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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刚博士毕业不久，带了一个学院新人的兴奋和焦灼，正在摸索学术“志业”下一步展开的方向。那个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已“不再年轻”，但经历了新思潮、新方法的多番洗礼，正一片欣欣向荣，向“多元共生”的格局大尺度敞开，无论前后左右，自由扩容，还是翻转标准，释放“被压抑”之种种，对于后来者而言，仍有很大的驰骋空间。然而，一些困惑其实也在积累，特别是“多元共生”格局的生成，有赖于原有价值系统的“解纽”，伴随了这一过程，某种学科内在紧张感、针对性，似乎也在悄然流失中。在师长们的教诲下，年轻人兴冲冲“重返历史的现场”，但“重返”的结果，在呈现更丰富的细节和差异之外，却往往还是落入既有的认识格局。这样的氛围里，读到了程凯的博士论文《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运动”发生的历史考察》，当时感受到的冲击力，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然，讨论国民革命时期“革命文学”论争的展开，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前人研究已相当成熟，即便于“现场”中深度耕耘，发掘更多稀见史料，仍难免受制于八九十年代文化反思形成的若干结论。但程凯跨出了极大的一步，与其说“重返”了现场，不如说“重构”了现场，将“革命文学”的起源、兴起和国民革命的总体进程关联起来，一方面勾勒出革命形势的起伏、涨落，如何深刻塑造了一个时代不同文学者的思想、心态、表述和抉择；另一方面，更是沿着文学论争的脉络，切入了现代革命政治与文化的诸多核心议题。这项研究不简单在文学研究中，引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维度，更进一步在“文学与政治的交错”中构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内在分析视野，其隐含的方法论意义，相对于具体的结论，或许更值得认真对待。
当年的论文已具相当的开创性，没想到它后来一直还在成长，不断卷入新的话题，培植更纵深的论述骨干。二○一四年春，拿到了厚厚的一本《革命的张力》，据后记交代，新增与改写的部分，占到了全书的三分之二，那个长长的副标题—“‘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说明了论述范围的拓展：向前延伸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危机的显露，向后至左翼文学稳定形态的生成；在空间上，也移步换景，分别聚焦于北京、广州、上海、武汉，一幅宏阔又错综的历史长卷，由此被徐徐地展开。看得出，在不同章节的转换上，作者有意造成了一些时间、空间、人事上的衔接感，以形成叙述的连贯，但这并没有带来一种从容的“讲故事”风格（在当代读者中，这种风格总是被普遍期待的）。他的意图显然不是要将这段历史放入某种绵密又妥帖的逻辑中，以消除其内部的分歧、冲突，而恰恰是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不轻松带过，做顺畅的、自洽的理解，始终保持了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思辨强度，通过不断构造问题的方式，来获取对历史脉络的洞察。即如全书“导言”部分，就借讨论朱自清一九二八年的著名自剖《那里走》，在“五四时代”与“革命时代”的关系这一主脉问题上，引申出一连串峻急的追问：“如何理解二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型革命政治的内在历史源头，尤其是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如何定位？”在革命政治的决定作用之外，“左翼文学”以及“革命文学”自身展开的脉络为何？“它从其他文学形态中分离、生长出来的前提是什么？它由哪些不同的文化、政治因素组合而成？它的内在结构如何把握？它的参与者的主体状态是什么，如何形成，又遭遇什么样的困惑，怎样应对？它利用何种条件、以何种方式在政治环境中创造自己相对独立的批判性文化空间？……”
这一长串密不透风的，甚至气喘吁吁的追问，并非源自有关左翼文学如此这般的后设评价，而是紧紧扣住其自身分离、生长、合成的逻辑，规划了全书整体的思考框架。有意味的是，对于这本高度思辨性的著作，程凯自己的定位却很简单，即所谓新文学史主脉论题的“重新研究”。二○一四年底，以《革命的张力》出版为契机，在社科院文学所召开的小型研讨会，也是以“新文学的‘重新研究’”为中心议题。那么，该怎么理解“重新研究”这简单的四个字？依照“后记”中的描述，如果它是指“将一些从革命史中分离出来的新文学问题重新结合革命史的视域加以考察”的方法，那么这一方法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将“分离”的部分“结合”或“放回”总体性的历史视域，步骤又有哪些？在近三十年学科范式的转移、迁变中，“重新研究”与“重写文学史”、“再解读”、“重返现场”等，又构成何种关联？读罢全书，这些问题或许都值得考虑。
