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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法了解毒品过境地区HIV感染者对相关知识和政策的了解及受益情况，以及其对相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状况，进而针对该地区艾滋病疫情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建议。
关键词：毒品过境；艾滋病；政策；需求
云南省自1989年首次在吸毒者中成批发现146名艾滋病感染者以来，一直都是毒品和艾滋病的重灾区。经过多年的治理，累计报告HIV感染者和患者人数依然高居全国之首。这跟云南省的特殊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众所周知，云南是东南亚毒品进入中国大陆的主要通道。由于毒品的过境而引发的贩毒、吸毒问题，以及因吸毒而引发的艾滋病问题，是云南省艾滋病疫情高居不下的客观因素。然而，在客观因素之外，针对艾滋病的相关防控、救助政策是否有效，以及政策本身是否有问题？基于政策循证的视角，项目组于2010年5月底在云南省L市下属的3个县区做了初步调查。此次调查的结果以及相关资料还可为今后毒品过境地区的艾滋病防治策略选择以及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第一，调查对象。随机抽取L市下属的3个县区戒毒所中的部分HIV感染者以及美沙酮治疗点的部分感染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
第二，方法与内容。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法了解HIV感染者对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态度、以及对相关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使用及需求情况。
第三，资料处理。全部问卷资料由调查员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然后输入计算机，再利用SPSS17.0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份，回收有效问卷46份，有效回收率92%。调查对象年龄主要集中在21岁-45岁之间，69.6%为男性。民族分布则主要以佤族、汉族、傣族为主，分别占总数的47.8%、43.5%和4.3%。文化程度则主要以初中为主。其中89.1%的感染者为无业人员和农民。
（一）防艾知识对行为的引导出现断层
在对艾滋病的知晓方面，85%以上的被调查者都知道艾滋病及其危害性。在对艾滋病三种传播途径的认识上，虽然有一部分感染者不能完全准确回答出三种传播方式，但却无人选择不知道。这说明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和宣传教育，HIV感染者对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都有一定的了解。
此外，尽管有95.7%和97.8%的人认为共用注射器和性行为会传染艾滋病，但在安全性行为的问题上，仍有2.2%的人从不使用安全套，39.1%的人会偶尔使用，仅有32.6%的人能做到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高达67.4%和45.7%的人认为共用牙刷和剃须刀不会传染艾滋病。可见，虽然被调查者对艾滋病及其传播方式、以及如何采取保护措施，避免传染给其他人都有所了解。但在实际生活中，其防范意识并不强。也就是说，HIV感染者所掌握的防艾知识并未对其行为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二）毒品的易获性导致艾滋病在吸毒者中快速传播
在被调查的46名艾滋病感染者中，87%的受访者是通过注射吸毒而感染，8.7%的受访者是通过性行为而感染，另有4.3%的受访者是通过商业性行为而感染。此外，根据个案访谈得知，多数吸毒者或因吸毒而感染HIV的感染者都是因为“自己的小伴（朋友）去缅甸买毒品”回来分给自己吸，从而染上毒瘾，继而感染艾滋病的。他们开始基本都是唆食，后来发展为注射，几乎所有受访者表示在注射前从未对注射器进行消毒，以致于因为共用未经消毒的注射器而感染艾滋病。
（三）防艾政策营销不力，公共产品送达存在局限
2004年，云南省结合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通过并颁布了《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同时配套实施“艾滋病防治六项工程”，俗称“一办法六工程”。并围绕这些政策，开展了各项防治艾滋病工作以及针对艾滋病患者的相关救助工作。但调查发现，高达26.1%的感染者并不知晓相关政策，仅有63%的感染者“听说过或了解一点”。在被问及相关政策的获益时，28.3%的感染者认为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63%的认为有一点点帮助。调查结果表明，艾滋病关爱救助相关政策的营销与行政效率仍有较大问题，公共产品的送达局限，表现在覆盖面较窄，部分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未能从现行的政策中获益，加上该人群安全性行为的问题，直接影响到艾滋病控制政策的效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四）公共产品供给种类和效率难以满足感染者需求
就“最近一年您所接触到的服务”的调查数据显示，82.6%的受访者表示接受过艾滋病自愿检测服务；76.1%的受访者接受过免费安全套的发放服务；67.4%的受访者接受过清洁针具交换服务；47.8%的受访者接受过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培训。在被问及是否收到过用本民族语言编印的禁毒防艾宣传材料时，51.2%的受访者认为从来没收到过类似资料。
需求调查数据显示，91.3%的受访者希望获得医疗和社会保障或经济援助；84.8%的受访者希望能获得就业机会；82.6%的受访者希望能得到艾滋病自愿检测及防治相关服务；69.6%的受访者希望能获得法律及心理康复援助；65.2%的受访者希望获得家庭及婚姻辅导。
政府作为艾滋病防治的主体持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但相对于艾滋病患者多样性的需求，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仍难以满足其需求。公众对与艾滋相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既有经济的，也有医疗的；既有心理的，还有人际交往的；既有家庭方面的，还有社会方面的。而目前政府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经济和医疗方面的支持，对心理和人际关系等方面涉及的较少。何况就算是经济和医疗方面的帮助，政府能提供的也十分有限，亟待完善。
三、结论和建议
（一）转移防艾工作重心，重视行为防范教育
