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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必然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又必然制约教育的发展。教育通过培养人才、进行科学研究来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的发展，其中经济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教育与经济只有同步发展，才能促进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 经济 综述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27-0108-02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思想萌芽始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他在《智术之师》一书中，把生产工艺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耕田、畜牧、仿制器具，这一类与知识的关系比较密切。柏拉图认为“如果把算术、量积、称重等方法从生产工艺中拿掉，那剩下的只有猜测了”[1]，认识到知识在生产工艺中的作用，从教育传授知识这一功能上来说，体现出柏拉图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教育与生产的联系。这是西方早期有关教育与经济的朴素思想。
17世纪后叶，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其中最早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进行系统和专门分析的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和能力视为国民财富的重要生产要素，认为劳动生产率受制于人们劳动中的技术熟练程度，而这正是人们受教育和培训的结果。他认为资本包括“社会上一切人们学到的有用的才能”，“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部分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2]。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入了以为资产阶级辩护为主要特征的庸俗经济学阶段，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庸俗经济学逐渐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4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运用“精神资本”这一概念，分析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李斯特把资本分为两类：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精神资本”不仅包括人的体力，还包括人的才智，他认为“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的人的精神劳动具有生产性”，他还视教师为生产者，认为教师“能够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因此“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3]。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示了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而劳动者要从事生产就必须要有劳动能力，“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4]。
189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著作《经济学原理》出版，该书所阐述的经济学说被看作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续和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这一学派后被称为新古典学派。马歇尔认为“用于人的教育的投资，是最有效的投资”，“在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人投资而形成的资本”，“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5]。
1924年，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发表《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文，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这是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的标志。在该论文中，斯特鲁米林计量了前苏联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和收益率。
1935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发表《人力资本观》一文，首次采用“费用—效益”分析法，分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支付的教育费用，以及受教育后因能力提高而使收入提高的情況，进而计算了教育的收益率，证明了教育上的投资符合一般的资本投资性质。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首次提出将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人力资本也是靠投资形成的，他认为忽视人力资本是错误的。舒尔茨给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方法，还对1929年至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得出以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同一时期，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运用因素分析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因素，创立“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在分析经济增长因素时丹尼森指出教育在劳动质量和传播知识上的双重作用，认为知识的进展和作用与教育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结果。丹尼森采用因素分解的方法，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20%。
1962年，英国教育经济学家韦锥出版专著《教育经济学》，标志着教育经济学形成。1963年，国际经济学会召开了首次教育经济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1972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恩出版《教育经济学》专著，系统地评述了教育经济学产生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同年，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出版专著《教育经济学导论》，阐述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国家遭受经济衰退、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冲击，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教育与经济的矛盾不断扩大，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和核心的西方教育经济学受到挑战。于是，在这一时期，有关教育与经济的新学说应运而生，包括“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以及“社会化理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诸子已认识到发展教育是使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条件之一。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际，莫如树木;终生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6]，这句话表明管仲认识到长期的教育可以培养人才，从而实现富国强兵。 春秋末期，儒家学派创始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认为人口、财富、教育是立国的三大要素。在其弟子整理汇编的《论语》一书中，记录了孔子与其弟子冉有的一段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7]，这段话表明孔子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要发展国家经济就应重视教育。
战国初期，墨家学派创始人、思想家、政治家墨翟认为，生产的好坏决定社会财富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而要提高生产，必须要施之以教。在其弟子整理汇编的《墨子》一书中，记录了一段他与当时的农学家吴虑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墨子启发引导吴虑认识到“教人耕者，其功多”[8]。
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轲也详尽地阐述过教育和经济的关系，孟子认为“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因此他要求“制民恒产，勿夺农时，省刑罚，薄税敛”[9]，让百姓免除饥寒交迫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还需开办学校抓紧教育工作。孟子把教育同经济和人民的物质生活联系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庶、富、教”思想。
