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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初霁，山岚氤氲。
粉红色大马士革玫瑰含苞欲放，花瓣上晨露欲滴。天色尚未全明，这片铺陈在斜坡上的玫瑰园，只等晨曦撩开，将是一片惊艳的花海。
采花姑娘斜挎背篓，身着羌绣服装，上面绣着大大的五彩花。
这里不是巴尔干山南麓的“玫瑰谷”，这里是北川唐家山堰塞湖边，大地震后占地600亩的新农业项目。在5·12地震两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第一批玫瑰进入了产花期。
羌族姑娘正在采摘的保加利亚玫瑰是提取精油的最佳品种。为了防止阳光蒸发带走精华，太阳还没上山，她们先上山了，赶在上午10点前收工。每公斤玫瑰保底价6元，过了这个钟点就要打折，所以姑娘们都争先恐后。每亩玫瑰可卖2400元，而种粮食的收益是，1000元。
这片浪漫的玫瑰园，未来的计划是扩张至万亩，兼具旅游功能。而两年前令人揪心的堰塞湖，也有望开发水上旅游项目。
依据“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重建目标，眼下的新北川，犹如一支含苞欲放的花朵。
提起北川，人们通常想到它的两面：断壁残垣的老北川，塔吊林立的新北川。其实，这并非目前北川仅有的两面。
钢筋密得鸟都飞不过去
清晨5点，与采花姑娘同样闻鸡起舞的是新北川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与北京时间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差，此时此地还浸在夜色中。
在这片约4平方公里的地面上，230多台塔吊，3.5万名施工人员，1000多辆工程机械，已经运转起来。在即将到来的一天里，他们至少要浇注满满60节火车皮混凝土，切割650吨钢材，垒起80万块红砖。
北川是震后唯一整体异地重建的县城。邻县安县的“二镇六村”被划归北川。由北向南，“二镇”是永安镇、安昌镇，“六村”是原安县黄土镇的6个村(顺义、温泉、红旗、东鱼、常乐、红岩)。
位于北川老县城以南23公里处的“六村”被选为北川新县城所在地，胡锦涛为这片土地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咏昌”。
永昌横跨安昌河两岸，东西两侧用地超过210公顷。在新县城的中心地带，三个片区共计80万平方米的安居房已全部封顶。这些安居房的分配是当地百姓最关心的敏感话题，常有来自板房区的居民拿着纸和笔悄悄来参观，每到一处就记录下楼房层数和格局。
山东威海援建的一排红白相间的楼房格外引人注目，这个被视为“楼王”的小区，有传闻将是老县城机关单位居民的家。事实上，安居房分配方案并未最终确定。“只按照活着的人算，还是连死去的人也计算在内，政府为这个事非常头疼。”北川县政府—名干部透露，“我们希望能在9月30日之前讨论出具体分配方案。”
按照“一省对口支援一县”的原则，山东负责重造北川。
山东各地市援建队拉开横幅，像在进行一场劳动竞赛。“我们每平方米用了84公斤钢筋，在山东同样的三层楼，每平方米的钢筋用量45～50公斤。钢筋密得鸟都飞不过去，混凝土很难浇灌进去。”潍坊援川指挥部的刘良峰坚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这片遭受巨灾的土地的倾情奉献。
人们正在尽力达成共识
老北川，在北边。
沿山东大道一路往北，车流被截在任家坪村口交通管制牌前。武警駐守，只有持老北川身份证的人才被允许进入老县城。
向前，是老北川；向上，是望乡台。
外乡人只能在关隘前选择盘旋向上，俯瞰窝在山坳里的老北川。“望乡台”，此前叫三道拐。地震使周边山体垮塌，景家山上的这个公路弯道成为震后总览老县城全景的最佳观测点。小贩叫卖着地震前后的县城老照片、光碟和书，孩子们含着冰棍追跑嬉闹。
游客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集体墓地在哪?”摊主会指给他看：“越过那片蓝色屋顶就是。”同时会递上来一张有标注的照片。游客闻言，脸上瞬时严肃起来。
清秀而袖珍的老县城，5·12地震中被摧毁为废墟，9·24泥石流时又被掩埋了遗迹。天灾造成的肃杀之气，只有进^老城才能贴身体会。从跨进铁门那一刻，仿佛时间在门内是停滞的，凌乱的废墟、倾颓的楼房，地震当天从山腰滚落下来的巨石，都以一种动感的姿态凝固。
为了将来建地震博物馆，半边楼被支架维持着将倒未倒之态，楼前通常护围着铁丝网，网上挂着白花，地上些许菊花丝瓣，还有断香、残烛。
当时在地震中毁坏严重的县城道路全部铺设了柏油，城南修筑的一道高6米的大坝正进入攻坚阶段。四川华西建设集团工程师周峰介绍说：“这道坝用来抵御泥石流的袭击。”
