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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著述，留下了斗酒、写诗、作画、养生、宴会、饯行等酒神佳话。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到了晚清，随着浅绛彩瓷画的横空出世，出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器，那就是浅绛彩瓷温酒器。
从传世的浅绛彩瓷温酒器来看，晚清时期，这种器型在安徽、江苏、浙江三个省份最为流行，瓷器的主产地江西稍逊。这可能与上述地区人们喜欢喝黄酒有关，因冬季饮黄酒时放在热水中烫热后黄酒会变得温和柔顺，醇香更加浓郁。
关于温酒器的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汉代，有了温酒樽这种酒器，配以勺，便于取酒。唐代开始出现大量的金银材质的温酒器具，造型华丽端庄。唐宋以后，温酒器以陶瓷为主流。风行套壶、套杯，民间称为烫酒壶、烫酒杯。江西景德镇产品有青花、彩瓷制品，宜兴生产的紫砂套壶、套杯也颇具盛名。套壶与套杯以小壶小杯与外壳相配，外壳内可注入热水，用以温酒。这些器具工艺非常精湛，有圆筒形、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鼓形等，壶身纹饰图案秀丽雅致。其中同光两朝的浅绛彩瓷温酒器更是将这一器型达到了极致。
纵观中国酒文化史、陶瓷史，没有一种载体对酒文化的阐释能够比得上浅绛温酒器。在这种小小的器物上，文人画师们尽情挥洒，作者的文学素养、生活情趣、曲笔妙思、个性风采、浪漫情怀都得以深度体现，真正达到了酒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的深层契合。
首先，浅绛温酒器将中国诗、中国画、中国书法成功植入中国瓷中，使这四种国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彰显酒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中国文学史中，以酒为题的传世诗作俯拾皆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
不仅为诗如是，在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在浅绛温酒器上，诗、书、画所体现的艺术精神与酒文化精神达到了深层契合。在晚清浅绛彩瓷画师中，有几位佼佼者，用小小的温酒器，给浅绛彩瓷这朵艺术奇葩涂抹了浓重的一笔。
扬州派画家顾海林是我比较推崇的浅绛彩瓷画师，其作品极具文人情趣。在诗画结合方面，堪为浅绛画师中的翘楚。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孤篇盖全唐的美誉，而顾海林在一只琮式瓶上大胆地把这一宏大的题材搬上了浅绛彩瓷，这在浅绛彩瓷创作中是非常罕见的。图1、图2为顾海林创作的温酒器，在这件小品上，一间茅舍，一位高士，几株老树，几只倦鸟，共同组成了一幅苍拙的画面。题款为“半树斜阳鸟傍巢”，再现了唐代诗人杜荀鹤的复杂心态。而这种心态表现在一个酒器上，则平添了几分愁绪，诗、画、酒杂糅在一起，令人产生无限的感慨。今天，我虽不知顾海林创作这件小品时的心境，但把玩这件小品，心中总有些莫名的情愫，脑海中也总浮现出倪瓒先生的两句话：逸笔草草，聊以自娱耳。也许，这正是早期浅绛彩瓷创作中的主流。过去，有人把这种单件套的器型称为水盂，其目的是为了抬高它的身价。其实，酒器的文人味丝毫不亚于文房器，在某种程度上，比文房器更令人浮想联翩。
俞子明在浅绛画师中有“人民艺术家”之称，创作了大量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浅绛彩瓷。“渔家乐图”是一种瓷器装饰纹样，描绘渔夫们欢乐的劳动生活情景。有饮酒庆丰收、小舟垂钓、渔舟唱晚、渔翁得利等画面。俞子明的这个温酒器绘一渔夫酒后醉卧于冬日雪后的芦花荡中（图3），题款“醉卧芦花雪枕头”（图4），巧妙地把渔夫的劳动场景、生活状况、悠然心态和自然景色融合描绘在一起，画面弥散着丰富的生活情趣，表达了劳动人民安居乐业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程友石，这位从古徽州府冶歙县的青山绿水中走出的文人瓷画家，秉承了新安先贤们的遗风，用墨彩在温酒器上绘以竹、兰，并配以潇潇洒洒的诗文，营造出了一片清新的醴泉世界。