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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阅读《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一书的基础上，从比较历史制度分析、博弈分析、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几个角度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获得成功的原因，并对我国未来制度变革方向进行分析和展望。认为政府层面的正式制度变革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社会意识等非正式制度，在兼顾多方利益的同时，还要注意制度供给准确的顺序和时机，这是制度变迁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制度设计；经济转型；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中国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制度变迁，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不断转型的过程。近年来，经济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更是对我国的经济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下简称《改革》）一书，促使我们去思考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那么今天看起来如此完美的改革顺序的内在制度经济学机理是什么？过去我国因为出对了牌获得了成功，那么未来这种成功还会持续吗？面对发展带给我们的挑战，未来的改革之路应该怎么样走呢？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经验研究方法可为我国改革的准确顺序做出一个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改革》一书中提到：“研究中国改革策略最明显的疏漏之一，莫过于让历史虚无。在面对历史时最严重的冒犯，莫过于对历史偶然部分失败。因为偶然性往往最接近历史长河的大转弯处。人们回顾历史最大的失察，莫过于完全排除进化发展的大历史视角。而一旦无视历史的进化发展，解构、建构的理论对于未来的启示意义似将模糊不清……。”同样，比较历史制度分析通过考察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阐释基于特定背景、含有理论信息的交互式制度分析方法。以我国的乡镇企业改革实践为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农村工业是有基础的，包含有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和具有近现代企业特征的农村企业，这种农村工业传统为乡镇企业日后的崛起提供了技术甚至是经营能力。那么，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的吃饭问题时，因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便成为了乡镇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
这种改革的实践需要对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有更清楚的认识。在分析制度变革时，要认识到制度的动态变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了解这个过程的一般特性，对评价与特定制度相关性有关的推断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制度反映了从过去的制度传承下来的知识，反映了从过去传承下来的制度要素与其他备选制度要素之间的根本不对称，反映了现有制度对这种不对称性的程度、制度完善以及制度相互关联的影响。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这种不对称的理解。《改革》一书提到，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在计划经济、短缺经济的起点迅速推进“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几乎无法操作。笔者进一步认为其原因在于西方和前苏联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此时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直接移植到苏联便是传承下来的制度要素与西方这种备选制度要素的不对称，有种把大象放进冰箱的不协调感。现有制度本质上是过去制度的函数，所以历史信息在评价有关现有的推断是必要的，这也为思想史变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
二、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与转型经济分析
通过阅读制度变迁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不少学者对于制度的定义非常狭隘和简单，甚至认为政府或其他组织成形的规章条例就代表制度的全部含义，有时也会为一些无人遵守、形同虚设的制度而感到迷惘。《改革》一书在分析中国制度变革时采用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观，即制度应该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增量改革”的概念有助于加深对这句话的理解。“稳住体制内”，即国有企业的改革被限制在原体制框架内，但被赋予盈利压力；“放弃体制外”指放弃在经营上约束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的经济行为。这在古典经济学中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即改进某经济体的福利而破坏另一个经济体的福利。这种经济改革也达成了纳什均衡状态，即博弈均衡。这种改革皆大欢喜，自然顺水推舟。不过改革的背景未必永远这么和谐，如果必须要改革的一方放弃自身某些利益去使社会整体福利变得更好，该如何推进呢？其实这便涉及到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改革是一个改变博弈规则从而获得新的制度均衡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总是带来经济绩效的提升。
三、“转型”凸显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
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用路径依赖理论阐述了经济制度的演进，《改革》一书则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那些紧密联结的最终结果都可以说是源于路径依赖的。虽然从题目来看，中国改革的成功被归因于中国政府准确的制度供给顺序，但该书其实从始至终都在督促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制度到底是基于古典理论的理性设计的，还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无意识演化出来的。可是读完该书之后，可能你会得出第三种答案，即我国的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双重影响下的历史过程。
以中国成功的农村改革为例，农村改革当中最显著的制度变迁当属人民公社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化，书中提到了这一制度变迁的自发性。首先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加以佐证，随后又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加以证明。农村改革的初始条件有二：一是9.6亿总人口中有7.9亿是农民；二是中国已经有太长时间成为每年一度“全球饥饿联赛”名列前茅的国家，这构成了制度变革的内在驱动力。所以，1976年以后，安徽省小岗村率先以民间契约的形式实施分田到户。通过考虑时间因素可知，小岗村的行动肯定不是官方新政策所致，而是中国官民在包产到户方面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而改革“正立足于自己最坚固的历史经验之上”。