一个包括北川中学遗址、北川县城遗址、唐家山堰塞湖等的地震遗址博物馆正在规划中。对于老县城的一些物权归属，人们还在尽力达成共识。
“告别老县城捐献废旧物权，走进新北川奔向美好生活”，“保护好老县城遗址，是对逝者最好的祭奠和最大的尊重”
“我们每平方米用了84公斤钢筋.在山东同样的三层楼，每平方米的钢筋用量45～50公斤。钢筋密得鸟都飞不过去，混凝土很难浇灌进去。”等白布黑字条幅，挂在一幢幢倾斜变形的危楼前。
完整版倡议书被印在老县城关口旁的巨大蓝色字牌上。这份《关于向罹难同胞“献爱心、捐墓地”活动的倡议书》，落款是“15·12特大地震北川老县城部分幸存者”。
倡议书称北川老县城“已成为事实上长眠着我们亲友同胞的墓地”，“损失是天灾造成，政府只有进行救助的责任，没有给予赔偿的责任和义务，不存在赔偿问题”，号召大家捐出位于老县城的物权。
这份发自民间的倡议书流传到北川人大时，促成了人大机关在老县城举行“向遇难同胞献爱心捐墓地仪式”。
同时，另一份《北川羌族自治县部分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关于在原县城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使用权处置建议的联名请示》也被递交到县委，县政府和县人大。这份请示建议“政府在北川新县城规划区内可采取土地置换方式落实我县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原县城规划区剩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地震自然灾害造成损失，国家并没有相关赔偿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北川灾后重建顾问颜世富说。
新北川人
在新北川与老北川之间，是永安、安昌二镇。原属安县的这两镇将新、老北川连成一片，以免使新北川成为安县境内的一块飞地。
“这‘二镇’是随着‘六村’附赠给北川的。”安昌镇居民李培学说。他的身份证已经换了新的，换证日期是2009年6月18日，新地址为“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镇高安村004组”。
安昌镇最繁华的安州大道也改换了面貌，原有的普通小楼贴上青色条石砖，镶上橙红色木窗棂，山墙上画了羊头图腾，羌族风味一下子浓郁起来。
“北川是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新建的县城要保持这条文脉。”母亲是羌族人的颜世富说。他叹息正在消失的羌文化，“比如，‘羌笛何须怨杨柳’中的羌笛， 在演奏过程中不能换气，整个北川县只有两个人还掌握着这种技巧。”
在原来北川县与安县交界处的擂鼓镇猫儿石村，济南援建队依山层叠建出了—座“吉娜羌寨”。“开山凿壁，很不容易，就是为了弘扬羌族文化。但事实上，大多数羌族人都居住在被称为‘关内’的大山上。”
新北川的新成员李培学却有些不开心.他开车载着记者去走安乐路.行驶到高安村附近时异常颠簸，一路泥泞。“在‘六村’修建的新北川被老百姓称为‘小香港’，我们这边也是新北川，这条路要能修修多好。”
新北川的垃圾填埋场选址在与高安村一样新被划人北川的双龙村入社，建成后日处理生活垃圾130吨。
一位村民的家位于垃圾场卫生防护距离的501米处，而国家规定对500米范围内的住戶拆迁、补偿。“镇领导见拆迁困难，就把防护圈的半径缩小到300米。”
村民陆勇就这样被划在“利益圈”之外。“在300米到500米之间的每户减半赔偿，合230元一平米，搬不搬随住户，但要签—份不上访协议。”陆勇表示。
缝合
现在的北川呈现给世人的是完全不同的三张面孔：全新打造的新县城、整体封存的老县城和聚光灯外的永安、安昌二镇，如何对这三块进行“缝合”?
经大忠是老北川的最后一任县长，也是新北川的第一任县长。这位在震后第一时间就组织起北川大救援的县城内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当选2008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现在他仍在安昌镇县政府临时驻地的一处板房内办公，办公桌后贴着一张“北川羌族自治县行政区划图”，这张地图在市面上还没有卖。
“缝合”是这位蓝图实践者的关键词。
首先是缝合地域。“重建资金，我们平常不讲哪个镇分得多、哪个镇分得少，都是同一个县。灾区的矛盾与其他地方不—样，有钱就有矛盾，没钱反倒和气了。”
资金分配一直是困扰灾区的问题，贫困标准认定难是重要原因。有人来闹，经大忠就直接顶回去：“闹什么闹?这个钱给了某某人，他比你还贫困，我领你去看看，你还要不要?对别人的帮助，我们不能争多争少，更不能等靠要!”