毋庸多言，无论“重写”、“再读”，还是“重返”，此前学科方法、视角的一系列新变，都意在撬动甚或颠覆先在的历史叙述，“重新研究”无疑也延续了这一学科创新的动能，对以往论述框架的不断清理、检讨，也贯穿了全书的写作。然而，正如十年前的博士论文已隐约显露的那样，这项研究还包含了逆向反省的意图。简言之，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曾经的“显学”，曾是革命史教育的一部分，后又因寄托了文学现代化的理念，而成为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策源地。现如今，随着一系列“重写”、“再读”、“重返”，文学史写作早已从固化的革命史或现代性逻辑中游离出来，“现代”作为一种时间维度的作用愈发凸显，打通新旧、跨越文史，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向一门综合的历史文化学科、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大文学史”转换。然而，历史写作的目的，除去“了解的兴趣”与创新的冲动，在根本上仍会涉及怎样从历史中提问、获取认识性价值的问题。现代文学学科的不断扩容，在释放诸多可能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某种“稀释”的效果，导致新文学与现代历史，尤其是革命史内在紧张的消解，甚至导致提问能力的普遍弱化。如果在这一趋势中“逆向”而动，那么首先意味着要挣脱惯性，不简单用现象和差异瓦解“主流”，或依靠过去结论的“反题”来推进认识，而是恢复一种学科总体又内在的视野，重新在二十世纪革命实践的内部理解新文学的历史。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将新文学重新“结合”或“放回”，并非是指跨越文学史和革命史的学科边际，将两种不同的视域拼接、互嵌，因为无论是文学史还是革命史，本身都不应是固化的板块，“结合”过程其实是板块粉碎的过程，让文学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在破除各自固化认识的前提下“相互激荡起来”。为此，“结合”或“放回”不得不采用历史与理论的“深描”方法。 所谓“深描”，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说法。在人类学研究的领域，由于人类行为发生在复杂的交互网络中，研究者不能外在、抽象地考察，必须深入到特定群落生活世界的“稠密”之处，把握各种关系，进行有想象力的解读。事实上，文学史、革命史之间动态的、立体性的关系，同样聚合于这种“稠密”之中。对于《革命的张力》基本的论述方式，相信读者也不难体会：一方面，贴近特定的个体的言论、实践、主体状态，以沈雁冰、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为线索，深入到一组组文化实践与政治实践“动态关系”中，并在“裂缝和‘症候’中体察其心态、立场和思路”；另一方面，如何处理“决定”与“非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构、布局，更是“深描”成功的关键。面对“五四”落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大革命失败等一系列枢纽性时刻，作者的方式似乎是，尽可能占有更多材料，从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多种维度，考察各方回应及革命政党的策略调整，由此把握特定时刻、事件及个体选择背后的总体的“问题结构”。
比如，论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北京新文化言论界的顿挫，“三一八”被看作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五四”时代的方式难以为继，《语丝》、《现代评论》、《猛进》等知识群体希望延续“思想革命”方案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集团化、政党化的现实，探索不同的言论可能。在这一“问题结构”中，《现代评论》与《语丝》之争的老话题，不仅可以提升至另一个层面来讨论，这一“顿挫”时刻所凝聚的历史动力，也获得了纵深的理解。同样，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探讨，由于跳出“后设”的党派结构或鲁迅立场，着眼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激进青年的处境和选择，这一探讨不再纠结革命与文学的关系，而触及论争背后的集体诉求：在革命实践受挫之际，陷入迷惘的革命青年希图以“理论斗争”的方式，重新寻找、确立方向和自身的主体。
