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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向中国推行经济扩张的过程中，日美两国的矛盾日渐突出。日本为此采取了“日美提携”的政策，以缓和这一冲突并试图进一步利用美国的力量控制中国。财界领袖涩泽荣一是日本主张联美开发中国的代表性人物。他极力鼓吹日美双方要在中国问题上化解矛盾、共同开发、互利双赢。然而，通过考察其设立日美对华银行的尝试发现，日本寻求与美国合作的原因更在于避开中国的抵日浪潮。美国人也看出了这一点。虽然涩泽对此进行了辩解，双方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合作的基础却极不稳定。
关键词 日美合作，涩泽荣一，中国
中图分类号 K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20-0052-05
一战期间，日本大肆扩张在华势力。由于欧洲各国正忙于战场厮杀，无暇东顾，所以日本在中国市场遇到的最主要对手即是迅速壮大起来的美国。日本此时向美国发出了双方提携、共同开发中国的呼吁。在争取美国合作的过程中，日方一再向美国强调双方可以借此避免冲突和竞争，实现互补遗缺、互利双赢。问题在于，日本主张日美合作的原因是否仅限于此?美国是否认可日方的说法?双方的合作又能走多远?本文以日本财界的领袖人物涩泽荣一的有关日美联合开发中国的言行为中心，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为主要文本依据，集中考察此论的主要内容及其背后的真实原因。
一、日美在华矛盾及涩泽的态度
在20世纪初叶，同为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日本和美国，虽然远隔重洋，但两国的关系却时有摩擦，尤其在对华问题上。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美国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向海外尤其是远东地区输出资本，同时，也开始警惕日本日益膨胀的对华扩张倾向。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便时常会有扩大在华经济权益的举动。塔夫脱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就开始推行积极的美元外交政策，国务卿诺克斯也提出了满洲铁道中立化的方案。这显然触动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包括财界在内的日本各界都对此颇为不满。1908年的《高平——罗脱协定》虽然对双方在华利益进行了协调，但仍没有改变两国在华的竞争局面。而美国实业团1910年访华之时与中国商定的共建银行和轮船公司等协议也让日本眼红。之后，又有美国反对“二十一条”、反对日本参战和出兵山东等等。这些无疑使日美关系呈现出日益紧张的局势。美国驻日大使乔治·葛士礼甚至担心：“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或可能性。”
然而，日本并不敢贸然与美国公开作对，毕竟其在原料、市场等方面都对美国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与其在中国市场上争得你死我活，不如一起协同开发。所以，当寺内内阁上台后便主动提出了日美合作的方针，日本政友会总裁原敬、学者吉野作造、东京商业会议所会长中野武营等人也都主张，此时的日本应该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与美国协调的政策。不过鼓吹日美合作开发中国最为积极的当数被后人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财界领袖涩泽荣一。他不仅致力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也极力推崇日本的对外(尤其是对朝鲜和中国)经济扩张。
在投资中国问题上，他一方面毫不掩饰日本对中国市场的进取野心以及在华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对列强对华投资持较为开放的态度。涩泽曾经指出：“支那对于日本而言，已经超越商业而上升到国家层面之大利害，日本不会采取徒让别国开发其富源而自己袖手旁观之态度。因而难免会出现与他国事业家、实业家相竞争之结果。”在会见到访的美国资本家时，他亦提到：“总体而言，日本的对支方针是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与列强一样享有对支活动之权利，其间无任何差别。但是由于地理上的关系，如果支那发生什么事变，日本将直接受到影响，所以日本的损害是其他列强所不能比的。”言下之意是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进而，他还批评美国的工业资本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毫无远虑地经营事业，其结果必将难保两国发生冲突。不过，在维护和拓展日本的在华权益的前提下。他也对其他国家的投资持开放态度。