颜世富每次回北川，常有企业界或慈善团体托他转交善款，为慎重起见，他与板房区管理部门联系，想确定一个按照困难程度排列的帮扶名单，但最后只能作罢，因为家家都有不同形式的困难，有的伤亡人数多，有的要赡养的老人小孩多，无法比较。
其次是缝合创伤。“马上就走出来了。”两年来，被问了无数次“你走出来了吗”，这是经大忠的标准回答，“只要是人，就永远不能彻底走出来。”
北川两名干部相继在震后5个月和11个月自杀，引发了外界对灾区干部心理状态的关注。
县招商局局长张康奇在自己家中营造着地震前的幸福氛围：一切摆设从未变动，打开电脑看着女儿的照片，就能和逝去的女儿“说话”。他还想制作一套老北川的三维地图，细节具体到推开一户门，就能“进去”看到震前的原貌。
去年，在地震中几乎失去所有亲人的一位县委干部与一位丧偶的镇干部结为夫妻。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新的孩子和新的生活。
截至5月，北川九成地震丧偶警察再婚。
在北川从事心理服务的张可可说，根据日本经验，震后2至5年，才是Pr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发期。颜世富说，目前，北川人的心态出现了两极分化，—种是更加热爱生命、更加敬业，也有些人只求眼前享受。
“心理问题，开会前还是要讲一讲，我说‘你们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你自己去死，二是你要好好活着。’我们基层干部说话说得很到位。有时候说一些还不如骂一些管用。骂得他们跳起来，擦干眼泪就投入工作了。”经大忠说。
还要缝合机构。北川已经不是北川人的北川，是全国的北川。“事情最终要由北川落实，但决定权不在北川，有时是绵阳市，有时是四川省。”北川县政府的一名干部告诉本刊记者。
邻县安县的二镇六村划归北川，打乱了安县已启动的“绵阳(市区)一江油(地级市)一安县(县区)”的工业一体化发展方案，援建方在管理理念和方案实施上也会有不同意见；“外来干部看不惯县里干部在办公室吐痰、大声讲电话。”一名在北川挂职的绵阳干部表示。经大忠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核心。
4月20日，经大忠被任命为绵阳市副市长，仍兼任北川县长。
“造血”更重要
经大忠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缝合社会。就业首当其中。
“2万名北川人目前在建筑工地就业，援建队一撤走，这就是一个就业难题。”他说。
9月，是最后的期限。
本刊记者在永兴板房区的走访中发现，很多壮年劳力不去进行失业登记，因为他们“害怕错过登记分配安居房的机会”，宁愿整日在板房内等待、搓麻将。
北川新县城南的山东产业园区与中部的城市综合区、北部的旅游休闲区为就业提供了解决方案，已有17家山东企业投资11.5亿元，在园区开始电子、新材料和旅游农产品开发，将安置北川1万多人上岗就业。
这个数字与新县城被拆迁的1万余“农转非”人口正好匹配。但是，失地农民在一夜间转为产业工人，难度显而易见。
据参与北川重建的相关机构提供的数据，在北川全县人口中，小学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58％，超过一半，初中文化水平占28％，而达到大专以上的只占总人口的2％。
全国50多家有甲级资质的规划单位和上千名规划高手，对北川灾后重建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设计，提出建设“数字化北川”。“像是在规划参展世博会的未来城市，放在一座西部县城，显然是高配了。”颜世富说。
为北川选择投资企业，必须要注意结合当地资源特点，选择有示范性带动作用的项目。北川县文化旅游局局长林川对本刊表示：“震前，旅游业是北川的‘发展产业’，现在是‘主导产业’，将来要成为‘主体产业’。”
经大忠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用近一半时间大讲北川的旅游资源。
在抗震一线，他是组织者；在重建一线，他是实践者，很快，经大忠的身份就将转换为北川旅游推销员。
困难在于“怀不起”
朱桂碧的难处不在于“怀不上”，而在于“怀不起”。
去年地震一周年时，一支深圳医疗队到北川曲山镇任家坪献爱心，已经40岁的朱桂碧排在第 ，她要根据这次体检结果做出是否怀孕的决定。然而，拿着一切正常的体检单，她又犹豫了5个月，才正式决定再孕。
居无定所，震后两年，朱桂碧搬了7次家。目前她租住在任家坪小学旁的白果村板房区，每月300元租金。板房是国家无偿分配给灾民的，这间板房的“主人”另有住处，就转租了。