在总体的历史或理论视域中，讨论文学的文本或现象，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这一点无需更多强调。深感学科优势不再，大家早已纷纷死磕社会研究、文化理论，以求能高屋建瓴、纵横跨界。可以探讨的是，总体视域的形成可以出自宏大理论、方法的精巧叠架，但在涵盖一切、表征一切的同时，却不一定遭遇“稠密”之中的真问题，不一定带来真正有效的洞察。这一提醒属于老生常谈，却有不断自我敲打的必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现代文学学科重建过程中，王瑶先生曾多次强调研究要注意“上下左右的联系”。这所谓“上下左右”，不单指向文学主题、风格、现象背后的联系，同时也指向了学科自身固有的总体视域，即新文学的实践从来不是孤立展开的，而应作为现代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一部分去看待。或许在王瑶先生看来，现代文学学科的当代“转型”，需要纳入新角度、新方法，但这一“传统”视域仍不可或缺。换言之，注意“上下左右的联系”，也就是指一种内部思考的方式，在历史实践进程中分清主次矛盾、辨析各种“问题结构”的眼光和能力。因而，主动回到二十世纪的革命史“视域”中去提问，“重新研究”无形中暗含了对学科固有传统的重申。
借助全局与细部之间的伸缩、收放，“深描”的技术能够将特定时刻的“问题结构”呈现出来，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则是怎样提取原理性的思考，以形成对历史纵深走向的认识。以第六章《当还是不当“留声机”与革命思想的更生》为例，程凯选取了一个特别的细部—郭沫若与李初梨之间有关“留声机器”的争论，围绕这个特殊比喻的使用，顺藤摸瓜，“不厌其烦”地钩沉出二人主张背后的理论资源、思想逻辑，使这一看似不甚紧要的“留声机器”之争，显示出重大的理论意义：在大革命挫败的现实挤压下，革命者的道路选择，如何从单纯的政治认同转向内在的意识斗争，李初梨等人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当时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上的某种缺失”。可以想象的是，如后续讨论只满足于双方观点的概括、比较，那么这一原理性思考的契机，就很容易被滑过。但原理性的讨论，并不止于原理的提出，“原理”本身又必须不断在现实情境中加以检验。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成员“不当一个留声机器”的主张，包含了无产阶级意识内在获取的自觉，这一方式的可能性却没有被高估，程凯随即指出了困境：如果失去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机能性往返，“意识斗争”仍难免落入某种“突变”模式，落入某种自以为“正确”的状态。另外，在具体实践的层面，“意识斗争”也不得不与现实的政党政治遭遇，内在的主体能动性能否保持也成为疑问。由此，革命实践与革命内在主体确立的关系，这一原理性命题的紧张性、艰巨性被凸显了出来，而对于该命题的呼应、重述，也持续回荡于后来的革命文艺或政治言论中。
总之，在延展又辩难的论述中，过去板结的历史叙述不仅被打碎，新的“硬化”仿佛也得到了自觉抵制，“重新研究”由是呈现为一个打破封闭，聚拢问题又“荡开来”的过程，原理性的命题被不断提出，又在历史的延宕中，不断被扩展、深化。有的时候，“荡开来”的效果，不一定完全来自辩证的“深描”技术，依靠强大的思辨性“翻转”，也能打开豁然开朗的认识层面。第七章论及鲁迅特殊的发言位置时，下面这段话已说出了这一可能：
在各种“正确”立场下映照的是鲁迅的“不正确”，但他恰恰要面对各种“正确”翻转自己的“不正确”，使之成为各种“正确”理念不能容纳、不能消化但又必须面对的真实—对革命者而言是现实的落后，对普遍主义者而言是真实的不平等，对文学信仰者而言是文字与现实的不对等。他使得自己的“不正确”成为一个测量器，用来检验“正确”立场的纯度、偏差度。
如果说鲁迅将自己的“不正确”，“翻转”为具有战斗性的现实感，上述文字也试图将鲁迅的立场“翻转”为一种思想方法：在问题丛簇的地带，跳出原有的论述框架，在另一个层次上敞开新的问题空间。这样一来，那些长长的、看似缠绕的句子，也并非服务于繁复的理论风格，它们更像是一柄柄长斧，目的在于“以‘硬’的方式”破除文学与革命之间种种“‘顺’的关系”，劈开认识的痂壳，将完整的历史感觉和理论可能搭救出来。
概括说来，在“重新研究”的努力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形态的确立，一种动态的历史认知模式被提出，即“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分离与再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诺了一种以思想文化方式建立新政治的图式，其前提是文化与政治的乌托邦式有机想象，而在“五四”之后的现实语境中，这一想象不断遭遇分化、瓦解，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可能陷入自我合理化的陷阱之中，二十年代中期大批文化青年变身为政治青年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危机所致。在文化与政治分化的危机中，讨论“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走向，这一判断可能并不过于新异，近三十年来，有关五四新文化“危机”的检讨，林林总总，早已蔚然大观。重要的是，“危机”不完全是负面的，它恰恰具有了一种生产性，“五四”之后“国民革命”的兴起，除了外力的介入，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危机也起到了助推作用，但“革命政治”与“新文化”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因为前者同样需要从后者中汲取滋养，“在一个批判性的文化空间中再造对革命主体、革命理论的同一性想象”。与之相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挫败后，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脱节，一度造成激进青年遭遇了新的困境，而左翼文学形态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上述困境的克服、体现了对文化与政治各自限制的扬弃。
