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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求真与致用一直以来都是难以两全的问题，如何才能达到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学术主张与现实需要应该怎样调节，这些情况虽然存在但并不影响求真与致用贯穿史学的发展历程。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出发，在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方面看待史学的求真与致用，能够深入剖析史学发展中出现的求真与致用的情况，探求真理与价值同求真致用的关系，强调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相统一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史学;真理;价值;求真致用
自古至今，史学发展一直离不开求真和致用的双重性质。不论是比较《春秋》、《左传》与《史记》的叙事真实问题，还是近代史学家致力于探讨史学究竟应该继续求真还是迎合社会的发展需要走向现实生活的情况。我们不可否认史学的发展是离不开求真与致用的，但是求真与致用应该如何协调以致统一，由此促进历史学进步和推动科学前进呢，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也许能窥得其中的一点奥妙。
目前来看，学者主要从史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求真与致用的联系[1]，或者直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语境下分析史学的这两种品格[2]。不论是直接以史学观点为基础，还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鲜有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融入其中去探讨史学的学术追求和经世致用应该如何调节的论著。本文致力于从微观的角度，通过结合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理论，重点梳理史学发展过程中关于求真和致用的情况，剖析真理与价值同求真致用的关系，强调史学的学术求是与实际生活相互促进与统一的必要性，以及求真与致用推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史学发展中的求真和致用
（一）先秦时期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早在上古时期的中国，历史以口耳相传、结绳记事的方式记载下来，那时就已经有了史官的存在。上古的史官分为左史官和右史官，左史官负责记录国家的农业情况、天文或人事等，右史官掌管祭祀占卜、国家要事的记载。可见当时的史籍记录既追求客观，也注重实用价值。直到先秦时期，周王朝礼崩乐坏，分封的诸侯国纷纷变得强大起来，虽然周王室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统治力，但各地的思想文化、学术法制依旧能够蓬勃发展，其中史学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历史自古便有鉴戒的功能，其基础即史事的真实和叙事的真实，而史学的求真传统可从“赵盾弑其君”与“崔杼弑其君”见其端倪。先秦的史官能够客观记载历史事件，还能为后人留下以古鉴今的依据，由此作为教育、指导后人做事或为人的一些准则和启迪，这些依据也能视为历史的真实性判断与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史事的客观性和价值性融合于一体，史事的真实中蕴藏着价值，而价值也要依托事实才能存在。
（二）汉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汉代史学中，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影响最为深远。司马迁根据既往史料撰写了《史记》，他参考、对比《春秋》《左传》等书的记载，详细记录了黄帝时代至汉武帝时期的帝王将相、英雄人物、地理沿革及典章制度等内容。太史公追求历史真实，并加以合理想象还原当时的对话场景。他还在每篇文章的结尾附加“太史公曰”，对历史事件进行褒贬评价，蕴含着主观性色彩。
从真理与价值内在统一的角度出发，对于史学研究要达到所谓的“正确”，不是单纯认知意义上的真假、对错，还包括价值观的是非、对错。[3]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点，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基础，司马迁针对事件中的人物做出针砭时弊的评价与判断，传达史官的价值观，再将价值观的是非曲直赋予事件本身，让史事兼及价值判断，使历史事实具备了训诫和教育的功能，给予后人以指导和准则，这也实现了历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统一。
（三）唐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刘知几作为唐朝著名的史学理论家，他的代表作是《史通》。这本书中不仅记载了系统的史学理论，还主要表明了史家记载历史的原则，就是要坚持秉笔直书的品质，反对曲笔描写和模糊事实的做法。书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文字，深化了直书这一史学理论，强调了求真在中国史学的地位与作用。
《史通》一书不仅追求了史事记录的真实，还具备了自身的独特价值，即为后辈史家做出了学术研究的标准和要求。实现了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统一与协调，让求真成为制约史家实际活动的客观尺度，而致用则成为追求真实史事的根本目标。求真与致用相互作用，真理与价值相互促进，使得真理和价值得到内在统一。
（四）宋至明清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金石学在宋代逐渐形成，这门学科在清代受到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在历史领域内方兴未艾。金石学以研究青铜器、铭文、石刻碑文等内容，意在考证文字，从而实现史事的求真，继而证实文字记载的真实性。它的经世致用与清代的乾嘉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相互促进，考据学、金石学、考古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传承。
明清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学术的“经世致用”，积极推行儒家经典，大力发展经学，重视考据学，尤其是其中的小学。考据学虽然以汉学、经学为主，乾嘉学派亦侧重事实，但很多学者在注重考据的同时也不会忽视宋学的经世致用。
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个基本风气。[4]虽然考据学重训诂考订，但难免不受到宋学中义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清代的考据，可以说汉学和宋学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清代学术的发展。从金石学到乾嘉考证，史学也从求真到兼顾求真与致用，而追求史事真实与现实的价值作用一直贯穿在历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