朱桂碧家原先分的板房在北川中学附近，施工队正在那里平整地基，旁边竖着“任家坪居民安置区效果图”，一排排羌族风格的居民楼将在这里建起。板房被拆迁的补偿款是每人500元，朱桂碧一家3口得了1500元。
这个家庭最大的一笔存款7万元， 是大女儿韩韵霞的抚血金。韩韵霞曾是北川中学初二学生，终年15岁。韩韵霞经常考全班第一，地震发生前她刚拿到250元奖学金，她用150元买了一只MP3，准备喂猪时听。
朱桂碧把这只MP3烧给了大女儿，她还一直挂念着那天女儿溃烂的脚趾是不是搽上了药。
“要不是韵玲脑壳里有毛病，我也不想再生了。”朱桂碧说。韩韵玲是二女儿，从6岁起发癫痫，—个月要好几次。2008年6月，已10岁的她才在黄土救助站“快乐帐篷学校”里读一年级，现在转到任家坪小学读三年级。
韩韵霞生前的愿望是帮妹妹看病，现在是她的抚恤金在帮妹妹买药。如果没这笔钱，这个家庭恐怕无力维系。户主韩文贵是家里唯一劳动力，在附近工地做泥匠，一天赚60元，有活就去干，没活在家闲，一个月能干20来天，而韩韵霞每个月的药费就得1000多元。
朱桂碧很想动用大女儿的抚恤金为自己补充营养。但现在北川物价堪比成都，“一斤苹果6块钱，—斤豌豆6块钱，合不得吃。”她挺着大肚子自己去挖野菜，“这是‘灰女儿’，这是‘车前子’，这是‘青米花’，包包子最好吃。”朱桂碧翻拣着篮里的野菜。靠近板房区那片拆迁地里的菜都拔得差不多了，每次去拔都得走更远，快到北川中学的旧址旁了。
怀孕让她嘴馋，经常念叨着被埋在废墟里的480斤腊肉，“回去扒開都生蛆了，可惜啊。”“爷爷杀了头猪，做成腊肉，背下山来给妈妈吃。”韩韵玲说。十多平米的板房内弥漫的都是老腊肉的味道，依稀是记忆中幸福的味道，“以前日子美得很，腊肉吃不完，还有四亩田。”
幸福感被清零后从头再来
朱桂碧闲来喜欢站在曾木会家门口。曾木会比她小一岁，也是震后再孕妈妈，女儿徐杨已11个月大，正在学步车里练走路。
曾木会的家境令朱桂碧羡慕一板房两间，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电俱全。曾木会家的房子没震倒，财产都抢救了出来，她属于建设安居房的搬迁户，将来可以回迁。小徐杨喝的奶粉是238元一听的“贝惠美”，朱桂碧啧啧地感叹着。
怀上徐杨之前，曾木会用奶粉喂小狗，像奶娃娃一样，把婴儿奶粉调好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后来，她还喂了一只小猫。她用各种方式来转移自己对伤痛的注意力，到家对面的饭店、猪肉摊帮忙，不拿工钱，只要有人跟她说话。
曾木会曾有一子一女，女儿徐一丹念高二，儿子徐煜森念初二，都就读于北川中学。她把孩子们的遗物都烧掉了，只留下女儿的英语课本，还有孩子们的相册。
她甚至一度看不得别人的孩子。丈夫徐昌军想再生一个，都被她吵打着赶下床。“我那时特别生气，我说怀什么怀，娃娃那么大都没了，你以为好轻松，又不是买猪，上半年买了下半年肥了。”两口子的话越来越少，“没有孩子，两口子都要离婚喽。”
对曾木会而言，不想再生一个，不是因为经济压力，而是她觉得投入了那么多心血全都付诸东流，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将来的孩子。如果不发生地震，再过几年，大女儿就该嫁人生子了。
领到那本绿皮的“生育服务证”时，曾木会说：“按政策我们算生第一胎。”语气中带着幸福感被清零后从头再来的无奈。
2008年农历11月20日，曾木会从医院拿到检查报告，她怀孕已三个月。重当妈妈的她投入了更多的爱，在县电视台上看到孕妇可免费领取叶酸，帮助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畸形后，次日她就去领了一盒。
“我要把最好的给娃娃，说啥子养儿防老，等把娃盘大后，我都60岁喽。”曾木会说。
娃娃救了一个家
“有个娃对老百姓太重要了。”发髻已有白丝的曾木会一边搓洗尿布，一边给朱桂碧鼓劲。
朱桂碧这几天感觉很劳累。“我都这把年纪，身子吃不消喽，宁愿当时买一个。”
允许再孕的政策出台后，丧子之家想尽办法求子，也有人另辟蹊径。与朱桂碧同村的一户村民就买了一个女婴。
据从擂鼓、安昌、永兴三镇的婚姻登记处了解，地震中丧子大大抬高了这些民风淳朴的乡镇的离婚率。“主要是男方想抓住政策机遇再要一个孩子，而女性理论上超过48岁就不能再育了，大龄孕妇也很容易流产。为了传宗接代，男方很想再讨一个老婆。”安昌镇一名干部分析。
在震后丧子家庭中“计划鼓励”生育，展示了计生政策温情的一面，而且成绩斐然。2009年12月18日，北川县曲山镇杨柳村43岁的农妇刘洪英产下灾后再生育家庭的首个试管婴儿；2010年4月20日，安县河清镇49岁的汪正蓉产下一名女婴，成为再生育家庭中年龄最大的产妇。
据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给本刊的数字，目前，全县拟再生育家庭1794户中已有561名妇女孕育新生命，303名婴儿健康出生。