程友石的这对墨彩兰花温酒器，一只题款“醉馀不管玉山颓”（图5、图6），一只题款“醉寐方知日月长”（图7、图8），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隐逸遁世的思想。而在另一只温酒器上（图9、图10），盖子上题款“兰风度槛入诗情”，在这只温酒器的外壁，题款“露引松香来酒盏，雨催花气润吟笺”，松香、酒香、雨气、花气共同催化成诗情，流淌在温润、洁白的温酒器之上，又是何等的风雅。
其次，浅绛温酒器因其浓厚的文人气息而成为当时文人雅士、达官贵人用于馈赠的佳品，登上大雅之堂。
图11、图12为冯瑞耆赠送于张世恩之物，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个小小的器物见证了清末两个政治人物的浮沉和两家深厚的友情。据查，冯瑞耆为清代政治人物冯文蔚之子。冯文蔚（1814-1896年）字联堂，亦有莲堂、莲塘之说，号修庵，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光绪元年，冯文蔚中举。光绪二年，冯文蔚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五年，任国史馆协修，同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光绪八年，授任功臣馆纂修，出任河南学政。光绪十一年，任文渊阁校理。光绪十三年，升任左春坊左赞善。光绪十四年，兼署国子监司业，任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撰文、会典馆协修。光绪十五年，任司经局洗马，四品顶戴。升任日讲起居、翰林院侍讲。光绪十八年，冯文蔚丁母忧，服阙，仍复任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撰文，后升为侍读。光绪二十年，冯文蔚出任江南乡试主考官，累迁，充任侍读学士。冯文蔚官至内阁学+兼礼部侍郎衔，工书法，笔意风流倜傥。张世（1837-1908年），后改名张仁黼，字劭予，河南省光州固始县人，清朝政治人物、进士出身。光绪二年，登进士，改庶吉士。光绪三年，任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年，改上书房行走、授溥伦溥侗读。光绪十一年，提督湖北学政。光绪十五年，载济读、文渊阁校理。光绪十八年，任国子监司业。光绪十九年，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左中允、司经局洗马，后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光绪二十一年，任翰林院侍读。光绪二十二年，改鸿胪寺卿。次年，任四川正考官。光绪二十四年，任奉天府府丞。光绪二十七年，任顺天府府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兵部右侍郎。次年任考试提督衙门笔帖式、验看月官、朝审大臣。光绪二十九年，任磨勘试卷大臣、阅卷大臣、读卷大臣、江西正考官。光绪三十年，任拣选官、从耕大臣。次年，任搜检大臣、覆检朝审大臣、兵部右侍郎、学部左侍郎。光绪三十二年，任工部右侍郎、法部右侍郎。光绪三十三年，任大理院卿、吏部右侍郎、汉经筵讲官。 冯文蔚、张世恩同一年中进士，并先后进入翰林院，长期在一起共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03年，冯瑞耆赠送张世恩此物时，冯文蔚已去世七年，张世恩也已是66岁的老人，这一年正担任江西正考官。作为冯文蔚的长子，冯瑞耆做此温酒器赠送长辈，说明两家的情谊还在维系，也说明温酒器作为赠贺之物在达官贵人之间非常盛行。而温酒器上的“年伯”二字，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冯瑞耆和张世恩的身份。封建社会称同一年考取进士的人为“同年”，后辈称与父辈同一年考上的人为“年伯”。冯、张二人同在光绪二年中进士，有力地证明受赠者为张世恩无疑！从画风来看，温酒器的作者疑似任焕章或周子善。