（五）民国史家的求真与致用
1926年顾颉刚曾说，“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5]他一直注重学术研究的求真求实，即使编写教科书也将这一治学理念贯穿其中。他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撰写了本国史教科书，还得到广泛传播，并且阐述了一个关于“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的質疑观点于教科书中，却在1929年时被人指出有误导国民之嫌，因此教科书被禁止发行。学术追求与现实需要的纠葛不仅使史家陷入两难境地，也使得他们的治学宗旨发生了变化。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危机导致顾颉刚从关注求真转而注重史学的经世致用。他创办了学会、发行刊物，希望将学术成果普及大众，还想呼吁更多的青年参与进来。无独有偶，傅斯年于战时编写了《东北史纲》，以期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用自己的学问为抗战奉献绵薄之力，同时他们也批判那些只重学术而不关注国家变迁之人。
顾颉刚认为抗战时期不应该丢失对待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而傅斯年则视抗战为特殊时期，认为政治中的现实需要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6]虽然两个人对学术追求和时代需要的态度并不一致，但是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史家自身的学术素养和选择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担当。学术研究离不开求真与致用，也离不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在史学领域内，尤其到了国家生死存亡之刻，如果过能够运用学术的力量影响到国民，促进国民觉醒，那么学术的致用功能就不仅仅是普及教育，还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更好的服务国家。
二、真理与价值同求真致用的关系
作为科学研究的史学，真理与价值的体现仍然在其中非常明显。真理可以成为衡量史学研究的客观尺度，追求史事的真实和叙事的真实，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弥补历史内容的残缺或修正历史记载的错误，丰富史料与史观，才能促进史学蓬勃发展。对于价值而言，它亦能成为评判史学研究的主观尺度，学术的进步不只是学术内部能得到进一步的推动，还能使学术的致用功能作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中。无论是内部学术的提升还是外在的影响，对于史学的研究来讲，都是一种求真与致用共同发挥其价值的结果。
从历史学科的角度来看，只追求真实，却缺少了经世致用，难免无法实现史学的全部价值。而只谈论致用，也无益于学术本身的发展。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出发，基于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注重真理与价值的内在统一，能够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强化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理念，也能让人们更好的认识科学、重视科学研究。
三、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意义
从先秦时期史官的独立地位，到汉唐时期的秉笔直书风骨的延续与传承，再到两宋明清之际汉学与宋学相互促进的发展，不论是史官还是学术本身，都没有离开求真与致用这两种特质。虽然在严峻的民国时期，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先觉分子开始极其推崇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但在国家危难时刻，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忘怀满腔的爱国之情，用自身的学问和的担当肩负起光复中华的使命。他们怀抱大志，虽有遇到学术追求和现实需要之间存在两难的困境，但在不同程度上依旧将学术的求真作用于现实政治，希望通过一己之力可以奉献社会与国家。
现代中国的史学发展，还是需要求真與致用的统一，但在此过程中，如何有效促进求真与时代需求的协调，如何真正实现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两全，这都需要现代中国的史家不断的努力。即便学术与政治存在纠葛，但平衡两者的关系仍是当今要务，在不妨碍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为现实服务，即不要忘记学术经世致用的功能。而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中国学者要坚持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心存这两种情怀，为学术追求和时代需要奋勇前进。
四、结语
从根本的学术研究来看，史家就是要求真，史学也必须求真。如果一味注重经世致用反而违背了史学的本质，但学术是存在于国家和世界中的，史家亦如此。学者很难理清学术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也始终无法置身事外。从这一点出发，就要关注史学中求真与致用的限度问题，求真离不开实际生活的限制，致用也只能达成它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如何在这限制之中使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影响发挥到最大，就需要求真与致用协调统一。
虽然求真与致用一直都是难以两全的问题，但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重视科学研究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问题，能够更好的深入研究史学的求真与致用。调节二者的关系，可以促进史学学术追求和现实需要的统一发展，同时对中国史学的未来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学术目刊，1997年第1期;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2]左玉河，《求真与致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品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3]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75.