通过宣传教育，艾滋病感染者对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在实际生活中，其防范意识依然不高。表现在高达67.4%和45.7%的人认为共用牙刷和剃须刀不会传染艾滋病，而且仅有32.6%的感染者每次性行为都会使用安全套。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在实际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应该注重行为、意识的引导教育。作为政府部门而言，应尽快将防艾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行为的防范和倡导上，以免因为艾滋病感染者的防范意识缺乏而造成艾滋病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二）加强部门协作，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疫情特点，应尽快建立并健全禁毒防艾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调查得知，在毒品过境地区，吸毒是诱发艾滋病广泛流行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公安禁毒部门除了切实做好“堵源截流”的工作之外，还应加强对吸毒者的管教工作，掐断毒品与艾滋病之间的链条，从根本上遏制艾滋病的传播。同时，防艾部门也应注重并加强与公安禁毒部门之间的协作。充分发挥部门优势，职能优势，建立起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
（三）加大政策营销力度，扩大政策覆盖面
艾滋病关爱救助相关政策的营销力度不够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使得公共产品的送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覆盖面较窄，部分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未能从现行的政策中获益。这直接影响了艾滋病控制政策的效果。因此，对于艾滋病相关关爱救助政策的制定，应该是在充分了解其需求的基础上，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采用当地群众所喜闻乐见，且容易接受的的形式广泛宣传，让每位感染者都明白自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哪些帮助，变以前的被动供给为主动索取，从而扩大政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四）引入多元化供给主体，扩大服务种类和范围
政府作为艾滋病防治的主体，持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但相对于艾滋病患者多样性的需求，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较单一，仍难以满足其需求。这就需要我们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应该针对患者的需求层次和种类，予以特殊对待。必要时，可以借助民间力量，引入多元化供给主体，以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种类和范围，弥补政府在艾滋病治理及其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不足，尽可能满足感染者的基本需求，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DB/OL].
2、卓家同.中国现行艾滋病防控策略不足与缺陷及其完善分析与探讨[J].应用预防医学,2008(4).
3、董斌,靳馀.基层艾滋病防治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医学,2010(l5).
4、杨朝.云南禁毒与防治艾滋病教育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3).
5、姜毅.艾滋病群体社会保障问题分析[J].社科论坛,2010(3).
＊本文属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课题“毒品过境地区艾滋病防控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J0016）；云南财经大学经济与行为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关键词：毒品过境；艾滋病；政策；需求
云南省自1989年首次在吸毒者中成批发现146名艾滋病感染者以来，一直都是毒品和艾滋病的重灾区。经过多年的治理，累计报告HIV感染者和患者人数依然高居全国之首。这跟云南省的特殊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众所周知，云南是东南亚毒品进入中国大陆的主要通道。由于毒品的过境而引发的贩毒、吸毒问题，以及因吸毒而引发的艾滋病问题，是云南省艾滋病疫情高居不下的客观因素。然而，在客观因素之外，针对艾滋病的相关防控、救助政策是否有效，以及政策本身是否有问题？基于政策循证的视角，项目组于2010年5月底在云南省L市下属的3个县区做了初步调查。此次调查的结果以及相关资料还可为今后毒品过境地区的艾滋病防治策略选择以及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第一，调查对象。随机抽取L市下属的3个县区戒毒所中的部分HIV感染者以及美沙酮治疗点的部分感染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
第二，方法与内容。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法了解HIV感染者对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态度、以及对相关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使用及需求情况。
第三，资料处理。全部问卷资料由调查员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然后输入计算机，再利用SPSS17.0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份，回收有效问卷46份，有效回收率92%。调查对象年龄主要集中在21岁-45岁之间，69.6%为男性。民族分布则主要以佤族、汉族、傣族为主，分别占总数的47.8%、43.5%和4.3%。文化程度则主要以初中为主。其中89.1%的感染者为无业人员和农民。
（一）防艾知识对行为的引导出现断层
在对艾滋病的知晓方面，85%以上的被调查者都知道艾滋病及其危害性。在对艾滋病三种传播途径的认识上，虽然有一部分感染者不能完全准确回答出三种传播方式，但却无人选择不知道。这说明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和宣传教育，HIV感染者对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都有一定的了解。
此外，尽管有95.7%和97.8%的人认为共用注射器和性行为会传染艾滋病，但在安全性行为的问题上，仍有2.2%的人从不使用安全套，39.1%的人会偶尔使用，仅有32.6%的人能做到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高达67.4%和45.7%的人认为共用牙刷和剃须刀不会传染艾滋病。可见，虽然被调查者对艾滋病及其传播方式、以及如何采取保护措施，避免传染给其他人都有所了解。但在实际生活中，其防范意识并不强。也就是说，HIV感染者所掌握的防艾知识并未对其行为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二）毒品的易获性导致艾滋病在吸毒者中快速传播
在被调查的46名艾滋病感染者中，87%的受访者是通过注射吸毒而感染，8.7%的受访者是通过性行为而感染，另有4.3%的受访者是通过商业性行为而感染。此外，根据个案访谈得知，多数吸毒者或因吸毒而感染HIV的感染者都是因为“自己的小伴（朋友）去缅甸买毒品”回来分给自己吸，从而染上毒瘾，继而感染艾滋病的。他们开始基本都是唆食，后来发展为注射，几乎所有受访者表示在注射前从未对注射器进行消毒，以致于因为共用未经消毒的注射器而感染艾滋病。
