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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没有见过面。但这并不等于说二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只不过，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以特殊方式进行，蒋介石在晚年还曾密约毛泽东访台。
蒋介石不想分裂中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6月27日,杜鲁门以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当时的蒋介石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以他自己的兵力,不可能守住台湾,因此,他希望美国第七舰队能长期停留在台湾海峡；另一方面他也看出美国人有分裂中国的阴谋,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只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
因此，在美国人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之前和他商谈此事时，他没有同意，而且决定即使第七舰队撤离台湾，他也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所以，6月28日，经蒋介石授权，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但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他特意在声明中表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
上世纪50年代末，在国民党的眼皮下，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情况：台湾有些人，包括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也打出了民主选举的旗号，要竞选“总统”。原来，这背后有美国人的阴谋。
美国人见蒋介石对美国搞“两个中国”不配合，就打算把蒋介石换掉，让另外一个更听美国话的人来当“总统”。在美国人的活动下，台湾政坛上出现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有人推举陈诚，也有人推举胡适。胡适是个亲美派头子，但他是个文人，没有从政经验，被选上“总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美国人就倾全力支援陈诚。
美国人支援陈诚竞选,是为了让陈诚当选后,在政治上实现一种过渡,让蒋放弃权力,他们也就便于挟持陈诚搞“两个中国”了。蒋介石对美国人搞这一套阴谋很清楚。他表面上说同意搞民主竞选,但实际上从来不打算放弃权力。
正当此时，毛泽东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了这样的话：“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凡在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毛泽东是特意在外宾面前讲这些话的。这些话也确实造成了很大国际影响。后来蒋介石能够在所谓“总统选举”中获胜，再次当上“总统”，与毛泽东特意讲这些话，给他一定程度上的支援，是有关系的。
首次派人互相沟通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蒋介石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当时已改名北京，但国民党仍用旧称)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选。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虚实。宋宜山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可以以探亲的名义成行。
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周恩来在北京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宋宜山坦言，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周恩来一席话，使宋宜山如沐春风，过去对共产党的种种疑虑一扫而光。
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曹聚仁接过国共密谈穿针引线接力棒
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蒋经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
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达北京。周恩来在听了曹介绍的蒋介石的意愿之后，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针。周恩来说，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目的，就是实现祖国统一。对于台湾，“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曹聚仁，对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打算。毛泽东表示：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中起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毛泽东制定“一纲四目”
炮击金门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曹聚仁。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当在场的有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那么，台湾人民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吗？”毛泽东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周恩来都向曹聚仁谈了“一纲四目”。他们怕蒋介石不放心，还于1963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陈诚二人关系都比较好的张治中致信陈诚，在信中转达了“一纲四目”的基本内容。
“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是：“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曹聚仁到台北后，向蒋氏父子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沟通。经过一番努力，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晚年蒋介石密约毛泽东访台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
晚年，蒋介石经常想起他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正在蒋介石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大陆，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选择。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
曹聚仁逝世后,骨灰运回大陆安葬,周恩来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人来了。毛泽东派的这个人，是章士钊。当时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愿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随侍。章先生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不料，章先生由于劳累，休息不好，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蒋介石不想分裂中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6月27日,杜鲁门以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当时的蒋介石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以他自己的兵力,不可能守住台湾,因此,他希望美国第七舰队能长期停留在台湾海峡；另一方面他也看出美国人有分裂中国的阴谋,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只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
因此，在美国人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之前和他商谈此事时，他没有同意，而且决定即使第七舰队撤离台湾，他也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所以，6月28日，经蒋介石授权，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但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他特意在声明中表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
上世纪50年代末，在国民党的眼皮下，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情况：台湾有些人，包括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也打出了民主选举的旗号，要竞选“总统”。原来，这背后有美国人的阴谋。
美国人见蒋介石对美国搞“两个中国”不配合，就打算把蒋介石换掉，让另外一个更听美国话的人来当“总统”。在美国人的活动下，台湾政坛上出现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有人推举陈诚，也有人推举胡适。胡适是个亲美派头子，但他是个文人，没有从政经验，被选上“总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美国人就倾全力支援陈诚。
美国人支援陈诚竞选,是为了让陈诚当选后,在政治上实现一种过渡,让蒋放弃权力,他们也就便于挟持陈诚搞“两个中国”了。蒋介石对美国人搞这一套阴谋很清楚。他表面上说同意搞民主竞选,但实际上从来不打算放弃权力。
正当此时，毛泽东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了这样的话：“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凡在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毛泽东是特意在外宾面前讲这些话的。这些话也确实造成了很大国际影响。后来蒋介石能够在所谓“总统选举”中获胜，再次当上“总统”，与毛泽东特意讲这些话，给他一定程度上的支援，是有关系的。
首次派人互相沟通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蒋介石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当时已改名北京，但国民党仍用旧称)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选。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虚实。宋宜山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可以以探亲的名义成行。
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周恩来在北京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宋宜山坦言，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周恩来一席话，使宋宜山如沐春风，过去对共产党的种种疑虑一扫而光。
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曹聚仁接过国共密谈穿针引线接力棒
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蒋经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
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达北京。周恩来在听了曹介绍的蒋介石的意愿之后，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针。周恩来说，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目的，就是实现祖国统一。对于台湾，“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曹聚仁，对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打算。毛泽东表示：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中起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毛泽东制定“一纲四目”
炮击金门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曹聚仁。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当在场的有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那么，台湾人民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吗？”毛泽东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周恩来都向曹聚仁谈了“一纲四目”。他们怕蒋介石不放心，还于1963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陈诚二人关系都比较好的张治中致信陈诚，在信中转达了“一纲四目”的基本内容。
“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是：“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曹聚仁到台北后，向蒋氏父子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沟通。经过一番努力，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晚年蒋介石密约毛泽东访台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
晚年，蒋介石经常想起他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正在蒋介石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大陆，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选择。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
曹聚仁逝世后,骨灰运回大陆安葬,周恩来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人来了。毛泽东派的这个人，是章士钊。当时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愿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随侍。章先生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不料，章先生由于劳累，休息不好，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