本刊记者从国家人口计生委获悉，截至2010年4月底，四川地震灾区已有3140名接受再生育技术服务的妇女成功怀孕，生育婴儿2106名。
粉红色大马士革玫瑰含苞欲放，花瓣上晨露欲滴。天色尚未全明，这片铺陈在斜坡上的玫瑰园，只等晨曦撩开，将是一片惊艳的花海。
采花姑娘斜挎背篓，身着羌绣服装，上面绣着大大的五彩花。
这里不是巴尔干山南麓的“玫瑰谷”，这里是北川唐家山堰塞湖边，大地震后占地600亩的新农业项目。在5·12地震两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第一批玫瑰进入了产花期。
羌族姑娘正在采摘的保加利亚玫瑰是提取精油的最佳品种。为了防止阳光蒸发带走精华，太阳还没上山，她们先上山了，赶在上午10点前收工。每公斤玫瑰保底价6元，过了这个钟点就要打折，所以姑娘们都争先恐后。每亩玫瑰可卖2400元，而种粮食的收益是，1000元。
这片浪漫的玫瑰园，未来的计划是扩张至万亩，兼具旅游功能。而两年前令人揪心的堰塞湖，也有望开发水上旅游项目。
依据“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重建目标，眼下的新北川，犹如一支含苞欲放的花朵。
提起北川，人们通常想到它的两面：断壁残垣的老北川，塔吊林立的新北川。其实，这并非目前北川仅有的两面。
钢筋密得鸟都飞不过去
清晨5点，与采花姑娘同样闻鸡起舞的是新北川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与北京时间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差，此时此地还浸在夜色中。
在这片约4平方公里的地面上，230多台塔吊，3.5万名施工人员，1000多辆工程机械，已经运转起来。在即将到来的一天里，他们至少要浇注满满60节火车皮混凝土，切割650吨钢材，垒起80万块红砖。
北川是震后唯一整体异地重建的县城。邻县安县的“二镇六村”被划归北川。由北向南，“二镇”是永安镇、安昌镇，“六村”是原安县黄土镇的6个村(顺义、温泉、红旗、东鱼、常乐、红岩)。
位于北川老县城以南23公里处的“六村”被选为北川新县城所在地，胡锦涛为这片土地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咏昌”。
永昌横跨安昌河两岸，东西两侧用地超过210公顷。在新县城的中心地带，三个片区共计80万平方米的安居房已全部封顶。这些安居房的分配是当地百姓最关心的敏感话题，常有来自板房区的居民拿着纸和笔悄悄来参观，每到一处就记录下楼房层数和格局。
山东威海援建的一排红白相间的楼房格外引人注目，这个被视为“楼王”的小区，有传闻将是老县城机关单位居民的家。事实上，安居房分配方案并未最终确定。“只按照活着的人算，还是连死去的人也计算在内，政府为这个事非常头疼。”北川县政府—名干部透露，“我们希望能在9月30日之前讨论出具体分配方案。”
按照“一省对口支援一县”的原则，山东负责重造北川。
山东各地市援建队拉开横幅，像在进行一场劳动竞赛。“我们每平方米用了84公斤钢筋，在山东同样的三层楼，每平方米的钢筋用量45～50公斤。钢筋密得鸟都飞不过去，混凝土很难浇灌进去。”潍坊援川指挥部的刘良峰坚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这片遭受巨灾的土地的倾情奉献。
人们正在尽力达成共识
老北川，在北边。
沿山东大道一路往北，车流被截在任家坪村口交通管制牌前。武警駐守，只有持老北川身份证的人才被允许进入老县城。
向前，是老北川；向上，是望乡台。
外乡人只能在关隘前选择盘旋向上，俯瞰窝在山坳里的老北川。“望乡台”，此前叫三道拐。地震使周边山体垮塌，景家山上的这个公路弯道成为震后总览老县城全景的最佳观测点。小贩叫卖着地震前后的县城老照片、光碟和书，孩子们含着冰棍追跑嬉闹。
游客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集体墓地在哪?”摊主会指给他看：“越过那片蓝色屋顶就是。”同时会递上来一张有标注的照片。游客闻言，脸上瞬时严肃起来。
清秀而袖珍的老县城，5·12地震中被摧毁为废墟，9·24泥石流时又被掩埋了遗迹。天灾造成的肃杀之气，只有进^老城才能贴身体会。从跨进铁门那一刻，仿佛时间在门内是停滞的，凌乱的废墟、倾颓的楼房，地震当天从山腰滚落下来的巨石，都以一种动感的姿态凝固。
为了将来建地震博物馆，半边楼被支架维持着将倒未倒之态，楼前通常护围着铁丝网，网上挂着白花，地上些许菊花丝瓣，还有断香、残烛。
当时在地震中毁坏严重的县城道路全部铺设了柏油，城南修筑的一道高6米的大坝正进入攻坚阶段。四川华西建设集团工程师周峰介绍说：“这道坝用来抵御泥石流的袭击。”
