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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强调不冲突、不对抗，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旨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既是我们针对当下世界形势提出的外交战略目标，也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国际社会成员的合作，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而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对于当今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使得相互间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原本是有助于国际合作，有助于实现双赢和多赢的局面，有利于建设一个利益共同体和基于利益共同体之上的命运共同体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不是如此，尤其是近年来，国际合作似乎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
我们看到，世界出现了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大选中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崛起，等等。当一些人认为这些事件表现了社会精英与基层民众之间的脱节和矛盾的时候，认为这些问题发生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时候，欧洲十名著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联合发表了巴黎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声明的主要内容有：欧洲是我们的家园，我們也属于欧洲;民族国家是欧洲的标志;我们不支持强加于人的强制性统一;我们正在失去家园;多元主义文化行不通;民粹主义应该得到应有的考虑。这就不仅仅是精英和草根的分歧，而是整个社会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所以，出现一系列并非黑马的黑马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这也就不仅仅是政治经济领域的事情，而是涉及社会的极化和文化的归属问题。最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出现一个分裂而不是合作的国际社会。
我们看到，大国战略竞争明显加剧。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战略信任不增反降，在一些关键领域，出现明显的战略互疑。中美这两个事关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大国摩擦加大。最近有三本美国学者的著作，一是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大幻灭》，强烈抨击自由主义秩序，重新强调大国政治的悲剧，必有一战就是大国之间的宿命;二是哈佛大学艾立森教授的《注定一战》，以修昔底德陷阱警示当今的中美关系;三是美国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认定中国有一个世纪梦和大战略构想，那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故而中美冲突是结构性的，是必然的。虽然这些作者的动机并不一样，但其聚焦点都是中美两国，突出点都是两国之间的对抗，凸显了当今大国合作的困惑和大国冲突的风险。
我们看到，民粹现实主义汹涌崛起。所谓的民粹现实主义，是指极端民族主义和强现实主义的结合。前者强调我民族至上，后者强调国家实力至上，以实力获取“美国优先”或“美国第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也是问题丛生，挑战迭起。全球治理赤字严重，全球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反恐行动越反越恐，贫富差距增大，环境污染加剧。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难道这个世界真的要退回过去吗？退回霍布斯丛林、退回民族国家壁垒、退回强权政治和孤立主义、退回封闭，乃至退回混乱和失序？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人们势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似乎反常的现象？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全球化大潮中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对于这类关系的零和思维是导致当今全球性问题严重和国家间合作艰难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全球化经过30多年的轰轰烈烈，一方面提高了全球的整体福祉水准，另一方面也将认同政治和利益考虑推向了极端化。如何处理基于认同政治的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之间、自我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成为判断整个世界是否退回丛林法则的关键。
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理念，对于解决自我他者关系、思考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提供了适切的解决方案，也为世界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这里主要讨论两个儒家的重要思想，即“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
“孔子改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教授根据孔子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思想提炼出来的，指自我利益的改善必然要使他者的利益同时获得改善，“孔子改善”基于孔子在解释“仁”的概念时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
“孔子改善”包含了三层意思。其一，儒家承认个体的自我利益。有人说儒家文化只承认集体利益，而不承认个体利益。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达己达人”的思想首先就是承认个体的自我利益，这才有“己欲立”的说法。其二，自我利益的改善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体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关系本位，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自我利益总是与他者利益互联互系的。换言之，没有孤立意义上的个体，只有关系中的个体;没有孤立意义上的自我利益，只有关系语境中的自我利益。其三，自我利益的实现是在他者利益的实现中完成的，即赵汀阳所说的“任何一个利益改善事件具有互相蕴涵的利益关系而使每个相关人同时获得‘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的实现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相关的他者利益得到实现，自我利益才可能得到实现。
如果说“孔子改善”的目的是解决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对于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而言，还有一个自我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承认自我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等于否认群体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就需要考虑和解决群体中的自我利益问题。
“孟子最优”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想法，也是实现群体中自我利益的一种积极方式。其基本含义是，只有在足够合作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个人的自我利益才会得到最佳的实现。孟子在讨论兵之胜败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根据这一思想，人和，或曰一个群体的和谐，或者说合作的人际关系是实现个体利益的最优条件。
2016年12月11日，第十一届孔子学院大会在云南昆明举办。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
孔子学院代表就中外文化交流、孔子学院与“一带一路”建设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全球化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整体提升，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威胁。恐怖主义、经济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网络攻击、疾病流行，等等。这些问题形成了对人类的重大威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只有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构成了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条件，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也恰恰反映了国际社会应对威胁、共同进化的需求。
由于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涵是合作共赢，这就要求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在考虑本国利益时，对他国利益置若罔闻，就会跌进囚徒困境的陷阱，使国际合作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在考虑本国利益的时候，对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不闻不问，则会引发公地悲剧，使得国际社会整体受损。比如在国际安全领域，我们提出了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思想，这就是充分考虑到他者和群体的利益和关切。而无论是“美国第一”的思想，还是退出教科文等国际组织、推行单边主义、发动贸易战等做法，都表现出不顾他者利益、不顾群体利益的零和思维和行为。
