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8月间，我周游东盟诸国，意识到世界其他地区仍忙于应对眼下的动荡，而东南亚国家则已在未雨绸缪、思虑深远。
造就这一态势的原因不难索解。东盟以6亿人口，造就超过2.5万亿美元的GDP，如今仍是世界上最年轻、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东盟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建基于贸易、和平与稳定，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而不是醉心于政治。放眼未来，东盟的繁荣系于政治上秉持中立，以抵拒几个大国诱其选边站队的企图。
得知越南已经在规划到2030年和2045年时的数字经济远景，这让我吃惊不小。2018年越南的GDP增速已达7.1%。尽管人口还不到1亿，但伴随中国压缩低端制造业，以及亚洲全球供应链走向多元化，越南成了主要受益者。早在2010年，越南就已經跻身世界银行所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而根据星展银行的一项研究，若越南保持这一上升态势，其经济规模将于2029年把新加坡甩在身后。
为保持这一增长势头，给不断成长壮大的年轻一代提供就业机会，越南构想了其作为数字产品和服务之买方或卖方的四种数字经济增长预测。第一种模式接续传统，使用旧有的增长引擎，并引入较低程度的数字化转型，仅可获得有限的额外增长。第二种增长预测主打数字出口，即借力于海外公司来雇用越南工人从事出口工作，这—模式下的预测显示，经济增长有所改善，但也只能获得一些边际收益。第三种增长模式是“数字消费”，将能充分开发越南国内的庞大消费市场。但相较于前述两种模式，第三种模式造成的当前就业数量损失，可能比前两者高出三分之一。
在第四种情况下，“经济的数字转型”将出现在各行各业以及政府服务领域，预计会使GDP年度额外增长1.1%。与此同时，目前就业岗位中的38.1%也将面临转型或消失的风险。
从本质上讲，越南已经意识到经济若单一倚重海外企业，则本国产业将遭受蚕食;因此有必要在国内推进经济全面转型，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数字化合作。
印度尼西亚同样在快步进入数字领域，该国互联网用户增速3倍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其整个互联网用户群体（1.5亿）也仅占全国总人口（2.68亿）的56%。总统佐科维已完全认识到：“数据才是我们国家的新型财富，比石油更值钱。”
但由于印度尼西亚是谷歌、脸书、You-tube和WhatsApp等企业最大的市场之一，未来增长的关键将是数据获取。印度尼西亚的企业、政府和初创公司能否获取数据，以便与这些花得起钱来买数据的跨国公司展开公平竞争？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将私人数据让渡给这些平台公司，而它们将其转手卖出以获得“私营收入”，那么这些数据何时才能成为助推经济增长的公共品？
我对东盟向数字经济体转型持乐观态度，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实际上比现有指标所展现的更具创新性。研究一下“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可见，瑞士名列第一，美国排第三，新加坡第八，而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和日本则分列于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位。另一方面，马来西亚（35）、越南（42）、泰国（43）和菲律宾（54），则落后于拉脱维亚（34），与印度（52）接近。
这些得分的评判方式类似于著名的智商测试，标准基本上是欧洲中心化的，从而会产生偏差。在数字领域，创新和捕捉市场机遇的能力更适合于“速度×规模×范围”的评判框架。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与美国站在竞争位置，就是因为其国内市场“规模”足够大（8亿互联网用户），拥有高“带宽”的宽带基础设施，以及服务“范围”多元化且跨越多行业（阿里巴巴和微信）。
显而易见，在东盟内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规模并不小，其人口都超过了1亿。东盟的真正优势在于人口中的年轻人，玩得转数字技术，并正在向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层攀升。香港和新加坡的得分很高，但这是由于评分时赋予了科研机构、基础设施和市场成熟度以更高的权重，但这些因素本就是世界级城市的题中之义。新加坡的创意产出方面仅排在第34位，而香港在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排名第33位。
正是由于东盟国家不缺青年人、文化具有多样性，以及能够获得世界一流的知识，且位于上佳的战略地理位置，这些国家必将孕育出最前沿的数字化未来。
如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安于故步自封，尤其是在指标本就落后的领域。以香港来说，“传统基金会”认定其经济自由排名第一，但香港却因代际之间关于法治和不平等的争执而堕入抗议漩涡。这告诉我们，有必要彻底重审如何在复杂的数字化世界里展开竞争。
（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