一个包括北川中学遗址、北川县城遗址、唐家山堰塞湖等的地震遗址博物馆正在规划中。对于老县城的一些物权归属，人们还在尽力达成共识。
“告别老县城捐献废旧物权，走进新北川奔向美好生活”，“保护好老县城遗址，是对逝者最好的祭奠和最大的尊重”
“我们每平方米用了84公斤钢筋.在山东同样的三层楼，每平方米的钢筋用量45～50公斤。钢筋密得鸟都飞不过去，混凝土很难浇灌进去。”等白布黑字条幅，挂在一幢幢倾斜变形的危楼前。
完整版倡议书被印在老县城关口旁的巨大蓝色字牌上。这份《关于向罹难同胞“献爱心、捐墓地”活动的倡议书》，落款是“15·12特大地震北川老县城部分幸存者”。
倡议书称北川老县城“已成为事实上长眠着我们亲友同胞的墓地”，“损失是天灾造成，政府只有进行救助的责任，没有给予赔偿的责任和义务，不存在赔偿问题”，号召大家捐出位于老县城的物权。
这份发自民间的倡议书流传到北川人大时，促成了人大机关在老县城举行“向遇难同胞献爱心捐墓地仪式”。
同时，另一份《北川羌族自治县部分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关于在原县城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使用权处置建议的联名请示》也被递交到县委，县政府和县人大。这份请示建议“政府在北川新县城规划区内可采取土地置换方式落实我县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原县城规划区剩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地震自然灾害造成损失，国家并没有相关赔偿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北川灾后重建顾问颜世富说。
新北川人
在新北川与老北川之间，是永安、安昌二镇。原属安县的这两镇将新、老北川连成一片，以免使新北川成为安县境内的一块飞地。
“这‘二镇’是随着‘六村’附赠给北川的。”安昌镇居民李培学说。他的身份证已经换了新的，换证日期是2009年6月18日，新地址为“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镇高安村004组”。
安昌镇最繁华的安州大道也改换了面貌，原有的普通小楼贴上青色条石砖，镶上橙红色木窗棂，山墙上画了羊头图腾，羌族风味一下子浓郁起来。
“北川是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新建的县城要保持这条文脉。”母亲是羌族人的颜世富说。他叹息正在消失的羌文化，“比如，‘羌笛何须怨杨柳’中的羌笛， 在演奏过程中不能换气，整个北川县只有两个人还掌握着这种技巧。”
在原来北川县与安县交界处的擂鼓镇猫儿石村，济南援建队依山层叠建出了—座“吉娜羌寨”。“开山凿壁，很不容易，就是为了弘扬羌族文化。但事实上，大多数羌族人都居住在被称为‘关内’的大山上。”
新北川的新成员李培学却有些不开心.他开车载着记者去走安乐路.行驶到高安村附近时异常颠簸，一路泥泞。“在‘六村’修建的新北川被老百姓称为‘小香港’，我们这边也是新北川，这条路要能修修多好。”
新北川的垃圾填埋场选址在与高安村一样新被划人北川的双龙村入社，建成后日处理生活垃圾130吨。
一位村民的家位于垃圾场卫生防护距离的501米处，而国家规定对500米范围内的住戶拆迁、补偿。“镇领导见拆迁困难，就把防护圈的半径缩小到300米。”
村民陆勇就这样被划在“利益圈”之外。“在300米到500米之间的每户减半赔偿，合230元一平米，搬不搬随住户，但要签—份不上访协议。”陆勇表示。
缝合
现在的北川呈现给世人的是完全不同的三张面孔：全新打造的新县城、整体封存的老县城和聚光灯外的永安、安昌二镇，如何对这三块进行“缝合”?
经大忠是老北川的最后一任县长，也是新北川的第一任县长。这位在震后第一时间就组织起北川大救援的县城内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当选2008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现在他仍在安昌镇县政府临时驻地的一处板房内办公，办公桌后贴着一张“北川羌族自治县行政区划图”，这张地图在市面上还没有卖。
“缝合”是这位蓝图实践者的关键词。
首先是缝合地域。“重建资金，我们平常不讲哪个镇分得多、哪个镇分得少，都是同一个县。灾区的矛盾与其他地方不—样，有钱就有矛盾，没钱反倒和气了。”
资金分配一直是困扰灾区的问题，贫困标准认定难是重要原因。有人来闹，经大忠就直接顶回去：“闹什么闹?这个钱给了某某人，他比你还贫困，我领你去看看，你还要不要?对别人的帮助，我们不能争多争少，更不能等靠要!”
