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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这段关系如何继续推进举世瞩目。2019年9月6日-7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专题研讨会也不例外，讨论的话题从中美关系再定位、如何增强中美互信、中美经贸关系前景到中美贸易战下谁在承担关税成本。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关系的焦点转向了双边贸易问题。今年9月1日，美国对中国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中第一批加征15%关税的措施正式实施。从10月1日起，已经被加征25%关税的2500亿美元输美产品税率还将进一步提高至30%。
不过，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对话没有停止。9月5日上午，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在明6日的高层论坛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教授兰普顿（David Lampton）对《财经》记者表示，中美关系进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困难的时刻。他分析说，当中美建交时，中美关系是一段非常简单的关系，后来中国开放经济，中美之间从一段面对共同敌人的战略关系转向如何处理一段包括更多议题的关系，比如如何处理好经济关系。“两国关系内容变得更加广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迹象，但也由此产生了更多问题，而中美之间未能解决问题，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在他看来，中美要解决这些争端和冲突需要更多的战略性对话，比如美国怎么能够在国际体系当中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以及中国如何让美国能够安心，能够更尊重国际规则和秩序。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在发言中说，中美关系正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中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找到新的交往路径，应能实现某种“竞合”（coopetition）态势，即保持必要的互利合作，管控好不可避免的良性竞争。这是比较理想的前景。“但在美国的决策思维中有一股力量在推动对华政策走向全面对抗，其动员力和影响力都在扩大。”
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趋于严峻，认定中国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世界的权力，因此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这是在对中国意图曲解基础上的一种严重误判，傅莹指出。
她还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挑战在于能否让彼此信服，继续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构建合作共赢、良性竞争的新型关系。
对于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诱因，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尼尔·沃林（Neal Wolin）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基本问题。首先是一个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在美国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削弱美国，因此要防止中国继续成长;双方也有基于制度和文化的差异。
“双方都有一些抱怨，双方都认为各自是目前局势的受害者，现在双方没有互信。”沃林说。
7月3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国会成员的公开信。这封标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由百名来自美国学界、外交政策界、商界等领域的资深亚洲及中国问题专家联合签署。
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是导致过去两年中美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沃林分析说。在他看来，特朗普非常关注双方的贸易失衡，认为这是双边贸易关系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特朗普将贸易视为零和游戏，认为中国是赢家，美国是输家，所以非常喜欢用关税这个工具来平衡贸易。但沃林同时指出，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是起源于特朗普总统，即便他下台也还会继续下去。
如何找到中美关系的出路？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的董云裳（Susan A.Thornton）认为，应该从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开始。
第一个原则是美国并不会给中国带来生存的威胁，中国也不会对美国带来生存性的威胁，中美之间可以也必须在全球的体系下共存。第二个原则是一旦设立了一个正面的框架之后，如何解决贸易金融和投资方面的问题，如何促进科技的发展，促进人类之间的沟通，如何管理全球化和环境的退化等问题都需要合作来解决。
在基辛格协会副会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看来，美国最大的赤字其实并不是贸易的赤字，而是双方互信的赤字，在两个国家之间刚刚建立关系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互信，虽然说可能我们很多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至少双方是互信的，希望能够找到有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问题，但是现在这种互信关系受到了伤害。
中美贸易冲突的持续时间超出了很多人的预估。自去年2月以来，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已经举行了12轮，第13轮将于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认为，按目前的情况短期内很难达成协议。“如果保持目前的关税，中国肯定不同意;要达成协议的话，必须取消目前的关税，否则最终可能就是中美双方的贸易战会持久地进行下去，对两个国家都带来巨大的伤害，而且会增加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
2019年8月15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与美国马萨诸塞州（麻州）议会亚太小组联合主办的“中国日”活动在波士顿麻州议会大楼举行。图/中新
曾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助理雷明（Claire Reade）有丰富的贸易谈判经验。她对《财经》记者表示，双方想要达成协议需要中国的行动和做出改变的强烈欲望，但改变不是因为有人要求这么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发言中也指出，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开放政策，但中国不是通过对外谈判，而是自主地决定扩大开放。
9月7日，论坛还设立了关于中美建交40周年的特别讨论环节，参与讨论的嘉宾多是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过程主要参与者的后代，其中包括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王炳南之子王波明、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之子章百家、美国前总統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第三个儿子尼尔·布什以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之子马克·布热津斯基等人。 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特别为当天的讨论录制了一段视频。他说，中国和美国是在技术、政治经验、历史方面最有能力来影响世界进步与和平的国家。两国都有责任为世界和平与世界进步找到合作方式，解决面对的重大问题。