当然，讨论国民革命时期“革命文学”论争的展开，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前人研究已相当成熟，即便于“现场”中深度耕耘，发掘更多稀见史料，仍难免受制于八九十年代文化反思形成的若干结论。但程凯跨出了极大的一步，与其说“重返”了现场，不如说“重构”了现场，将“革命文学”的起源、兴起和国民革命的总体进程关联起来，一方面勾勒出革命形势的起伏、涨落，如何深刻塑造了一个时代不同文学者的思想、心态、表述和抉择；另一方面，更是沿着文学论争的脉络，切入了现代革命政治与文化的诸多核心议题。这项研究不简单在文学研究中，引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维度，更进一步在“文学与政治的交错”中构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内在分析视野，其隐含的方法论意义，相对于具体的结论，或许更值得认真对待。
当年的论文已具相当的开创性，没想到它后来一直还在成长，不断卷入新的话题，培植更纵深的论述骨干。二○一四年春，拿到了厚厚的一本《革命的张力》，据后记交代，新增与改写的部分，占到了全书的三分之二，那个长长的副标题—“‘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说明了论述范围的拓展：向前延伸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危机的显露，向后至左翼文学稳定形态的生成；在空间上，也移步换景，分别聚焦于北京、广州、上海、武汉，一幅宏阔又错综的历史长卷，由此被徐徐地展开。看得出，在不同章节的转换上，作者有意造成了一些时间、空间、人事上的衔接感，以形成叙述的连贯，但这并没有带来一种从容的“讲故事”风格（在当代读者中，这种风格总是被普遍期待的）。他的意图显然不是要将这段历史放入某种绵密又妥帖的逻辑中，以消除其内部的分歧、冲突，而恰恰是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不轻松带过，做顺畅的、自洽的理解，始终保持了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思辨强度，通过不断构造问题的方式，来获取对历史脉络的洞察。即如全书“导言”部分，就借讨论朱自清一九二八年的著名自剖《那里走》，在“五四时代”与“革命时代”的关系这一主脉问题上，引申出一连串峻急的追问：“如何理解二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型革命政治的内在历史源头，尤其是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如何定位？”在革命政治的决定作用之外，“左翼文学”以及“革命文学”自身展开的脉络为何？“它从其他文学形态中分离、生长出来的前提是什么？它由哪些不同的文化、政治因素组合而成？它的内在结构如何把握？它的参与者的主体状态是什么，如何形成，又遭遇什么样的困惑，怎样应对？它利用何种条件、以何种方式在政治环境中创造自己相对独立的批判性文化空间？……”
这一长串密不透风的，甚至气喘吁吁的追问，并非源自有关左翼文学如此这般的后设评价，而是紧紧扣住其自身分离、生长、合成的逻辑，规划了全书整体的思考框架。有意味的是，对于这本高度思辨性的著作，程凯自己的定位却很简单，即所谓新文学史主脉论题的“重新研究”。二○一四年底，以《革命的张力》出版为契机，在社科院文学所召开的小型研讨会，也是以“新文学的‘重新研究’”为中心议题。那么，该怎么理解“重新研究”这简单的四个字？依照“后记”中的描述，如果它是指“将一些从革命史中分离出来的新文学问题重新结合革命史的视域加以考察”的方法，那么这一方法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将“分离”的部分“结合”或“放回”总体性的历史视域，步骤又有哪些？在近三十年学科范式的转移、迁变中，“重新研究”与“重写文学史”、“再解读”、“重返现场”等，又构成何种关联？读罢全书，这些问题或许都值得考虑。
