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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次会议公布的财税体制改革路线图看，笔者猜想：只有在前两项改革完成之后，房产税才能最后实施，而2017年仍是“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短期内房产税出台的可能性不大。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下帷幕，根据会议公报的全文，此前笔者曾对2017年防控金融风险、房地产调控、财政货币政策取向进行了深度解读，以下我们将对稳增长前景、发展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企业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进行解读和预判。
稳增长的实际形势可能比预期严峻
大量的分析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此次會议有淡化稳增长目标的倾向。然而，2017年的实际形势可能并非如此，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从会议公报的内容看，无论是“稳中求进”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还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五项工作目标中，稳增长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同时会议公报对于“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政策目标也没有改变，当前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应在6.5%左右。
另一方面，实际稳增长形势可能比预期的严峻。2016年6.7%左右经济增速是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双轮驱动”下实现的，特别是前三季度宽松的信贷政策，推动热点城市房地产泡沫化，也带动了下半年的工业部门价格指数、盈利状况显著改善。2017年房地产泡沫化繁荣行将终结，基础设施将独挑稳增长的大梁，这从四季度以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和各级政府马不停蹄地推进PPP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可得到佐证，但是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怎样，前景并不乐观。与此同时，特朗普执政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态势或凸显，逆全球化的风险较大，因此，不应对外部需求寄予过高的期望。由此看来，2017年经济增长的前景可能比预想的严峻。
振兴实体经济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
房地产回落，实体经济才是正道。本次会议对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源于今年以来民间投资低迷、房地产泡沫化、实体经济不振、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严峻，重建实体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迫在眉睫。
本次会议要求“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这给专心实体经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营企业吃了定心丸，也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小微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此外，鼓励实体经济发展还有一些国际因素，如美国特朗普大规模减税政策吸引跨国制造企业进入美国，印度莫迪改革也使中国实体经济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因此，2017年通过降低税费、放松管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保护产权、完善法治环境等政策，将有利于国内外资金“脱虚向实”，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有实质性进展
会议公报认为，2017年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年，“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也将取得实质性进展。
首先来看“去产能”。2017年工作重点将是“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目前已经做好“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的准备。因此，一大批以地方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的现象将不可避免。同时，决策层已经放弃了用“行政化、各级政府分解任务”的去产能手段，将采用“市场、法治的办法”推进去产能工作。
其次来看去杠杆。会议公报指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由此可见，企业杠杆率下降，政府或者居民的杠杆率必然上升，而当前居民杠杆率已经达到历史高点，特别是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收紧，居民加杠杆渠道也受到抑制。因此，伴随着企业杠杆率下降，政府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杠杆率可能会有所提升，这也与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先后都经历了企业部门去杠杆、政府部门加杠杆的债务转移不谋而合。关于企业部门去杠杆，决策层并没有否决债转股，但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同时股权融资力度将得到强化，因此资本市场融资将继续得到鼓励。
再来看降成本。此次降成本与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差异是删除“降低财务成本”，而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这说明当前金融体系的利率水平正处于历史低位，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是结构性难题，总量政策无法解决。企业降成本的方向将更加侧重于减税降费、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因此，这从另一个角度也佐证了流动性拐点、融资成本逐渐攀升将成为大概率事件，减税降费政策或将使得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加大。
最后是补短板的政策。不可否认，补短板政策都是中长期的政策，也是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未来几年内，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事业和地下管网、环境治理、精准扶贫等问题，既是会议公报认为的“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也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些政策在未来数年内都会长期执行并落实。
短期内房产税出台的可能性不大
改革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本次会议提出的经济改革有两个领域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出台了分类改革、薪酬制度、管资本等改革方案，此次会议关注的重点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之所以强调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样与民间资本投资持续低迷不无关系。
事实上，今年以来民间投资之所以快速下滑，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民间资本较为集中的传统制造业投资回报率快速下滑，去产能压力巨大；二是在电力、石油等回报率较高的垄断性行业，民间资本进入无门。因此，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对民间资本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效果如何，还需看垄断企业拿出来进行“混合”的产业盈利前景怎样、民间资本的权利和责任是否相称。
其次是关于财税体制改革。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都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之根本。本次会议提出，将“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三者关系是依次递进的关系，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要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只有权利、责任划分清楚后，才能明确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比例，也才会解决地方财政主体税收的来源问题。不出意外，房产税将是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从此次会议公布的财税体制改革路线图看，笔者猜想：只有在前两项改革完成之后，房产税才能最后实施，而2017年仍是“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短期内房产税出台的可能性不大。（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黄志龙，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稳增长的实际形势可能比预期严峻
