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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党最大的后台，还是铁路系统里的“内鬼”
每年春节集体大迁徙时，火车票都成为一个死结。“黄牛党”的猖獗，铁路部门“内鬼”里应外合，逼得人们不得不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高价票，吃亏的是老百姓，造福的是小部分利益群体。
这种“一票难求”的局面，让人们不断探讨着解决买票难的方案。其中，把印度、俄罗斯等国家正在实行的“火车票实名制”引进中国的呼声最高。
今年春运，铁道部终于决定在广州、四川两地试行火车票实名制。多少年的呼吁和期待成为了现实，人们满心期望，今年的春节，不再为买一张回家的车票使尽浑身解数。
然而实名制实行之后，效率低下、技术落后等等问题马上凸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黄牛党”，似乎也逐渐找到了新制度下的突破口。
一系列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催生出新的疑问。如何让实名制发挥其应有作用，成为新课题。
争论六年
火车票实名制第一次被提出来是在6年前。学者蔡茂松撰文指出，火车票实行实名制时机已到。这之后，每年春运期间，火车票是否该实行实名制都会成为热议话题。同时，源于火车票实名制的议案，也被一次次提到全国两会上讨论，又一次次无疾而终。
直到2007年春运期间，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仍然公开表示：火车票实名制“不可行”。这个结论掷地有声，不容置疑。
2009年1月，春节前夕，网络上传播的一段名为“实拍北京站37号窗口售票员内部大量出票”的视频，点燃了人们的愤怒情绪，也许，这是火车票实名制的助推力之一。
尽管如此，火车票实名制在今年年初突然破茧而出，还是让不少人吃了一惊。铁道部铁路科学院专家何邦模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铁路部门对实行实名制一直不太积极，他个人从未被邀请参加过铁道部组织的关于实名制的任何讨论，也没有听说铁道部召开过大规模的专家论证会。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开发也不清楚在今年春运时施行实名制的具体原因，他和一些管理学的专家，曾经在一次论坛上为火车票实名制提过一些意见，不过那也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也不具有任何官方背景。
为何选择在广铁、成铁施行实名制，人们也同样心存疑惑。虽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高晓兵公开表示，在广铁集团和成都铁路局的部分车站试行实名制是因为他们的条件相对比较成熟，对实名制的呼声最大，但人们还是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按照正常思维，改革的第一枪，应该打响在一个运力相对充足的地方，这样比较容易成功，尤其是在相应的配套设施都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教授刘学，对这一次火车票实名制改革的“诚意’，仍有存疑。
高射炮打蚊子
作为长期研究执行力的学者，李开发觉得，实行实名制的操作办法令人担忧。
他认为，广铁的实名制使火车站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购票、验证、核查，不仅程序复杂，工作量剧增，更重要的是，每逢节假日人流如潮，车站应开的车次本身就不少，加开的车次又很多，怎么能便捷、快速、高效地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我们看到的是，在人潮汹涌、肩扛手提、形如长龙的候车、上车队伍面前，实名制这种操作方法显得有些‘笨’，不仅大大延缓了购票验票速度，同时也给车站带来巨大的工作量，乘车人也多了不少麻烦。”
李开发的建议是，在火车票的管理软件上增加一个四位数的数码框，购买火车票时报出身份证最后的四位数，打印在票面上，上车查票时与身份证对号。
“我向IT专业人士咨询过，他们说要实现这个设计，车票的软件升级只需两小时。对购票人来说，没有任何麻烦，不会造成侵权与泄漏，即使代其他人购几张票，也不过是抄几个数字而已；对售票员来说，工作量也减去不少。”
不止李开发，不少专家都曾经为实名制的操作细节献计献策，只是并没有被采纳。
在身份证与车票核对的管理流程上，刘学认为现在的做法是“高射炮打蚊子”。“买票、进站、上车等很多环节都要有专人拿着身份证逐个核对，效率极低。这要给人们增加多少乘车的时间成本?”