图13、图14为静之赠绥之之物，作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自苏州。器身正面绘一株老松，一只仙鹤，一丛牡丹，取一品富贵、松鹤延年之意。背面题款“一杯常在手，万事总如心。壬辰秋写应，绥之仁兄大人雅赏，弟静之制。”书法为典型的蒋玉卿体，从画风看，绘画也为蒋玉卿所作。受赠者绥之便是清代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国交通电信事业的先驱者、苏州电报通信的创始人谢家福。谢家福（1847-1897年），字绥之，一字锐止，号望炊，晚又号锐庵、桃源主人、望炊楼主人等。光绪年间，谢家福因丧母丁忧，返居苏州桃花坞，购得宋代桃花坞“五亩园”遗址，建“望炊楼”。谢家福赋闲归苏后，又在“五亩园”原“正道书院”故址上，创建了义塾“儒孤学舍”，专授“新学”。光绪十八年，闻名电报界的“苏州电报传习所”（又称“苏堂”）在儒孤学舍内成立了。苏堂是我国早期培养电信人才的三大学校之一（另两所分设在天津、上海），影响极为深远。
谢家福著作等身，除编撰有关“军国大事”的书集外，还印刻了《望炊楼丛书》、《磷血丛钞》，荟集了相当丰富的文史资料。而他的《五亩园志》，无论是对古代苏州桃花坞来说，还是对古典园林五亩园来说，都是一份最详尽的总结，其地位，在苏州地方志上，是独一无二的。
温酒器的赠送者更是闻名江苏的书法家李正华。李正华（1855-1919年），字静之，号醉余生，江苏常州人。工书，初学欧阳询、李邕，旋致力汉隶南北朝碑，凡所临摹，辄数百通。晚年专研郑文公，体势雄逸，局度雍容，饶有蕴藉风趣。
书法家李正华赠实业家谢家福温酒器，到光绪御窑厂定制，由御窑厂画师蒋玉卿创作，可见小小的温酒器当时在文人雅士心目中的地位。
类似佳话还有安徽桐城姚慕庭赠送姚焕五的温酒器，使人重温了绵延清代二百多年的中国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王少维赠送菊人都转大人的温酒器，使人了解了一代廉吏、《平平言》一书的作者方大堤，不胜枚举。
宾客雅集，把酒临风，盈盈一握，何其快哉！这就是晚清的浅绛彩瓷温酒器。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浅绛彩瓷在民国初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浅绛温酒器也逐渐变成了人们收藏的雅物，但其蕴含的文化精神却作为中国酒文化长河中的一个浪花永远散发着醇香，供后人品评。
（责编：雨岚）
从传世的浅绛彩瓷温酒器来看，晚清时期，这种器型在安徽、江苏、浙江三个省份最为流行，瓷器的主产地江西稍逊。这可能与上述地区人们喜欢喝黄酒有关，因冬季饮黄酒时放在热水中烫热后黄酒会变得温和柔顺，醇香更加浓郁。
关于温酒器的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汉代，有了温酒樽这种酒器，配以勺，便于取酒。唐代开始出现大量的金银材质的温酒器具，造型华丽端庄。唐宋以后，温酒器以陶瓷为主流。风行套壶、套杯，民间称为烫酒壶、烫酒杯。江西景德镇产品有青花、彩瓷制品，宜兴生产的紫砂套壶、套杯也颇具盛名。套壶与套杯以小壶小杯与外壳相配，外壳内可注入热水，用以温酒。这些器具工艺非常精湛，有圆筒形、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鼓形等，壶身纹饰图案秀丽雅致。其中同光两朝的浅绛彩瓷温酒器更是将这一器型达到了极致。
纵观中国酒文化史、陶瓷史，没有一种载体对酒文化的阐释能够比得上浅绛温酒器。在这种小小的器物上，文人画师们尽情挥洒，作者的文学素养、生活情趣、曲笔妙思、个性风采、浪漫情怀都得以深度体现，真正达到了酒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的深层契合。
首先，浅绛温酒器将中国诗、中国画、中国书法成功植入中国瓷中，使这四种国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彰显酒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中国文学史中，以酒为题的传世诗作俯拾皆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
