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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船王”卢作孚，是毛泽东赞誉的“中国近代史上四个不能忘记的企业家”之一，尤其他那“梦寐不忘国难”的精神和意志感人至深。
对抗日本轮船 卢作孚生于1893年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市），是中国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年少时的卢作孚是一个爱国青年，18岁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此期间，卢作孚接触到了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决心要实业救国。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四川要想办实业，就必须先办交通。而当时四川与外界的交通主要靠水路，于是他决定办航运。他购买了一艘载重70.5吨的浅水铁壳小船，取名“民生”号，以后逐渐增加，并将其公司命名为“民生”。民生公司的客舱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尘不染，服务生彬彬有礼。客船上，无论贵贱，一律有仓位、有饭吃、有水喝，并且没有其他船上常见的黄赌毒现象。
1929年，卢作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川江（宜昌入川至滨江的长江江段称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此间还曾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和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当时正值日本船只横行川江，日本的太古、怡和、日清等轮船公司凭着强大的实力，大幅度降低运费，企图挤垮华轮公司独霸川江。中外轮船公司竞争非常激烈。
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命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迫使日清公司接受中国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作为川江船务管理处处长，他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甚至在民生公司旗下所有的客轮床铺上，都写上“梦寐不忘国难”几个大字，时刻提醒着乘客，不要忘记日本人正在烧杀抢掠，号召炎黄子孙团结一致，抵御外敌。到1935年，日清公司由盈转亏，太古、怡和见势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运。
中国的“敦刻尔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阻止日军沿长江向重庆西进，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军事会议决定，将调征的12艘海轮，国营轮船招商局的4艘江轮和民营公司的轮船凿沉于江底，在湖北田家镇长江段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不久，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又采纳了卢作孚的建议。
1938年武汉告急，大量的军政人员和军用装备、工厂必须西迁，宜昌一下子成了长江上人员和物资西进的转运地。几乎所有从武汉撤离出来的人们都挤到了这座小城，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把这座小城撑得爆满。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宜昌也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卢作孚立即连夜召集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船长、技术员还有船员开会。他提出，必须集中长江上的所有船只，才能将堆积在宜昌的9万多吨重工业器材运走。为了尽快抢送百万吨零散货物和大批难民，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佣了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予以协助。卢作孚心里想着，中国的这点元气不能伤，能多运一点是一点。
民生公司在这次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中，承担了90%以上的运输任务，损失轮船16艘、116名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一直到1940年宜昌沦陷，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员、难民各类人员共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在短短的40余天里，民生公司抢运出宜昌的大部分难民和滞留在宜昌的三分之二的物资。这次抢运出来的兵工厂的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万枚，十字镐20多万把。
参与新中国建设 新中国的建立，卢作孚尤为振奋，随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的船舶驶返内地。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50年6月，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随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他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还多次与其他中央领导见面。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卢作孚整日奔波于民生公司，日夜操劳，体力已不如从前，于1952年2月8日遽然离世。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公正无私。 秉承着父亲的遗志，卢国纪（卢作孚次子）1984年在重庆重建民生公司，历任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等职务。2006年至今任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卢铿（卢作孚孙子）担任海尔地产董事长，延续了祖父的“花园梦”。摘自《中国企业报》
爱国华侨陈嘉庚的“电报提案”
1938年10月，爱国华侨陈嘉庚给国民参政会发去的“电报提案”，被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回顾这个“电报提案”事件并深入了解其真实情况，可以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历史思考。
汪精卫竟倡言对日“和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被日本的实力吓破了胆，视抗日为危途，极力宣传民族失败主义，进而转化为投降主义。1938年10月，日军进攻广州、逼近武汉。汪精卫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更加悲观，10月11日他在对德国海通社记者谈话中公开宣称：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21日，他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再次表示愿与日本谈判实现“和平”，谓：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