颜世富每次回北川，常有企业界或慈善团体托他转交善款，为慎重起见，他与板房区管理部门联系，想确定一个按照困难程度排列的帮扶名单，但最后只能作罢，因为家家都有不同形式的困难，有的伤亡人数多，有的要赡养的老人小孩多，无法比较。
其次是缝合创伤。“马上就走出来了。”两年来，被问了无数次“你走出来了吗”，这是经大忠的标准回答，“只要是人，就永远不能彻底走出来。”
北川两名干部相继在震后5个月和11个月自杀，引发了外界对灾区干部心理状态的关注。
县招商局局长张康奇在自己家中营造着地震前的幸福氛围：一切摆设从未变动，打开电脑看着女儿的照片，就能和逝去的女儿“说话”。他还想制作一套老北川的三维地图，细节具体到推开一户门，就能“进去”看到震前的原貌。
去年，在地震中几乎失去所有亲人的一位县委干部与一位丧偶的镇干部结为夫妻。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新的孩子和新的生活。
截至5月，北川九成地震丧偶警察再婚。
在北川从事心理服务的张可可说，根据日本经验，震后2至5年，才是Pr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发期。颜世富说，目前，北川人的心态出现了两极分化，—种是更加热爱生命、更加敬业，也有些人只求眼前享受。
“心理问题，开会前还是要讲一讲，我说‘你们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你自己去死，二是你要好好活着。’我们基层干部说话说得很到位。有时候说一些还不如骂一些管用。骂得他们跳起来，擦干眼泪就投入工作了。”经大忠说。
还要缝合机构。北川已经不是北川人的北川，是全国的北川。“事情最终要由北川落实，但决定权不在北川，有时是绵阳市，有时是四川省。”北川县政府的一名干部告诉本刊记者。
邻县安县的二镇六村划归北川，打乱了安县已启动的“绵阳(市区)一江油(地级市)一安县(县区)”的工业一体化发展方案，援建方在管理理念和方案实施上也会有不同意见；“外来干部看不惯县里干部在办公室吐痰、大声讲电话。”一名在北川挂职的绵阳干部表示。经大忠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核心。
4月20日，经大忠被任命为绵阳市副市长，仍兼任北川县长。
“造血”更重要
经大忠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缝合社会。就业首当其中。
“2万名北川人目前在建筑工地就业，援建队一撤走，这就是一个就业难题。”他说。
9月，是最后的期限。
本刊记者在永兴板房区的走访中发现，很多壮年劳力不去进行失业登记，因为他们“害怕错过登记分配安居房的机会”，宁愿整日在板房内等待、搓麻将。
北川新县城南的山东产业园区与中部的城市综合区、北部的旅游休闲区为就业提供了解决方案，已有17家山东企业投资11.5亿元，在园区开始电子、新材料和旅游农产品开发，将安置北川1万多人上岗就业。
这个数字与新县城被拆迁的1万余“农转非”人口正好匹配。但是，失地农民在一夜间转为产业工人，难度显而易见。
据参与北川重建的相关机构提供的数据，在北川全县人口中，小学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58％，超过一半，初中文化水平占28％，而达到大专以上的只占总人口的2％。
全国50多家有甲级资质的规划单位和上千名规划高手，对北川灾后重建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设计，提出建设“数字化北川”。“像是在规划参展世博会的未来城市，放在一座西部县城，显然是高配了。”颜世富说。
为北川选择投资企业，必须要注意结合当地资源特点，选择有示范性带动作用的项目。北川县文化旅游局局长林川对本刊表示：“震前，旅游业是北川的‘发展产业’，现在是‘主导产业’，将来要成为‘主体产业’。”
经大忠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用近一半时间大讲北川的旅游资源。
在抗震一线，他是组织者；在重建一线，他是实践者，很快，经大忠的身份就将转换为北川旅游推销员。
困难在于“怀不起”
朱桂碧的难处不在于“怀不上”，而在于“怀不起”。
去年地震一周年时，一支深圳医疗队到北川曲山镇任家坪献爱心，已经40岁的朱桂碧排在第 ，她要根据这次体检结果做出是否怀孕的决定。然而，拿着一切正常的体检单，她又犹豫了5个月，才正式决定再孕。
居无定所，震后两年，朱桂碧搬了7次家。目前她租住在任家坪小学旁的白果村板房区，每月300元租金。板房是国家无偿分配给灾民的，这间板房的“主人”另有住处，就转租了。
朱桂碧家原先分的板房在北川中学附近，施工队正在那里平整地基，旁边竖着“任家坪居民安置区效果图”，一排排羌族风格的居民楼将在这里建起。板房被拆迁的补偿款是每人500元，朱桂碧一家3口得了1500元。