我国真正开始教育与经济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80年8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工作交流会，于光远、许涤新、董纯才等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在会上倡导建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1981年8月，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筹备组在北京举办讲习班，华东师大教授邱渊首次在我国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和前苏联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主要内容，随后我国学者相继出版了一批论著。1984年厉以宁出版《教育经济学》[10];1985年蒲心文出版《教育经济学初步》[11]; 1986年孟明义出版《教育经济学通俗读本》[12];1987年李少元出版《教育经济学纵横谈》[13];1988年易宗喜出版《教育经济学教程》[14]，厉以宁出版《教育经济学研究》[15]，韩宗礼出版《教育经济学》[16];1989年杨枫出版《教育经济学》[17]，王善迈出版《教育经济学概论》[18]，邱渊出版《教育经济学导论》[19]，游正伦出版《教育经济学》[20]，杨葆焜出版《教育经济学》[21];1990年岳庭耀出版《简明教育经济学》[22];1991年罗贵权出版《教育经济学论稿》[23]，曲绍卫出版《教育经济学新论》[24];1995年杨葆焜、范先佐出版《教育经济学新论》[25]，黄育云出版《现代教育经济学》[26];1997年靳希斌出版《教育经济学》[27];1998王玉昆出版《教育经济学》[28];1999年范先佐出版《教育经济学》[29];2000年王善迈出版《教育经济学简明教程》[30];2001年张学敏出版《教育经济学》[31]，林荣日出版《教育经济学》[32];2002年刘存绪出版《教育经济学》[33];2003年胡光中出版《教育经济学》[34]，马新力出版《当代教育经济学研究》[35];2005年张素蓉出版《教育经济学原理》[36]，朱坚强出版《教育经济学发展》[37]，李星云出版《教育经济学教程》[38];2008年刘泽云出版《教育经济学》[39];2010年范先佐出版《教育经济学新编》[40]，肖昊出版《教育经济学》[41];2014年张学敏、叶忠出版《教育经济学》[42]。以上这些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专著，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肯定了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文献评析
通過对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得出，国外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研究较早，且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模型，不管是研究者的专著或是研究结果，都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影响较大。而我国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在期刊论文方面，由于我国地理范围广大，因此很多研究者都将教育与地方经济或是区域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四、参考文献
[1][希]柏拉图.智术之师[M].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英]亚当·斯密.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邱伟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英]马歇尔.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M].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6]管仲及其弟子.管子（第三篇）[M].李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7]孔子及其弟子.论语（子路篇）[M].张燕婴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8]墨翟及其弟子.墨子（鲁问篇）[M].李小龙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
[9]孟子及其弟子.孟子（卷五）[M].万丽华，蓝旭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厉以宁.教育经济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11]蒲心文.教育经济学初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2]孟明义.教育经济学通俗读本[M].北京：宇航出版社，1986.
[13]李少元.教育经济学纵横谈[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14]易宗喜.教育经济学教程[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15]厉以宁.教育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6]韩宗礼.教育经济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17]杨枫.教育经济学[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18]王善迈.教育经济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9]邱渊.教育经济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0]游正伦.教育经济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1]杨葆焜.教育经济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2]岳庭耀.简明教育经济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23]罗贵权.教育经济学论稿[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
[24]曲绍卫.教育经济学新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25]杨葆焜，范先佐.教育经济学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26]黄育云.现代教育经济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7]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28]王玉昆.教育经济学[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
[29]范先佐.教育經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0]王善迈.教育经济学简明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1]张学敏.教育经济学[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2]林荣日.教育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3]刘存绪.教育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4]胡光中.教育经济学[M].南昌：江西高教出版社，2003.
[35]马新力.当代教育经济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6]张素蓉.教育经济学原理[M].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
[37]朱坚强.教育经济学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8]李星云.教育经济学教程[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9]刘泽云.教育经济学[M].山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0]范先佐.教育经济学新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41]肖昊.教育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42]张学敏，叶忠.教育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关键词】教育 经济 综述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27-0108-02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思想萌芽始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他在《智术之师》一书中，把生产工艺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耕田、畜牧、仿制器具，这一类与知识的关系比较密切。柏拉图认为“如果把算术、量积、称重等方法从生产工艺中拿掉，那剩下的只有猜测了”[1]，认识到知识在生产工艺中的作用，从教育传授知识这一功能上来说，体现出柏拉图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教育与生产的联系。这是西方早期有关教育与经济的朴素思想。
17世纪后叶，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其中最早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进行系统和专门分析的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和能力视为国民财富的重要生产要素，认为劳动生产率受制于人们劳动中的技术熟练程度，而这正是人们受教育和培训的结果。他认为资本包括“社会上一切人们学到的有用的才能”，“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部分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2]。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入了以为资产阶级辩护为主要特征的庸俗经济学阶段，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庸俗经济学逐渐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4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运用“精神资本”这一概念，分析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李斯特把资本分为两类：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精神资本”不仅包括人的体力，还包括人的才智，他认为“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的人的精神劳动具有生产性”，他还视教师为生产者，认为教师“能够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因此“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3]。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示了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而劳动者要从事生产就必须要有劳动能力，“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4]。
189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著作《经济学原理》出版，该书所阐述的经济学说被看作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续和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这一学派后被称为新古典学派。马歇尔认为“用于人的教育的投资，是最有效的投资”，“在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人投资而形成的资本”，“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5]。