（三）防艾政策营销不力，公共产品送达存在局限
2004年，云南省结合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通过并颁布了《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同时配套实施“艾滋病防治六项工程”，俗称“一办法六工程”。并围绕这些政策，开展了各项防治艾滋病工作以及针对艾滋病患者的相关救助工作。但调查发现，高达26.1%的感染者并不知晓相关政策，仅有63%的感染者“听说过或了解一点”。在被问及相关政策的获益时，28.3%的感染者认为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63%的认为有一点点帮助。调查结果表明，艾滋病关爱救助相关政策的营销与行政效率仍有较大问题，公共产品的送达局限，表现在覆盖面较窄，部分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未能从现行的政策中获益，加上该人群安全性行为的问题，直接影响到艾滋病控制政策的效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四）公共产品供给种类和效率难以满足感染者需求
就“最近一年您所接触到的服务”的调查数据显示，82.6%的受访者表示接受过艾滋病自愿检测服务；76.1%的受访者接受过免费安全套的发放服务；67.4%的受访者接受过清洁针具交换服务；47.8%的受访者接受过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培训。在被问及是否收到过用本民族语言编印的禁毒防艾宣传材料时，51.2%的受访者认为从来没收到过类似资料。
需求调查数据显示，91.3%的受访者希望获得医疗和社会保障或经济援助；84.8%的受访者希望能获得就业机会；82.6%的受访者希望能得到艾滋病自愿检测及防治相关服务；69.6%的受访者希望能获得法律及心理康复援助；65.2%的受访者希望获得家庭及婚姻辅导。
政府作为艾滋病防治的主体持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但相对于艾滋病患者多样性的需求，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仍难以满足其需求。公众对与艾滋相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既有经济的，也有医疗的；既有心理的，还有人际交往的；既有家庭方面的，还有社会方面的。而目前政府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经济和医疗方面的支持，对心理和人际关系等方面涉及的较少。何况就算是经济和医疗方面的帮助，政府能提供的也十分有限，亟待完善。
三、结论和建议
（一）转移防艾工作重心，重视行为防范教育
通过宣传教育，艾滋病感染者对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在实际生活中，其防范意识依然不高。表现在高达67.4%和45.7%的人认为共用牙刷和剃须刀不会传染艾滋病，而且仅有32.6%的感染者每次性行为都会使用安全套。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在实际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应该注重行为、意识的引导教育。作为政府部门而言，应尽快将防艾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行为的防范和倡导上，以免因为艾滋病感染者的防范意识缺乏而造成艾滋病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二）加强部门协作，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疫情特点，应尽快建立并健全禁毒防艾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调查得知，在毒品过境地区，吸毒是诱发艾滋病广泛流行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公安禁毒部门除了切实做好“堵源截流”的工作之外，还应加强对吸毒者的管教工作，掐断毒品与艾滋病之间的链条，从根本上遏制艾滋病的传播。同时，防艾部门也应注重并加强与公安禁毒部门之间的协作。充分发挥部门优势，职能优势，建立起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
（三）加大政策营销力度，扩大政策覆盖面
艾滋病关爱救助相关政策的营销力度不够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使得公共产品的送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覆盖面较窄，部分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未能从现行的政策中获益。这直接影响了艾滋病控制政策的效果。因此，对于艾滋病相关关爱救助政策的制定，应该是在充分了解其需求的基础上，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采用当地群众所喜闻乐见，且容易接受的的形式广泛宣传，让每位感染者都明白自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哪些帮助，变以前的被动供给为主动索取，从而扩大政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四）引入多元化供给主体，扩大服务种类和范围
政府作为艾滋病防治的主体，持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但相对于艾滋病患者多样性的需求，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较单一，仍难以满足其需求。这就需要我们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应该针对患者的需求层次和种类，予以特殊对待。必要时，可以借助民间力量，引入多元化供给主体，以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种类和范围，弥补政府在艾滋病治理及其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不足，尽可能满足感染者的基本需求，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DB/OL].
2、卓家同.中国现行艾滋病防控策略不足与缺陷及其完善分析与探讨[J].应用预防医学,2008(4).
3、董斌,靳馀.基层艾滋病防治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医学,2010(l5).
4、杨朝.云南禁毒与防治艾滋病教育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3).
5、姜毅.艾滋病群体社会保障问题分析[J].社科论坛,2010(3).
＊本文属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课题“毒品过境地区艾滋病防控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J0016）；云南财经大学经济与行为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