路透社以“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为名报道了上述言论，引发国际上许多猜测，“外间盛传（中日）和议”，甚至传出中国已接受意大利调解，与日本商议和平条件，蒋介石下台等传言。国民党的一些官员本来对抗日救国信心不足，受之影响，此时也就表现出“倾向于和平”的态度。 在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抗争之时，身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竟然倡言与敌人“和平”，这是一种严重的背叛行为，它蛊惑视听，破坏中国抗战大业，危害甚大。
陈嘉庚多次规劝汪精卫无效 全国抗战爆发后，侨居新加坡的陈嘉庚积极为祖国抗战奔走呼喊。在看到路透社的报道后，他于10月22日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名义致电汪精卫，探询其事，并告诫之：“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
但汪精卫在回复陈嘉庚的电报中，坚持其谬论，并强词夺理地说：“盖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实乃一贯。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于是，陈嘉庚再电汪精卫，忠言规劝：先生居重要主位，关系至大，倘或失误，不特南侨无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公私幸甚。”26日，在进一步获悉汪精卫投降活动的消息后，他发电严厉警告之：“先生主和甚力，事虽绝不能成，难免发生摩擦，淆乱观听。今日国难愈深……坚持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坐享渔利，唯有敌人。”他严词驳斥汪精卫的谬论说：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然而，汪精卫当时已经与日方秘密接触，准备铤而走险，因此对陈嘉庚的规劝置若罔闻，他敷衍说：“侵略国破坏和平，被侵略国保障和平，抵抗侵略，国内之团结，国际之援助，全恃此为立脚点，此为中央一贯之方针，无论何时，均有阐明之必要。当此危急存亡之际，谣言繁兴，尤赖明识辨正之也。”陈嘉庚的劝阻，没有奏效。
“电报提案”给汪精卫沉重一击 陈嘉庚在规劝汪精卫的同时，亦分别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和国民党要人宋子文；后又致电蒋介石。其意在于提醒和希望国民党当局阻止汪精卫的“和平”阴谋，但未得要领。蒋介石答之以“抗战决策，已发布告国民书”，孔祥熙的回电竟称关于汪精卫的言论是“谣言”。
陈嘉庚还希望借助舆论力量，阻止汪精卫的活动，他将上述共7封电报在新加坡的一些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将致汪精卫的电报拍发重庆某报，请为登载，结果对方慑于汪精卫的权势而没有刊载。于是，他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发去一个“电报提案”，其主要内容为：“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陈嘉庚的“电报提案”轰动一时，被称为“炸弹提案”，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开启了对汪精卫“和平”投降活动的重大斗争。第二，给予汪精卫等“主和派”沉重的一击。第三，与中共反对汪精卫投降主张的斗争形成有力的配合。1938年10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评论，严正指出：“时至今日，如犹有人欲谋妥协或投降者”，“实系破坏吾人抵御外侮之决心，无疑为一汉奸，为虎作伥”，“势将为国人所弃。”摘自《北京日报》
对抗日本轮船 卢作孚生于1893年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市），是中国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年少时的卢作孚是一个爱国青年，18岁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此期间，卢作孚接触到了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决心要实业救国。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四川要想办实业，就必须先办交通。而当时四川与外界的交通主要靠水路，于是他决定办航运。他购买了一艘载重70.5吨的浅水铁壳小船，取名“民生”号，以后逐渐增加，并将其公司命名为“民生”。民生公司的客舱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尘不染，服务生彬彬有礼。客船上，无论贵贱，一律有仓位、有饭吃、有水喝，并且没有其他船上常见的黄赌毒现象。
1929年，卢作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川江（宜昌入川至滨江的长江江段称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此间还曾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和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当时正值日本船只横行川江，日本的太古、怡和、日清等轮船公司凭着强大的实力，大幅度降低运费，企图挤垮华轮公司独霸川江。中外轮船公司竞争非常激烈。
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命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迫使日清公司接受中国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作为川江船务管理处处长，他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甚至在民生公司旗下所有的客轮床铺上，都写上“梦寐不忘国难”几个大字，时刻提醒着乘客，不要忘记日本人正在烧杀抢掠，号召炎黄子孙团结一致，抵御外敌。到1935年，日清公司由盈转亏，太古、怡和见势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运。
中国的“敦刻尔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阻止日军沿长江向重庆西进，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军事会议决定，将调征的12艘海轮，国营轮船招商局的4艘江轮和民营公司的轮船凿沉于江底，在湖北田家镇长江段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不久，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又采纳了卢作孚的建议。
1938年武汉告急，大量的军政人员和军用装备、工厂必须西迁，宜昌一下子成了长江上人员和物资西进的转运地。几乎所有从武汉撤离出来的人们都挤到了这座小城，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把这座小城撑得爆满。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宜昌也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卢作孚立即连夜召集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船长、技术员还有船员开会。他提出，必须集中长江上的所有船只，才能将堆积在宜昌的9万多吨重工业器材运走。为了尽快抢送百万吨零散货物和大批难民，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佣了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予以协助。卢作孚心里想着，中国的这点元气不能伤，能多运一点是一点。
