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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阔别中国八年，我第一次回国。在踏上国土之前，我先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而且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那一年我拿了美国绿卡，我不是因为想回国才拿的，巧合而已。那一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邀请我回国讲点东西，那正是中国开始要加大科学研究投入的一年。正好，我的一位日本合作者石桥延幸先生邀请我去访问他所在的研究所，为期一个月，于是我就去了。至于我的绿卡，它在七年前已经失效了。
那是夏天，我到了石桥先生所在的日本高能物理研究所，位于筑波市。我在那里待了两个礼拜，才慢慢习惯日本炎热的天气。研究所内所有的建筑都有空调，但空调机只限于一间一间的办公室内，走廊里没有空调，更有甚者，厕所里也没有空调。在美国这个耗能大国待惯了，我很不习惯这种布置，我想，厕所和走廊不装空调能省多少电呢？当然，1999年回国之后，我慢慢习惯了这种布置，虽然我自己所在的理论物理所有中央空调，中国很多建筑类似日本，特别是厕所，没有空调。那段时间，偶尔出门散步，我注意到，夜间，每一辆车因为红灯停下的时候会将车灯熄灭。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住的宿舍，是日本高能所专门用来接待客人以及那些来自外地甚至外国，只在该所短期做实验的研究人员的。由于远离市区，这里没有什么娱乐文化。大家忙碌一天回来不是偶尔聊聊天，就是看电视，有几个英文台。另一种娱乐，是我偶然在休息室发现的。那一天，我实在无聊了，就冒险到休息室看看—我这人不爱聊天，因此是冒险—那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几张沙发，一台电视而已。我在这张沙发上坐了坐，在那张坐了坐，然后拿起遥控打开电视，几分钟后就关了，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在电视下方看到有几个柜子，不免好奇打开了。
柜子里都是一些刊物，日文的。出乎我的意料，这些刊物中的一多半竟然是成人杂志！当然，根据日本当地法律，所有裸体都在适当的地方打了马赛克。尽管如此，这些成人杂志比普通杂志的阅读频次明显要高得多，从杂志的毛边就可以判断。我于是挑了几本，拿回宿舍认真翻阅了一回。
无聊的实验物理学家们的可怜的娱乐啊，我这么想。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每天我至少有一堆论文要看，感谢那时已经发达的互联网，我们的预印本库每天都有不少新论文出现。
尽管在心里鄙视了实验物理学家一回，但那两个礼拜中，我还是将宿舍休息室里珍藏的成人刊物都翻了一遍。
当时日本高能所的所长也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菅原博隆。关于菅原先生我没有太多的话要说，只知道我研究的弦论中常出现的一个术语“菅原构造”与他有关。尽管他是一位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对物理学的贡献更在于出色地管理了日本高能所。我记得有几次在理论组的咖啡间遇到他，他和谁都能侃侃而谈，很绅士的派头。当时，在高能所最有名的恐怕是小林诚，其时是高能所基本粒子原子核研究所所长，日本高能所不久的一系列实验证实了他和益川敏英早在1973年就提出的一种理论，因此小林和益川在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仅仅过了两周，在高能所日本同行的介绍下，我动身去京都访问（这是日本很好的传统，物理学家们一直在互通有无）。京都大学里有一所非常著名的研究所，以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命名。
汤川研究所的所长就是益川敏英，我见到了他，可惜没有能够说上话，因为他根本不说英文。据说，他那篇和小林写的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是小林一个人写了其中的英文，他不仅不说英文也不写英文。2008年，他不得不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奖，那是他第一次离开日本。
