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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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 近来，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再现波澜。在经过几年相互示好后，双方再次剑拔弩张。尽管3月5日普京与埃尔多安就伊德利卜停火达成一致，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但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难以让俄土近年在能源、军售和叙利亚问题上的调情成为真正的联姻。 俄国与土耳其在黑海—里海—地中海地区的争夺延续了400多年，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基线，其大背景是沙俄强势崛起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日益衰落。中东战火、巴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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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 近来，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再现波澜。在经过几年相互示好后，双方再次剑拔弩张。尽管3月5日普京与埃尔多安就伊德利卜停火达成一致，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但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难以让俄土近年在能源、军售和叙利亚问题上的调情成为真正的联姻。
俄国与土耳其在黑海—里海—地中海地区的争夺延续了400多年，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基线，其大背景是沙俄强势崛起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日益衰落。中东战火、巴尔干角逐、耶路撒冷血泪、克里米亚硝烟，都是这场大博弈的片断场景。
先哲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的睿智和深邃，总结、观察俄土关系史与当时的现实，做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论断。
自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消灭之后，俄国就自认为承担着解放基督徒和拯救全人类的使命，将奥斯曼土耳其作为其地缘政治扩张的重要对象。马克思认为，东方问题的实质就是“沙皇极力想推动其先人的计划——开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他正在把奥斯曼帝国最边远的地区逐个从其主体上分割下来，直到最终使这个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停止跳动为止”。1833年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占领使“俄国的宿愿终于实现了”。恩格斯则直指沙皇的“目的是占领达达尼尔，从而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以此造成一个攻不进的避难港来建立强大海军”。
沙俄通常会以宗教的名义涉足土耳其的内部事务。马克思对此表示：“根据18世纪末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在君士坦丁堡应该建造一座希腊正教教堂，而且俄国使馆有权干预希腊正教的神甫同土耳其人的争端。”但现在（1853年）“缅什科夫公爵却把这项不平常的特权变成对土耳其整个希腊正教教会的普遍保护权，即对欧洲土耳其的大多数居民的普遍保护权”。
从内部分化和外围迂回是近代俄国对土外交的通常做法。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迫在眉睫之际，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了俄国外交的组合拳：一方面，“俄国竭尽全力在世界各地，在英属印度边境、波斯、塞尔维亚、瑞典、丹麦等地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搅动对英国的愤恨”;另一方面，“大批俄国间谍涌向塞尔维亚各地”，使当地人“觉得有希望在俄国的保护下扩大塞尔维亚的疆界，把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统治下的全部操塞尔维亚语的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伊利里亚王国”。
此外，俄国善于抓住欧洲列强的相互矛盾以及它们对革命的恐惧，从而获得其对俄的默认甚至纵容。马克思曾犀利地指出，“从1815年起，欧洲列强在世界上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現状遭到破坏。但是列强中的任何两国发生任何战争都有打破现状的危险。因此，西方列强才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俄国在东方进行的掠夺，而且从来不向它要求任何代价，只要求它找出某种借口，哪怕是荒谬绝伦的借口，好使它们能够继续中立。这样一来，俄国外交就有了西方国务活动家们的胆怯作为依靠，而它的外交术也逐渐成了一种公式，以至于对照着过去的纪录就可以几乎丝毫不差地察知当前的经过”。
近来，《阿拉伯的劳伦斯》一书风靡一时。托马斯·劳伦斯作为中东问题专家，对拓展大英帝国在中东的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实际上，俄国对土耳其的了解和渗透远比大英帝国全面而又深入。恩格斯曾指出，“在本身具有半亚洲式的条件、风俗、传统和制度的俄国，有相当多的人能够了解土耳其的真实情况和特性……而且俄国人是善于学习外语的，这就使报酬优厚的俄国代理人能够毫不困难地完全通晓土耳其的事务。而俄国政府也老早就利用了自己在东南欧极其有利的地位。数以百计的俄国代理人周游土耳其各地，向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指出，正教皇帝是被压迫的东正教会的首领、天然的保护人和最终解放者……”
今天的俄土关系与过往已有很大不同。尽管时过境迁，但历史不会完全割裂。重温马、恩两位先哲的经典著作和研究方法，对观察和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依然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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