涩泽认为：“今日之时势单以自国之利益为目的而欲开发支那之富源，不可能之事也。”最好的方法就是各国相互协作，戮力推行。他在访华之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国经济有不可缺之要素三：一曰富源，二曰资本，三曰智识及经验。今中国有其一，英有其二，日有其三。三国协力则事无不举。”涩泽此说是为日本将势力扩张至素为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造势，但也不应否认隐含于其间的“合作”色彩。另外，对于美国，他更是表示，即使是美资进入“满洲”，只要不损害到日本的利益(例如修建与日本南满铁道相竞争的铁路线)，他对此并无异议。相反，如果美国能够在“满洲”其他地方“渐次扩张输送机关”，对于日本的销路扩张也是一件好事。应该说，这样的认识也是他提出日美联合开发中国论的重要基础。
二、涩泽荣一日美合作开发中国论的提出
早在1902年时，涩泽荣一就有了日美合作开发中、韩两国资源的想法。当时，他初到美国就感受到了其蓬勃生机，以及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在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面前，涩泽颇有几分不安，认为美国“以现今之状态渐次发展，最终其势力能够压倒全世界而得以永续”。而考虑到日美关系的将来，此时的涩泽已经认识到两国在东亚的关系将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与纽约商界人士见面时，涩泽就呼吁“贵国资本家着眼于东洋，与我国民共同开发清、韩之富源”。1909年时，由于两国在移民等问题上的矛盾，涩泽曾率领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再次赴美沟通。访问期间，他一边尽力消除彼方对日本的敌对情绪，一再强调日本并非一个好战者，一边向美方宣称，日本经济在日俄战争之后亦相当疲惫，为了更好地进行战后经营，与美国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两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绝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而在1915年出席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期间以及会后，涩泽又向美国人屡屡陈述自己的日美合作开发中国论。他曾向美国纽约商会极力鼓吹此事，当一些美国财界人士访日之时，又不失时机地推销自己的观点。不唯如此，他甚至在日本国内的演讲及后来的追忆中也屡有此论。
在涩泽荣一看来，日美双方虽然有着种种的矛盾和摩擦，但双方最大的焦点在于中国问题上。正如他在1915年访美时曾经提到的，日美之间诸如加州排日之类的问题，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双方将来需要认真面对的是太平洋彼岸的亚洲，尤其是中国，而不是此岸的加利福尼亚。他认为，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却无力开发，虽然日本有一些诸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公司(涩泽荣一参与了这三家企业的筹办和设立)之类的对华投资企业，但是凭借日本的一己之力或者与资本匮乏的中国合作开发都显得比较吃力。他曾在回顾中谈到，“当时(一战爆发前后，引者注)日本并不像今天这样有充足的货币储备，因而政府财政当局者对于通过海外投资而造成的货币流出颇为忧虑， 对于支那的投资倒不如说是着抑制的倾向，这样日本必然不能够以一己之力开发支那”。即便是日本资金相对充足时，他也不否认两国合作的必要。由于大战的爆发，同美国一样，日本也借机发了一笔战争财。日本国内曾为如何处理这笔富余的资金而有过争论。涩泽对此的看法是：“余以为利用方法之最适当者，莫若投资海外及购外国公债。……更当进求之中国者，日本唯一之投资地也。而内政不修，外交多故，尤以财政最称紊乱，国运如风中之烛，然将来必为世界各国商战之战场，可以无疑。故与之有特殊关系之日本，必须有相当之处置，否则将遗悔千古也。”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以日本目下之游资，还不到开拓亚细亚大陆之富源所需资金的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他积极鼓吹投资中国，但同时也十分清楚美国有着更为充足的资本。涩泽眼中的美国已是“本来就丰富的国力，再加上受战乱影响而倍增之资力，呈现出所谓‘黄金之洪水’的盛况”，而且本国国土也将开发殆尽，以其产业之大、国富之雄，今后必将向海外拓展。所以，对于日本而言，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美国之资本，日本也加上去，以美资七分日资三分的比例向支那投资”。