毋庸多言，无论“重写”、“再读”，还是“重返”，此前学科方法、视角的一系列新变，都意在撬动甚或颠覆先在的历史叙述，“重新研究”无疑也延续了这一学科创新的动能，对以往论述框架的不断清理、检讨，也贯穿了全书的写作。然而，正如十年前的博士论文已隐约显露的那样，这项研究还包含了逆向反省的意图。简言之，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曾经的“显学”，曾是革命史教育的一部分，后又因寄托了文学现代化的理念，而成为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策源地。现如今，随着一系列“重写”、“再读”、“重返”，文学史写作早已从固化的革命史或现代性逻辑中游离出来，“现代”作为一种时间维度的作用愈发凸显，打通新旧、跨越文史，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向一门综合的历史文化学科、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大文学史”转换。然而，历史写作的目的，除去“了解的兴趣”与创新的冲动，在根本上仍会涉及怎样从历史中提问、获取认识性价值的问题。现代文学学科的不断扩容，在释放诸多可能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某种“稀释”的效果，导致新文学与现代历史，尤其是革命史内在紧张的消解，甚至导致提问能力的普遍弱化。如果在这一趋势中“逆向”而动，那么首先意味着要挣脱惯性，不简单用现象和差异瓦解“主流”，或依靠过去结论的“反题”来推进认识，而是恢复一种学科总体又内在的视野，重新在二十世纪革命实践的内部理解新文学的历史。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将新文学重新“结合”或“放回”，并非是指跨越文学史和革命史的学科边际，将两种不同的视域拼接、互嵌，因为无论是文学史还是革命史，本身都不应是固化的板块，“结合”过程其实是板块粉碎的过程，让文学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在破除各自固化认识的前提下“相互激荡起来”。为此，“结合”或“放回”不得不采用历史与理论的“深描”方法。 所谓“深描”，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说法。在人类学研究的领域，由于人类行为发生在复杂的交互网络中，研究者不能外在、抽象地考察，必须深入到特定群落生活世界的“稠密”之处，把握各种关系，进行有想象力的解读。事实上，文学史、革命史之间动态的、立体性的关系，同样聚合于这种“稠密”之中。对于《革命的张力》基本的论述方式，相信读者也不难体会：一方面，贴近特定的个体的言论、实践、主体状态，以沈雁冰、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为线索，深入到一组组文化实践与政治实践“动态关系”中，并在“裂缝和‘症候’中体察其心态、立场和思路”；另一方面，如何处理“决定”与“非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构、布局，更是“深描”成功的关键。面对“五四”落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大革命失败等一系列枢纽性时刻，作者的方式似乎是，尽可能占有更多材料，从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多种维度，考察各方回应及革命政党的策略调整，由此把握特定时刻、事件及个体选择背后的总体的“问题结构”。
比如，论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北京新文化言论界的顿挫，“三一八”被看作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五四”时代的方式难以为继，《语丝》、《现代评论》、《猛进》等知识群体希望延续“思想革命”方案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集团化、政党化的现实，探索不同的言论可能。在这一“问题结构”中，《现代评论》与《语丝》之争的老话题，不仅可以提升至另一个层面来讨论，这一“顿挫”时刻所凝聚的历史动力，也获得了纵深的理解。同样，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探讨，由于跳出“后设”的党派结构或鲁迅立场，着眼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激进青年的处境和选择，这一探讨不再纠结革命与文学的关系，而触及论争背后的集体诉求：在革命实践受挫之际，陷入迷惘的革命青年希图以“理论斗争”的方式，重新寻找、确立方向和自身的主体。
在总体的历史或理论视域中，讨论文学的文本或现象，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这一点无需更多强调。深感学科优势不再，大家早已纷纷死磕社会研究、文化理论，以求能高屋建瓴、纵横跨界。可以探讨的是，总体视域的形成可以出自宏大理论、方法的精巧叠架，但在涵盖一切、表征一切的同时，却不一定遭遇“稠密”之中的真问题，不一定带来真正有效的洞察。这一提醒属于老生常谈，却有不断自我敲打的必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现代文学学科重建过程中，王瑶先生曾多次强调研究要注意“上下左右的联系”。这所谓“上下左右”，不单指向文学主题、风格、现象背后的联系，同时也指向了学科自身固有的总体视域，即新文学的实践从来不是孤立展开的，而应作为现代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一部分去看待。或许在王瑶先生看来，现代文学学科的当代“转型”，需要纳入新角度、新方法，但这一“传统”视域仍不可或缺。换言之，注意“上下左右的联系”，也就是指一种内部思考的方式，在历史实践进程中分清主次矛盾、辨析各种“问题结构”的眼光和能力。因而，主动回到二十世纪的革命史“视域”中去提问，“重新研究”无形中暗含了对学科固有传统的重申。