《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回顾了在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中美是如何展开接触的。他的父亲王炳南在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期间参与了中美建交前的多轮大使级秘密谈判。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直到1954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才展开第一次接触。那次会议也酝酿了一个机制，即在中美之间举行大使级谈判。1955年，王炳南被派到华沙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
从1955年到1969年，中美两国大使一共举行了136轮谈判，谈判涉及的内容包括中朝战俘遣返、台湾海峡、钱学森如何回到中国等。“（中美两国）在华沙解决的问题十分有限。”王波明说。
在第135轮谈判举行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上台，他当时释放出试探双方能不能缓和关系的信号。在其后第136轮的谈判中，中方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想派人到中国来，中国政府会正式提出邀请。正是中美大使级谈判的铺垫带来了1971年基辛格的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实现访华，他的访问也被视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直至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以史为鉴，中美大使级谈判谈了15年，从敌对状态谈到关系慢慢缓和，说明双方要保持接触，王波明说。他坦言，在136轮谈判中，除了讨论一些具体的议题，很多时间在互相批评和指责，但这也比不接触要好。
“谈就可以避免误判，就可以摸明白双方意向。136轮谈判说明中美关系一定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双方有足够的智慧能解决中美面临的问题。”王波明说。
乔舒亚·库珀·雷默是基辛格协会联合首席执行官、副会长，他提出的描述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曾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雷默表示，基辛格重视中美各个层面的交流，认为在不同的领域都可以进行交流，他觉得两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区别，但在其他的问题上可以追求合作，而这些合作的领域越多，两国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基辛格这样做的目的是，即使我们在有的领域存在分歧，只要在很多领域存在合作和交流，就可以使两国关系在正轨上发展。”雷默说。他同时指出，中美关系进入了第四代的发展，和过往三代不同的情况是，目前合作的领域在下降，而对抗的领域在增加，所以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和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基辛格的经验是，通过合作使双方在不同领域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尼尔·布什是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第三子，也是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早在1975年他就曾随父亲访华，是中美关系40年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尼尔·布什表示自己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父亲观点的影响，以及他自己在过去44年140多次访华的影响。
“我的父亲始终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共同点是远远多于分歧点。其实在历史上中美之间是有深厚友谊的，他和我都认为我们双方之间的友谊是足够的深厚，可以应对目前中美关系的台风。”尼尔·布什说。
对于中美关系，尼尔·布什认为人们的行为是与假设有关的。如果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他们就会对中国采取一种敌对、具有侵略性的政策。“但如果了解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在强盛时征服别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看历史预测未来。”
马克·布热津斯基的父亲是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正是在布热津斯基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期间，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尼克松在1972年的访华虽然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但中美之间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中美正式外交关系尚未建立。
对于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马克·布热津斯基总结说：“他们同意有一些分歧可以暂且放在一边，这实际上成为卡特和邓小平實现中国和美国建交非常重要的手段。”
他表示，美中之间当时通过将分歧放在一边来实现平衡，这是我们如今应该从中学到的经验或者教训。与此同时，在意识到两国之间相互依赖的这一背景下来解决存在的分歧。
“中美在过去的40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一段关系的发展，但是两个国家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马克·布热津斯基说。
马克·布热津斯基如今出任布热津斯基战略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也是美国前驻瑞典大使。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1年，当时他们一家受邓小平的邀请去重走长征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表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了自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困难时期。建交以来的40年来，中美关系虽不无曲折，但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早已超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章百家的父亲章文晋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曾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作为周恩来的翻译兼秘书，章文晋也是最早介入中美关系事务的人物之一。
章百家分析说，当前中美关系急剧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发起贸易战等一些因素造成的。尽管在近期内，中美关系可能继续下滑;但形势的发展会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中国不是美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源，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打压中国无益于美国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只能使情况更坏，中美关系仍有可能度过目前的困难。
“当两国建交时，现在的发展是难以想见的。我相信，如此丰富的经历所产生的经验，使我们有可能度过当前这样一个困难时期。”章百家说。他将中美交往的历史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算起的235年划分为如下阶段：两国关系先是经历了长达150多年的疏远;从1941年到1946年的战时同盟;从1949年到1970年的对峙与隔绝;从1971年到1978年的解冻;之后是40年的发展。
“中国和美国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是世界上年轻的但是老牌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古老但是新兴的现代化国家。两者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都不一样，由于不同产生了一种吸引力，但由于不同在双方靠近之后会产生更多矛盾。”章百家说。
