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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身奉献，他们因播种光明而美丽；扎根基层，人生因挥洒汗水而无悔。乡村教师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为了学生的未来，甘于奉献。他们简单、质朴，却有着一颗热爱教育和学生的真心，但目前乡村教师面临着种种困境，这些困境背后的症结是什么，该如何应对？为此，2014年9月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社团和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乡村教师困境与出路”教师节沙龙活动在英东教育楼318室举行，活动由2013级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熊和妮主持，北师大师生40余人参加此次研讨会，围绕乡村教师的困境与出路进行探讨。
一、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
1.政策执行力度不高，资源分布不均
乡村教师作为中国教师群体的组成部分，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乡村教师，顾名思义，其所在学校地处乡村，而乡村和城市相比在资源、师资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不足。福建永福菁华小学教师普遍认为现在乡村教师老龄化比较严重，存在结构性缺失的情况，尤其是小学英语教师比较缺乏，教师的课务量普遍较重，这些也是当前乡村学校与乡村教师面临的普遍问题。
北师大教育学部袁桂林教授则从政策执行与编制分布的视角来谈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他认为乡村教师之所以面临一定的困境是和国家相关政策缺失或不健全有密切的关系的。他指出，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博弈，在某种程度是导致乡村教师出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2009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编办”）出台了一项规定，要求城乡教师的编制要一致。2012年国务院也提出要合理配置教师编制，实现城乡教师一致。但由于这些规定并不具有强制性，执行力度不大，再加上后来国家政策发生的一些变化，乡村教师编制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国家又提出“编制在一定时间内不再增加”，这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难度有所增加。袁教授认为，乡村教师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于编制总量的增加，而是要在维持编制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如何引入退出机制，保证合理发展。
此外，北师大教育学部张莉莉教授认为，袁教授的意见非常中肯。现在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很多，由于各乡村学校学生人数不等，人数较少的学校就会面临整合、倒闭的风险，再加上教师资源严重分布不均，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多的孩子选择在城市学校就学，乡村学校便逐渐衰败。乡村教师也受到城市学校教师的排挤，尤其是新的乡村教师不熟悉工作，教学工作之外的杂事较多，再加上家长的不理解与不支持，这让他们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2.学校管理制度不规范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学校得以更好管理的保障。北师大博士研究生孔祥渊结合山东南部某乡镇学校教师的教学和生活情况，作了题为《乡村教师“混日子”：现状及原因》的发言，以此说明乡村教师存在的困境。他指出，当地教师的上班生活既充实又悠闲，他们的充实并不是忙于教学任务，而是在于与教学无关的其他工作；课堂生活既安静又热闹，有的教师上课就会让学生自习，有的则会要求学生讨论，教师讲授的内容并不多。这些教师大多是学校的副科教师，教学任务相对轻松。
然而，正是这样的工作环境，导致一些教师在评上一定的职称后就会申请调到副科教师的岗位上，追求轻松，这无疑会增长教师的懈怠情绪，产生消极的“示范”作用。这种消极的“示范”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对制度的选择性遵从。教师只会选择遵守部分制度，对学校规定的不是非常严格的制度会选择视而不见。第二，重形式、轻内容。对学校的规定和自己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往往忽视内容，走向形式化，忽略对实际内容的把握。
针对其背后原因，孔博士从个体、制度和实际三个方面进行说明。就个体而言，教师要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学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要进行处罚；就制度而言，制度缺乏规范性和约束力，人情大于制度；就实际操作而言，学校对教师的惩罚缺乏公正性，引起他们的不满情绪。因此，孔博士认为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导致当地乡村教师存在一定的困境，而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制度。正是学校管理制度的不规范、不完善，落实力度不强，使得一些乡村教师“混日子”，出现懈怠情况，所以说学校管理制度的改变是缓解乡村教师困境、改善乡村教师状况的最为关键性的内容。
3.职业生涯规划缺失，观念落后
大多数的乡村教师选择教师职业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教育，或许仅仅是为了找一份工作，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他们进入教师岗位后，也很难对自己的未来有较为清晰、明确的职业定位。北师大硕士生王利利以自己在河南与湖南某中学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教师面临的种种困境。她说她所接触到的河南省的乡村教师大多数是一些新入职的特岗或招教的年轻农村女教师。通过与这些乡村教师的访谈，她指出，学生不好管、家长不重视、职称不好评和教学技能、人际关系处理、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是乡村教师普遍会遇到的难题。而且，这些教师并非一开始就是自愿做教师的，只是迫于就业压力而选择了教师行业。她所接触的另一类乡村教师是湖南省某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他们的年龄都在45岁以上，面临的困境则是整体上观念较为落后，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虽然某一地区的乡村教师困境并不能代表其他地区或者全国范围的情况，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些乡村教师在自身发展、职业规划等方面面临的难题。