现在回溯这段历史，可以去思考一个虚拟的问题：假想此时政府制定的新政策如果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深化人民公社制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更加清楚制度变革成功的关键要素，那便是遵循历史及其产生的社会意识，这构成了制度改革的既有路径，任何脱离这种路径的制度改革注定是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事实上，本书中提到了几个关键的政策，包括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发布的正式农村政策依然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80年包产到户才被冠名为“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此时已在中国农村实践了两年并取得良好结果的制度才获得了政府的合法性认可。农村并未因初始政府的不认可而放弃包产到户，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也并未坚持原有的政策路线，而是在农村丰收的经验中看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从而改变了自身的政策设计路线。这一不容忽视的历史进一步阐述了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并通过对动态系统背景下的政策分析说明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
四、结论：改革下一步的顺序是什么
最近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问题，研究该问题的原因应该是给我国下一步改革提供一些建议，尽管改革未必是建构的。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原因有四个：（1）劳动力要素出现拐点，资本增长速度下降，劳动产出弹性上升；（2）产业结构非效率变动问题突出：劳动力转移结构性配置效率下降；服务业扩张引致生产率改进速度下降；（3）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从30%降低到17%；（4）居民物质性消费支出和一般性服务支出比重下降。其中前三项是关于供给方面的，第四项是关于需求方面的原因。通过与我国工业化加速追赶时期的有利条件相对比，可以发现我国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要素都遭遇了瓶颈期。因为有利条件分别为：（1）国内外广阔的物质产品需求市场；（2）过剩劳动力；（3）比较容易获得的资本；（4）外部大量生产技术存量。由于通用技术导致竞争均衡，资本效率持续递减，人口红利消失，原有的高速增长模式无法持续。
进一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以往改革过程中打的好牌现在逐渐成为转型的障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打出下一张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包括：有计划的政府行动和规模扩张的融资支持；工业化成本的有效控制，包括低利率、低汇率和低工资水平；政府支持的技能积累和有目的的学习能力培养。这些典型事实曾经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是，当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政府的做法使得资源过度向低效率部门配置，形成通用技术对新要素供给的挤出。比如，政府使大量新增投资过度倾斜于效率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这些产业不仅绩效过低，而且污染严重。对于如何突破（下转188页）（上接6页）增长约束，学者们提出几种方法。比如，探索抵制规模收益递减的新要素和技术创新路径、资源错配的制度性改进即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是笔者能够看到的最新的转型建议，但是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这种万能药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万能药方如何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达到博弈均衡，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制度设计；经济转型；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中国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制度变迁，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不断转型的过程。近年来，经济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更是对我国的经济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下简称《改革》）一书，促使我们去思考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那么今天看起来如此完美的改革顺序的内在制度经济学机理是什么？过去我国因为出对了牌获得了成功，那么未来这种成功还会持续吗？面对发展带给我们的挑战，未来的改革之路应该怎么样走呢？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经验研究方法可为我国改革的准确顺序做出一个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改革》一书中提到：“研究中国改革策略最明显的疏漏之一，莫过于让历史虚无。在面对历史时最严重的冒犯，莫过于对历史偶然部分失败。因为偶然性往往最接近历史长河的大转弯处。人们回顾历史最大的失察，莫过于完全排除进化发展的大历史视角。而一旦无视历史的进化发展，解构、建构的理论对于未来的启示意义似将模糊不清……。”同样，比较历史制度分析通过考察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阐释基于特定背景、含有理论信息的交互式制度分析方法。以我国的乡镇企业改革实践为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农村工业是有基础的，包含有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和具有近现代企业特征的农村企业，这种农村工业传统为乡镇企业日后的崛起提供了技术甚至是经营能力。那么，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的吃饭问题时，因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便成为了乡镇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
这种改革的实践需要对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有更清楚的认识。在分析制度变革时，要认识到制度的动态变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了解这个过程的一般特性，对评价与特定制度相关性有关的推断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制度反映了从过去的制度传承下来的知识，反映了从过去传承下来的制度要素与其他备选制度要素之间的根本不对称，反映了现有制度对这种不对称性的程度、制度完善以及制度相互关联的影响。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这种不对称的理解。《改革》一书提到，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在计划经济、短缺经济的起点迅速推进“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几乎无法操作。笔者进一步认为其原因在于西方和前苏联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此时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直接移植到苏联便是传承下来的制度要素与西方这种备选制度要素的不对称，有种把大象放进冰箱的不协调感。现有制度本质上是过去制度的函数，所以历史信息在评价有关现有的推断是必要的，这也为思想史变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