历史上处理中美关系的经验和教训仍适用于目前的困难时刻，其中包括如何避免紧张关系的升级、防止陷入对抗;认识彼此的力量及其限度，消除恐惧，建立互信;塑造适合时代需要的、良好的中美关系需要智慧和创造性，需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就是最经典的案例。”章百家说。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关系的焦点转向了双边贸易问题。今年9月1日，美国对中国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中第一批加征15%关税的措施正式实施。从10月1日起，已经被加征25%关税的2500亿美元输美产品税率还将进一步提高至30%。
不过，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对话没有停止。9月5日上午，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中美关系出路在哪里？
在明6日的高层论坛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教授兰普顿（David Lampton）对《财经》记者表示，中美关系进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困难的时刻。他分析说，当中美建交时，中美关系是一段非常简单的关系，后来中国开放经济，中美之间从一段面对共同敌人的战略关系转向如何处理一段包括更多议题的关系，比如如何处理好经济关系。“两国关系内容变得更加广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迹象，但也由此产生了更多问题，而中美之间未能解决问题，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在他看来，中美要解决这些争端和冲突需要更多的战略性对话，比如美国怎么能够在国际体系当中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以及中国如何让美国能够安心，能够更尊重国际规则和秩序。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在发言中说，中美关系正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中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找到新的交往路径，应能实现某种“竞合”（coopetition）态势，即保持必要的互利合作，管控好不可避免的良性竞争。这是比较理想的前景。“但在美国的决策思维中有一股力量在推动对华政策走向全面对抗，其动员力和影响力都在扩大。”
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趋于严峻，认定中国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世界的权力，因此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这是在对中国意图曲解基础上的一种严重误判，傅莹指出。
她还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挑战在于能否让彼此信服，继续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构建合作共赢、良性竞争的新型关系。
对于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诱因，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尼尔·沃林（Neal Wolin）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基本问题。首先是一个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在美国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削弱美国，因此要防止中国继续成长;双方也有基于制度和文化的差异。
“双方都有一些抱怨，双方都认为各自是目前局势的受害者，现在双方没有互信。”沃林说。
7月3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国会成员的公开信。这封标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由百名来自美国学界、外交政策界、商界等领域的资深亚洲及中国问题专家联合签署。
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是导致过去两年中美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沃林分析说。在他看来，特朗普非常关注双方的贸易失衡，认为这是双边贸易关系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特朗普将贸易视为零和游戏，认为中国是赢家，美国是输家，所以非常喜欢用关税这个工具来平衡贸易。但沃林同时指出，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是起源于特朗普总统，即便他下台也还会继续下去。
如何找到中美关系的出路？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的董云裳（Susan A.Thornton）认为，应该从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开始。
第一个原则是美国并不会给中国带来生存的威胁，中国也不会对美国带来生存性的威胁，中美之间可以也必须在全球的体系下共存。第二个原则是一旦设立了一个正面的框架之后，如何解决贸易金融和投资方面的问题，如何促进科技的发展，促进人类之间的沟通，如何管理全球化和环境的退化等问题都需要合作来解决。
在基辛格协会副会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看来，美国最大的赤字其实并不是贸易的赤字，而是双方互信的赤字，在两个国家之间刚刚建立关系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互信，虽然说可能我们很多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至少双方是互信的，希望能够找到有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问题，但是现在这种互信关系受到了伤害。
中美贸易冲突的持续时间超出了很多人的预估。自去年2月以来，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已经举行了12轮，第13轮将于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认为，按目前的情况短期内很难达成协议。“如果保持目前的关税，中国肯定不同意;要达成协议的话，必须取消目前的关税，否则最终可能就是中美双方的贸易战会持久地进行下去，对两个国家都带来巨大的伤害，而且会增加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
曾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助理雷明（Claire Reade）有丰富的贸易谈判经验。她对《财经》记者表示，双方想要达成协议需要中国的行动和做出改变的强烈欲望，但改变不是因为有人要求这么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发言中也指出，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开放政策，但中国不是通过对外谈判，而是自主地决定扩大开放。
中美“外交二代”对话
9月7日，论坛还设立了关于中美建交40周年的特别讨论环节，参与讨论的嘉宾多是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过程主要参与者的后代，其中包括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王炳南之子王波明、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之子章百家、美国前总統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第三个儿子尼尔·布什以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之子马克·布热津斯基等人。 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特别为当天的讨论录制了一段视频。他说，中国和美国是在技术、政治经验、历史方面最有能力来影响世界进步与和平的国家。两国都有责任为世界和平与世界进步找到合作方式，解决面对的重大问题。
《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回顾了在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中美是如何展开接触的。他的父亲王炳南在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期间参与了中美建交前的多轮大使级秘密谈判。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直到1954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才展开第一次接触。那次会议也酝酿了一个机制，即在中美之间举行大使级谈判。1955年，王炳南被派到华沙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