二、乡村教师困境的归因分析
1.二元体制的社会结构
城乡二元体制由来已久，乡村与城市相比，不管在师资还是其他教育资源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北师大教学学部康永久教授认为，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并非乡村教师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还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这反映出城乡二元体制对立的问题。在城市未充分发展之前，乡村和城市的对立还没有如此强烈，农民还是很受尊敬的。而今，虽然城乡之间的沟通不断增强，但二者的对立依旧是存在的。目前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社会整合还在继续，困境本身的出现正表明了国家正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乡村成为问题并不意味着乡村的弱势，而是在以城市为中心整合中国社会观念下的一种虚高状态，这表明城市的影响力超过农村，因此即使花借读费，很多家长还是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离农村，进城上学。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教师就可能会面临被城市化淘汰的危机，乡村家庭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因此，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乡村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合理整合社会结构。 2.教师群体自我认同的缺失
教师的自我认同，是指教师内心对所从事职业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在工作中体验到幸福和快乐。这是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主要动力和支撑。围绕教师群体认同，张教授提出了“如何看待乡村教师群体”这一问题，引起在座者的广泛思考。她认为，乡村教师有三种来源：一是来自中师的毕业生，二是乡村的代课教师，三是年轻的流动教师，如特岗和招教等。从历年来国家举办的“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的活动中，她认为乡村教师从只讲奉献变得更加多元化发展，他们也有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快乐。乡村教师“混日子”只是一种无力感，是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的一种无奈。乡村教师承载着农村变革中的经济、政治的变化，经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并不是闭塞的，也有自己的人生经历，有自己的想法，也渴望新知识，只是他们面临着基层关系的束缚，无力发声，使得这一群体自我认同感被削弱。因此，她指出，应该让乡村教师积极发声，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培训，增加对他们的投入，更多地关注他们，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自己的地位是受到重视的。
3.外在客观环境的影响
环境能影响人，也能改变人。现在社会多元化发展，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让人们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更为便捷，客观环境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袁教授总结道，乡村生活相对安逸，环境更为清雅，缺少城市高压环境带来的紧迫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对教师的职业发展产生影响，而且由于学校管理制度的漏洞，教师发展动力稍显不足，容易产生倦怠和“得过且过”的心理，再加上地方领导业绩观的影响，使得当地政府过度关注城市教师，而忽视了乡村学生和乡村教师的发展。这些都是让乡村教师面临较大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乡村教师的出路
乡村教师面临种种困境，那么他们该如何应对？袁桂林教授指出，国家提出的增加教育补助、“集中连片”发展的政策为乡村教师和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而且，他指出，现在很多新教师会到农村接受锻炼，这种教师轮岗制度，使很多新教师必须到乡村教学，会给乡村地区带来新的活力。为此，他认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城乡教师的互相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城乡一体化无歧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有学生也指出，我们要重新审视免费师范生政策，合理配置资源，如地方二本院校可以培养专科类的师范生，专门针对农村地区。
