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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泼”成了流行词，我也来凑个热闹。大家知道我是北京生的美国人，我也会撒泼，但这和我生在北京毫无关系，因为我头一次看见撒泼，是在一个真的美国人身上。
十七岁那年，我在国际广播电台当播音员，英文组的专家，美籍华人武丽媛是我的好朋友。有一次她的好朋友林培瑞从美国来中国，武丽媛便叫我和他们一起出去玩。林培瑞是美国人，英文名字叫 Perry Link，一名汉学家。
我不记得我们那天都去哪里玩了，只记得四点多钟的时候，林先生建议我们去北京饭店吃冰激凌。那时候是1978年吧，夏天。我们四个人，林培瑞和夫人，我和武丽媛就去了北京饭店。那时候的北京饭店中国人是不许进去的，只有外宾能进去。为了让我顺利混进北京饭店，我们进门的时候都故意大声讲英文，大家都认为我的英语是可以蒙混过关的。结果没想到那天要查证件，我英语再好，没有外国身份，也很难混进北京饭店。当时我被门口的服务生拦住，要我出示工作证，我当然乖乖的交给他。
“那我不进去了，你把工作证还给我吧。”我胆怯地说，“小武，你们去吃冰激凌吧，我不去了。”
门口的服务生刚要把证件还给我，林培瑞居然冲了上来，用流利的中文质问门口的服务员：“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你为什么歧视中国人？”
服务员根本不理他，手里仍然拿着我的工作证，质问我：“你和这个外国男人什么关系？”
“我不去了不行嘛！”我还是害怕，“你把我工作证给我！”
“不给！”服务员横起来，“我明天要联系你单位，问清楚你跟这个外国人到底什么关系！”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林培瑞就把脸冲到离服务员鼻子只有几毫米的地方，大嗓门地喊道：“她是我的翻译，我老婆在这里！你刚才什么意思？你侮辱我！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什么问我和我的翻译什么关系！你说！你说！”林培瑞的大声喊叫固然惹来了很多酒店的服务人员，以及当时在大堂的外国人也都在远处围观着。
这时候一个管事的过来问服务人员怎么回事，服务人员很小声的指了指我，又指了指林培瑞。管事儿的小声对服务员说：“他那么大声，影响很不好，你赶紧走吧。”
管事儿的看了看我的工作证，这时候武丽媛很机灵，马上把她的护照和工作证也给了管事儿的说：“她和我一个单位，我是外国专家。是我叫她来当翻译。”别看武丽媛是中国人，但她的中文完全是美国腔调，比林培瑞的差老鼻子了。
“那你们来干什么？”管事儿的问。
“来吃冰激凌。”武丽媛说。
“去吧，去吧。”管事儿的挥手让我们都进去了。
坐在中国人本进不去的1978年的北京饭店大堂里，吃着外面根本吃不到的香草味道冰激凌球，虽然有点幸福感，但是我还是感觉很恐慌。
“没关系，”林培瑞说，“外国人撒泼，他们就不阻攔了，因为他们要面子。”
后来，我拿了美国护照，也没少学着林培瑞撒泼，90年代初，我在外交公寓租房子住，经常被警卫拦在门外要求看证件，而旁边各种肤色的外国人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外交公寓，“为什么我是中国人就歧视我？”
大部分警卫都不理我，训练得特别好，像白金汉宫门前的警卫一样，只说一句：“拿证件去。” 偶尔一两次，警卫会很生气地摇摇手放我进去。
我最后一次撒泼是住在798的时候，大概是2004年。那时候管理方特意设置了门警，不让私家车通行。那天我好像出席什么活动，穿得人模狗样的，鞋也没穿舒服，门警死活不让我开车进去。要我把车停在门外，自己走进去。我就开始撒泼了，破口大骂。我想骂急了他要是动手，我就赢了。我的所有内心活动就和瑞典的那几个中国旅客一样。
但这个门警保安还挺扛得住。就在我插腰撒泼的时候，一辆从798出来的车停下来了，车里下来一人说：“哟，你就是那个电视上的洪晃吧？”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撒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