这个家庭最大的一笔存款7万元， 是大女儿韩韵霞的抚血金。韩韵霞曾是北川中学初二学生，终年15岁。韩韵霞经常考全班第一，地震发生前她刚拿到250元奖学金，她用150元买了一只MP3，准备喂猪时听。
朱桂碧把这只MP3烧给了大女儿，她还一直挂念着那天女儿溃烂的脚趾是不是搽上了药。
“要不是韵玲脑壳里有毛病，我也不想再生了。”朱桂碧说。韩韵玲是二女儿，从6岁起发癫痫，—个月要好几次。2008年6月，已10岁的她才在黄土救助站“快乐帐篷学校”里读一年级，现在转到任家坪小学读三年级。
韩韵霞生前的愿望是帮妹妹看病，现在是她的抚恤金在帮妹妹买药。如果没这笔钱，这个家庭恐怕无力维系。户主韩文贵是家里唯一劳动力，在附近工地做泥匠，一天赚60元，有活就去干，没活在家闲，一个月能干20来天，而韩韵霞每个月的药费就得1000多元。
朱桂碧很想动用大女儿的抚恤金为自己补充营养。但现在北川物价堪比成都，“一斤苹果6块钱，—斤豌豆6块钱，合不得吃。”她挺着大肚子自己去挖野菜，“这是‘灰女儿’，这是‘车前子’，这是‘青米花’，包包子最好吃。”朱桂碧翻拣着篮里的野菜。靠近板房区那片拆迁地里的菜都拔得差不多了，每次去拔都得走更远，快到北川中学的旧址旁了。
怀孕让她嘴馋，经常念叨着被埋在废墟里的480斤腊肉，“回去扒開都生蛆了，可惜啊。”“爷爷杀了头猪，做成腊肉，背下山来给妈妈吃。”韩韵玲说。十多平米的板房内弥漫的都是老腊肉的味道，依稀是记忆中幸福的味道，“以前日子美得很，腊肉吃不完，还有四亩田。”
幸福感被清零后从头再来
朱桂碧闲来喜欢站在曾木会家门口。曾木会比她小一岁，也是震后再孕妈妈，女儿徐杨已11个月大，正在学步车里练走路。
曾木会的家境令朱桂碧羡慕一板房两间，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电俱全。曾木会家的房子没震倒，财产都抢救了出来，她属于建设安居房的搬迁户，将来可以回迁。小徐杨喝的奶粉是238元一听的“贝惠美”，朱桂碧啧啧地感叹着。
怀上徐杨之前，曾木会用奶粉喂小狗，像奶娃娃一样，把婴儿奶粉调好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后来，她还喂了一只小猫。她用各种方式来转移自己对伤痛的注意力，到家对面的饭店、猪肉摊帮忙，不拿工钱，只要有人跟她说话。
曾木会曾有一子一女，女儿徐一丹念高二，儿子徐煜森念初二，都就读于北川中学。她把孩子们的遗物都烧掉了，只留下女儿的英语课本，还有孩子们的相册。
她甚至一度看不得别人的孩子。丈夫徐昌军想再生一个，都被她吵打着赶下床。“我那时特别生气，我说怀什么怀，娃娃那么大都没了，你以为好轻松，又不是买猪，上半年买了下半年肥了。”两口子的话越来越少，“没有孩子，两口子都要离婚喽。”
对曾木会而言，不想再生一个，不是因为经济压力，而是她觉得投入了那么多心血全都付诸东流，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将来的孩子。如果不发生地震，再过几年，大女儿就该嫁人生子了。
领到那本绿皮的“生育服务证”时，曾木会说：“按政策我们算生第一胎。”语气中带着幸福感被清零后从头再来的无奈。
2008年农历11月20日，曾木会从医院拿到检查报告，她怀孕已三个月。重当妈妈的她投入了更多的爱，在县电视台上看到孕妇可免费领取叶酸，帮助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畸形后，次日她就去领了一盒。
“我要把最好的给娃娃，说啥子养儿防老，等把娃盘大后，我都60岁喽。”曾木会说。
娃娃救了一个家
“有个娃对老百姓太重要了。”发髻已有白丝的曾木会一边搓洗尿布，一边给朱桂碧鼓劲。
朱桂碧这几天感觉很劳累。“我都这把年纪，身子吃不消喽，宁愿当时买一个。”
允许再孕的政策出台后，丧子之家想尽办法求子，也有人另辟蹊径。与朱桂碧同村的一户村民就买了一个女婴。
据从擂鼓、安昌、永兴三镇的婚姻登记处了解，地震中丧子大大抬高了这些民风淳朴的乡镇的离婚率。“主要是男方想抓住政策机遇再要一个孩子，而女性理论上超过48岁就不能再育了，大龄孕妇也很容易流产。为了传宗接代，男方很想再讨一个老婆。”安昌镇一名干部分析。
在震后丧子家庭中“计划鼓励”生育，展示了计生政策温情的一面，而且成绩斐然。2009年12月18日，北川县曲山镇杨柳村43岁的农妇刘洪英产下灾后再生育家庭的首个试管婴儿；2010年4月20日，安县河清镇49岁的汪正蓉产下一名女婴，成为再生育家庭中年龄最大的产妇。
据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给本刊的数字，目前，全县拟再生育家庭1794户中已有561名妇女孕育新生命，303名婴儿健康出生。
本刊记者从国家人口计生委获悉，截至2010年4月底，四川地震灾区已有3140名接受再生育技术服务的妇女成功怀孕，生育婴儿210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