针对教师工资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乡村教师没有追求是因为工资水平跟社会地位较低，应适当调高乡村教师的工资，或许可以和大学教师持平。这一大胆设想引发了大家的积极响应。有的说，从中国的现状来考虑，要想达到理想的状态需要很长的时间。目前，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越是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越高，这跟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投入有关。台湾地区明确规定，地方教育投入应高于中央投入。有的说，在分析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时，要从教师培训、社会定位、职业规划等角度着手解决，不应单单地看其工资水平。也有的说，要用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在市场经济社会下，收入不平等是合理的，而如何把握收入差距的问题，则需要国家从长计议，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此外，北师大博士生房小捷认为，城乡发展的对立，是很多国家发展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目前政府拨款已不能完全解决乡村教师面临的问题，需要引入非市场因素的作用，非市场因素包括社会力量、公共服务等。而问题解决的关键不在于提高教师工资，还应包括解决其家庭问题。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的初期，可以适当提高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这不是为了排斥他们，而是为了保护农村，保护农村业已存在的管理机构和价值认同，以此来促进乡村结构的缓慢变化。同时，康永久教授也指出，二元体制与城乡分离是没有因果关联的，而农村地位下降却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影响。现在用城市击垮农村，强行把农村拉入现代化进程中有待商榷。中国资源分布不均，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此，袁教授指出，“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现，这说明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还有的说，虽然国家在解决城乡教育差距问题上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免费师范生政策等，但这些政策的实际作用，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才可以看出来，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乡村教师的情感激励，但如何做到情感激励，怎样保持情感激励，以及学校领导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应该给予关注。
最后，张莉莉教授指出，农村有农村的好处，如果农村生态恢复好，基础设施规划好，的确是个生活的好地方，相信很多教师也会去农村教书与生活。同时她也指出，这项工程不能仅靠政府的力量，需要社会力量的加入，不仅公共设施要及时跟进，还要更新人的观念，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不管是乡村教师，还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他们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困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打工子弟学校和乡村学校有着较深的渊源。农村学生随父母进城，大部分都是进入打工子弟学校，但如果他们待在农村，则会成为乡村学校的学生。因此，我们可以说乡村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面对的生源差不多都是农村学生，这些学校的教师也会面临和乡村教师相似的困境。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卫宏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打工子弟的调查研究，作了专题发言。
他指出，打工子弟教师和乡村教师存在着相似之处。由于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乡村教师的困境和职业发展也适用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情况。打工子弟学校是因为过大的城乡差距和过多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政府在教育政策中的“不作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问题。关注乡村教师和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从侧面要求我们要关注这些学生，关注他们的成长和受教育问题。
据调查显示，北京地区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数量为3 000—4 000人，上海地区为5 200人，广东地区达到4.8万人。根据学校和学生数量，估计全国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数量达到10万人左右。这些打工子弟学校主要依赖学费，以盈利为目的，而盈利的主要途径就是降低办学投入，压低教师工资。据调查，打工子弟学校的学费为每月500元，平均每年大约5 000元。2010年，教师的月工资为1 361元，2012年为1 871.6元，2014年为2 200—2 600元，属于较低水平。而教师的工作量，按2010年的计算，每周为24—25节课，平均每天工作时间9.79小时。这些教师面临低收入、高负荷的状态，而且与校长是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没有什么保障，以致催生出一些怪现象：低收入，高盈利；穷学校，阔校长；补课，教师靠补课增加收入；学校转卖频繁，教师没有归属感等。
针对这一情况，袁桂林教授指出，打工子弟学校问题是国家“两为主”原则及其落实产生的问题。“两为主”是指以公办学校为主，以流入地政府为主，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国家多次提出要进一步解决农民工问题，并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指出义务阶段的学生免费入学，终止借读费。但这一政策一直无法得到合理落实。公立学校给出的理由是资源不够、班级空间不足，或是当地财政拨款未到，占用城市资源。人们对“两为主”政策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以公办学校为主”理解成民办学校也要接受，公办学校接受50%以上就是“为主”，把政策的定性理解为定量，从而曲解国家的政策。
