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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而言，官员道歉整体状况仍然处于自发与非制度化的阶段。道歉制度化，这就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
官员道歉，既是一种自我纠错的方式，也是官员问责方式的体现。近几年，我国各地官员公开道歉的消息屡见报端：从突发灾难、特大事故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官员通过媒体神态凝重地向人民道歉。譬如，6月20日，贵州瓮安事件中，省委书记石宗源先后三次向瓮安的父老乡亲鞠躬道歉；7月5日，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委托身边工作人员因道路改造等工作给市民带来的不便在网上向群众道歉；7月18日，深圳副市长张思平以3公里路被堵3小时的亲身经历痛斥交通拥堵，并在会上向龙岗市民真诚致歉。
官员道歉折射出什么
官员道歉，实乃责任政府、服务政府角色的回归。对官员来说，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向老百姓当面道歉，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中国人历来有“官本位”意识，为官者觉得自己比老百姓要“高一等”，让为官者道歉，会使他们感到没面子，也会影响自己的威信，甚至也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古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世上没有一个万能的政府，也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官员，这就注定了政府和官员工作中的失误是难免的。作为党政官员，以服务人民为最高宗旨，自当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力争不出错少出错，一旦有了错误，就应老老实实认错、改错。
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没有就事论事，而是透过现象反思了当地执政中的问题，没有把“板子”打在群众身上，而是打在当地官员身上。他不是责备群众，而是反思自己，向群众鞠躬致歉，表示认错改错的决心，从而化解了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裂痕。这些官员的道歉不仅仅显示出他们改进工作的诚意，更重要的是给他们自己带来一种压力。因为，一旦官员道了歉，其实就是向公众承认自己工作的不足，向公众承诺改进工作的决心。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道歉既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是对自身管理职责的一种尊重，也是严于律已、敢于担责的表现。正因如此，国外的官员很“会”道歉，即使是总统、总理，如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也会通过媒体及时向公众道歉，以求得谅解。
近几年，随着官员问责制度的推进，官场上响起一片道歉之声，既是官员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加强的表现，也是责任政府、服务政府角色的回归。只要这种道歉不是作秀，不是说了不改，就彰显了政府和官员的“民本”意识。2008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奔赴灾区看望滞留旅客，在长沙火车站向旅客道歉说：“你们被困在火车站，还没能提早回家，我表示深深的歉意，现在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抢修，一定把大家送回家过春节。”官员向公众道歉，只是政府问责中的第一步。温总理在灾区向旅客诚恳道歉之后，接下来就是部署各地政府部门千方百计地抢修线路、疏导交通，兑现送滞留旅客回家过年的承诺。不推诿责任，有错认错，知过改过，正是政府与官员以人民利益为重，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重要体现。
除了道歉，我们还需要什么
官员道歉，应该是官员问责的一种独特方式。虽然，越来越多的官员向公众道歉是主动的、真诚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也有为数不少的官员道歉行为是被迫的、虚伪的，这反映出官员道歉行为有日渐异化的趋势。
有些官员道歉有“被迫”之嫌。2007年12月3日，四川阆中市分管交通的副市长文春涛就一段乡村公路未能按时通车在电视上向全市群众公开检讨。从报道中“阆中市委、市政府慎重研究后决定，由分管副市长代表政府向老百姓公开作检讨”的叙述，可以看出，副市长的道歉，实际上仍然是“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也就是说，从行为动力上分析，他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其实，从权力来源上看，只要民众真正能够对官员命运起决定作用，那么就不需要“组织安排”来道歉，官员只要做错了事或者做事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就必须主动、及时、真诚地公开道歉。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委托—代理”理论的常识。
有些官员道歉有“洗责”之嫌。道歉只是责任承担方式之一，而且是属于最轻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还包括罢免、撤职等更严厉的方式。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及其官员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一个道德再高尚的政府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尽量避害趋利，都想尽量最大程度地化解责任，而道歉就是化解责任的公关方式之一。以某种手段转移輿论监督视线逃避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的行为，这叫“洗责”。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当今官员“道歉”如此频繁的背景，就会发现新问题。如此多的道歉是发生在官员问责日益频繁、日益向制度化迈进的社会背景下，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一方面，官员一反消极的常态，主动、积极、频繁的道歉是不是逃避责任、留守退路、把握问责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其应当承担的其他更严厉的责任（例如罢免、撤职等）会不会被主动出击的道歉所“洗”掉？另一方面，我国却有为数不少的基层官员迫于强大舆论压力的道歉，总给人以敷衍了事、推脱洗责之感。尤其是某些渎职的不作为官员，道歉之后，其承诺群众的事情依旧难以兑现，让人愤慨而无奈，相应的督查和纠错手段也没跟上。这样，道歉可能成为官员逃避责任的烟幕。于是公众和媒体就会发出“不承担实际责任，道歉有什么用”的责问。