从1955年到1969年，中美两国大使一共举行了136轮谈判，谈判涉及的内容包括中朝战俘遣返、台湾海峡、钱学森如何回到中国等。“（中美两国）在华沙解决的问题十分有限。”王波明说。
在第135轮谈判举行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上台，他当时释放出试探双方能不能缓和关系的信号。在其后第136轮的谈判中，中方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想派人到中国来，中国政府会正式提出邀请。正是中美大使级谈判的铺垫带来了1971年基辛格的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实现访华，他的访问也被视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直至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以史为鉴，中美大使级谈判谈了15年，从敌对状态谈到关系慢慢缓和，说明双方要保持接触，王波明说。他坦言，在136轮谈判中，除了讨论一些具体的议题，很多时间在互相批评和指责，但这也比不接触要好。
“谈就可以避免误判，就可以摸明白双方意向。136轮谈判说明中美关系一定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双方有足够的智慧能解决中美面临的问题。”王波明说。
乔舒亚·库珀·雷默是基辛格协会联合首席执行官、副会长，他提出的描述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曾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雷默表示，基辛格重视中美各个层面的交流，认为在不同的领域都可以进行交流，他觉得两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区别，但在其他的问题上可以追求合作，而这些合作的领域越多，两国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基辛格这样做的目的是，即使我们在有的领域存在分歧，只要在很多领域存在合作和交流，就可以使两国关系在正轨上发展。”雷默说。他同时指出，中美关系进入了第四代的发展，和过往三代不同的情况是，目前合作的领域在下降，而对抗的领域在增加，所以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和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基辛格的经验是，通过合作使双方在不同领域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尼尔·布什是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第三子，也是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早在1975年他就曾随父亲访华，是中美关系40年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尼尔·布什表示自己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父亲观点的影响，以及他自己在过去44年140多次访华的影响。
“我的父亲始终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共同点是远远多于分歧点。其实在历史上中美之间是有深厚友谊的，他和我都认为我们双方之间的友谊是足够的深厚，可以应对目前中美关系的台风。”尼尔·布什说。
对于中美关系，尼尔·布什认为人们的行为是与假设有关的。如果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他们就会对中国采取一种敌对、具有侵略性的政策。“但如果了解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在强盛时征服别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看历史预测未来。”
马克·布热津斯基的父亲是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正是在布热津斯基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期间，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尼克松在1972年的访华虽然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但中美之间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中美正式外交关系尚未建立。
对于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马克·布热津斯基总结说：“他们同意有一些分歧可以暂且放在一边，这实际上成为卡特和邓小平實现中国和美国建交非常重要的手段。”
他表示，美中之间当时通过将分歧放在一边来实现平衡，这是我们如今应该从中学到的经验或者教训。与此同时，在意识到两国之间相互依赖的这一背景下来解决存在的分歧。
“中美在过去的40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一段关系的发展，但是两个国家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马克·布热津斯基说。
马克·布热津斯基如今出任布热津斯基战略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也是美国前驻瑞典大使。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1年，当时他们一家受邓小平的邀请去重走长征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表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了自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困难时期。建交以来的40年来，中美关系虽不无曲折，但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早已超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章百家的父亲章文晋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曾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作为周恩来的翻译兼秘书，章文晋也是最早介入中美关系事务的人物之一。
章百家分析说，当前中美关系急剧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发起贸易战等一些因素造成的。尽管在近期内，中美关系可能继续下滑;但形势的发展会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中国不是美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源，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打压中国无益于美国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只能使情况更坏，中美关系仍有可能度过目前的困难。
“当两国建交时，现在的发展是难以想见的。我相信，如此丰富的经历所产生的经验，使我们有可能度过当前这样一个困难时期。”章百家说。他将中美交往的历史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算起的235年划分为如下阶段：两国关系先是经历了长达150多年的疏远;从1941年到1946年的战时同盟;从1949年到1970年的对峙与隔绝;从1971年到1978年的解冻;之后是40年的发展。
“中国和美国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是世界上年轻的但是老牌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古老但是新兴的现代化国家。两者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都不一样，由于不同产生了一种吸引力，但由于不同在双方靠近之后会产生更多矛盾。”章百家说。
历史上处理中美关系的经验和教训仍适用于目前的困难时刻，其中包括如何避免紧张关系的升级、防止陷入对抗;认识彼此的力量及其限度，消除恐惧，建立互信;塑造适合时代需要的、良好的中美关系需要智慧和创造性，需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就是最经典的案例。”章百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