乡村教师扎根基层，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充满希望的花朵，他们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坚守在三尺讲台上。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教学、工作与生活，对他们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背后的症结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深思考与研究。
（责任编辑：孙建辉 任媛媛）
一、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
1.政策执行力度不高，资源分布不均
乡村教师作为中国教师群体的组成部分，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乡村教师，顾名思义，其所在学校地处乡村，而乡村和城市相比在资源、师资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不足。福建永福菁华小学教师普遍认为现在乡村教师老龄化比较严重，存在结构性缺失的情况，尤其是小学英语教师比较缺乏，教师的课务量普遍较重，这些也是当前乡村学校与乡村教师面临的普遍问题。
北师大教育学部袁桂林教授则从政策执行与编制分布的视角来谈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他认为乡村教师之所以面临一定的困境是和国家相关政策缺失或不健全有密切的关系的。他指出，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博弈，在某种程度是导致乡村教师出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2009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编办”）出台了一项规定，要求城乡教师的编制要一致。2012年国务院也提出要合理配置教师编制，实现城乡教师一致。但由于这些规定并不具有强制性，执行力度不大，再加上后来国家政策发生的一些变化，乡村教师编制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国家又提出“编制在一定时间内不再增加”，这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难度有所增加。袁教授认为，乡村教师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于编制总量的增加，而是要在维持编制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如何引入退出机制，保证合理发展。
此外，北师大教育学部张莉莉教授认为，袁教授的意见非常中肯。现在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很多，由于各乡村学校学生人数不等，人数较少的学校就会面临整合、倒闭的风险，再加上教师资源严重分布不均，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多的孩子选择在城市学校就学，乡村学校便逐渐衰败。乡村教师也受到城市学校教师的排挤，尤其是新的乡村教师不熟悉工作，教学工作之外的杂事较多，再加上家长的不理解与不支持，这让他们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2.学校管理制度不规范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学校得以更好管理的保障。北师大博士研究生孔祥渊结合山东南部某乡镇学校教师的教学和生活情况，作了题为《乡村教师“混日子”：现状及原因》的发言，以此说明乡村教师存在的困境。他指出，当地教师的上班生活既充实又悠闲，他们的充实并不是忙于教学任务，而是在于与教学无关的其他工作；课堂生活既安静又热闹，有的教师上课就会让学生自习，有的则会要求学生讨论，教师讲授的内容并不多。这些教师大多是学校的副科教师，教学任务相对轻松。
然而，正是这样的工作环境，导致一些教师在评上一定的职称后就会申请调到副科教师的岗位上，追求轻松，这无疑会增长教师的懈怠情绪，产生消极的“示范”作用。这种消极的“示范”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对制度的选择性遵从。教师只会选择遵守部分制度，对学校规定的不是非常严格的制度会选择视而不见。第二，重形式、轻内容。对学校的规定和自己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往往忽视内容，走向形式化，忽略对实际内容的把握。
针对其背后原因，孔博士从个体、制度和实际三个方面进行说明。就个体而言，教师要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学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要进行处罚；就制度而言，制度缺乏规范性和约束力，人情大于制度；就实际操作而言，学校对教师的惩罚缺乏公正性，引起他们的不满情绪。因此，孔博士认为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导致当地乡村教师存在一定的困境，而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制度。正是学校管理制度的不规范、不完善，落实力度不强，使得一些乡村教师“混日子”，出现懈怠情况，所以说学校管理制度的改变是缓解乡村教师困境、改善乡村教师状况的最为关键性的内容。
3.职业生涯规划缺失，观念落后
大多数的乡村教师选择教师职业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教育，或许仅仅是为了找一份工作，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他们进入教师岗位后，也很难对自己的未来有较为清晰、明确的职业定位。北师大硕士生王利利以自己在河南与湖南某中学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教师面临的种种困境。她说她所接触到的河南省的乡村教师大多数是一些新入职的特岗或招教的年轻农村女教师。通过与这些乡村教师的访谈，她指出，学生不好管、家长不重视、职称不好评和教学技能、人际关系处理、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是乡村教师普遍会遇到的难题。而且，这些教师并非一开始就是自愿做教师的，只是迫于就业压力而选择了教师行业。她所接触的另一类乡村教师是湖南省某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他们的年龄都在45岁以上，面临的困境则是整体上观念较为落后，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虽然某一地区的乡村教师困境并不能代表其他地区或者全国范围的情况，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些乡村教师在自身发展、职业规划等方面面临的难题。