[4]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J].近代史研究，1998（1）：3.
[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23.
[6]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J].近代史研究，2018（3）：27.
关键词：史学;真理;价值;求真致用
自古至今，史学发展一直离不开求真和致用的双重性质。不论是比较《春秋》、《左传》与《史记》的叙事真实问题，还是近代史学家致力于探讨史学究竟应该继续求真还是迎合社会的发展需要走向现实生活的情况。我们不可否认史学的发展是离不开求真与致用的，但是求真与致用应该如何协调以致统一，由此促进历史学进步和推动科学前进呢，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也许能窥得其中的一点奥妙。
目前来看，学者主要从史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求真与致用的联系[1]，或者直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语境下分析史学的这两种品格[2]。不论是直接以史学观点为基础，还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鲜有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融入其中去探讨史学的学术追求和经世致用应该如何调节的论著。本文致力于从微观的角度，通过结合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理论，重点梳理史学发展过程中关于求真和致用的情况，剖析真理与价值同求真致用的关系，强调史学的学术求是与实际生活相互促进与统一的必要性，以及求真与致用推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史学发展中的求真和致用
（一）先秦时期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早在上古时期的中国，历史以口耳相传、结绳记事的方式记载下来，那时就已经有了史官的存在。上古的史官分为左史官和右史官，左史官负责记录国家的农业情况、天文或人事等，右史官掌管祭祀占卜、国家要事的记载。可见当时的史籍记录既追求客观，也注重实用价值。直到先秦时期，周王朝礼崩乐坏，分封的诸侯国纷纷变得强大起来，虽然周王室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统治力，但各地的思想文化、学术法制依旧能够蓬勃发展，其中史学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历史自古便有鉴戒的功能，其基础即史事的真实和叙事的真实，而史学的求真传统可从“赵盾弑其君”与“崔杼弑其君”见其端倪。先秦的史官能够客观记载历史事件，还能为后人留下以古鉴今的依据，由此作为教育、指导后人做事或为人的一些准则和启迪，这些依据也能视为历史的真实性判断与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史事的客观性和价值性融合于一体，史事的真实中蕴藏着价值，而价值也要依托事实才能存在。
（二）汉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汉代史学中，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影响最为深远。司马迁根据既往史料撰写了《史记》，他参考、对比《春秋》《左传》等书的记载，详细记录了黄帝时代至汉武帝时期的帝王将相、英雄人物、地理沿革及典章制度等内容。太史公追求历史真实，并加以合理想象还原当时的对话场景。他还在每篇文章的结尾附加“太史公曰”，对历史事件进行褒贬评价，蕴含着主观性色彩。
从真理与价值内在统一的角度出发，对于史学研究要达到所谓的“正确”，不是单纯认知意义上的真假、对错，还包括价值观的是非、对错。[3]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点，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基础，司马迁针对事件中的人物做出针砭时弊的评价与判断，传达史官的价值观，再将价值观的是非曲直赋予事件本身，让史事兼及价值判断，使历史事实具备了训诫和教育的功能，给予后人以指导和准则，这也实现了历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统一。
（三）唐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刘知几作为唐朝著名的史学理论家，他的代表作是《史通》。这本书中不仅记载了系统的史学理论，还主要表明了史家记载历史的原则，就是要坚持秉笔直书的品质，反对曲笔描写和模糊事实的做法。书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文字，深化了直书这一史学理论，强调了求真在中国史学的地位与作用。
《史通》一书不仅追求了史事记录的真实，还具备了自身的独特价值，即为后辈史家做出了学术研究的标准和要求。实现了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统一与协调，让求真成为制约史家实际活动的客观尺度，而致用则成为追求真实史事的根本目标。求真与致用相互作用，真理与价值相互促进，使得真理和价值得到内在统一。
（四）宋至明清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金石学在宋代逐渐形成，这门学科在清代受到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在历史领域内方兴未艾。金石学以研究青铜器、铭文、石刻碑文等内容，意在考证文字，从而实现史事的求真，继而证实文字记载的真实性。它的经世致用与清代的乾嘉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相互促进，考据学、金石学、考古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传承。
明清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学术的“经世致用”，积极推行儒家经典，大力发展经学，重视考据学，尤其是其中的小学。考据学虽然以汉学、经学为主，乾嘉学派亦侧重事实，但很多学者在注重考据的同时也不会忽视宋学的经世致用。
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个基本风气。[4]虽然考据学重训诂考订，但难免不受到宋学中义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清代的考据，可以说汉学和宋学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清代学术的发展。从金石学到乾嘉考证，史学也从求真到兼顾求真与致用，而追求史事真实与现实的价值作用一直贯穿在历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
（五）民国史家的求真与致用