不仅为诗如是，在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在浅绛温酒器上，诗、书、画所体现的艺术精神与酒文化精神达到了深层契合。在晚清浅绛彩瓷画师中，有几位佼佼者，用小小的温酒器，给浅绛彩瓷这朵艺术奇葩涂抹了浓重的一笔。
扬州派画家顾海林是我比较推崇的浅绛彩瓷画师，其作品极具文人情趣。在诗画结合方面，堪为浅绛画师中的翘楚。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孤篇盖全唐的美誉，而顾海林在一只琮式瓶上大胆地把这一宏大的题材搬上了浅绛彩瓷，这在浅绛彩瓷创作中是非常罕见的。图1、图2为顾海林创作的温酒器，在这件小品上，一间茅舍，一位高士，几株老树，几只倦鸟，共同组成了一幅苍拙的画面。题款为“半树斜阳鸟傍巢”，再现了唐代诗人杜荀鹤的复杂心态。而这种心态表现在一个酒器上，则平添了几分愁绪，诗、画、酒杂糅在一起，令人产生无限的感慨。今天，我虽不知顾海林创作这件小品时的心境，但把玩这件小品，心中总有些莫名的情愫，脑海中也总浮现出倪瓒先生的两句话：逸笔草草，聊以自娱耳。也许，这正是早期浅绛彩瓷创作中的主流。过去，有人把这种单件套的器型称为水盂，其目的是为了抬高它的身价。其实，酒器的文人味丝毫不亚于文房器，在某种程度上，比文房器更令人浮想联翩。
俞子明在浅绛画师中有“人民艺术家”之称，创作了大量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浅绛彩瓷。“渔家乐图”是一种瓷器装饰纹样，描绘渔夫们欢乐的劳动生活情景。有饮酒庆丰收、小舟垂钓、渔舟唱晚、渔翁得利等画面。俞子明的这个温酒器绘一渔夫酒后醉卧于冬日雪后的芦花荡中（图3），题款“醉卧芦花雪枕头”（图4），巧妙地把渔夫的劳动场景、生活状况、悠然心态和自然景色融合描绘在一起，画面弥散着丰富的生活情趣，表达了劳动人民安居乐业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程友石，这位从古徽州府冶歙县的青山绿水中走出的文人瓷画家，秉承了新安先贤们的遗风，用墨彩在温酒器上绘以竹、兰，并配以潇潇洒洒的诗文，营造出了一片清新的醴泉世界。程友石的这对墨彩兰花温酒器，一只题款“醉馀不管玉山颓”（图5、图6），一只题款“醉寐方知日月长”（图7、图8），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隐逸遁世的思想。而在另一只温酒器上（图9、图10），盖子上题款“兰风度槛入诗情”，在这只温酒器的外壁，题款“露引松香来酒盏，雨催花气润吟笺”，松香、酒香、雨气、花气共同催化成诗情，流淌在温润、洁白的温酒器之上，又是何等的风雅。
其次，浅绛温酒器因其浓厚的文人气息而成为当时文人雅士、达官贵人用于馈赠的佳品，登上大雅之堂。
图11、图12为冯瑞耆赠送于张世恩之物，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个小小的器物见证了清末两个政治人物的浮沉和两家深厚的友情。据查，冯瑞耆为清代政治人物冯文蔚之子。冯文蔚（1814-1896年）字联堂，亦有莲堂、莲塘之说，号修庵，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光绪元年，冯文蔚中举。光绪二年，冯文蔚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五年，任国史馆协修，同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光绪八年，授任功臣馆纂修，出任河南学政。光绪十一年，任文渊阁校理。光绪十三年，升任左春坊左赞善。光绪十四年，兼署国子监司业，任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撰文、会典馆协修。光绪十五年，任司经局洗马，四品顶戴。升任日讲起居、翰林院侍讲。光绪十八年，冯文蔚丁母忧，服阙，仍复任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撰文，后升为侍读。光绪二十年，冯文蔚出任江南乡试主考官，累迁，充任侍读学士。冯文蔚官至内阁学+兼礼部侍郎衔，工书法，笔意风流倜傥。张世（1837-1908年），后改名张仁黼，字劭予，河南省光州固始县人，清朝政治人物、进士出身。光绪二年，登进士，改庶吉士。光绪三年，任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年，改上书房行走、授溥伦溥侗读。光绪十一年，提督湖北学政。