借助全局与细部之间的伸缩、收放，“深描”的技术能够将特定时刻的“问题结构”呈现出来，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则是怎样提取原理性的思考，以形成对历史纵深走向的认识。以第六章《当还是不当“留声机”与革命思想的更生》为例，程凯选取了一个特别的细部—郭沫若与李初梨之间有关“留声机器”的争论，围绕这个特殊比喻的使用，顺藤摸瓜，“不厌其烦”地钩沉出二人主张背后的理论资源、思想逻辑，使这一看似不甚紧要的“留声机器”之争，显示出重大的理论意义：在大革命挫败的现实挤压下，革命者的道路选择，如何从单纯的政治认同转向内在的意识斗争，李初梨等人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当时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上的某种缺失”。可以想象的是，如后续讨论只满足于双方观点的概括、比较，那么这一原理性思考的契机，就很容易被滑过。但原理性的讨论，并不止于原理的提出，“原理”本身又必须不断在现实情境中加以检验。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成员“不当一个留声机器”的主张，包含了无产阶级意识内在获取的自觉，这一方式的可能性却没有被高估，程凯随即指出了困境：如果失去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机能性往返，“意识斗争”仍难免落入某种“突变”模式，落入某种自以为“正确”的状态。另外，在具体实践的层面，“意识斗争”也不得不与现实的政党政治遭遇，内在的主体能动性能否保持也成为疑问。由此，革命实践与革命内在主体确立的关系，这一原理性命题的紧张性、艰巨性被凸显了出来，而对于该命题的呼应、重述，也持续回荡于后来的革命文艺或政治言论中。
总之，在延展又辩难的论述中，过去板结的历史叙述不仅被打碎，新的“硬化”仿佛也得到了自觉抵制，“重新研究”由是呈现为一个打破封闭，聚拢问题又“荡开来”的过程，原理性的命题被不断提出，又在历史的延宕中，不断被扩展、深化。有的时候，“荡开来”的效果，不一定完全来自辩证的“深描”技术，依靠强大的思辨性“翻转”，也能打开豁然开朗的认识层面。第七章论及鲁迅特殊的发言位置时，下面这段话已说出了这一可能：
在各种“正确”立场下映照的是鲁迅的“不正确”，但他恰恰要面对各种“正确”翻转自己的“不正确”，使之成为各种“正确”理念不能容纳、不能消化但又必须面对的真实—对革命者而言是现实的落后，对普遍主义者而言是真实的不平等，对文学信仰者而言是文字与现实的不对等。他使得自己的“不正确”成为一个测量器，用来检验“正确”立场的纯度、偏差度。
如果说鲁迅将自己的“不正确”，“翻转”为具有战斗性的现实感，上述文字也试图将鲁迅的立场“翻转”为一种思想方法：在问题丛簇的地带，跳出原有的论述框架，在另一个层次上敞开新的问题空间。这样一来，那些长长的、看似缠绕的句子，也并非服务于繁复的理论风格，它们更像是一柄柄长斧，目的在于“以‘硬’的方式”破除文学与革命之间种种“‘顺’的关系”，劈开认识的痂壳，将完整的历史感觉和理论可能搭救出来。
概括说来，在“重新研究”的努力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形态的确立，一种动态的历史认知模式被提出，即“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分离与再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诺了一种以思想文化方式建立新政治的图式，其前提是文化与政治的乌托邦式有机想象，而在“五四”之后的现实语境中，这一想象不断遭遇分化、瓦解，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可能陷入自我合理化的陷阱之中，二十年代中期大批文化青年变身为政治青年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危机所致。在文化与政治分化的危机中，讨论“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走向，这一判断可能并不过于新异，近三十年来，有关五四新文化“危机”的检讨，林林总总，早已蔚然大观。重要的是，“危机”不完全是负面的，它恰恰具有了一种生产性，“五四”之后“国民革命”的兴起，除了外力的介入，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危机也起到了助推作用，但“革命政治”与“新文化”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因为前者同样需要从后者中汲取滋养，“在一个批判性的文化空间中再造对革命主体、革命理论的同一性想象”。与之相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挫败后，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脱节，一度造成激进青年遭遇了新的困境，而左翼文学形态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上述困境的克服、体现了对文化与政治各自限制的扬弃。