1926年顾颉刚曾说，“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5]他一直注重学术研究的求真求实，即使编写教科书也将这一治学理念贯穿其中。他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撰写了本国史教科书，还得到广泛传播，并且阐述了一个关于“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的質疑观点于教科书中，却在1929年时被人指出有误导国民之嫌，因此教科书被禁止发行。学术追求与现实需要的纠葛不仅使史家陷入两难境地，也使得他们的治学宗旨发生了变化。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危机导致顾颉刚从关注求真转而注重史学的经世致用。他创办了学会、发行刊物，希望将学术成果普及大众，还想呼吁更多的青年参与进来。无独有偶，傅斯年于战时编写了《东北史纲》，以期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用自己的学问为抗战奉献绵薄之力，同时他们也批判那些只重学术而不关注国家变迁之人。
顾颉刚认为抗战时期不应该丢失对待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而傅斯年则视抗战为特殊时期，认为政治中的现实需要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6]虽然两个人对学术追求和时代需要的态度并不一致，但是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史家自身的学术素养和选择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担当。学术研究离不开求真与致用，也离不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在史学领域内，尤其到了国家生死存亡之刻，如果过能够运用学术的力量影响到国民，促进国民觉醒，那么学术的致用功能就不仅仅是普及教育，还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更好的服务国家。
二、真理与价值同求真致用的关系
作为科学研究的史学，真理与价值的体现仍然在其中非常明显。真理可以成为衡量史学研究的客观尺度，追求史事的真实和叙事的真实，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弥补历史内容的残缺或修正历史记载的错误，丰富史料与史观，才能促进史学蓬勃发展。对于价值而言，它亦能成为评判史学研究的主观尺度，学术的进步不只是学术内部能得到进一步的推动，还能使学术的致用功能作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中。无论是内部学术的提升还是外在的影响，对于史学的研究来讲，都是一种求真与致用共同发挥其价值的结果。
从历史学科的角度来看，只追求真实，却缺少了经世致用，难免无法实现史学的全部价值。而只谈论致用，也无益于学术本身的发展。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出发，基于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注重真理与价值的内在统一，能够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强化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理念，也能让人们更好的认识科学、重视科学研究。
三、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意义
从先秦时期史官的独立地位，到汉唐时期的秉笔直书风骨的延续与传承，再到两宋明清之际汉学与宋学相互促进的发展，不论是史官还是学术本身，都没有离开求真与致用这两种特质。虽然在严峻的民国时期，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先觉分子开始极其推崇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但在国家危难时刻，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忘怀满腔的爱国之情，用自身的学问和的担当肩负起光复中华的使命。他们怀抱大志，虽有遇到学术追求和现实需要之间存在两难的困境，但在不同程度上依旧将学术的求真作用于现实政治，希望通过一己之力可以奉献社会与国家。
现代中国的史学发展，还是需要求真與致用的统一，但在此过程中，如何有效促进求真与时代需求的协调，如何真正实现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两全，这都需要现代中国的史家不断的努力。即便学术与政治存在纠葛，但平衡两者的关系仍是当今要务，在不妨碍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为现实服务，即不要忘记学术经世致用的功能。而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中国学者要坚持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心存这两种情怀，为学术追求和时代需要奋勇前进。
四、结语
从根本的学术研究来看，史家就是要求真，史学也必须求真。如果一味注重经世致用反而违背了史学的本质，但学术是存在于国家和世界中的，史家亦如此。学者很难理清学术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也始终无法置身事外。从这一点出发，就要关注史学中求真与致用的限度问题，求真离不开实际生活的限制，致用也只能达成它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如何在这限制之中使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影响发挥到最大，就需要求真与致用协调统一。
虽然求真与致用一直都是难以两全的问题，但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重视科学研究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问题，能够更好的深入研究史学的求真与致用。调节二者的关系，可以促进史学学术追求和现实需要的统一发展，同时对中国史学的未来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学术目刊，1997年第1期;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2]左玉河，《求真与致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品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3]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75.
[4]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J].近代史研究，1998（1）：3.
[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23.
[6]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J].近代史研究，2018（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