二、乡村教师困境的归因分析
1.二元体制的社会结构
城乡二元体制由来已久，乡村与城市相比，不管在师资还是其他教育资源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北师大教学学部康永久教授认为，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并非乡村教师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还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这反映出城乡二元体制对立的问题。在城市未充分发展之前，乡村和城市的对立还没有如此强烈，农民还是很受尊敬的。而今，虽然城乡之间的沟通不断增强，但二者的对立依旧是存在的。目前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社会整合还在继续，困境本身的出现正表明了国家正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乡村成为问题并不意味着乡村的弱势，而是在以城市为中心整合中国社会观念下的一种虚高状态，这表明城市的影响力超过农村，因此即使花借读费，很多家长还是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离农村，进城上学。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教师就可能会面临被城市化淘汰的危机，乡村家庭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因此，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乡村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合理整合社会结构。 2.教师群体自我认同的缺失
教师的自我认同，是指教师内心对所从事职业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在工作中体验到幸福和快乐。这是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主要动力和支撑。围绕教师群体认同，张教授提出了“如何看待乡村教师群体”这一问题，引起在座者的广泛思考。她认为，乡村教师有三种来源：一是来自中师的毕业生，二是乡村的代课教师，三是年轻的流动教师，如特岗和招教等。从历年来国家举办的“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的活动中，她认为乡村教师从只讲奉献变得更加多元化发展，他们也有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快乐。乡村教师“混日子”只是一种无力感，是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的一种无奈。乡村教师承载着农村变革中的经济、政治的变化，经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并不是闭塞的，也有自己的人生经历，有自己的想法，也渴望新知识，只是他们面临着基层关系的束缚，无力发声，使得这一群体自我认同感被削弱。因此，她指出，应该让乡村教师积极发声，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培训，增加对他们的投入，更多地关注他们，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自己的地位是受到重视的。
3.外在客观环境的影响
环境能影响人，也能改变人。现在社会多元化发展，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让人们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更为便捷，客观环境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袁教授总结道，乡村生活相对安逸，环境更为清雅，缺少城市高压环境带来的紧迫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对教师的职业发展产生影响，而且由于学校管理制度的漏洞，教师发展动力稍显不足，容易产生倦怠和“得过且过”的心理，再加上地方领导业绩观的影响，使得当地政府过度关注城市教师，而忽视了乡村学生和乡村教师的发展。这些都是让乡村教师面临较大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乡村教师的出路
乡村教师面临种种困境，那么他们该如何应对？袁桂林教授指出，国家提出的增加教育补助、“集中连片”发展的政策为乡村教师和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而且，他指出，现在很多新教师会到农村接受锻炼，这种教师轮岗制度，使很多新教师必须到乡村教学，会给乡村地区带来新的活力。为此，他认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城乡教师的互相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城乡一体化无歧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有学生也指出，我们要重新审视免费师范生政策，合理配置资源，如地方二本院校可以培养专科类的师范生，专门针对农村地区。
针对教师工资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乡村教师没有追求是因为工资水平跟社会地位较低，应适当调高乡村教师的工资，或许可以和大学教师持平。这一大胆设想引发了大家的积极响应。有的说，从中国的现状来考虑，要想达到理想的状态需要很长的时间。目前，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越是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越高，这跟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投入有关。台湾地区明确规定，地方教育投入应高于中央投入。有的说，在分析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时，要从教师培训、社会定位、职业规划等角度着手解决，不应单单地看其工资水平。也有的说，要用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在市场经济社会下，收入不平等是合理的，而如何把握收入差距的问题，则需要国家从长计议，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此外，北师大博士生房小捷认为，城乡发展的对立，是很多国家发展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目前政府拨款已不能完全解决乡村教师面临的问题，需要引入非市场因素的作用，非市场因素包括社会力量、公共服务等。