在他看来，美国在资金方面比较充裕，而日本在人才方面则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涩泽向美国人指出，如果没有日本的合作，美国单独在中国投资恐怕将会比“作支那诗”还要难，只有日本人的参与才能够让企业顺利运行。他的解释如下：“盖以无学识经验之中国人，既不能雇用，雇用美国之工程师、技士，微特佣金过昂，且此等美国人至中国以后，未识其语言、文字、风俗、人情，欲令监督工人、指挥工程，岂不难哉。今若雇用日人，则于中国风土、人情，皆所熟谙，于管理中国工人之法，知之自较美人为深，则其能胜任愉快，有必然者。矧雇用日人，其佣金又较美人为廉耶。故吾谓美日联合以兴中国实业，实今日当务之急。不然吾日以无资本难谋发展，美以屡次经营，未能得利，资本家将裹足不前，此大好宝藏，将长此闭锁，而无从开拓，岂不大可惜哉。”而理想的方式则是：“以技师长为主的技师一二人由美国而来，其余之技师则全部由日本人填充，对于美国而言，可得节省经营费用之便，且日美两国可以避免在支那的无益的竞争，一举而万得。”
涩泽想要强调的是，日美若能共守谦让之德而诚心诚意地实现经济提携，将是两国“在东亚大陆的富源开发上最为安全之策”。不过，对于这种主张，美国人中尽管有一些赞成者，但更不乏质疑之人。涩泽也承认，美国的《纽约时报》等报纸完全跟他唱反调，怀疑日本是在受到中国民众普遍抵制的情况下，借美国之力而继续推行对中国的经济扩张政策。美国商会的一些人也不尽赞成，认为美国与日本在中国的待遇有很大差别，美国常常受到礼遇，而日本不然，若与被中国排斥的日本人合作会对美国不利。对于这些质疑，涩泽荣一的辩解是，中国人的态度绝非一成不变的，现在是美国让其尝之以糖，而日本让其食之以药，故而美国才会受到欢迎，若美国也让其吃药的话，彼等也将直接像对待日本人一样排斥美国人。变相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不受欢迎的事实。他的辩解只能看出是在提醒美国不要报以幸灾乐祸的心理，但对美国所质疑的日本联美的动机却避而不谈。那么，日本是否是因在华受到抵制而转而寻求日美的联合呢?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涩泽关于日本合办对华银行的尝试及其前因去寻求答案。
三、涩泽荣一的尝试及其背后
1916年时，涩泽荣一曾向到访的美国钢铁董事长艾伯特·H·加里(Elbert Henry Gary)大谈日美共同开发中国之事，当被问及有无可以人手的方向或是比较具体的成案时，他即提出了日美共建中国中央银行的计划。他向加里表示，中国的财政处于极端的困境之中，只有在经济上和财政上给予某种形式的帮助，甚至在某些地方进行直接干涉，才能使中国不至陷于破产的境地，具体的办法就是：“必须效仿日本之先例，要有完全具有政治约束力的银行组织和兑换制度，以及据此而发行的纸币。”涩泽明言这种银行组织、兑换制度以及货币发行是巩固财政基础的三大要素，而所谓具有政治约束力的银行其实就是中央银行，货币兑换和币制问题也是包含在货币制度的范畴之内，所以完全地改变货币制度，以及设立一个合格的中央银行最为重要，而“完成这两者需要大资本以及大手腕，必须由日美两国之合力着手于此”。在他看来，巩固中国的财政基础是日美两国需要首先合作解决的问题，对于其他方面则并非事事皆要合作，只要在相应的事业范围内该谦让时谦让、该合作时合作即可。
事实上，对于改革币制和设立银行，涩泽有这样的想法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就深切感受到中国的财政和金融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它不仅不利于中国本身的发展，更不利于日本的对华贸易和投资。为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他还与其女婿——时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等人一起筹划中国中央银行计划。在1914年访华之际，涩泽荣一也明确表示：“眼下支那银行数目虽不少，然各银行之间未能统一，业务未能共通，故为匡济此弊、调整国家经济计，创设一确实之中央银行实为焦眉之急务。”
正是有着这样的认识和经历，此时的涩泽对设立中央银行之事才“已有几分之腹案”。他向加里表示，希望其回到纽约之后咨询当地银行家的意见，如获同意，就与届时在美的阪谷芳郎做详细商谈，若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即请求得到双方政府同意，之后再“以适当的方式得到支那政府的委托”。在加里表示赞同之后，涩泽又就此事拜见外相石井菊次郎和首相大隈重信，并得到了“完全同意”的答复。于是，他先后于1916年8月27日和9月18日两次寄信给时在欧美访问的阪谷芳郎。信中称：“对于此事，与加里氏之谈话乃老夫之一计，其后我当局亦对愚案大体表示认可。考虑到此点，若美国方面亦有认同老夫之案之意向，则企望达成若干具体之事项。”为确保双方能够尽快达成实质性共识，涩泽荣一特意附上了以前阪谷起草的关于中国货币制度的文件，以及后藤新平曾经提出的东洋银行设立计划书等资料，以备参考。
涩泽对整个计划做了精心安排，然而结果却并非如其所料。据阪谷后来的回忆，他在美国与加里见面的时候，加里丝毫没有提及此事，他也不好主动提及，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如果稍微向前追溯就会发现，就在涩泽提出日美共办中国中央银行计划之前，日美双方都在酝酿成立同中国合办的银行。这其实也正是涩泽提出该计划的直接诱因。