他认为只要控制好一个关键性环节就行了。“在火车运行过程中，大家的时间最充裕，只要在那个时候对身份证和车票进行验证就够了。不过惩罚力度必须加强，假使身份证与车票不一致，要成倍地罚款。这些需要公安和铁路等部门通力合作，抓住一个环节，而不是地毯式搜索，所有的环节都一把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试行火车票实名制的核心目的是打击“黄牛党’倒票，但从广铁的实名制试验来看，手段高明的“黄牛党”已经想出了新对策。
今年春运期间，广铁集团开通了15000条电话订票线路，比2009年春运增加了7000条。但是倒卖车票的“黄牛”们仍然可以钻空子：他们用自己的身份证或用他人的身份证、甚至编造身份证号码，拨打电话预订车票。
根据实名制售票规则，通过电话订票每次可以预订3张，在次日24小时之前票额被冻结在窗口，等待订票人凭身份证和订票流水号取票。如果逾期不取，预订的车票将被退回票库，第二天7点重新进入售票程序。
售票规则还规定，通过电话可以取消预订，取消后车票将瞬时重新进入票库。“黄牛”们正是利用这一规则，打了“时间整”。
黄牛成功订下车票后，有组织、有目的地在非繁忙时段对某方向车票进行取消再订购等反方向操作，通过拨号器的抢拨，一直将订票信息“紧握在手”，同时在网上搜罗愿意出高价“手续费”购买车票的旅客，等到他们提供正确身份信息后，“黄牛们”就能给旅客提供正式的订票号，可在任何一家取票点取到车票。
也就是说，火车票实名制只是给黄牛的倒票活动增加了一些技术难度，离根治还很远。刘学认为：“技术细节都可以在试行中慢慢改进，最大的障碍还是制度问题。”
“黄牛党最大的后台，还是铁路系统里的‘内鬼’。‘内鬼’不除，只不过是阻拦了一部分没有关系的‘小黄牛’，实名制最终可能沦为一场作秀。”刘学坦率地说，如何除掉“内鬼”，就是铁路系统内部的管理问题了，“没有竞争机制，革自己的命总是有难度的。”
在他看来，要提高铁路的服务水平，就必须打破“铁老大”的“独家经营”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等到高速铁路网建成以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不再只有一两条线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些地区和线路上推行区域性公司管理体制，引入竞争。”
他介绍说，20多年前日本进行铁路改革时，将全国铁路分为6个主要的地理区域，成立了6家客运公司，并建立了一家全国统一运行、向客运公司租借线路的货运公司，实现了铁路民营化、市场化。
刘学说，只有打破“铁老大”的垄断，铁路部门才能够真正地站在乘客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加强内部的管理，中国的铁路行业才能逐渐走向成熟，“那时候，买票难的问题恐怕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了”。
每年春节集体大迁徙时，火车票都成为一个死结。“黄牛党”的猖獗，铁路部门“内鬼”里应外合，逼得人们不得不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高价票，吃亏的是老百姓，造福的是小部分利益群体。
这种“一票难求”的局面，让人们不断探讨着解决买票难的方案。其中，把印度、俄罗斯等国家正在实行的“火车票实名制”引进中国的呼声最高。
今年春运，铁道部终于决定在广州、四川两地试行火车票实名制。多少年的呼吁和期待成为了现实，人们满心期望，今年的春节，不再为买一张回家的车票使尽浑身解数。
然而实名制实行之后，效率低下、技术落后等等问题马上凸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黄牛党”，似乎也逐渐找到了新制度下的突破口。
一系列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催生出新的疑问。如何让实名制发挥其应有作用，成为新课题。
争论六年
火车票实名制第一次被提出来是在6年前。学者蔡茂松撰文指出，火车票实行实名制时机已到。这之后，每年春运期间，火车票是否该实行实名制都会成为热议话题。同时，源于火车票实名制的议案，也被一次次提到全国两会上讨论，又一次次无疾而终。
直到2007年春运期间，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仍然公开表示：火车票实名制“不可行”。这个结论掷地有声，不容置疑。
2009年1月，春节前夕，网络上传播的一段名为“实拍北京站37号窗口售票员内部大量出票”的视频，点燃了人们的愤怒情绪，也许，这是火车票实名制的助推力之一。
尽管如此，火车票实名制在今年年初突然破茧而出，还是让不少人吃了一惊。铁道部铁路科学院专家何邦模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铁路部门对实行实名制一直不太积极，他个人从未被邀请参加过铁道部组织的关于实名制的任何讨论，也没有听说铁道部召开过大规模的专家论证会。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开发也不清楚在今年春运时施行实名制的具体原因，他和一些管理学的专家，曾经在一次论坛上为火车票实名制提过一些意见，不过那也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也不具有任何官方背景。