民生公司在这次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中，承担了90%以上的运输任务，损失轮船16艘、116名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一直到1940年宜昌沦陷，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员、难民各类人员共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在短短的40余天里，民生公司抢运出宜昌的大部分难民和滞留在宜昌的三分之二的物资。这次抢运出来的兵工厂的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万枚，十字镐20多万把。
参与新中国建设 新中国的建立，卢作孚尤为振奋，随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的船舶驶返内地。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50年6月，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随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他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还多次与其他中央领导见面。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卢作孚整日奔波于民生公司，日夜操劳，体力已不如从前，于1952年2月8日遽然离世。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公正无私。 秉承着父亲的遗志，卢国纪（卢作孚次子）1984年在重庆重建民生公司，历任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等职务。2006年至今任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卢铿（卢作孚孙子）担任海尔地产董事长，延续了祖父的“花园梦”。摘自《中国企业报》
爱国华侨陈嘉庚的“电报提案”
1938年10月，爱国华侨陈嘉庚给国民参政会发去的“电报提案”，被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回顾这个“电报提案”事件并深入了解其真实情况，可以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历史思考。
汪精卫竟倡言对日“和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被日本的实力吓破了胆，视抗日为危途，极力宣传民族失败主义，进而转化为投降主义。1938年10月，日军进攻广州、逼近武汉。汪精卫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更加悲观，10月11日他在对德国海通社记者谈话中公开宣称：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21日，他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再次表示愿与日本谈判实现“和平”，谓：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
路透社以“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为名报道了上述言论，引发国际上许多猜测，“外间盛传（中日）和议”，甚至传出中国已接受意大利调解，与日本商议和平条件，蒋介石下台等传言。国民党的一些官员本来对抗日救国信心不足，受之影响，此时也就表现出“倾向于和平”的态度。 在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抗争之时，身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竟然倡言与敌人“和平”，这是一种严重的背叛行为，它蛊惑视听，破坏中国抗战大业，危害甚大。
陈嘉庚多次规劝汪精卫无效 全国抗战爆发后，侨居新加坡的陈嘉庚积极为祖国抗战奔走呼喊。在看到路透社的报道后，他于10月22日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名义致电汪精卫，探询其事，并告诫之：“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
但汪精卫在回复陈嘉庚的电报中，坚持其谬论，并强词夺理地说：“盖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实乃一贯。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于是，陈嘉庚再电汪精卫，忠言规劝：先生居重要主位，关系至大，倘或失误，不特南侨无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公私幸甚。”26日，在进一步获悉汪精卫投降活动的消息后，他发电严厉警告之：“先生主和甚力，事虽绝不能成，难免发生摩擦，淆乱观听。今日国难愈深……坚持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坐享渔利，唯有敌人。”他严词驳斥汪精卫的谬论说：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然而，汪精卫当时已经与日方秘密接触，准备铤而走险，因此对陈嘉庚的规劝置若罔闻，他敷衍说：“侵略国破坏和平，被侵略国保障和平，抵抗侵略，国内之团结，国际之援助，全恃此为立脚点，此为中央一贯之方针，无论何时，均有阐明之必要。当此危急存亡之际，谣言繁兴，尤赖明识辨正之也。”陈嘉庚的劝阻，没有奏效。
“电报提案”给汪精卫沉重一击 陈嘉庚在规劝汪精卫的同时，亦分别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和国民党要人宋子文；后又致电蒋介石。其意在于提醒和希望国民党当局阻止汪精卫的“和平”阴谋，但未得要领。蒋介石答之以“抗战决策，已发布告国民书”，孔祥熙的回电竟称关于汪精卫的言论是“谣言”。
陈嘉庚还希望借助舆论力量，阻止汪精卫的活动，他将上述共7封电报在新加坡的一些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将致汪精卫的电报拍发重庆某报，请为登载，结果对方慑于汪精卫的权势而没有刊载。于是，他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发去一个“电报提案”，其主要内容为：“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陈嘉庚的“电报提案”轰动一时，被称为“炸弹提案”，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开启了对汪精卫“和平”投降活动的重大斗争。第二，给予汪精卫等“主和派”沉重的一击。第三，与中共反对汪精卫投降主张的斗争形成有力的配合。1938年10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评论，严正指出：“时至今日，如犹有人欲谋妥协或投降者”，“实系破坏吾人抵御外侮之决心，无疑为一汉奸，为虎作伥”，“势将为国人所弃。”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