美国实业考察团曾于1910年与中方商讨了成立中美联合银行的计划，后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断。1915年中国实业团访美之时，此事又被提及，双方还达成了组织中美银行的协议。恰好在这时，日本也提出了成立中日银行的计划，而且据媒体所报，涩泽与该计划不无关系。如日本东方通信社1915年时的一则电文就称：“设立日华银行一事……此案最热心者为涩泽男爵，以日本之利益
关键词 日美合作，涩泽荣一，中国
中图分类号 K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20-0052-05
一战期间，日本大肆扩张在华势力。由于欧洲各国正忙于战场厮杀，无暇东顾，所以日本在中国市场遇到的最主要对手即是迅速壮大起来的美国。日本此时向美国发出了双方提携、共同开发中国的呼吁。在争取美国合作的过程中，日方一再向美国强调双方可以借此避免冲突和竞争，实现互补遗缺、互利双赢。问题在于，日本主张日美合作的原因是否仅限于此?美国是否认可日方的说法?双方的合作又能走多远?本文以日本财界的领袖人物涩泽荣一的有关日美联合开发中国的言行为中心，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为主要文本依据，集中考察此论的主要内容及其背后的真实原因。
一、日美在华矛盾及涩泽的态度
在20世纪初叶，同为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日本和美国，虽然远隔重洋，但两国的关系却时有摩擦，尤其在对华问题上。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美国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向海外尤其是远东地区输出资本，同时，也开始警惕日本日益膨胀的对华扩张倾向。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便时常会有扩大在华经济权益的举动。塔夫脱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就开始推行积极的美元外交政策，国务卿诺克斯也提出了满洲铁道中立化的方案。这显然触动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包括财界在内的日本各界都对此颇为不满。1908年的《高平——罗脱协定》虽然对双方在华利益进行了协调，但仍没有改变两国在华的竞争局面。而美国实业团1910年访华之时与中国商定的共建银行和轮船公司等协议也让日本眼红。之后，又有美国反对“二十一条”、反对日本参战和出兵山东等等。这些无疑使日美关系呈现出日益紧张的局势。美国驻日大使乔治·葛士礼甚至担心：“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或可能性。”
然而，日本并不敢贸然与美国公开作对，毕竟其在原料、市场等方面都对美国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与其在中国市场上争得你死我活，不如一起协同开发。所以，当寺内内阁上台后便主动提出了日美合作的方针，日本政友会总裁原敬、学者吉野作造、东京商业会议所会长中野武营等人也都主张，此时的日本应该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与美国协调的政策。不过鼓吹日美合作开发中国最为积极的当数被后人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财界领袖涩泽荣一。他不仅致力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也极力推崇日本的对外(尤其是对朝鲜和中国)经济扩张。
在投资中国问题上，他一方面毫不掩饰日本对中国市场的进取野心以及在华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对列强对华投资持较为开放的态度。涩泽曾经指出：“支那对于日本而言，已经超越商业而上升到国家层面之大利害，日本不会采取徒让别国开发其富源而自己袖手旁观之态度。因而难免会出现与他国事业家、实业家相竞争之结果。”在会见到访的美国资本家时，他亦提到：“总体而言，日本的对支方针是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与列强一样享有对支活动之权利，其间无任何差别。但是由于地理上的关系，如果支那发生什么事变，日本将直接受到影响，所以日本的损害是其他列强所不能比的。”言下之意是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进而，他还批评美国的工业资本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毫无远虑地经营事业，其结果必将难保两国发生冲突。不过，在维护和拓展日本的在华权益的前提下。他也对其他国家的投资持开放态度。涩泽认为：“今日之时势单以自国之利益为目的而欲开发支那之富源，不可能之事也。”最好的方法就是各国相互协作，戮力推行。他在访华之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国经济有不可缺之要素三：一曰富源，二曰资本，三曰智识及经验。今中国有其一，英有其二，日有其三。三国协力则事无不举。”涩泽此说是为日本将势力扩张至素为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造势，但也不应否认隐含于其间的“合作”色彩。另外，对于美国，他更是表示，即使是美资进入“满洲”，只要不损害到日本的利益(例如修建与日本南满铁道相竞争的铁路线)，他对此并无异议。相反，如果美国能够在“满洲”其他地方“渐次扩张输送机关”，对于日本的销路扩张也是一件好事。应该说，这样的认识也是他提出日美联合开发中国论的重要基础。