“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亦即合作问题。承认自我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认他者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认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合作共赢的前提条件，也是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只有承认这三种利益的共在共生，才能思考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利益共同体得以运转，使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能够促进共同体成员的个体利益和共同体群体的整体利益。
“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属于理想类型，为推进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思维路径和行为模式。冯友兰先生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技术的时候，强调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哲学文化中对于内心的修养和社会性关系的重视。可以看到，无论是“孔子改善”还是“孟子最优”，都是在关系本位的前提下展开的，都是将行动者视为关系中的行动者，都是将行动者的属性和利益置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虑的，其根本目的是解决我他、己群这些最根本的社会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使社会成员之间达成最佳合作状态，使整个社会达成最佳和谐状态。这恰恰是当今国际社会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方面的重大缺失，也恰恰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路。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当今世界的许多重要问题，在中华文化的精髓思想中都可以得到启发。“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中华文化的思想和智慧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如何通过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得到积极的传播，使之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有利于中华民族也有利于整个人类，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有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要以人类视野深入挖掘和凝练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要挖掘中华文化中真正具有人类共同价值和意义的思想。比如，联合国组织跨文化对话中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重要的人类价值对待，因为这条原则对于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都是积极的。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时候，需要在文艺、体育、民俗等诸多具体的活动层面向世界形象地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但现在同样需要的是将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表现出来，与西方和世界各地在思想和知识层面展开对话，使真正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思想在交流沟通甚至辩论中产生全球性效用。
其次，要在全球语境中与时俱进地诠释中华文化的经典理念。中华文化的思想之所以具有永恒的价值，是因为它始终是与时俱进的，是入世的，是针对当下的。比如“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这些中华文化理念，对于解决人类面对的重大而且没有解决的合作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在全球化时代和后工業化时期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提供政策建议的智库，我们同样需要提供思想理念的智库。中国方案永远离不开中国智慧，中国智慧永远离不开中华文化。因此，对于中国的智库而言，当下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如何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对中华文化经典理念进行理论化和概念化凝练，形成推动人类进步的理论思想。知识优势和思想优势是高校智库之于其他智库的比较优势，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尤其需要思考和研究这类课题。
再次，要以世界和国际社会理解的话语传播中华文化。毋庸讳言，近现代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使其具有更强的话语权，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好的思想是不可阻挡的，也会受到普遍的欢迎。关键在于我们怎么传播。在这方面，以别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传播中华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也应该是高校智库身体力行的实践活动。
（作者为外交学院院长、教授）
当下世界的合作困惑
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使得相互间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原本是有助于国际合作，有助于实现双赢和多赢的局面，有利于建设一个利益共同体和基于利益共同体之上的命运共同体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不是如此，尤其是近年来，国际合作似乎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
我们看到，世界出现了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大选中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崛起，等等。当一些人认为这些事件表现了社会精英与基层民众之间的脱节和矛盾的时候，认为这些问题发生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时候，欧洲十名著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联合发表了巴黎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声明的主要内容有：欧洲是我们的家园，我們也属于欧洲;民族国家是欧洲的标志;我们不支持强加于人的强制性统一;我们正在失去家园;多元主义文化行不通;民粹主义应该得到应有的考虑。这就不仅仅是精英和草根的分歧，而是整个社会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所以，出现一系列并非黑马的黑马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这也就不仅仅是政治经济领域的事情，而是涉及社会的极化和文化的归属问题。最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出现一个分裂而不是合作的国际社会。
我们看到，大国战略竞争明显加剧。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战略信任不增反降，在一些关键领域，出现明显的战略互疑。中美这两个事关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大国摩擦加大。最近有三本美国学者的著作，一是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大幻灭》，强烈抨击自由主义秩序，重新强调大国政治的悲剧，必有一战就是大国之间的宿命;二是哈佛大学艾立森教授的《注定一战》，以修昔底德陷阱警示当今的中美关系;三是美国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认定中国有一个世纪梦和大战略构想，那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故而中美冲突是结构性的，是必然的。虽然这些作者的动机并不一样，但其聚焦点都是中美两国，突出点都是两国之间的对抗，凸显了当今大国合作的困惑和大国冲突的风险。
我们看到，民粹现实主义汹涌崛起。所谓的民粹现实主义，是指极端民族主义和强现实主义的结合。前者强调我民族至上，后者强调国家实力至上，以实力获取“美国优先”或“美国第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也是问题丛生，挑战迭起。全球治理赤字严重，全球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反恐行动越反越恐，贫富差距增大，环境污染加剧。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难道这个世界真的要退回过去吗？退回霍布斯丛林、退回民族国家壁垒、退回强权政治和孤立主义、退回封闭，乃至退回混乱和失序？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人们势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似乎反常的现象？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全球化大潮中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对于这类关系的零和思维是导致当今全球性问题严重和国家间合作艰难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全球化经过30多年的轰轰烈烈，一方面提高了全球的整体福祉水准，另一方面也将认同政治和利益考虑推向了极端化。如何处理基于认同政治的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之间、自我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成为判断整个世界是否退回丛林法则的关键。
“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
