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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具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意义的江苏华西村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会议，使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农村题材创作的现状如何？面对新时代农村的变化发展作家如何对待、如何把握？农村题材创作如何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这是与会的作家、评论家讨论的中心话题。
一、农村题材创作
我国写农村写农民的文学著于史已有数千年,而写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和农民的文学,产生和存在只不过一二十年。近年来农村题材文学却出现了某种弱化趋势,无论有多么过硬的客观原因,我以为都不应该。这些客观原因,我们的确应当正视,比如:当代历史前进运动的重心,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文学的变迁植根于历史趋向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从而当代文学的重心,总体上说也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人们的审美取向以及文学的市场价值取向,也在从乡村情怀向都市情怀转移。这一切不但是客观趋势,而且具有规律性意义,反映了历史的进步,因而是合理的。但规律常常有多方面的包容性,目前乃至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农村写作弱化的趋势,从实践的角度看,又是不合理的,有违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因为:一是文学要以人为本,农民迄今仍然是我国最大的社会人群,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当代文学不该也不能脱离农民;二是中国历史最深邃的底蕴是农民命运史,中国文学最深邃的底蕴是农民精神史。中国当代变革起自农村还要落到农村。文学若脱离农村忘却农民,将不利于历史前行,也不利于文学发展;三是当前我国农村和农民经历着的转型与新生,无疑是最具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文学主题。变革中、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不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独创性与原创性的新地,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诞生新的经典性与世界性的沃土,这种机遇真的千年等一回。
二、农村题材创作成就显著
农村题材写作在近十年的小说和报告文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首先是出现了一批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反映农村新变化的作品。关仁山的作品在把握时代脉搏上表现出了一种敏锐的品格，不仅长篇小说《天高地厚》，以往如《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中篇也把农村变化的新的信息组织到自己斑斓画卷的创作中。《天高地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曾收到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作家何申长年在农村体验生活，近70部作品记录了新时期农村变化的全过程。吕雷的报告文学《大江沉重》把县、乡镇和农村变革结合起来描绘，已经预示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某种特色。孙惠芬的长篇《歇马山庄》揭示了现实乡村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格与人性。早在1999年孙惠芬就关注民工问题，写出中篇小说《民工》，2001年写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对农村急剧的变化作出回应。其次是表现当下生活的艺术视角多种多样，黄国荣的长篇《乡谣》抒写江南水乡解放初至改革开放五十年间的风云变幻和风土人情，活画出农民的辛酸、农民的软弱、农民的进取和农民的欢乐。贾平凹从《高老庄》到《秦腔》都是农村题材，表现了对传统远去的脉脉温情，几许惆怅，其深刻涵义是表达了两种文明的冲突，这是作家独辟的一个重要艺术视角。第三是出现了一些思想和艺术上有独特探索的作品，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等。
三、强化农村题材文学的特质
强化农村题材文学的乡土民间特质，就应该特别注重通过创作传达一种“原乡况味”，努力呈现乡土生活本色。所谓原乡况味，就是由特定乡土地域的特殊生态景观、风土习俗、乡村情感、乡土精神、乡土理念等等文化因子圆整和合而成的总体景况与氛围，恰恰是这样的景况与氛围，使农村题材文学最终获得某种特殊质地、某种独立品格。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乡土是个文化母题，母题的基本特质在于最能够接纳和融会新的时代要义，否则，母题便不能成其为母题，最多只能算某个即时性话题，因而，乡土是个动态范畴，其内涵是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与时代变革而“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的。在漫长而又缺乏参照的静态农业文明时代，乡土的文化内涵主要指向苦难、野蛮、粗砺以及牧歌等等一类文化领悟；到工业文明时代，乡土更多地被用来表达某种固守与对抗，被赋予的是贫穷、愚昧、落后、敦厚、淳朴及精神家园等等内涵；今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渐趋隐没，人们不再津津乐道于城乡二元价值对立，城乡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也许过不多久，乡土就将成为纯粹的地理概念和永远的文化记忆!