二、涩泽荣一日美合作开发中国论的提出
早在1902年时，涩泽荣一就有了日美合作开发中、韩两国资源的想法。当时，他初到美国就感受到了其蓬勃生机，以及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在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面前，涩泽颇有几分不安，认为美国“以现今之状态渐次发展，最终其势力能够压倒全世界而得以永续”。而考虑到日美关系的将来，此时的涩泽已经认识到两国在东亚的关系将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与纽约商界人士见面时，涩泽就呼吁“贵国资本家着眼于东洋，与我国民共同开发清、韩之富源”。1909年时，由于两国在移民等问题上的矛盾，涩泽曾率领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再次赴美沟通。访问期间，他一边尽力消除彼方对日本的敌对情绪，一再强调日本并非一个好战者，一边向美方宣称，日本经济在日俄战争之后亦相当疲惫，为了更好地进行战后经营，与美国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两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绝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而在1915年出席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期间以及会后，涩泽又向美国人屡屡陈述自己的日美合作开发中国论。他曾向美国纽约商会极力鼓吹此事，当一些美国财界人士访日之时，又不失时机地推销自己的观点。不唯如此，他甚至在日本国内的演讲及后来的追忆中也屡有此论。
在涩泽荣一看来，日美双方虽然有着种种的矛盾和摩擦，但双方最大的焦点在于中国问题上。正如他在1915年访美时曾经提到的，日美之间诸如加州排日之类的问题，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双方将来需要认真面对的是太平洋彼岸的亚洲，尤其是中国，而不是此岸的加利福尼亚。他认为，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却无力开发，虽然日本有一些诸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公司(涩泽荣一参与了这三家企业的筹办和设立)之类的对华投资企业，但是凭借日本的一己之力或者与资本匮乏的中国合作开发都显得比较吃力。他曾在回顾中谈到，“当时(一战爆发前后，引者注)日本并不像今天这样有充足的货币储备，因而政府财政当局者对于通过海外投资而造成的货币流出颇为忧虑， 对于支那的投资倒不如说是着抑制的倾向，这样日本必然不能够以一己之力开发支那”。即便是日本资金相对充足时，他也不否认两国合作的必要。由于大战的爆发，同美国一样，日本也借机发了一笔战争财。日本国内曾为如何处理这笔富余的资金而有过争论。涩泽对此的看法是：“余以为利用方法之最适当者，莫若投资海外及购外国公债。……更当进求之中国者，日本唯一之投资地也。而内政不修，外交多故，尤以财政最称紊乱，国运如风中之烛，然将来必为世界各国商战之战场，可以无疑。故与之有特殊关系之日本，必须有相当之处置，否则将遗悔千古也。”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以日本目下之游资，还不到开拓亚细亚大陆之富源所需资金的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他积极鼓吹投资中国，但同时也十分清楚美国有着更为充足的资本。涩泽眼中的美国已是“本来就丰富的国力，再加上受战乱影响而倍增之资力，呈现出所谓‘黄金之洪水’的盛况”，而且本国国土也将开发殆尽，以其产业之大、国富之雄，今后必将向海外拓展。所以，对于日本而言，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美国之资本，日本也加上去，以美资七分日资三分的比例向支那投资”。
在他看来，美国在资金方面比较充裕，而日本在人才方面则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涩泽向美国人指出，如果没有日本的合作，美国单独在中国投资恐怕将会比“作支那诗”还要难，只有日本人的参与才能够让企业顺利运行。他的解释如下：“盖以无学识经验之中国人，既不能雇用，雇用美国之工程师、技士，微特佣金过昂，且此等美国人至中国以后，未识其语言、文字、风俗、人情，欲令监督工人、指挥工程，岂不难哉。今若雇用日人，则于中国风土、人情，皆所熟谙，于管理中国工人之法，知之自较美人为深，则其能胜任愉快，有必然者。矧雇用日人，其佣金又较美人为廉耶。故吾谓美日联合以兴中国实业，实今日当务之急。不然吾日以无资本难谋发展，美以屡次经营，未能得利，资本家将裹足不前，此大好宝藏，将长此闭锁，而无从开拓，岂不大可惜哉。”而理想的方式则是：“以技师长为主的技师一二人由美国而来，其余之技师则全部由日本人填充，对于美国而言，可得节省经营费用之便，且日美两国可以避免在支那的无益的竞争，一举而万得。”