1924年，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发表《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文，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这是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的标志。在该论文中，斯特鲁米林计量了前苏联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和收益率。
1935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发表《人力资本观》一文，首次采用“费用—效益”分析法，分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支付的教育费用，以及受教育后因能力提高而使收入提高的情況，进而计算了教育的收益率，证明了教育上的投资符合一般的资本投资性质。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首次提出将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人力资本也是靠投资形成的，他认为忽视人力资本是错误的。舒尔茨给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方法，还对1929年至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得出以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同一时期，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运用因素分析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因素，创立“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在分析经济增长因素时丹尼森指出教育在劳动质量和传播知识上的双重作用，认为知识的进展和作用与教育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结果。丹尼森采用因素分解的方法，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20%。
1962年，英国教育经济学家韦锥出版专著《教育经济学》，标志着教育经济学形成。1963年，国际经济学会召开了首次教育经济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1972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恩出版《教育经济学》专著，系统地评述了教育经济学产生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同年，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出版专著《教育经济学导论》，阐述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国家遭受经济衰退、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冲击，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教育与经济的矛盾不断扩大，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和核心的西方教育经济学受到挑战。于是，在这一时期，有关教育与经济的新学说应运而生，包括“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以及“社会化理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诸子已认识到发展教育是使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条件之一。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际，莫如树木;终生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6]，这句话表明管仲认识到长期的教育可以培养人才，从而实现富国强兵。 春秋末期，儒家学派创始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认为人口、财富、教育是立国的三大要素。在其弟子整理汇编的《论语》一书中，记录了孔子与其弟子冉有的一段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7]，这段话表明孔子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要发展国家经济就应重视教育。
战国初期，墨家学派创始人、思想家、政治家墨翟认为，生产的好坏决定社会财富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而要提高生产，必须要施之以教。在其弟子整理汇编的《墨子》一书中，记录了一段他与当时的农学家吴虑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墨子启发引导吴虑认识到“教人耕者，其功多”[8]。
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轲也详尽地阐述过教育和经济的关系，孟子认为“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因此他要求“制民恒产，勿夺农时，省刑罚，薄税敛”[9]，让百姓免除饥寒交迫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还需开办学校抓紧教育工作。孟子把教育同经济和人民的物质生活联系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庶、富、教”思想。
我国真正开始教育与经济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80年8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工作交流会，于光远、许涤新、董纯才等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在会上倡导建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1981年8月，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筹备组在北京举办讲习班，华东师大教授邱渊首次在我国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和前苏联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主要内容，随后我国学者相继出版了一批论著。1984年厉以宁出版《教育经济学》[10];1985年蒲心文出版《教育经济学初步》[11]; 1986年孟明义出版《教育经济学通俗读本》[12];1987年李少元出版《教育经济学纵横谈》[13];1988年易宗喜出版《教育经济学教程》[14]，厉以宁出版《教育经济学研究》[15]，韩宗礼出版《教育经济学》[16];1989年杨枫出版《教育经济学》[17]，王善迈出版《教育经济学概论》[18]，邱渊出版《教育经济学导论》[19]，游正伦出版《教育经济学》[20]，杨葆焜出版《教育经济学》[21];1990年岳庭耀出版《简明教育经济学》[22];1991年罗贵权出版《教育经济学论稿》[23]，曲绍卫出版《教育经济学新论》[24];1995年杨葆焜、范先佐出版《教育经济学新论》[25]，黄育云出版《现代教育经济学》[26];1997年靳希斌出版《教育经济学》[27];1998王玉昆出版《教育经济学》[28];1999年范先佐出版《教育经济学》[29];2000年王善迈出版《教育经济学简明教程》[30];2001年张学敏出版《教育经济学》[31]，林荣日出版《教育经济学》[32];2002年刘存绪出版《教育经济学》[33];2003年胡光中出版《教育经济学》[34]，马新力出版《当代教育经济学研究》[35];2005年张素蓉出版《教育经济学原理》[36]，朱坚强出版《教育经济学发展》[37]，李星云出版《教育经济学教程》[38];2008年刘泽云出版《教育经济学》[39];2010年范先佐出版《教育经济学新编》[40]，肖昊出版《教育经济学》[41];2014年张学敏、叶忠出版《教育经济学》[42]。以上这些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专著，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肯定了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文献评析
通過对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得出，国外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研究较早，且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模型，不管是研究者的专著或是研究结果，都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影响较大。而我国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在期刊论文方面，由于我国地理范围广大，因此很多研究者都将教育与地方经济或是区域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四、参考文献
[1][希]柏拉图.智术之师[M].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英]亚当·斯密.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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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英]马歇尔.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M].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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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墨翟及其弟子.墨子（鲁问篇）[M].李小龙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
[9]孟子及其弟子.孟子（卷五）[M].万丽华，蓝旭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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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杨葆焜.教育经济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2]岳庭耀.简明教育经济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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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曲绍卫.教育经济学新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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