，以涉嫌强奸罪将陈在鹏与冯小松移送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消息后之后，林浩到公安局打听消息。当时公安局的人告诉他，检察院正在审查公安局的侦查结果，离真正起诉还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
然而就在5月24日晚间，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就公布了新进展，带6名女生开房的万宁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当地房管局职员冯小松涉嫌犯罪案件，万宁市公安局已侦查终结，以涉嫌强奸罪移送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紧接着4天之后，万宁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予以立案受理。据办案人员介绍，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和未成年被害人，根据有关规定，万宁市人民法院将择期对两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现在只能等结果。等结果出来之后，就像改卷子一样，我们受害者有权对结果打勾或打叉。本来3 3=6，你非要3 3=4，那肯定不行，我还可以上诉。当然，我也不会要求3 3=8。如果还不行，那我只有用生命换回这个公道、公正。”作为一个父亲，林浩的语气有着不可商量的坚定。
而贾兴既想为女儿讨回公道，又不忍心女儿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看情况，看小孩子怎么说，先安慰好她。”5月28日，贾兴对《南都周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