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理念，对于解决自我他者关系、思考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提供了适切的解决方案，也为世界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这里主要讨论两个儒家的重要思想，即“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
“孔子改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教授根据孔子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思想提炼出来的，指自我利益的改善必然要使他者的利益同时获得改善，“孔子改善”基于孔子在解释“仁”的概念时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
“孔子改善”包含了三层意思。其一，儒家承认个体的自我利益。有人说儒家文化只承认集体利益，而不承认个体利益。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达己达人”的思想首先就是承认个体的自我利益，这才有“己欲立”的说法。其二，自我利益的改善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体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关系本位，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自我利益总是与他者利益互联互系的。换言之，没有孤立意义上的个体，只有关系中的个体;没有孤立意义上的自我利益，只有关系语境中的自我利益。其三，自我利益的实现是在他者利益的实现中完成的，即赵汀阳所说的“任何一个利益改善事件具有互相蕴涵的利益关系而使每个相关人同时获得‘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的实现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相关的他者利益得到实现，自我利益才可能得到实现。
如果说“孔子改善”的目的是解决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对于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而言，还有一个自我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承认自我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等于否认群体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就需要考虑和解决群体中的自我利益问题。
“孟子最优”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想法，也是实现群体中自我利益的一种积极方式。其基本含义是，只有在足够合作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个人的自我利益才会得到最佳的实现。孟子在讨论兵之胜败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根据这一思想，人和，或曰一个群体的和谐，或者说合作的人际关系是实现个体利益的最优条件。
孔子学院代表就中外文化交流、孔子学院与“一带一路”建设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整体提升，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威胁。恐怖主义、经济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网络攻击、疾病流行，等等。这些问题形成了对人类的重大威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只有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构成了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条件，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也恰恰反映了国际社会应对威胁、共同进化的需求。
由于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涵是合作共赢，这就要求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在考虑本国利益时，对他国利益置若罔闻，就会跌进囚徒困境的陷阱，使国际合作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在考虑本国利益的时候，对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不闻不问，则会引发公地悲剧，使得国际社会整体受损。比如在国际安全领域，我们提出了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思想，这就是充分考虑到他者和群体的利益和关切。而无论是“美国第一”的思想，还是退出教科文等国际组织、推行单边主义、发动贸易战等做法，都表现出不顾他者利益、不顾群体利益的零和思维和行为。
“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亦即合作问题。承认自我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认他者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认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合作共赢的前提条件，也是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只有承认这三种利益的共在共生，才能思考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利益共同体得以运转，使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能够促进共同体成员的个体利益和共同体群体的整体利益。
“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属于理想类型，为推进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思维路径和行为模式。冯友兰先生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技术的时候，强调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哲学文化中对于内心的修养和社会性关系的重视。可以看到，无论是“孔子改善”还是“孟子最优”，都是在关系本位的前提下展开的，都是将行动者视为关系中的行动者，都是将行动者的属性和利益置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虑的，其根本目的是解决我他、己群这些最根本的社会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使社会成员之间达成最佳合作状态，使整个社会达成最佳和谐状态。这恰恰是当今国际社会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方面的重大缺失，也恰恰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当今世界的许多重要问题，在中华文化的精髓思想中都可以得到启发。“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中华文化的思想和智慧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如何通过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得到积极的传播，使之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有利于中华民族也有利于整个人类，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有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要以人类视野深入挖掘和凝练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要挖掘中华文化中真正具有人类共同价值和意义的思想。比如，联合国组织跨文化对话中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重要的人类价值对待，因为这条原则对于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都是积极的。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时候，需要在文艺、体育、民俗等诸多具体的活动层面向世界形象地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但现在同样需要的是将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表现出来，与西方和世界各地在思想和知识层面展开对话，使真正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思想在交流沟通甚至辩论中产生全球性效用。
其次，要在全球语境中与时俱进地诠释中华文化的经典理念。中华文化的思想之所以具有永恒的价值，是因为它始终是与时俱进的，是入世的，是针对当下的。比如“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这些中华文化理念，对于解决人类面对的重大而且没有解决的合作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在全球化时代和后工業化时期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提供政策建议的智库，我们同样需要提供思想理念的智库。中国方案永远离不开中国智慧，中国智慧永远离不开中华文化。因此，对于中国的智库而言，当下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如何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对中华文化经典理念进行理论化和概念化凝练，形成推动人类进步的理论思想。知识优势和思想优势是高校智库之于其他智库的比较优势，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尤其需要思考和研究这类课题。
再次，要以世界和国际社会理解的话语传播中华文化。毋庸讳言，近现代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使其具有更强的话语权，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好的思想是不可阻挡的，也会受到普遍的欢迎。关键在于我们怎么传播。在这方面，以别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传播中华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也应该是高校智库身体力行的实践活动。
（作者为外交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