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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与表达，是彰显中国社会文化自信的强大根源。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其搭建的内在逻辑是以道德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对儒家思想的治理模式进行系统的剖析，探索其文化導向机制，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与传播提供全新的思路。
[关 键 词] 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传播;制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0）01-0078-02
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民族身份的高度认同，它继承和发扬了几千年来蕴含着优秀基因的传统文化，不仅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诠释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同时也整合和统领社会中较为分散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本文即以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构建体系的维度作为切入点，理清传播脉络，进行逐一论述。
一、核心价值观借鉴儒家思想的意义及制度化的必要性
传统文化是激发中国意识形态活力的燃料石，是诠释当代价值观自信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它规范着人民的日常生活伦理，规范着社会秩序的运行，其所提倡的主要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天然的传承关系。封建社会信奉儒家思想的统治阶级历来注重对社会规范的制定与实施，他们强调对人内心的教化和驯服，善于利用政治力量去构筑一个桥梁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方式，将外在且被动的规章制度转变成内在的自觉行动，使这个社会逐渐走向秩序化。基于此，建立高效的制度框架，有效连接中国古今的文化形态，从根本上破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2]，进而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民中的影响力，最终为其深化与践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治理理念
古代统治者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使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真正实现“化民成俗”的目的。在铸造上层建筑的过程中，“礼”的观念是较为突出的。不单是因为“礼”在中国古代是一切生活的出发点，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它同样也是统治阶级必须恪守的客观行为规范。“礼”不仅是制度，还是一种道德规范，是古代儒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一）制度化的礼仪构建与古代皇权政治的传播路径
1.对“礼”的贯彻。“礼”作为规范与整合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颇受统治者重视，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各朝各代的儒生推动下，“礼”的作用被不断推向高潮，从最初的民俗活动到一般性的礼仪活动再到国家制度，层层递进。“礼”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历史中的践行者赋予新的思想元素，不同的行动者也依照“礼”所表达的内涵构建自己的政治论述。
2.皇帝的“威仪观”。儒家思想的另一种传播方式是依靠统治者自身的权威性作为媒介来实现的。古代的皇帝作为“天”的代言人，理想人格的化身，其言行举止都蕴含着某种至高无上的示范性。这种模式意味着只要统治者能够执行礼仪的实践，那么，受众群体自然会被影响，并自觉地践行儒家所宣扬的核心价值观。
3.“儒教国家”的雏形。最初的“礼”是民间的祭祀活动，但在孔子构建儒家思想的初期，便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积极创建礼与神圣世界的关联性。在关联之下，儒学便被贴上了“儒教”的标签。传统儒家伦理礼俗尤其是周孔之礼担负着宗教的功能，即维持合理的社会秩序。
（二）封建“科举制”的搭建及其文化输出路径
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制度，它曾长期左右着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文化风尚，是传统社会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一个关键制度，是贯穿封建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且长久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人心、世道和风俗。[3]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一批“修齐治平”的治国人才，与之配套的教学体系中，政府设立的官学、私人的书院，其教学的内容都以传统儒学为主，形成了一个以儒学为主体的教育模式，进一步加强了科举考试的影响力，从而确立“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化政策。
三、融合与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4]我们要减少通过国家强制力而制造“宣传战”的方式使意识形态的传播“硬着陆”，而是要实现意识形态的“软着陆”来达到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
（一）以古代教育制度为依据，建立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教育机制
教育被看作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在儒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国学”之后，教育在儒学的教化与传播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统治者通过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去，再由接受思想灌输的士绅将这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5]。在这种教育体制的框架下，形成了强有力的大一统价值观局面。 高考被誉为是科举制在当代社会的化身。高考偏向于对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缺乏通才的教育，特别是忽略了对道德方面的培育。随着中国步入后工业化的浪潮，社会对人们的专业技能和逻辑思维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衡量一个人才的标准已过渡偏向于技术型。正是这种失衡的状态，造成了現代社会的“道德危机”。这就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需要改革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将有关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充分地融入高考，甚至是中考和其他各阶段的考试中，成为一门必考科目，并且要增加比重，让道德成为人生成长道路上的关键点。
（二）建立意识形态宣传群体，为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提质增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遵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才能成为持久的信念，否则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建立一个意识形态宣传群体。儒家所宣扬的理念，之所以能够渗透到人民的生活中，除了通过皇权的政治力量推崇外，最关键的是它有一群专门服务于意识形态宣传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以传播儒学文化为宗旨，以“教化”老百姓为主要任务，成为儒家文化的传递者和践行者。