大量的分析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此次會议有淡化稳增长目标的倾向。然而，2017年的实际形势可能并非如此，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从会议公报的内容看，无论是“稳中求进”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还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五项工作目标中，稳增长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同时会议公报对于“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政策目标也没有改变，当前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应在6.5%左右。
另一方面，实际稳增长形势可能比预期的严峻。2016年6.7%左右经济增速是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双轮驱动”下实现的，特别是前三季度宽松的信贷政策，推动热点城市房地产泡沫化，也带动了下半年的工业部门价格指数、盈利状况显著改善。2017年房地产泡沫化繁荣行将终结，基础设施将独挑稳增长的大梁，这从四季度以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和各级政府马不停蹄地推进PPP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可得到佐证，但是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怎样，前景并不乐观。与此同时，特朗普执政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态势或凸显，逆全球化的风险较大，因此，不应对外部需求寄予过高的期望。由此看来，2017年经济增长的前景可能比预想的严峻。
振兴实体经济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
房地产回落，实体经济才是正道。本次会议对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源于今年以来民间投资低迷、房地产泡沫化、实体经济不振、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严峻，重建实体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迫在眉睫。
本次会议要求“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这给专心实体经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营企业吃了定心丸，也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小微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此外，鼓励实体经济发展还有一些国际因素，如美国特朗普大规模减税政策吸引跨国制造企业进入美国，印度莫迪改革也使中国实体经济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因此，2017年通过降低税费、放松管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保护产权、完善法治环境等政策，将有利于国内外资金“脱虚向实”，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有实质性进展
会议公报认为，2017年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年，“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也将取得实质性进展。
首先来看“去产能”。2017年工作重点将是“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目前已经做好“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的准备。因此，一大批以地方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的现象将不可避免。同时，决策层已经放弃了用“行政化、各级政府分解任务”的去产能手段，将采用“市场、法治的办法”推进去产能工作。
其次来看去杠杆。会议公报指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由此可见，企业杠杆率下降，政府或者居民的杠杆率必然上升，而当前居民杠杆率已经达到历史高点，特别是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收紧，居民加杠杆渠道也受到抑制。因此，伴随着企业杠杆率下降，政府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杠杆率可能会有所提升，这也与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先后都经历了企业部门去杠杆、政府部门加杠杆的债务转移不谋而合。关于企业部门去杠杆，决策层并没有否决债转股，但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同时股权融资力度将得到强化，因此资本市场融资将继续得到鼓励。
再来看降成本。此次降成本与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差异是删除“降低财务成本”，而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这说明当前金融体系的利率水平正处于历史低位，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是结构性难题，总量政策无法解决。企业降成本的方向将更加侧重于减税降费、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因此，这从另一个角度也佐证了流动性拐点、融资成本逐渐攀升将成为大概率事件，减税降费政策或将使得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加大。
最后是补短板的政策。不可否认，补短板政策都是中长期的政策，也是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未来几年内，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事业和地下管网、环境治理、精准扶贫等问题，既是会议公报认为的“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也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些政策在未来数年内都会长期执行并落实。
短期内房产税出台的可能性不大
改革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本次会议提出的经济改革有两个领域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出台了分类改革、薪酬制度、管资本等改革方案，此次会议关注的重点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之所以强调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样与民间资本投资持续低迷不无关系。
事实上，今年以来民间投资之所以快速下滑，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民间资本较为集中的传统制造业投资回报率快速下滑，去产能压力巨大；二是在电力、石油等回报率较高的垄断性行业，民间资本进入无门。因此，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对民间资本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效果如何，还需看垄断企业拿出来进行“混合”的产业盈利前景怎样、民间资本的权利和责任是否相称。
其次是关于财税体制改革。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都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之根本。本次会议提出，将“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三者关系是依次递进的关系，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要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只有权利、责任划分清楚后，才能明确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比例，也才会解决地方财政主体税收的来源问题。不出意外，房产税将是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从此次会议公布的财税体制改革路线图看，笔者猜想：只有在前两项改革完成之后，房产税才能最后实施，而2017年仍是“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短期内房产税出台的可能性不大。（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黄志龙，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