涩泽想要强调的是，日美若能共守谦让之德而诚心诚意地实现经济提携，将是两国“在东亚大陆的富源开发上最为安全之策”。不过，对于这种主张，美国人中尽管有一些赞成者，但更不乏质疑之人。涩泽也承认，美国的《纽约时报》等报纸完全跟他唱反调，怀疑日本是在受到中国民众普遍抵制的情况下，借美国之力而继续推行对中国的经济扩张政策。美国商会的一些人也不尽赞成，认为美国与日本在中国的待遇有很大差别，美国常常受到礼遇，而日本不然，若与被中国排斥的日本人合作会对美国不利。对于这些质疑，涩泽荣一的辩解是，中国人的态度绝非一成不变的，现在是美国让其尝之以糖，而日本让其食之以药，故而美国才会受到欢迎，若美国也让其吃药的话，彼等也将直接像对待日本人一样排斥美国人。变相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不受欢迎的事实。他的辩解只能看出是在提醒美国不要报以幸灾乐祸的心理，但对美国所质疑的日本联美的动机却避而不谈。那么，日本是否是因在华受到抵制而转而寻求日美的联合呢?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涩泽关于日本合办对华银行的尝试及其前因去寻求答案。
三、涩泽荣一的尝试及其背后
1916年时，涩泽荣一曾向到访的美国钢铁董事长艾伯特·H·加里(Elbert Henry Gary)大谈日美共同开发中国之事，当被问及有无可以人手的方向或是比较具体的成案时，他即提出了日美共建中国中央银行的计划。他向加里表示，中国的财政处于极端的困境之中，只有在经济上和财政上给予某种形式的帮助，甚至在某些地方进行直接干涉，才能使中国不至陷于破产的境地，具体的办法就是：“必须效仿日本之先例，要有完全具有政治约束力的银行组织和兑换制度，以及据此而发行的纸币。”涩泽明言这种银行组织、兑换制度以及货币发行是巩固财政基础的三大要素，而所谓具有政治约束力的银行其实就是中央银行，货币兑换和币制问题也是包含在货币制度的范畴之内，所以完全地改变货币制度，以及设立一个合格的中央银行最为重要，而“完成这两者需要大资本以及大手腕，必须由日美两国之合力着手于此”。在他看来，巩固中国的财政基础是日美两国需要首先合作解决的问题，对于其他方面则并非事事皆要合作，只要在相应的事业范围内该谦让时谦让、该合作时合作即可。
事实上，对于改革币制和设立银行，涩泽有这样的想法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就深切感受到中国的财政和金融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它不仅不利于中国本身的发展，更不利于日本的对华贸易和投资。为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他还与其女婿——时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等人一起筹划中国中央银行计划。在1914年访华之际，涩泽荣一也明确表示：“眼下支那银行数目虽不少，然各银行之间未能统一，业务未能共通，故为匡济此弊、调整国家经济计，创设一确实之中央银行实为焦眉之急务。”
正是有着这样的认识和经历，此时的涩泽对设立中央银行之事才“已有几分之腹案”。他向加里表示，希望其回到纽约之后咨询当地银行家的意见，如获同意，就与届时在美的阪谷芳郎做详细商谈，若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即请求得到双方政府同意，之后再“以适当的方式得到支那政府的委托”。在加里表示赞同之后，涩泽又就此事拜见外相石井菊次郎和首相大隈重信，并得到了“完全同意”的答复。于是，他先后于1916年8月27日和9月18日两次寄信给时在欧美访问的阪谷芳郎。信中称：“对于此事，与加里氏之谈话乃老夫之一计，其后我当局亦对愚案大体表示认可。考虑到此点，若美国方面亦有认同老夫之案之意向，则企望达成若干具体之事项。”为确保双方能够尽快达成实质性共识，涩泽荣一特意附上了以前阪谷起草的关于中国货币制度的文件，以及后藤新平曾经提出的东洋银行设立计划书等资料，以备参考。
涩泽对整个计划做了精心安排，然而结果却并非如其所料。据阪谷后来的回忆，他在美国与加里见面的时候，加里丝毫没有提及此事，他也不好主动提及，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如果稍微向前追溯就会发现，就在涩泽提出日美共办中国中央银行计划之前，日美双方都在酝酿成立同中国合办的银行。这其实也正是涩泽提出该计划的直接诱因。
美国实业考察团曾于1910年与中方商讨了成立中美联合银行的计划，后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断。1915年中国实业团访美之时，此事又被提及，双方还达成了组织中美银行的协议。恰好在这时，日本也提出了成立中日银行的计划，而且据媒体所报，涩泽与该计划不无关系。如日本东方通信社1915年时的一则电文就称：“设立日华银行一事……此案最热心者为涩泽男爵，以日本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