在当代社会，美国学者爱德华·L·伯内斯认为，社会中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公共关系的协调、意识形态的宣传及向公众解释宣传的内容和观点，同时向政府收集公众的反馈信息，称为“公共关系顾问”。公共关系顾问是现代传播媒介和社会机构的居间代理人，将观点植入公众意识。[6]综合中国古代儒家的做法和西方学者的观点，需要有意识地建立、形成一个专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传播学知识，同时还要时刻贴近人民群众的意识，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深入人民群众当中。他们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传播出去，而且要同政府和公众构建一个完整的沟通系统。
（三）以“道德银行”作为典型事例，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传力度
道德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价值观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受众从来就不是绝对被动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选择能力，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读媒介文本，并构建其意义。[7]近年来出现的“道德银行”，就是一种宣扬社会道德观念的民间传播方式，它打破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居高临下式的“传播者本位”意识，罕见的以自下而上的形式诱导舆论的发生倾向，是传播客体转化为传播主体并发出反馈信号的积极表现形式。“道德银行”是通过物质来驱使一个人去做好事，虽然做法有待商榷，但是在道德问题越发严重的今天，能够在当下现实的社会空间中创造出一种传播渠道实属难得，是值得我们提倡的，有助于培育社会理性的开放和宽容，加速人与人之间对道德的理解及其交互性的表现，形成符合现代意义的道德观。
四、结语
如今的信息有更多的自由连接方式、更丰富的体验过程差异和更聚合的非中心化结构。[8]同理，在完善社会制度的同时，政府不能一直扮演传播者的角色。我们要将“单打一”的模式转变为多管齐下、多点开花的方式，让民众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感受到主流意识的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传递，不能止步于外力，要精准定位，作用在社会的“穴道”上，才能发挥出其强大的影响力。为此，通过对儒学制度的剖析，将行之有效的途径贯穿到人民触手可及的领域，映射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势必能够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同频共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朱莉涛，陈延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体制机制论略[J].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研究，2019（1）.
[3]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新华网，2017-10-18.
[5][美]张仲礼.中国士绅：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6][美]爱德华·L·伯内斯.宣传[M].胡百精，董晨宇，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7][英]丹尼斯·麦奎尔.受众分析[M].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美]卡尔·霍夫兰，欧文·贾尼斯，哈罗德·凯利.传播与劝服[M].张建中，李雪晴，曾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编辑 王海文
[关 键 词] 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传播;制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0）01-0078-02
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民族身份的高度认同，它继承和发扬了几千年来蕴含着优秀基因的传统文化，不仅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诠释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同时也整合和统领社会中较为分散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本文即以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构建体系的维度作为切入点，理清传播脉络，进行逐一论述。
一、核心价值观借鉴儒家思想的意义及制度化的必要性
传统文化是激发中国意识形态活力的燃料石，是诠释当代价值观自信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它规范着人民的日常生活伦理，规范着社会秩序的运行，其所提倡的主要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天然的传承关系。封建社会信奉儒家思想的统治阶级历来注重对社会规范的制定与实施，他们强调对人内心的教化和驯服，善于利用政治力量去构筑一个桥梁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方式，将外在且被动的规章制度转变成内在的自觉行动，使这个社会逐渐走向秩序化。基于此，建立高效的制度框架，有效连接中国古今的文化形态，从根本上破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2]，进而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民中的影响力，最终为其深化与践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治理理念
古代统治者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使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真正实现“化民成俗”的目的。在铸造上层建筑的过程中，“礼”的观念是较为突出的。不单是因为“礼”在中国古代是一切生活的出发点，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它同样也是统治阶级必须恪守的客观行为规范。“礼”不仅是制度，还是一种道德规范，是古代儒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一）制度化的礼仪构建与古代皇权政治的传播路径
1.对“礼”的贯彻。“礼”作为规范与整合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颇受统治者重视，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各朝各代的儒生推动下，“礼”的作用被不断推向高潮，从最初的民俗活动到一般性的礼仪活动再到国家制度，层层递进。“礼”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历史中的践行者赋予新的思想元素，不同的行动者也依照“礼”所表达的内涵构建自己的政治论述。
2.皇帝的“威仪观”。儒家思想的另一种传播方式是依靠统治者自身的权威性作为媒介来实现的。古代的皇帝作为“天”的代言人，理想人格的化身，其言行举止都蕴含着某种至高无上的示范性。这种模式意味着只要统治者能够执行礼仪的实践，那么，受众群体自然会被影响，并自觉地践行儒家所宣扬的核心价值观。
3.“儒教国家”的雏形。最初的“礼”是民间的祭祀活动，但在孔子构建儒家思想的初期，便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积极创建礼与神圣世界的关联性。在关联之下，儒学便被贴上了“儒教”的标签。传统儒家伦理礼俗尤其是周孔之礼担负着宗教的功能，即维持合理的社会秩序。