而问题解决的关键不在于提高教师工资，还应包括解决其家庭问题。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的初期，可以适当提高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这不是为了排斥他们，而是为了保护农村，保护农村业已存在的管理机构和价值认同，以此来促进乡村结构的缓慢变化。同时，康永久教授也指出，二元体制与城乡分离是没有因果关联的，而农村地位下降却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影响。现在用城市击垮农村，强行把农村拉入现代化进程中有待商榷。中国资源分布不均，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此，袁教授指出，“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现，这说明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还有的说，虽然国家在解决城乡教育差距问题上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免费师范生政策等，但这些政策的实际作用，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才可以看出来，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乡村教师的情感激励，但如何做到情感激励，怎样保持情感激励，以及学校领导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应该给予关注。
最后，张莉莉教授指出，农村有农村的好处，如果农村生态恢复好，基础设施规划好，的确是个生活的好地方，相信很多教师也会去农村教书与生活。同时她也指出，这项工程不能仅靠政府的力量，需要社会力量的加入，不仅公共设施要及时跟进，还要更新人的观念，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不管是乡村教师，还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他们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困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打工子弟学校和乡村学校有着较深的渊源。农村学生随父母进城，大部分都是进入打工子弟学校，但如果他们待在农村，则会成为乡村学校的学生。因此，我们可以说乡村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面对的生源差不多都是农村学生，这些学校的教师也会面临和乡村教师相似的困境。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卫宏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打工子弟的调查研究，作了专题发言。
他指出，打工子弟教师和乡村教师存在着相似之处。由于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乡村教师的困境和职业发展也适用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情况。打工子弟学校是因为过大的城乡差距和过多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政府在教育政策中的“不作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问题。关注乡村教师和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从侧面要求我们要关注这些学生，关注他们的成长和受教育问题。
据调查显示，北京地区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数量为3 000—4 000人，上海地区为5 200人，广东地区达到4.8万人。根据学校和学生数量，估计全国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数量达到10万人左右。这些打工子弟学校主要依赖学费，以盈利为目的，而盈利的主要途径就是降低办学投入，压低教师工资。据调查，打工子弟学校的学费为每月500元，平均每年大约5 000元。2010年，教师的月工资为1 361元，2012年为1 871.6元，2014年为2 200—2 600元，属于较低水平。而教师的工作量，按2010年的计算，每周为24—25节课，平均每天工作时间9.79小时。这些教师面临低收入、高负荷的状态，而且与校长是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没有什么保障，以致催生出一些怪现象：低收入，高盈利；穷学校，阔校长；补课，教师靠补课增加收入；学校转卖频繁，教师没有归属感等。
针对这一情况，袁桂林教授指出，打工子弟学校问题是国家“两为主”原则及其落实产生的问题。“两为主”是指以公办学校为主，以流入地政府为主，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国家多次提出要进一步解决农民工问题，并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指出义务阶段的学生免费入学，终止借读费。但这一政策一直无法得到合理落实。公立学校给出的理由是资源不够、班级空间不足，或是当地财政拨款未到，占用城市资源。人们对“两为主”政策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以公办学校为主”理解成民办学校也要接受，公办学校接受50%以上就是“为主”，把政策的定性理解为定量，从而曲解国家的政策。
乡村教师扎根基层，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充满希望的花朵，他们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坚守在三尺讲台上。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教学、工作与生活，对他们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背后的症结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深思考与研究。
（责任编辑：孙建辉 任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