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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科举，史学强调纵向时间演变，费孝通在研究科举时，更偏重从横向方面研究科举，更偏重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解释科举在传统社会中的功能。这种研究方法的特征是特别重视对科举的结构分析，打破了科举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通过理性归纳得出抽象历史真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史学的思维方式的革新。
关键词：费孝通;科举;研究
科举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科举指的是封建社会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秦朝以前，那时采用分封制，官员的选拔主要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及至东周，分封制开始崩溃，于是便有了“食客”、 “客卿”等制度以外的人才。时至汉朝 ，“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才。”[1]两汉采用的是察举制，但选拔人才缺乏客观的标准，弊端丛生。到了魏文帝时，曹丕采纳了陈群创立的九品中正制，两晋、六朝时也沿用此制。但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的标准主要依靠门第出身，于是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后果。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杨广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宋代时进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元代时科举制有所萎缩，明清时科举制已经完善，采用八股取士。到了近代，科举制逐渐与时代脱节，并于1905年被废除。
传统的科举制度具有社会流动的功能。“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在费孝通看来，科举是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以官职的方法。虽然选官的方式不限于科举，但是在传统社会里，科举却被视为正途，尤为世人所看重。又因为除了若干因本人操业卑污被视为贱民的例子外，大多数的人民，从法律上来说，都是有参加考试的资格。而且科举制度与按照家世品定个人才能的原则是不相同的。对出身寒门的人来说，若是有意入仕，科举也成了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可能性也就成为了老百姓们所追求的对象。由于科举所用的是文字的考试，于是读书人也成了社会上有前途的人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一类谚语表示了从科举制度里发生出来的社会价值。当魏晋时代不以普通考试选官，结果就发生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分成了不流动的阶级。后世科举注重普考，这种现象也就不再见了。”但是，也有另一种看法，一个依靠体力维持生活的老百姓，大多数时间都在为了生存而劳作，并没有时间读书，自然也就没有参加科举的可能。再者，即使在读书人中间，如果自己的父兄没有功名，也不熟悉于科举的门类和内容，也同样是不容易考中的。事实上，科举制度实际上并未向所有人都提供的平等的机会。势力、财富、和家庭背景都是得以利用的有力因素。因而，传统社会的仕途依旧高度地被少数世家所独占，科举只是牢笼了读书人的志气，而并非真正有效的社会流动阶梯。
科举是否是真正有效的社会流动的阶梯？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事实得出结论。于是，费孝通选取了“915本从康熙至宣统一段时期中的朱墨卷。朱墨卷的主要部分是中试的文章，主考姓名和批语。在正文之前还有一部分记载着作者的履历，这项记载普通都很详尽，而且凡是家世中有功名官职和德行著述的没有不尽量记上。因之，成了我们研究社会流动问题极为合用的材料。”，费孝通发现“五代之内均无功名的只有122人;在915人中占13.33%。这里是我们具体答案：1/10强的贡生、举人和进士是从没有功名的人家选拔出来的。这也说明了实际上科举所开放给平民上升的道路的宽度。”[2]，但这个宽度究竟宽不宽呢？费孝通用克拉克氏的“美国的文人”的统计表，得出“美国农业人口所产生的最著名的文人只占到此中文人的13.9%， 比起家世中以前不曾有过功名的科举人物来，则在伯仲之间。”，费孝通又比较了俄国优生学家菲利普斯钦科的一番分析的结果，得出俄国“农业人口所供给的人才都不算多;第四栏的比较最大，14.1%，如果添上粗细工人项下的一部分普通农民，还可以大一些，说是15.0%罢，比起我们13.3%，好像多得一些。”，这说明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确实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因而，“科举制度确有其网罗选择的功用，即确乎发生了一些为别的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一种社会流动的效能。”[3]
不过，科举只是为了获取资格，所谓社会阶层的流动也只是身份的流动。费孝通指出“在封建社会里，人和事的配合并不根据才能，而是根据‘资格’，资格就是身份。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色。”[4]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读书人，最不济。烂诗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在没有获得资格之前“封建统治者把他们不当人看待，加以种种虐待，但是，在成为秀才、举人、进士之后，便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了，和庶民不同了，分享了统治阶级的特权，成为统治阶级。也就享有许多特权。其一是免役;其二是可以有奴婢召唤;第三是法律的优待;第四是免粮;其五是礼貌待遇了。”因而，在费孝通看来，科举就是“求资格，学与用毫无关系。如秀才、举人、进士、状元，有了资格就能得到工作。”[5]
科举是社会流动的阶梯，由科举造成的社会阶层的流动只是身份的流动。这种研究方法的特征是特别重视对科举的结构分析，打破了科举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通过理性归纳得出抽象历史真理。这既是对史学方法的补充，又是对传统史学的思维方式的革新。
注释：
[1]陈升槐：《简析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科学咨询》， 2012年第1期.
[2]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费孝通全集》第五卷，第456页.
[3]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费孝通全集》第五卷，第464页.