所以，不同时期的乡土意味是有所区别的，而具体到某一处乡土的原乡况味也各不一样。表现乡土民间生活本色，传达特定乡土地域的真实景况与特殊氛围，重要的是应该努力发掘和提炼那种体现出生活本质与生命韧性的乡土民间精神——那种流贯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现实人生、最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真性情、真精神。从艺术本身来讲，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精神文化支撑，文学才具备了一种可贵的民间气质——为今天的创作竭力追求的一种品质。强化农村题材的乡土民间特质，还应该通过创作凸显创作主体自身的民间情怀与精神力量，体现出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作家首先应该是人格的楷模，不能拿文学当纯粹的游戏，不能“一点正经没有”。不能指望靠所谓“玉女作家”、“美男作家”的那种“下半身写作”或“胸口写作”来求得文学的生存发展，文坛还没有沦落到要靠“小鬼当家”的地步，尽管韩寒们、郭敬明们、张悦然们身价可逾百万、“人气指数”飙升，这群身体过于早熟而精神相对贫弱、喜爱用文字打打闹闹的“小鬼”们暂时还当不了家!文学艺术创作作为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真正自由的劳动”，是需要摆脱私利与欲望的羁绊，需要一种虚静的。当然，不能说作家就应该甘享物质清贫，相反，如何创作出受大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如何让农村题材作品吸引城市人群的注意、如何激发乡土民间的文学消费欲求、如何提高文学作品的发行数量……这些一直是摆在面前的现实课题。但是，既然选择了创作，选择了做这个时代的作家，也就是选择了某种道义和担当，选择了艰辛与责任，这类选择体现在具体创作中，也必然会凝结为一种很可宝贵的民间特质。
四、农村题材创作与新生活同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认为，近年农村题材创作总体不错，但缺少关注当下新农村现实的作品，缺少形成历史高峰的作品，许多作家面对新农村的变化，原有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有了老化和隔膜之感，他提出作家应该深入农村，与农民血脉相通，写出作家的真情实感。中国作协也积极为作家深入农村创造条件。吴秉杰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次生活的长征，它向作家发出了相邀同行的呼唤。当前的农村题材创作还缺少像梁生宝、陈奂生那样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现在的作家基本上城市化了，用城里人的眼光观察农村和农民，偶尔也走马观花或以传闻编织起自己的想象。农村的变化将表现在经济上、文化上、农村人的心理观念上，是多方面的，农民处在或痛苦或幸福的蜕变中，作家要进一步表现农村变化，首先要夯实生活的基础。作家关仁山说，作家赶上这样大变革的时代，是非常地幸运，创作不能错过这一历史契机。生活贵在体验，生活积累贵在感情积累，故事可以编织，但感情是编织不出来的。只有深入下去，才能培育对农民与土地的真情实感。作家叶广芩本来主写家族小说，近年在陕西周至县挂职6年，与当地农民由生疏到打成一片，写出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她为自己融入农村的新生活感到充实和自豪，她说：“作家的责任是关注社会，我们不能沉浸于自己熟悉的情致而忽略其他。”■
一、农村题材创作
我国写农村写农民的文学著于史已有数千年,而写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和农民的文学,产生和存在只不过一二十年。近年来农村题材文学却出现了某种弱化趋势,无论有多么过硬的客观原因,我以为都不应该。这些客观原因,我们的确应当正视,比如:当代历史前进运动的重心,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文学的变迁植根于历史趋向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从而当代文学的重心,总体上说也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人们的审美取向以及文学的市场价值取向,也在从乡村情怀向都市情怀转移。这一切不但是客观趋势,而且具有规律性意义,反映了历史的进步,因而是合理的。但规律常常有多方面的包容性,目前乃至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农村写作弱化的趋势,从实践的角度看,又是不合理的,有违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因为:一是文学要以人为本,农民迄今仍然是我国最大的社会人群,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当代文学不该也不能脱离农民;二是中国历史最深邃的底蕴是农民命运史,中国文学最深邃的底蕴是农民精神史。中国当代变革起自农村还要落到农村。文学若脱离农村忘却农民,将不利于历史前行,也不利于文学发展;三是当前我国农村和农民经历着的转型与新生,无疑是最具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文学主题。变革中、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不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独创性与原创性的新地,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诞生新的经典性与世界性的沃土,这种机遇真的千年等一回。
二、农村题材创作成就显著