二、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与转型经济分析
通过阅读制度变迁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不少学者对于制度的定义非常狭隘和简单，甚至认为政府或其他组织成形的规章条例就代表制度的全部含义，有时也会为一些无人遵守、形同虚设的制度而感到迷惘。《改革》一书在分析中国制度变革时采用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观，即制度应该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增量改革”的概念有助于加深对这句话的理解。“稳住体制内”，即国有企业的改革被限制在原体制框架内，但被赋予盈利压力；“放弃体制外”指放弃在经营上约束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的经济行为。这在古典经济学中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即改进某经济体的福利而破坏另一个经济体的福利。这种经济改革也达成了纳什均衡状态，即博弈均衡。这种改革皆大欢喜，自然顺水推舟。不过改革的背景未必永远这么和谐，如果必须要改革的一方放弃自身某些利益去使社会整体福利变得更好，该如何推进呢？其实这便涉及到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改革是一个改变博弈规则从而获得新的制度均衡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总是带来经济绩效的提升。
三、“转型”凸显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
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用路径依赖理论阐述了经济制度的演进，《改革》一书则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那些紧密联结的最终结果都可以说是源于路径依赖的。虽然从题目来看，中国改革的成功被归因于中国政府准确的制度供给顺序，但该书其实从始至终都在督促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制度到底是基于古典理论的理性设计的，还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无意识演化出来的。可是读完该书之后，可能你会得出第三种答案，即我国的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双重影响下的历史过程。
以中国成功的农村改革为例，农村改革当中最显著的制度变迁当属人民公社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化，书中提到了这一制度变迁的自发性。首先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加以佐证，随后又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加以证明。农村改革的初始条件有二：一是9.6亿总人口中有7.9亿是农民；二是中国已经有太长时间成为每年一度“全球饥饿联赛”名列前茅的国家，这构成了制度变革的内在驱动力。所以，1976年以后，安徽省小岗村率先以民间契约的形式实施分田到户。通过考虑时间因素可知，小岗村的行动肯定不是官方新政策所致，而是中国官民在包产到户方面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而改革“正立足于自己最坚固的历史经验之上”。
现在回溯这段历史，可以去思考一个虚拟的问题：假想此时政府制定的新政策如果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深化人民公社制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更加清楚制度变革成功的关键要素，那便是遵循历史及其产生的社会意识，这构成了制度改革的既有路径，任何脱离这种路径的制度改革注定是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事实上，本书中提到了几个关键的政策，包括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发布的正式农村政策依然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80年包产到户才被冠名为“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此时已在中国农村实践了两年并取得良好结果的制度才获得了政府的合法性认可。农村并未因初始政府的不认可而放弃包产到户，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也并未坚持原有的政策路线，而是在农村丰收的经验中看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从而改变了自身的政策设计路线。这一不容忽视的历史进一步阐述了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并通过对动态系统背景下的政策分析说明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
四、结论：改革下一步的顺序是什么
最近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问题，研究该问题的原因应该是给我国下一步改革提供一些建议，尽管改革未必是建构的。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原因有四个：（1）劳动力要素出现拐点，资本增长速度下降，劳动产出弹性上升；（2）产业结构非效率变动问题突出：劳动力转移结构性配置效率下降；服务业扩张引致生产率改进速度下降；（3）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从30%降低到17%；（4）居民物质性消费支出和一般性服务支出比重下降。其中前三项是关于供给方面的，第四项是关于需求方面的原因。通过与我国工业化加速追赶时期的有利条件相对比，可以发现我国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要素都遭遇了瓶颈期。因为有利条件分别为：（1）国内外广阔的物质产品需求市场；（2）过剩劳动力；（3）比较容易获得的资本；（4）外部大量生产技术存量。由于通用技术导致竞争均衡，资本效率持续递减，人口红利消失，原有的高速增长模式无法持续。
进一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以往改革过程中打的好牌现在逐渐成为转型的障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打出下一张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包括：有计划的政府行动和规模扩张的融资支持；工业化成本的有效控制，包括低利率、低汇率和低工资水平；政府支持的技能积累和有目的的学习能力培养。这些典型事实曾经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是，当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政府的做法使得资源过度向低效率部门配置，形成通用技术对新要素供给的挤出。比如，政府使大量新增投资过度倾斜于效率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这些产业不仅绩效过低，而且污染严重。对于如何突破（下转188页）（上接6页）增长约束，学者们提出几种方法。比如，探索抵制规模收益递减的新要素和技术创新路径、资源错配的制度性改进即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是笔者能够看到的最新的转型建议，但是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这种万能药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万能药方如何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达到博弈均衡，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