2012年，他来到了北京，我不知那是他第几次离开日本，陪同他来的是他的物理老师坂田昌一的儿子，坂田文彦。在理论物理所，他用日本演讲，坂田文彦翻译。之后我们一起还吃了饭，当然交流不多因为他不讲英语。至于之后他是否再次离开日本就不得而知了。在我心里，他是很神奇的一个人，属于我对科学家分类中的那种“一件事大师”，这也是我希望成為的一种人，一辈子只有一件事成功，就够了。
那一年我拿了美国绿卡，我不是因为想回国才拿的，巧合而已。那一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邀请我回国讲点东西，那正是中国开始要加大科学研究投入的一年。正好，我的一位日本合作者石桥延幸先生邀请我去访问他所在的研究所，为期一个月，于是我就去了。至于我的绿卡，它在七年前已经失效了。
那是夏天，我到了石桥先生所在的日本高能物理研究所，位于筑波市。我在那里待了两个礼拜，才慢慢习惯日本炎热的天气。研究所内所有的建筑都有空调，但空调机只限于一间一间的办公室内，走廊里没有空调，更有甚者，厕所里也没有空调。在美国这个耗能大国待惯了，我很不习惯这种布置，我想，厕所和走廊不装空调能省多少电呢？当然，1999年回国之后，我慢慢习惯了这种布置，虽然我自己所在的理论物理所有中央空调，中国很多建筑类似日本，特别是厕所，没有空调。那段时间，偶尔出门散步，我注意到，夜间，每一辆车因为红灯停下的时候会将车灯熄灭。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住的宿舍，是日本高能所专门用来接待客人以及那些来自外地甚至外国，只在该所短期做实验的研究人员的。由于远离市区，这里没有什么娱乐文化。大家忙碌一天回来不是偶尔聊聊天，就是看电视，有几个英文台。另一种娱乐，是我偶然在休息室发现的。那一天，我实在无聊了，就冒险到休息室看看—我这人不爱聊天，因此是冒险—那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几张沙发，一台电视而已。我在这张沙发上坐了坐，在那张坐了坐，然后拿起遥控打开电视，几分钟后就关了，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在电视下方看到有几个柜子，不免好奇打开了。
柜子里都是一些刊物，日文的。出乎我的意料，这些刊物中的一多半竟然是成人杂志！当然，根据日本当地法律，所有裸体都在适当的地方打了马赛克。尽管如此，这些成人杂志比普通杂志的阅读频次明显要高得多，从杂志的毛边就可以判断。我于是挑了几本，拿回宿舍认真翻阅了一回。
无聊的实验物理学家们的可怜的娱乐啊，我这么想。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每天我至少有一堆论文要看，感谢那时已经发达的互联网，我们的预印本库每天都有不少新论文出现。
尽管在心里鄙视了实验物理学家一回，但那两个礼拜中，我还是将宿舍休息室里珍藏的成人刊物都翻了一遍。
当时日本高能所的所长也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菅原博隆。关于菅原先生我没有太多的话要说，只知道我研究的弦论中常出现的一个术语“菅原构造”与他有关。尽管他是一位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对物理学的贡献更在于出色地管理了日本高能所。我记得有几次在理论组的咖啡间遇到他，他和谁都能侃侃而谈，很绅士的派头。当时，在高能所最有名的恐怕是小林诚，其时是高能所基本粒子原子核研究所所长，日本高能所不久的一系列实验证实了他和益川敏英早在1973年就提出的一种理论，因此小林和益川在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仅仅过了两周，在高能所日本同行的介绍下，我动身去京都访问（这是日本很好的传统，物理学家们一直在互通有无）。京都大学里有一所非常著名的研究所，以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命名。
汤川研究所的所长就是益川敏英，我见到了他，可惜没有能够说上话，因为他根本不说英文。据说，他那篇和小林写的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是小林一个人写了其中的英文，他不仅不说英文也不写英文。2008年，他不得不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奖，那是他第一次离开日本。
2012年，他来到了北京，我不知那是他第几次离开日本，陪同他来的是他的物理老师坂田昌一的儿子，坂田文彦。在理论物理所，他用日本演讲，坂田文彦翻译。之后我们一起还吃了饭，当然交流不多因为他不讲英语。至于之后他是否再次离开日本就不得而知了。在我心里，他是很神奇的一个人，属于我对科学家分类中的那种“一件事大师”，这也是我希望成為的一种人，一辈子只有一件事成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