光绪十五年，载济读、文渊阁校理。光绪十八年，任国子监司业。光绪十九年，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左中允、司经局洗马，后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光绪二十一年，任翰林院侍读。光绪二十二年，改鸿胪寺卿。次年，任四川正考官。光绪二十四年，任奉天府府丞。光绪二十七年，任顺天府府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兵部右侍郎。次年任考试提督衙门笔帖式、验看月官、朝审大臣。光绪二十九年，任磨勘试卷大臣、阅卷大臣、读卷大臣、江西正考官。光绪三十年，任拣选官、从耕大臣。次年，任搜检大臣、覆检朝审大臣、兵部右侍郎、学部左侍郎。光绪三十二年，任工部右侍郎、法部右侍郎。光绪三十三年，任大理院卿、吏部右侍郎、汉经筵讲官。 冯文蔚、张世恩同一年中进士，并先后进入翰林院，长期在一起共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03年，冯瑞耆赠送张世恩此物时，冯文蔚已去世七年，张世恩也已是66岁的老人，这一年正担任江西正考官。作为冯文蔚的长子，冯瑞耆做此温酒器赠送长辈，说明两家的情谊还在维系，也说明温酒器作为赠贺之物在达官贵人之间非常盛行。而温酒器上的“年伯”二字，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冯瑞耆和张世恩的身份。封建社会称同一年考取进士的人为“同年”，后辈称与父辈同一年考上的人为“年伯”。冯、张二人同在光绪二年中进士，有力地证明受赠者为张世恩无疑！从画风来看，温酒器的作者疑似任焕章或周子善。
图13、图14为静之赠绥之之物，作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自苏州。器身正面绘一株老松，一只仙鹤，一丛牡丹，取一品富贵、松鹤延年之意。背面题款“一杯常在手，万事总如心。壬辰秋写应，绥之仁兄大人雅赏，弟静之制。”书法为典型的蒋玉卿体，从画风看，绘画也为蒋玉卿所作。受赠者绥之便是清代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国交通电信事业的先驱者、苏州电报通信的创始人谢家福。谢家福（1847-1897年），字绥之，一字锐止，号望炊，晚又号锐庵、桃源主人、望炊楼主人等。光绪年间，谢家福因丧母丁忧，返居苏州桃花坞，购得宋代桃花坞“五亩园”遗址，建“望炊楼”。谢家福赋闲归苏后，又在“五亩园”原“正道书院”故址上，创建了义塾“儒孤学舍”，专授“新学”。光绪十八年，闻名电报界的“苏州电报传习所”（又称“苏堂”）在儒孤学舍内成立了。苏堂是我国早期培养电信人才的三大学校之一（另两所分设在天津、上海），影响极为深远。
谢家福著作等身，除编撰有关“军国大事”的书集外，还印刻了《望炊楼丛书》、《磷血丛钞》，荟集了相当丰富的文史资料。而他的《五亩园志》，无论是对古代苏州桃花坞来说，还是对古典园林五亩园来说，都是一份最详尽的总结，其地位，在苏州地方志上，是独一无二的。
温酒器的赠送者更是闻名江苏的书法家李正华。李正华（1855-1919年），字静之，号醉余生，江苏常州人。工书，初学欧阳询、李邕，旋致力汉隶南北朝碑，凡所临摹，辄数百通。晚年专研郑文公，体势雄逸，局度雍容，饶有蕴藉风趣。
书法家李正华赠实业家谢家福温酒器，到光绪御窑厂定制，由御窑厂画师蒋玉卿创作，可见小小的温酒器当时在文人雅士心目中的地位。
类似佳话还有安徽桐城姚慕庭赠送姚焕五的温酒器，使人重温了绵延清代二百多年的中国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王少维赠送菊人都转大人的温酒器，使人了解了一代廉吏、《平平言》一书的作者方大堤，不胜枚举。
宾客雅集，把酒临风，盈盈一握，何其快哉！这就是晚清的浅绛彩瓷温酒器。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浅绛彩瓷在民国初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浅绛温酒器也逐渐变成了人们收藏的雅物，但其蕴含的文化精神却作为中国酒文化长河中的一个浪花永远散发着醇香，供后人品评。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