农村题材写作在近十年的小说和报告文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首先是出现了一批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反映农村新变化的作品。关仁山的作品在把握时代脉搏上表现出了一种敏锐的品格，不仅长篇小说《天高地厚》，以往如《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中篇也把农村变化的新的信息组织到自己斑斓画卷的创作中。《天高地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曾收到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作家何申长年在农村体验生活，近70部作品记录了新时期农村变化的全过程。吕雷的报告文学《大江沉重》把县、乡镇和农村变革结合起来描绘，已经预示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某种特色。孙惠芬的长篇《歇马山庄》揭示了现实乡村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格与人性。早在1999年孙惠芬就关注民工问题，写出中篇小说《民工》，2001年写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对农村急剧的变化作出回应。其次是表现当下生活的艺术视角多种多样，黄国荣的长篇《乡谣》抒写江南水乡解放初至改革开放五十年间的风云变幻和风土人情，活画出农民的辛酸、农民的软弱、农民的进取和农民的欢乐。贾平凹从《高老庄》到《秦腔》都是农村题材，表现了对传统远去的脉脉温情，几许惆怅，其深刻涵义是表达了两种文明的冲突，这是作家独辟的一个重要艺术视角。第三是出现了一些思想和艺术上有独特探索的作品，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等。
三、强化农村题材文学的特质
强化农村题材文学的乡土民间特质，就应该特别注重通过创作传达一种“原乡况味”，努力呈现乡土生活本色。所谓原乡况味，就是由特定乡土地域的特殊生态景观、风土习俗、乡村情感、乡土精神、乡土理念等等文化因子圆整和合而成的总体景况与氛围，恰恰是这样的景况与氛围，使农村题材文学最终获得某种特殊质地、某种独立品格。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乡土是个文化母题，母题的基本特质在于最能够接纳和融会新的时代要义，否则，母题便不能成其为母题，最多只能算某个即时性话题，因而，乡土是个动态范畴，其内涵是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与时代变革而“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的。在漫长而又缺乏参照的静态农业文明时代，乡土的文化内涵主要指向苦难、野蛮、粗砺以及牧歌等等一类文化领悟；到工业文明时代，乡土更多地被用来表达某种固守与对抗，被赋予的是贫穷、愚昧、落后、敦厚、淳朴及精神家园等等内涵；今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渐趋隐没，人们不再津津乐道于城乡二元价值对立，城乡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也许过不多久，乡土就将成为纯粹的地理概念和永远的文化记忆!所以，不同时期的乡土意味是有所区别的，而具体到某一处乡土的原乡况味也各不一样。表现乡土民间生活本色，传达特定乡土地域的真实景况与特殊氛围，重要的是应该努力发掘和提炼那种体现出生活本质与生命韧性的乡土民间精神——那种流贯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现实人生、最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真性情、真精神。从艺术本身来讲，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精神文化支撑，文学才具备了一种可贵的民间气质——为今天的创作竭力追求的一种品质。强化农村题材的乡土民间特质，还应该通过创作凸显创作主体自身的民间情怀与精神力量，体现出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作家首先应该是人格的楷模，不能拿文学当纯粹的游戏，不能“一点正经没有”。不能指望靠所谓“玉女作家”、“美男作家”的那种“下半身写作”或“胸口写作”来求得文学的生存发展，文坛还没有沦落到要靠“小鬼当家”的地步，尽管韩寒们、郭敬明们、张悦然们身价可逾百万、“人气指数”飙升，这群身体过于早熟而精神相对贫弱、喜爱用文字打打闹闹的“小鬼”们暂时还当不了家!文学艺术创作作为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真正自由的劳动”，是需要摆脱私利与欲望的羁绊，需要一种虚静的。当然，不能说作家就应该甘享物质清贫，相反，如何创作出受大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如何让农村题材作品吸引城市人群的注意、如何激发乡土民间的文学消费欲求、如何提高文学作品的发行数量……这些一直是摆在面前的现实课题。但是，既然选择了创作，选择了做这个时代的作家，也就是选择了某种道义和担当，选择了艰辛与责任，这类选择体现在具体创作中，也必然会凝结为一种很可宝贵的民间特质。
四、农村题材创作与新生活同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认为，近年农村题材创作总体不错，但缺少关注当下新农村现实的作品，缺少形成历史高峰的作品，许多作家面对新农村的变化，原有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有了老化和隔膜之感，他提出作家应该深入农村，与农民血脉相通，写出作家的真情实感。中国作协也积极为作家深入农村创造条件。吴秉杰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次生活的长征，它向作家发出了相邀同行的呼唤。当前的农村题材创作还缺少像梁生宝、陈奂生那样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现在的作家基本上城市化了，用城里人的眼光观察农村和农民，偶尔也走马观花或以传闻编织起自己的想象。农村的变化将表现在经济上、文化上、农村人的心理观念上，是多方面的，农民处在或痛苦或幸福的蜕变中，作家要进一步表现农村变化，首先要夯实生活的基础。作家关仁山说，作家赶上这样大变革的时代，是非常地幸运，创作不能错过这一历史契机。生活贵在体验，生活积累贵在感情积累，故事可以编织，但感情是编织不出来的。只有深入下去，才能培育对农民与土地的真情实感。作家叶广芩本来主写家族小说，近年在陕西周至县挂职6年，与当地农民由生疏到打成一片，写出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她为自己融入农村的新生活感到充实和自豪，她说：“作家的责任是关注社会，我们不能沉浸于自己熟悉的情致而忽略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