为何选择在广铁、成铁施行实名制，人们也同样心存疑惑。虽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高晓兵公开表示，在广铁集团和成都铁路局的部分车站试行实名制是因为他们的条件相对比较成熟，对实名制的呼声最大，但人们还是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按照正常思维，改革的第一枪，应该打响在一个运力相对充足的地方，这样比较容易成功，尤其是在相应的配套设施都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教授刘学，对这一次火车票实名制改革的“诚意’，仍有存疑。
高射炮打蚊子
作为长期研究执行力的学者，李开发觉得，实行实名制的操作办法令人担忧。
他认为，广铁的实名制使火车站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购票、验证、核查，不仅程序复杂，工作量剧增，更重要的是，每逢节假日人流如潮，车站应开的车次本身就不少，加开的车次又很多，怎么能便捷、快速、高效地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我们看到的是，在人潮汹涌、肩扛手提、形如长龙的候车、上车队伍面前，实名制这种操作方法显得有些‘笨’，不仅大大延缓了购票验票速度，同时也给车站带来巨大的工作量，乘车人也多了不少麻烦。”
李开发的建议是，在火车票的管理软件上增加一个四位数的数码框，购买火车票时报出身份证最后的四位数，打印在票面上，上车查票时与身份证对号。
“我向IT专业人士咨询过，他们说要实现这个设计，车票的软件升级只需两小时。对购票人来说，没有任何麻烦，不会造成侵权与泄漏，即使代其他人购几张票，也不过是抄几个数字而已；对售票员来说，工作量也减去不少。”
不止李开发，不少专家都曾经为实名制的操作细节献计献策，只是并没有被采纳。
在身份证与车票核对的管理流程上，刘学认为现在的做法是“高射炮打蚊子”。“买票、进站、上车等很多环节都要有专人拿着身份证逐个核对，效率极低。这要给人们增加多少乘车的时间成本?”
他认为只要控制好一个关键性环节就行了。“在火车运行过程中，大家的时间最充裕，只要在那个时候对身份证和车票进行验证就够了。不过惩罚力度必须加强，假使身份证与车票不一致，要成倍地罚款。这些需要公安和铁路等部门通力合作，抓住一个环节，而不是地毯式搜索，所有的环节都一把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试行火车票实名制的核心目的是打击“黄牛党’倒票，但从广铁的实名制试验来看，手段高明的“黄牛党”已经想出了新对策。
今年春运期间，广铁集团开通了15000条电话订票线路，比2009年春运增加了7000条。但是倒卖车票的“黄牛”们仍然可以钻空子：他们用自己的身份证或用他人的身份证、甚至编造身份证号码，拨打电话预订车票。
根据实名制售票规则，通过电话订票每次可以预订3张，在次日24小时之前票额被冻结在窗口，等待订票人凭身份证和订票流水号取票。如果逾期不取，预订的车票将被退回票库，第二天7点重新进入售票程序。
售票规则还规定，通过电话可以取消预订，取消后车票将瞬时重新进入票库。“黄牛”们正是利用这一规则，打了“时间整”。
黄牛成功订下车票后，有组织、有目的地在非繁忙时段对某方向车票进行取消再订购等反方向操作，通过拨号器的抢拨，一直将订票信息“紧握在手”，同时在网上搜罗愿意出高价“手续费”购买车票的旅客，等到他们提供正确身份信息后，“黄牛们”就能给旅客提供正式的订票号，可在任何一家取票点取到车票。
也就是说，火车票实名制只是给黄牛的倒票活动增加了一些技术难度，离根治还很远。刘学认为：“技术细节都可以在试行中慢慢改进，最大的障碍还是制度问题。”
“黄牛党最大的后台，还是铁路系统里的‘内鬼’。‘内鬼’不除，只不过是阻拦了一部分没有关系的‘小黄牛’，实名制最终可能沦为一场作秀。”刘学坦率地说，如何除掉“内鬼”，就是铁路系统内部的管理问题了，“没有竞争机制，革自己的命总是有难度的。”
在他看来，要提高铁路的服务水平，就必须打破“铁老大”的“独家经营”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等到高速铁路网建成以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不再只有一两条线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些地区和线路上推行区域性公司管理体制，引入竞争。”
他介绍说，20多年前日本进行铁路改革时，将全国铁路分为6个主要的地理区域，成立了6家客运公司，并建立了一家全国统一运行、向客运公司租借线路的货运公司，实现了铁路民营化、市场化。
刘学说，只有打破“铁老大”的垄断，铁路部门才能够真正地站在乘客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加强内部的管理，中国的铁路行业才能逐渐走向成熟，“那时候，买票难的问题恐怕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