有些官员道歉存在“缺位”之嫌。我们看到，在现实中，更多的是级别比较高的官员在道歉，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等高官。其实，现实生活中最需要道歉的反而是一些“官不大但有权”的人，如那些“乱执法”、“乱收费”、“乱摊派”的。因为，这些基层官员的工作与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最密切，他们在工作中如果没有帮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甚至扰了民，欺了民，本应该由他们向老百姓道歉，但我们却看不到。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出来道歉的只有省委书记石宗源，而其他被免职的瓮安县委书记、县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未见媒体报道来致歉，更不见在这一事件中不作为、乱作为的执法人员来向公众道歉。
上述种种被“异化”的道歉，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国官员道歉制度供给不足。因为从理论上说，道歉还潜在地包括着一种权力的划定和确认。只有有权力的人才有道歉的资格，道歉是认领直接权力范围内的责任，无权则无责，无责则不须、也无资格道歉。因此，道歉并非多多益善，而是有“道歉理性”的，即在对应的权责范围内认领错误，如果突破了权力界限，就存在“做秀”之嫌、“被迫”之嫌、“洗责”之嫌、“缺位”之嫌。因此，道歉需要制度保证。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不仅缺乏对官员道歉的全国性统一的制度，而且地方性官员道歉总体上也缺乏制度文本。仅有的一个地方性官员道歉制度文本，是在2007年9月14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深圳对这种道歉做出了制度规定，今后道歉不道歉，不是谁说了算，更不是凭官员的良知和道德来决定。问题在于，深圳市出台关于道歉的《暂行办法》将近一年了，其他地方并没有很好的制度跟进，这使得《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基本成了“制度孤本”，对全国而言，官员道歉整体状况仍然处于自发与非制度化的阶段。
所以，我国必须进一步对官员道歉问责的实践状况进行必要的总结，完善官员道歉制度规范。应该给官员道歉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规矩”：什么情况下必须道歉、由谁来道歉、应该在什么范围内道歉、怎么道歉等内容。道歉制度化，这就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
官员道歉，既是一种自我纠错的方式，也是官员问责方式的体现。近几年，我国各地官员公开道歉的消息屡见报端：从突发灾难、特大事故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官员通过媒体神态凝重地向人民道歉。譬如，6月20日，贵州瓮安事件中，省委书记石宗源先后三次向瓮安的父老乡亲鞠躬道歉；7月5日，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委托身边工作人员因道路改造等工作给市民带来的不便在网上向群众道歉；7月18日，深圳副市长张思平以3公里路被堵3小时的亲身经历痛斥交通拥堵，并在会上向龙岗市民真诚致歉。
官员道歉折射出什么
官员道歉，实乃责任政府、服务政府角色的回归。对官员来说，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向老百姓当面道歉，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中国人历来有“官本位”意识，为官者觉得自己比老百姓要“高一等”，让为官者道歉，会使他们感到没面子，也会影响自己的威信，甚至也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古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世上没有一个万能的政府，也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官员，这就注定了政府和官员工作中的失误是难免的。作为党政官员，以服务人民为最高宗旨，自当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力争不出错少出错，一旦有了错误，就应老老实实认错、改错。
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没有就事论事，而是透过现象反思了当地执政中的问题，没有把“板子”打在群众身上，而是打在当地官员身上。他不是责备群众，而是反思自己，向群众鞠躬致歉，表示认错改错的决心，从而化解了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裂痕。这些官员的道歉不仅仅显示出他们改进工作的诚意，更重要的是给他们自己带来一种压力。因为，一旦官员道了歉，其实就是向公众承认自己工作的不足，向公众承诺改进工作的决心。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道歉既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是对自身管理职责的一种尊重，也是严于律已、敢于担责的表现。正因如此，国外的官员很“会”道歉，即使是总统、总理，如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也会通过媒体及时向公众道歉，以求得谅解。