[4]费孝通：《大学改造》，《费孝通全集》第六卷，第324页.
[5]费孝通：《要继承和发扬学以致用的传统》，《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第7页.
关键词：费孝通;科举;研究
科举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科举指的是封建社会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秦朝以前，那时采用分封制，官员的选拔主要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及至东周，分封制开始崩溃，于是便有了“食客”、 “客卿”等制度以外的人才。时至汉朝 ，“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才。”[1]两汉采用的是察举制，但选拔人才缺乏客观的标准，弊端丛生。到了魏文帝时，曹丕采纳了陈群创立的九品中正制，两晋、六朝时也沿用此制。但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的标准主要依靠门第出身，于是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后果。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杨广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宋代时进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元代时科举制有所萎缩，明清时科举制已经完善，采用八股取士。到了近代，科举制逐渐与时代脱节，并于1905年被废除。
传统的科举制度具有社会流动的功能。“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在费孝通看来，科举是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以官职的方法。虽然选官的方式不限于科举，但是在传统社会里，科举却被视为正途，尤为世人所看重。又因为除了若干因本人操业卑污被视为贱民的例子外，大多数的人民，从法律上来说，都是有参加考试的资格。而且科举制度与按照家世品定个人才能的原则是不相同的。对出身寒门的人来说，若是有意入仕，科举也成了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可能性也就成为了老百姓们所追求的对象。由于科举所用的是文字的考试，于是读书人也成了社会上有前途的人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一类谚语表示了从科举制度里发生出来的社会价值。当魏晋时代不以普通考试选官，结果就发生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分成了不流动的阶级。后世科举注重普考，这种现象也就不再见了。”但是，也有另一种看法，一个依靠体力维持生活的老百姓，大多数时间都在为了生存而劳作，并没有时间读书，自然也就没有参加科举的可能。再者，即使在读书人中间，如果自己的父兄没有功名，也不熟悉于科举的门类和内容，也同样是不容易考中的。事实上，科举制度实际上并未向所有人都提供的平等的机会。势力、财富、和家庭背景都是得以利用的有力因素。因而，传统社会的仕途依旧高度地被少数世家所独占，科举只是牢笼了读书人的志气，而并非真正有效的社会流动阶梯。
科举是否是真正有效的社会流动的阶梯？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事实得出结论。于是，费孝通选取了“915本从康熙至宣统一段时期中的朱墨卷。朱墨卷的主要部分是中试的文章，主考姓名和批语。在正文之前还有一部分记载着作者的履历，这项记载普通都很详尽，而且凡是家世中有功名官职和德行著述的没有不尽量记上。因之，成了我们研究社会流动问题极为合用的材料。”，费孝通发现“五代之内均无功名的只有122人;在915人中占13.33%。这里是我们具体答案：1/10强的贡生、举人和进士是从没有功名的人家选拔出来的。这也说明了实际上科举所开放给平民上升的道路的宽度。”[2]，但这个宽度究竟宽不宽呢？费孝通用克拉克氏的“美国的文人”的统计表，得出“美国农业人口所产生的最著名的文人只占到此中文人的13.9%， 比起家世中以前不曾有过功名的科举人物来，则在伯仲之间。”，费孝通又比较了俄国优生学家菲利普斯钦科的一番分析的结果，得出俄国“农业人口所供给的人才都不算多;第四栏的比较最大，14.1%，如果添上粗细工人项下的一部分普通农民，还可以大一些，说是15.0%罢，比起我们13.3%，好像多得一些。”，这说明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确实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因而，“科举制度确有其网罗选择的功用，即确乎发生了一些为别的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一种社会流动的效能。”[3]
不过，科举只是为了获取资格，所谓社会阶层的流动也只是身份的流动。费孝通指出“在封建社会里，人和事的配合并不根据才能，而是根据‘资格’，资格就是身份。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色。”[4]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读书人，最不济。烂诗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在没有获得资格之前“封建统治者把他们不当人看待，加以种种虐待，但是，在成为秀才、举人、进士之后，便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了，和庶民不同了，分享了统治阶级的特权，成为统治阶级。也就享有许多特权。其一是免役;其二是可以有奴婢召唤;第三是法律的优待;第四是免粮;其五是礼貌待遇了。”因而，在费孝通看来，科举就是“求资格，学与用毫无关系。如秀才、举人、进士、状元，有了资格就能得到工作。”[5]
科举是社会流动的阶梯，由科举造成的社会阶层的流动只是身份的流动。这种研究方法的特征是特别重视对科举的结构分析，打破了科举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通过理性归纳得出抽象历史真理。这既是对史学方法的补充，又是对传统史学的思维方式的革新。
注释：
[1]陈升槐：《简析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科学咨询》， 2012年第1期.
[2]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费孝通全集》第五卷，第456页.
[3]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费孝通全集》第五卷，第464页.
[4]费孝通：《大学改造》，《费孝通全集》第六卷，第324页.
[5]费孝通：《要继承和发扬学以致用的传统》，《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