（二）封建“科举制”的搭建及其文化输出路径
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制度，它曾长期左右着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文化风尚，是传统社会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一个关键制度，是贯穿封建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且长久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人心、世道和风俗。[3]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一批“修齐治平”的治国人才，与之配套的教学体系中，政府设立的官学、私人的书院，其教学的内容都以传统儒学为主，形成了一个以儒学为主体的教育模式，进一步加强了科举考试的影响力，从而确立“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化政策。
三、融合与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4]我们要减少通过国家强制力而制造“宣传战”的方式使意识形态的传播“硬着陆”，而是要实现意识形态的“软着陆”来达到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
（一）以古代教育制度为依据，建立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教育机制
教育被看作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在儒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国学”之后，教育在儒学的教化与传播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统治者通过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去，再由接受思想灌输的士绅将这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5]。在这种教育体制的框架下，形成了强有力的大一统价值观局面。 高考被誉为是科举制在当代社会的化身。高考偏向于对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缺乏通才的教育，特别是忽略了对道德方面的培育。随着中国步入后工业化的浪潮，社会对人们的专业技能和逻辑思维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衡量一个人才的标准已过渡偏向于技术型。正是这种失衡的状态，造成了現代社会的“道德危机”。这就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需要改革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将有关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充分地融入高考，甚至是中考和其他各阶段的考试中，成为一门必考科目，并且要增加比重，让道德成为人生成长道路上的关键点。
（二）建立意识形态宣传群体，为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提质增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遵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才能成为持久的信念，否则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建立一个意识形态宣传群体。儒家所宣扬的理念，之所以能够渗透到人民的生活中，除了通过皇权的政治力量推崇外，最关键的是它有一群专门服务于意识形态宣传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以传播儒学文化为宗旨，以“教化”老百姓为主要任务，成为儒家文化的传递者和践行者。
在当代社会，美国学者爱德华·L·伯内斯认为，社会中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公共关系的协调、意识形态的宣传及向公众解释宣传的内容和观点，同时向政府收集公众的反馈信息，称为“公共关系顾问”。公共关系顾问是现代传播媒介和社会机构的居间代理人，将观点植入公众意识。[6]综合中国古代儒家的做法和西方学者的观点，需要有意识地建立、形成一个专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传播学知识，同时还要时刻贴近人民群众的意识，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深入人民群众当中。他们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传播出去，而且要同政府和公众构建一个完整的沟通系统。
（三）以“道德银行”作为典型事例，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传力度
道德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价值观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受众从来就不是绝对被动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选择能力，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读媒介文本，并构建其意义。[7]近年来出现的“道德银行”，就是一种宣扬社会道德观念的民间传播方式，它打破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居高临下式的“传播者本位”意识，罕见的以自下而上的形式诱导舆论的发生倾向，是传播客体转化为传播主体并发出反馈信号的积极表现形式。“道德银行”是通过物质来驱使一个人去做好事，虽然做法有待商榷，但是在道德问题越发严重的今天，能够在当下现实的社会空间中创造出一种传播渠道实属难得，是值得我们提倡的，有助于培育社会理性的开放和宽容，加速人与人之间对道德的理解及其交互性的表现，形成符合现代意义的道德观。
四、结语
如今的信息有更多的自由连接方式、更丰富的体验过程差异和更聚合的非中心化结构。[8]同理，在完善社会制度的同时，政府不能一直扮演传播者的角色。我们要将“单打一”的模式转变为多管齐下、多点开花的方式，让民众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感受到主流意识的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传递，不能止步于外力，要精准定位，作用在社会的“穴道”上，才能发挥出其强大的影响力。为此，通过对儒学制度的剖析，将行之有效的途径贯穿到人民触手可及的领域，映射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势必能够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同频共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朱莉涛，陈延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体制机制论略[J].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研究，2019（1）.
[3]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新华网，2017-10-18.
[5][美]张仲礼.中国士绅：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6][美]爱德华·L·伯内斯.宣传[M].胡百精，董晨宇，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7][英]丹尼斯·麦奎尔.受众分析[M].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美]卡尔·霍夫兰，欧文·贾尼斯，哈罗德·凯利.传播与劝服[M].张建中，李雪晴，曾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编辑 王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