近几年，随着官员问责制度的推进，官场上响起一片道歉之声，既是官员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加强的表现，也是责任政府、服务政府角色的回归。只要这种道歉不是作秀，不是说了不改，就彰显了政府和官员的“民本”意识。2008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奔赴灾区看望滞留旅客，在长沙火车站向旅客道歉说：“你们被困在火车站，还没能提早回家，我表示深深的歉意，现在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抢修，一定把大家送回家过春节。”官员向公众道歉，只是政府问责中的第一步。温总理在灾区向旅客诚恳道歉之后，接下来就是部署各地政府部门千方百计地抢修线路、疏导交通，兑现送滞留旅客回家过年的承诺。不推诿责任，有错认错，知过改过，正是政府与官员以人民利益为重，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重要体现。
除了道歉，我们还需要什么
官员道歉，应该是官员问责的一种独特方式。虽然，越来越多的官员向公众道歉是主动的、真诚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也有为数不少的官员道歉行为是被迫的、虚伪的，这反映出官员道歉行为有日渐异化的趋势。
有些官员道歉有“被迫”之嫌。2007年12月3日，四川阆中市分管交通的副市长文春涛就一段乡村公路未能按时通车在电视上向全市群众公开检讨。从报道中“阆中市委、市政府慎重研究后决定，由分管副市长代表政府向老百姓公开作检讨”的叙述，可以看出，副市长的道歉，实际上仍然是“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也就是说，从行为动力上分析，他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其实，从权力来源上看，只要民众真正能够对官员命运起决定作用，那么就不需要“组织安排”来道歉，官员只要做错了事或者做事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就必须主动、及时、真诚地公开道歉。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委托—代理”理论的常识。
有些官员道歉有“洗责”之嫌。道歉只是责任承担方式之一，而且是属于最轻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还包括罢免、撤职等更严厉的方式。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及其官员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一个道德再高尚的政府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尽量避害趋利，都想尽量最大程度地化解责任，而道歉就是化解责任的公关方式之一。以某种手段转移輿论监督视线逃避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的行为，这叫“洗责”。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当今官员“道歉”如此频繁的背景，就会发现新问题。如此多的道歉是发生在官员问责日益频繁、日益向制度化迈进的社会背景下，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一方面，官员一反消极的常态，主动、积极、频繁的道歉是不是逃避责任、留守退路、把握问责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其应当承担的其他更严厉的责任（例如罢免、撤职等）会不会被主动出击的道歉所“洗”掉？另一方面，我国却有为数不少的基层官员迫于强大舆论压力的道歉，总给人以敷衍了事、推脱洗责之感。尤其是某些渎职的不作为官员，道歉之后，其承诺群众的事情依旧难以兑现，让人愤慨而无奈，相应的督查和纠错手段也没跟上。这样，道歉可能成为官员逃避责任的烟幕。于是公众和媒体就会发出“不承担实际责任，道歉有什么用”的责问。
有些官员道歉存在“缺位”之嫌。我们看到，在现实中，更多的是级别比较高的官员在道歉，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等高官。其实，现实生活中最需要道歉的反而是一些“官不大但有权”的人，如那些“乱执法”、“乱收费”、“乱摊派”的。因为，这些基层官员的工作与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最密切，他们在工作中如果没有帮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甚至扰了民，欺了民，本应该由他们向老百姓道歉，但我们却看不到。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出来道歉的只有省委书记石宗源，而其他被免职的瓮安县委书记、县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未见媒体报道来致歉，更不见在这一事件中不作为、乱作为的执法人员来向公众道歉。
上述种种被“异化”的道歉，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国官员道歉制度供给不足。因为从理论上说，道歉还潜在地包括着一种权力的划定和确认。只有有权力的人才有道歉的资格，道歉是认领直接权力范围内的责任，无权则无责，无责则不须、也无资格道歉。因此，道歉并非多多益善，而是有“道歉理性”的，即在对应的权责范围内认领错误，如果突破了权力界限，就存在“做秀”之嫌、“被迫”之嫌、“洗责”之嫌、“缺位”之嫌。因此，道歉需要制度保证。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不仅缺乏对官员道歉的全国性统一的制度，而且地方性官员道歉总体上也缺乏制度文本。仅有的一个地方性官员道歉制度文本，是在2007年9月14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深圳对这种道歉做出了制度规定，今后道歉不道歉，不是谁说了算，更不是凭官员的良知和道德来决定。问题在于，深圳市出台关于道歉的《暂行办法》将近一年了，其他地方并没有很好的制度跟进，这使得《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基本成了“制度孤本”，对全国而言，官员道歉整体状况仍然处于自发与非制度化的阶段。
所以，我国必须进一步对官员道歉问责的实践状况进行必要的总结，完善官员道歉制度规范。应该给官员道歉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规矩”：什么情况下必须道歉、由谁来道歉、应该在什么范围内道歉、怎么道歉等内容。道歉制度化，这就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